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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圈是由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以及环绕周边的河北省十一个地级市组成，是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第三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圈。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经济发展定位和产业分工轮廓。本文在建立金融总量、金融效率和融资结构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检验金融发展水平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效果，探寻金融支持首都经济圈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着力点。
一、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Granger因果模型
（一）实证思路
为探寻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指标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两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金融发展变量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变量组中的每个变量一一进行因果检验。考虑到采集的数据全部是时间序列，本文将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产业结构调整评价指标
本文构造两个变量分别衡量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S）与第三产业增加值（△T）之和与GDP的比值（ISOR）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ISUR）作为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即：
选取这两个指标意义在于：首先，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即ISOR数值应是逐渐变大的。其次，针对首都圈重工业集群的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比例的提升更加明显，表明首都圈产业结构逐渐走出“后工业化”阶段，表现为ISUR数值的升高。
2.金融发展评价指标
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演绎和诠释。本文从金融总量、效率、结构三个角度选取各地的金融业规模、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中介效率、投资生产率和融资结构五个指标来衡量三个地区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
金融总量指一个国家（地区）金融业创造财富的总水平或金融资产总量。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M2和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只能代之以调整后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业规模比率（FISR）来作为金融总量的衡量指标（据周立（2002）研究发现，就地区的金融资产而言，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规模的代表性在95%以上。因此，虽然这两个指标包含范围略显狭窄，但对于地区金融的发展规模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即：
金融效率指金融资源供给以及配置运作的效率，即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本文选取存贷款比率（LDR）和投资生产率（IP）这两个指标即：
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本文侧重于融资结构，指标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DIFR）。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通过股票、债券等形式获得的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获得的银行信贷。该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地区融资结构的变迁。各指标含义详见表1。
3.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上述变量的时间跨度不统一。其中，ISOR、ISUR、FIR、LDR、IP选用的是1978-2012年数据；FISR，河北选取的是1994-2012年数据，北京与天津选取的是1978-2012年数据；DIFR，北京与河北选取的是2001-2012年数据，天津选用的是1992-2012年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及各地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金融运行报告和金融稳定报告。
（三）实证研究
1.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指标的ADF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数据必须是平稳或协整的。利用Eviews5.0，我们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首轮检验，在AIC最小原则下，发现在全部21组指标中只有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率、河北金融业规模比率、天津与河北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率4组是平稳的（I（0）），其余17组均为一阶单整（I（1））。考虑到I（0）变量组可以跳过协整检验步骤直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对一阶单整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差分处理，使其也转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对经过处理的新变量再次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经差分处理后的变量全部都为平稳性数列，可以进行接下来的Granger因果检验。
2.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因果检验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我们先后选取北京、天津与河北，利用Eviews5.0分别对代表金融总量变化、代表金融效率变化、代表金融结构变化的变量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变化指标进行了因果检验。表2归纳出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论及解释
（一）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在10%置信水平下，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主导和影响着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为通过金融促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实证依据。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的变化又会影响金融业规模的变化（天津）、金融资产规模的变化（北京）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天津、河北），进而影响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发展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副产品。
（二）分地区的解释
第一，金融总量和效率，对于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而融资结构影响则不明显。
1978-2012年，北京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北京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首先，金融业规模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北京金融业规模的扩大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高于第二产业，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已处于较高水平，其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未来发展目标在于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 其次，金融深化和存贷款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北京已经形成了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体，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银行执行国家产业宏观调控的能力比较突出，在首都地区产业升级改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次，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北京的金融生态环境逐步优化，金融系统能够充分发挥资金引导的作用，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
最后，融资结构与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因果关系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北京是全国第一个直接融资超过间接融资的城市，融资结构的优化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融资比率的进一步提升的边际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但是，样本点时间跨度较小（n=12），检验结论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需要增加样本点确认结论。
