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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有机会和几位国际电影节的当家人聊天。对于刚刚举办了两届的北京电影节，以及当前A类电影节的国际竞争，这些主席们的经验和建议值得听听。
对话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赛吉·洛赛克（Serge Losique）
要保持“中国角度”
《综艺》：你去年参加了首届北京电影节，对第二届的感觉如何？
洛赛克：非常盛大，尤其是开幕式演出很棒。蒙特利尔电影节的开幕式一般就是放一下开幕片，我记得前几年开幕时还放过冯小刚的《天下无贼》。
我一直说北京能办成全球最好的电影节，首先你们有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第三本地的电影业也很不错，还有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北京是很有特点的城市，比如这里的胡同，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觉得真是太棒了。我常说你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我们300年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强大。
《综艺》：蒙特利尔是最早介绍中国电影的西方电影节之一吧？
洛赛克：之前我碰到了王学圻，我1977年就选了他主演的影片来蒙特利尔。那一年中国政府也请我到北京来，到了以后他们问我想看些什么，我说中国电影和北京烤鸭。我们一直对中国电影保持着密切关注，像张艺谋来过我们电影节两次，陈凯歌、冯小刚都来过， 滕文骥得过奖。
《综艺》：你对最近几年中国电影的感觉怎么样？
洛赛克：现在的电影发展很多元，像电脑、手机等平台也在发展，另一方面电影在艺术层面也有发展。
数字技术发展了，拍电影变得很方便，但创作从来都很难——人人都能拍片，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前几年王全安的《纺织姑娘》在蒙特利尔得了奖，这部电影就很好，讲的是很现实的事情，很动人，这是你们的优势。现在艺术电影方面有很多人在讨论好莱坞，但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西方。你看李安、吴宇森、成龙他们都在好莱坞拍过片，但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也回来拍电影了，其实《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这些好莱坞电影也有学中国的地方。你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没人能击败你们。看看2008年的奥运会吧，虽然有人说三道四，但你们还是办成了一届最好的奥运会。
《综艺》：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尤其是当前创作新生力量的培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洛赛克：谈到新生力量，我的建议是希望他们保持中国的角度——不需要模仿美国电影的中国电影，这样的片子多了去了。日本电影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但看看伯格曼（Ingmar Bergman），他大半辈子都在瑞典拍片，还有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他一直在拍意大利电影。日本电影以前也出过很多大师，像沟口、小津、黑泽明等等，但中间有一段，他们的电影被投资引导着去模仿好莱坞，结果造成了日本电影的断裂，直到前几年他们才开始慢慢回归传统，于是日本电影又重新好看起来了，像前几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殓师》，就是一个既很日本，又很国际的例子。
对话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斯蒂芬·劳丁（Stefan Laudyn）
综合类电影节需要做出特色
《综艺》：华沙电影节如何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位置？
劳丁：作为官方认证的14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华沙电影节在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我们有5个竞赛单元，覆盖了剧情长片和纪录片、短片等类型。我们一方面兼顾全球电影趋势，另一方面也在强化特色——对东欧电影的集中关注。我们一向很注重与本地及东欧的导演保持良好关系。
当然很多电影节现在都更注重“国际化”，但我觉得这种趋势不会一成不变。
《综艺》：华沙电影节有市场环节吗？
劳丁：有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市场，也主要是针对东欧电影的，尤其是小成本。就市场环节而言，现在没法和戛纳、柏林和AFM这样的全球大型电影市场正面竞争；同样，在区域合拍市场方面，鹿特丹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还是要找到自身的特色。我们每年都会选择一些东欧电影项目打包介绍给我们熟悉的国际制片、发行公司，大家每年都会来华沙，说明我们的策略是有效的。当然，“有效”的前提是找到真正有创意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寻找优秀项目上下了大工夫，尤其是那些尚处于创意、策划早期的项目——因为要是剧本成熟了，可能就抢不到了。此外，我们也会把成片推荐至一线的大电影节，每年我们会集中放映一些波兰和其他地区的新片。总的来说，我们清楚自身的位置，我们不把自己定位于大电影节，而是更重视对业内起到的实际作用。
《综艺》：华沙电影节的市场单元主要针对的是艺术片？
劳丁：是，主要是艺术片，因为老实说商业片不需要到这里来找钱。其实前几年我们的竞赛、展映环节也放过好莱坞大片厂的片子，但现在来华沙的更多是福克斯探照灯（Fox Searchlight）这样的公司，因为他们手上的片子早期也是很不确定的，所以他们选择先到我们这样的电影节来放映一下，看一下本地市场和观众的反应，再决定后续的发行计划。
《综艺》：近几年东欧的艺术电影创作情况如何？
劳丁：艺术电影是有某种潮流的，比如十年前是罗马尼亚电影的时代，而之前的90年代中期是捷克电影的兴盛期，1996年扬·斯维拉克（Jan Sverák）的《给我一个爸》（Kolya）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差不多是当时在全球影院市场上最成功的东欧电影。这些都是潮流，但背后凝聚着各界很多的努力，我个人的愿望是能够帮助东欧电影在世界上赢得更重要的位置。
《综艺》：中国电影目前的情况是本地市场发展很快，因此很多精力转向了商业制作，艺术电影现在出现了一些困难，对此你有何建议？
劳丁：你们的传统和历史是最重要的资源，中国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你们的电影文化也很丰富，用不着模仿别人。
当然商业电影也很重要，这次卡梅隆也来了，他差不多是电影界美国式成功的代表人物。但事情是变化的，看看电影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上世纪初期美国电影市场还被法国电影占据呢，因为当时只有法国人在拍片。“好莱坞”其实也是个被发明出来的词，目的是拿来作为某些电影的对立面，而欧洲电影的很多传统、风潮又是作为好莱坞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还有我们波兰的电影。我们的老牌大师安杰依·瓦依达 （Andrzej Wajda）曾说过，他们在1950年代拍片子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不是非常明确要拍成什么样，但有一点很清楚——一定要跟1930年代的电影截然不同，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向对立方向的发展。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电影吸引的投资越来越多，慢慢地总会有投资注意到艺术领域。我相信艺术电影能在现在的多厅影院里找到位置。波兰在建设了一些商业多厅影院后，渐渐开始有一些影院会拿出1－2个厅放艺术电影，因为艺术电影还是有很多观众的。
《综艺》：在这方面你们是否得到了波兰各界的很多实际支持？
劳丁：很多事情确实得到了公共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国家的文化部以及我们所在的区域的支持。
波兰电影有比较好的传统，比如我们的电影教育就不错，我们的学校很早就培养出了瓦依达这样的大师，后来还有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这样杰出的电影导演。当然扶持新人确实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在欧洲，电影界最大的明星其实是导演，你看看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和奥地利的哈内克，这些导演在欧洲都比他们电影里的演员更受关注。但是，要建立一个作者导演的声誉很难，至少也得十年，因此需要耐心、信任和支持，当然还有才华——这一点我对中国有信心，我相信这里有很多很有潜力的新导演。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希望能把更多中国新人推向更大的舞台——全世界都在等待。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需要的是努力取得最初的突破，拍出自己的电影来。
对话TROPFEST短片电影节主席约翰·波尔森（John Polson）
希望与中国的微电影合作
《综艺》：TROPFEST是一个专门针对短片的电影节，目前中国的微电影潮流正在兴起，未来是否有合作的想法？
波尔森：我已经听说过中国的微电影了，也很有兴趣把我们的活动带到中国来，这也是这次我们来北京的原因之一，希望能了解一下中国的观众，并建立一些联系。我们的网站上也已经贴上了中国的图标，希望未来能来到这里举办我们的电影节。
《综艺》：你们的短片电影节是怎么界定短片的？
波尔森：我们要的是专门为我们的活动拍摄的作品。一般有三条规则：首先是要全球首映的片子，其次片长要在7分钟以下，此外片子的内容要包含我们的主题元素，作为活动的签名，比如去年的主题是“灯泡”。我看过很多很棒的短片，有15分钟的，也有30分钟的，但我们要的是很短的片子，我看过的最棒的一个短片只有3分钟。
《综艺》：相对于综合类电影节，像TROPFEST这样的特殊类电影节是近些年国际上的一个潮流，在具体运作上如何真正做出特色？