第二，金融总量、效率和结构对天津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
1978-2012年，天津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从整体上看，天津供给领先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特征较为明显。
首先，产业结构优化率提高推动了天津金融业发展。随着现代化滨海临港重化工业带、滨海新区的发展建设，第二、第三产业在天津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得到明显提升，这极大地促进了对金融业的需求。
其次，金融深化、存贷款结构、投入产出率的变化对天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天津、北京的金融中介和金融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天津的银行在拉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较之北京做得更好，产业投资效率更高，通过信贷市场的筹资功能有效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天津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投入产出率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融资结构仅影响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天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二，天津辖区上市公司基本上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且第三产业上市公司规模要大于第二产业。
第三，金融总量、效率和结构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
1978-2012年，河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河北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首先，金融总量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影响。金融业规模扩大对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大于第二产业，这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此外，河北省拥有大量的农村金融机构，有利于资金对第一产业进行重点配置，这可能是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不明显的原因。
其次，金融效率的提升对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金融体系中资金配置效率较低，信贷配给扭曲的现象比较严重。河北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工业，由于金融中介的信贷歧视，导致它们长期以来难以满足融资需求，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这也与河北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省内区域、城乡差异较大，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农业与工业、轻重工业之间、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失衡的状况普遍存在有关。河北省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下大力进行传统重工业的技术改造。
最后，融资结构仅影响河北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河北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企业资本运作能力不高，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资本市场资金募集、优化配置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实现；另一方面说明河北为优化投资环境，信贷资金近年来已开始不断向公共领域倾斜，产业升级进步取得明显效果。
三、政策建议
针对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特点，要想从金融角度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深入和主动的支持，关键在于立足首都经济圈内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特点，提高金融运作效率，优化融资结构，而非简单地扩大金融资源规模。
本文认为，助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金融先行。首都经济圈要采取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加强金融调控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区域金融协调合作的有效联动。
（一）推动首都圈金融协调合作，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
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仍缺乏框架性设计，相关方案和配套措施也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应从区域产业一体化战略出发，有步骤、分层次地推动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金融协调合作机制。
第一个层面，应考虑由国家牵头，成立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领导小组，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和产业特点，制定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金融发展规划，在宏观上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个层面，加强区域内人民银行派出（分支）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政策对话、经验交流、人员往来、联合调研等方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效协调区域内金融合作的各种矛盾。
第三个层面，建立区域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对话机制，及时、充分地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鼓励广大金融机构在首都经济圈设立产业研究机构，以便实时对所在地区的产业发展动向和潜力企业进行考察和调研，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提升金融市场容量层次
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是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上的关键结合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造成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运营，抑制了首都圈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改变这一格局：
一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丰富银行业市场竞争主体。首先，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要尽快实现企业化经营，不断调整和完善产权结构、管理机制与经营理念，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水平。其次，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加速地级市布局，并向县域市场拓展延伸，尽快建立起覆盖首都圈所有地市和主要县市的机构网络，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再次，加快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适合县域经济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出台优惠的、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引导它们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业务重点，不断调整信贷区域投向，满足以农户和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的融资需求。最后，政府应消除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隐性歧视，积极引导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吸储类信贷组织和民间融资，为中小需求主体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 二是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与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首先，对区域内已上市优质企业，要支持其合理的再融资需求，鼓励其利用资本市场做大作强。其次，设立政府主导的首都经济圈产业投资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同时完善以创投基金、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对区域内未上市的技术含量高、成长性良好、实力较强的优质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采用融资担保、阶段参股、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多种方式，吸引和调动民间资本、外资及险资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大力发展区域债券市场，研发多样化债券品种，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和优质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集合债券、集合信托债券基金等方式实现债权融资。
此外，政府还应大力推进金融服务领域的股权多元化，逐步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重组改制和增资扩股，使民间金融回归理性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业治理结构。
（三）加快首都圈金融创新，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要努力把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为金融创新的先行先试区和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示范区，促进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成长。
第一，由政府发起设立首都经济圈科技金融集团，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包括信用担保、专利典当、专利信托、天使投资、科技保险、创业投资等多种服务在内的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融资途径。
第二，创新完善担保体系。考虑到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成长特点，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能力，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鼓励担保机构以信用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利用“担保分红”、“担保换股权（期权）”等投融资结合模式，与企业共享成长收益。同时，应学习借鉴重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广“三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抵押担保的先进经验，提升首都经济圈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的融资能力。
第三，支持金融机构跨地区开展金融服务，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鼓励与新产品、新技术相结合的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推广，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科技创新企业的信贷配给方式。
第四，利用天津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的机遇，加快发展东疆保税港区离岸金融业务，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优质外汇服务。
第五，为更好地实现京津冀三地的融通与合作，应继续以推介会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众宣传区域金融方针政策，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政策预期，正确使用金融新产品。
（四）加强首都圈金融生态建设，打造优良金融软环境
产业的转型升级依赖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首都经济圈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结合，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软环境，吸引更多的经济主体入驻。
第一，道德风险是金融业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难题，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推动金融业道德自觉建设，对首都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应制定适合的道德评价标准，督促金融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注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要建全金融业的自律管理机制，建立金融道德自律管理协会，及时监督、考评和反馈各金融企业及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建设效果。
第二，要加强金融法律规范建设，在政策和法规上对投资者利益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打造平等、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区域内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应密切协调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首都经济圈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稳定。此外，还可参考上海浦东新区成立金融仲裁院的成功做法，在首都经济圈筹建专门解决区域金融商事争议的仲裁机构。
第三，诚信是金融业立业之本。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和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可以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首都经济圈应积极倡导和培育信用文化，全面推进以信用征集、评价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运用经济、法律、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在全社会形成失信惩罚和守信激励机制，提高失信者违约成本。
第四，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首都经济圈高校和国家级研究院所云集的教育培训优势，加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产学研结合。另外，首都经济圈应面向国内、国际引进一批高级金融人才，政府应从现金补贴、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再梅
一、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Granger因果模型
（一）实证思路
为探寻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指标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两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金融发展变量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变量组中的每个变量一一进行因果检验。考虑到采集的数据全部是时间序列，本文将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产业结构调整评价指标
本文构造两个变量分别衡量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S）与第三产业增加值（△T）之和与GDP的比值（ISOR）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ISUR）作为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即：
选取这两个指标意义在于：首先，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即ISOR数值应是逐渐变大的。其次，针对首都圈重工业集群的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比例的提升更加明显，表明首都圈产业结构逐渐走出“后工业化”阶段，表现为ISUR数值的升高。
2.金融发展评价指标
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演绎和诠释。本文从金融总量、效率、结构三个角度选取各地的金融业规模、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中介效率、投资生产率和融资结构五个指标来衡量三个地区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
金融总量指一个国家（地区）金融业创造财富的总水平或金融资产总量。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M2和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只能代之以调整后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业规模比率（FISR）来作为金融总量的衡量指标（据周立（2002）研究发现，就地区的金融资产而言，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规模的代表性在95%以上。因此，虽然这两个指标包含范围略显狭窄，但对于地区金融的发展规模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即：
金融效率指金融资源供给以及配置运作的效率，即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本文选取存贷款比率（LDR）和投资生产率（IP）这两个指标即：
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本文侧重于融资结构，指标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DIFR）。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通过股票、债券等形式获得的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获得的银行信贷。该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地区融资结构的变迁。各指标含义详见表1。
3.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上述变量的时间跨度不统一。其中，ISOR、ISUR、FIR、LDR、IP选用的是1978-2012年数据；FISR，河北选取的是1994-2012年数据，北京与天津选取的是1978-2012年数据；DIFR，北京与河北选取的是2001-2012年数据，天津选用的是1992-2012年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及各地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金融运行报告和金融稳定报告。
（三）实证研究