波尔森：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做法是不一样的。在阿拉伯的阿德莱德做的时候，我们是和当地政府合作，他们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起策划了那一年的电影节，比如共同决定当届活动的“签名”。今年的活动将于6月在纽约举行，刚刚确定将由著名影星休·杰克曼（Hugh Jackman）担任主持人。
这个电影节我们做了20年了，已有相当的经验。如果在中国做活动，我们需要很多合作伙伴。
对话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赛吉·洛赛克（Serge Losique）
要保持“中国角度”
《综艺》：你去年参加了首届北京电影节，对第二届的感觉如何？
洛赛克：非常盛大，尤其是开幕式演出很棒。蒙特利尔电影节的开幕式一般就是放一下开幕片，我记得前几年开幕时还放过冯小刚的《天下无贼》。
我一直说北京能办成全球最好的电影节，首先你们有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第三本地的电影业也很不错，还有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北京是很有特点的城市，比如这里的胡同，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觉得真是太棒了。我常说你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我们300年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强大。
《综艺》：蒙特利尔是最早介绍中国电影的西方电影节之一吧？
洛赛克：之前我碰到了王学圻，我1977年就选了他主演的影片来蒙特利尔。那一年中国政府也请我到北京来，到了以后他们问我想看些什么，我说中国电影和北京烤鸭。我们一直对中国电影保持着密切关注，像张艺谋来过我们电影节两次，陈凯歌、冯小刚都来过， 滕文骥得过奖。
《综艺》：你对最近几年中国电影的感觉怎么样？
洛赛克：现在的电影发展很多元，像电脑、手机等平台也在发展，另一方面电影在艺术层面也有发展。
数字技术发展了，拍电影变得很方便，但创作从来都很难——人人都能拍片，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前几年王全安的《纺织姑娘》在蒙特利尔得了奖，这部电影就很好，讲的是很现实的事情，很动人，这是你们的优势。现在艺术电影方面有很多人在讨论好莱坞，但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西方。你看李安、吴宇森、成龙他们都在好莱坞拍过片，但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也回来拍电影了，其实《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这些好莱坞电影也有学中国的地方。你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没人能击败你们。看看2008年的奥运会吧，虽然有人说三道四，但你们还是办成了一届最好的奥运会。
《综艺》：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尤其是当前创作新生力量的培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洛赛克：谈到新生力量，我的建议是希望他们保持中国的角度——不需要模仿美国电影的中国电影，这样的片子多了去了。日本电影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但看看伯格曼（Ingmar Bergman），他大半辈子都在瑞典拍片，还有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他一直在拍意大利电影。日本电影以前也出过很多大师，像沟口、小津、黑泽明等等，但中间有一段，他们的电影被投资引导着去模仿好莱坞，结果造成了日本电影的断裂，直到前几年他们才开始慢慢回归传统，于是日本电影又重新好看起来了，像前几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殓师》，就是一个既很日本，又很国际的例子。
对话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斯蒂芬·劳丁（Stefan Laudyn）
综合类电影节需要做出特色
《综艺》：华沙电影节如何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位置？
劳丁：作为官方认证的14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华沙电影节在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我们有5个竞赛单元，覆盖了剧情长片和纪录片、短片等类型。我们一方面兼顾全球电影趋势，另一方面也在强化特色——对东欧电影的集中关注。我们一向很注重与本地及东欧的导演保持良好关系。
当然很多电影节现在都更注重“国际化”，但我觉得这种趋势不会一成不变。
《综艺》：华沙电影节有市场环节吗？