1.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指标的ADF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数据必须是平稳或协整的。利用Eviews5.0，我们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首轮检验，在AIC最小原则下，发现在全部21组指标中只有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率、河北金融业规模比率、天津与河北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率4组是平稳的（I（0）），其余17组均为一阶单整（I（1））。考虑到I（0）变量组可以跳过协整检验步骤直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对一阶单整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差分处理，使其也转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对经过处理的新变量再次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经差分处理后的变量全部都为平稳性数列，可以进行接下来的Granger因果检验。
2.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因果检验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我们先后选取北京、天津与河北，利用Eviews5.0分别对代表金融总量变化、代表金融效率变化、代表金融结构变化的变量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变化指标进行了因果检验。表2归纳出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论及解释
（一）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在10%置信水平下，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主导和影响着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为通过金融促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实证依据。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的变化又会影响金融业规模的变化（天津）、金融资产规模的变化（北京）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天津、河北），进而影响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发展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副产品。
（二）分地区的解释
第一，金融总量和效率，对于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而融资结构影响则不明显。
1978-2012年，北京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北京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首先，金融业规模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北京金融业规模的扩大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高于第二产业，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已处于较高水平，其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未来发展目标在于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 其次，金融深化和存贷款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北京已经形成了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体，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银行执行国家产业宏观调控的能力比较突出，在首都地区产业升级改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次，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北京的金融生态环境逐步优化，金融系统能够充分发挥资金引导的作用，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
最后，融资结构与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因果关系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北京是全国第一个直接融资超过间接融资的城市，融资结构的优化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融资比率的进一步提升的边际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但是，样本点时间跨度较小（n=12），检验结论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需要增加样本点确认结论。
第二，金融总量、效率和结构对天津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
1978-2012年，天津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从整体上看，天津供给领先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特征较为明显。
首先，产业结构优化率提高推动了天津金融业发展。随着现代化滨海临港重化工业带、滨海新区的发展建设，第二、第三产业在天津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得到明显提升，这极大地促进了对金融业的需求。
其次，金融深化、存贷款结构、投入产出率的变化对天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天津、北京的金融中介和金融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天津的银行在拉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较之北京做得更好，产业投资效率更高，通过信贷市场的筹资功能有效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天津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投入产出率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融资结构仅影响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天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二，天津辖区上市公司基本上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且第三产业上市公司规模要大于第二产业。
第三，金融总量、效率和结构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
1978-2012年，河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河北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首先，金融总量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影响。金融业规模扩大对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大于第二产业，这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此外，河北省拥有大量的农村金融机构，有利于资金对第一产业进行重点配置，这可能是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不明显的原因。
其次，金融效率的提升对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金融体系中资金配置效率较低，信贷配给扭曲的现象比较严重。河北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工业，由于金融中介的信贷歧视，导致它们长期以来难以满足融资需求，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这也与河北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省内区域、城乡差异较大，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农业与工业、轻重工业之间、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失衡的状况普遍存在有关。河北省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下大力进行传统重工业的技术改造。
最后，融资结构仅影响河北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河北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企业资本运作能力不高，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资本市场资金募集、优化配置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实现；另一方面说明河北为优化投资环境，信贷资金近年来已开始不断向公共领域倾斜，产业升级进步取得明显效果。
三、政策建议
针对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特点，要想从金融角度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深入和主动的支持，关键在于立足首都经济圈内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特点，提高金融运作效率，优化融资结构，而非简单地扩大金融资源规模。
本文认为，助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金融先行。首都经济圈要采取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加强金融调控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区域金融协调合作的有效联动。
（一）推动首都圈金融协调合作，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
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仍缺乏框架性设计，相关方案和配套措施也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应从区域产业一体化战略出发，有步骤、分层次地推动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金融协调合作机制。
第一个层面，应考虑由国家牵头，成立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领导小组，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和产业特点，制定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金融发展规划，在宏观上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个层面，加强区域内人民银行派出（分支）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政策对话、经验交流、人员往来、联合调研等方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效协调区域内金融合作的各种矛盾。
第三个层面，建立区域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对话机制，及时、充分地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鼓励广大金融机构在首都经济圈设立产业研究机构，以便实时对所在地区的产业发展动向和潜力企业进行考察和调研，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提升金融市场容量层次
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是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上的关键结合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造成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运营，抑制了首都圈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改变这一格局：
一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丰富银行业市场竞争主体。首先，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要尽快实现企业化经营，不断调整和完善产权结构、管理机制与经营理念，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水平。其次，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加速地级市布局，并向县域市场拓展延伸，尽快建立起覆盖首都圈所有地市和主要县市的机构网络，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再次，加快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适合县域经济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出台优惠的、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引导它们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业务重点，不断调整信贷区域投向，满足以农户和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的融资需求。最后，政府应消除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隐性歧视，积极引导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吸储类信贷组织和民间融资，为中小需求主体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 二是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与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首先，对区域内已上市优质企业，要支持其合理的再融资需求，鼓励其利用资本市场做大作强。其次，设立政府主导的首都经济圈产业投资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同时完善以创投基金、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对区域内未上市的技术含量高、成长性良好、实力较强的优质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采用融资担保、阶段参股、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多种方式，吸引和调动民间资本、外资及险资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大力发展区域债券市场，研发多样化债券品种，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和优质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集合债券、集合信托债券基金等方式实现债权融资。
此外，政府还应大力推进金融服务领域的股权多元化，逐步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重组改制和增资扩股，使民间金融回归理性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业治理结构。
（三）加快首都圈金融创新，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要努力把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为金融创新的先行先试区和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示范区，促进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成长。
第一，由政府发起设立首都经济圈科技金融集团，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包括信用担保、专利典当、专利信托、天使投资、科技保险、创业投资等多种服务在内的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融资途径。
第二，创新完善担保体系。考虑到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成长特点，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能力，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鼓励担保机构以信用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利用“担保分红”、“担保换股权（期权）”等投融资结合模式，与企业共享成长收益。同时，应学习借鉴重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广“三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抵押担保的先进经验，提升首都经济圈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的融资能力。
第三，支持金融机构跨地区开展金融服务，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鼓励与新产品、新技术相结合的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推广，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科技创新企业的信贷配给方式。
第四，利用天津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的机遇，加快发展东疆保税港区离岸金融业务，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优质外汇服务。
第五，为更好地实现京津冀三地的融通与合作，应继续以推介会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众宣传区域金融方针政策，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政策预期，正确使用金融新产品。
（四）加强首都圈金融生态建设，打造优良金融软环境
产业的转型升级依赖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首都经济圈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结合，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软环境，吸引更多的经济主体入驻。
第一，道德风险是金融业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难题，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推动金融业道德自觉建设，对首都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应制定适合的道德评价标准，督促金融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注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要建全金融业的自律管理机制，建立金融道德自律管理协会，及时监督、考评和反馈各金融企业及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建设效果。
第二，要加强金融法律规范建设，在政策和法规上对投资者利益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打造平等、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区域内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应密切协调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首都经济圈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稳定。此外，还可参考上海浦东新区成立金融仲裁院的成功做法，在首都经济圈筹建专门解决区域金融商事争议的仲裁机构。
第三，诚信是金融业立业之本。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和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可以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首都经济圈应积极倡导和培育信用文化，全面推进以信用征集、评价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运用经济、法律、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在全社会形成失信惩罚和守信激励机制，提高失信者违约成本。
第四，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首都经济圈高校和国家级研究院所云集的教育培训优势，加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产学研结合。另外，首都经济圈应面向国内、国际引进一批高级金融人才，政府应从现金补贴、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