劳丁：有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市场，也主要是针对东欧电影的，尤其是小成本。就市场环节而言，现在没法和戛纳、柏林和AFM这样的全球大型电影市场正面竞争；同样，在区域合拍市场方面，鹿特丹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还是要找到自身的特色。我们每年都会选择一些东欧电影项目打包介绍给我们熟悉的国际制片、发行公司，大家每年都会来华沙，说明我们的策略是有效的。当然，“有效”的前提是找到真正有创意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寻找优秀项目上下了大工夫，尤其是那些尚处于创意、策划早期的项目——因为要是剧本成熟了，可能就抢不到了。此外，我们也会把成片推荐至一线的大电影节，每年我们会集中放映一些波兰和其他地区的新片。总的来说，我们清楚自身的位置，我们不把自己定位于大电影节，而是更重视对业内起到的实际作用。
《综艺》：华沙电影节的市场单元主要针对的是艺术片？
劳丁：是，主要是艺术片，因为老实说商业片不需要到这里来找钱。其实前几年我们的竞赛、展映环节也放过好莱坞大片厂的片子，但现在来华沙的更多是福克斯探照灯（Fox Searchlight）这样的公司，因为他们手上的片子早期也是很不确定的，所以他们选择先到我们这样的电影节来放映一下，看一下本地市场和观众的反应，再决定后续的发行计划。
《综艺》：近几年东欧的艺术电影创作情况如何？
劳丁：艺术电影是有某种潮流的，比如十年前是罗马尼亚电影的时代，而之前的90年代中期是捷克电影的兴盛期，1996年扬·斯维拉克（Jan Sverák）的《给我一个爸》（Kolya）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差不多是当时在全球影院市场上最成功的东欧电影。这些都是潮流，但背后凝聚着各界很多的努力，我个人的愿望是能够帮助东欧电影在世界上赢得更重要的位置。
《综艺》：中国电影目前的情况是本地市场发展很快，因此很多精力转向了商业制作，艺术电影现在出现了一些困难，对此你有何建议？
劳丁：你们的传统和历史是最重要的资源，中国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你们的电影文化也很丰富，用不着模仿别人。
当然商业电影也很重要，这次卡梅隆也来了，他差不多是电影界美国式成功的代表人物。但事情是变化的，看看电影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上世纪初期美国电影市场还被法国电影占据呢，因为当时只有法国人在拍片。“好莱坞”其实也是个被发明出来的词，目的是拿来作为某些电影的对立面，而欧洲电影的很多传统、风潮又是作为好莱坞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还有我们波兰的电影。我们的老牌大师安杰依·瓦依达 （Andrzej Wajda）曾说过，他们在1950年代拍片子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不是非常明确要拍成什么样，但有一点很清楚——一定要跟1930年代的电影截然不同，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向对立方向的发展。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电影吸引的投资越来越多，慢慢地总会有投资注意到艺术领域。我相信艺术电影能在现在的多厅影院里找到位置。波兰在建设了一些商业多厅影院后，渐渐开始有一些影院会拿出1－2个厅放艺术电影，因为艺术电影还是有很多观众的。
《综艺》：在这方面你们是否得到了波兰各界的很多实际支持？
劳丁：很多事情确实得到了公共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国家的文化部以及我们所在的区域的支持。
波兰电影有比较好的传统，比如我们的电影教育就不错，我们的学校很早就培养出了瓦依达这样的大师，后来还有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这样杰出的电影导演。当然扶持新人确实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在欧洲，电影界最大的明星其实是导演，你看看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和奥地利的哈内克，这些导演在欧洲都比他们电影里的演员更受关注。但是，要建立一个作者导演的声誉很难，至少也得十年，因此需要耐心、信任和支持，当然还有才华——这一点我对中国有信心，我相信这里有很多很有潜力的新导演。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希望能把更多中国新人推向更大的舞台——全世界都在等待。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需要的是努力取得最初的突破，拍出自己的电影来。
对话TROPFEST短片电影节主席约翰·波尔森（John Polson）
希望与中国的微电影合作
《综艺》：TROPFEST是一个专门针对短片的电影节，目前中国的微电影潮流正在兴起，未来是否有合作的想法？
波尔森：我已经听说过中国的微电影了，也很有兴趣把我们的活动带到中国来，这也是这次我们来北京的原因之一，希望能了解一下中国的观众，并建立一些联系。我们的网站上也已经贴上了中国的图标，希望未来能来到这里举办我们的电影节。
《综艺》：你们的短片电影节是怎么界定短片的？
波尔森：我们要的是专门为我们的活动拍摄的作品。一般有三条规则：首先是要全球首映的片子，其次片长要在7分钟以下，此外片子的内容要包含我们的主题元素，作为活动的签名，比如去年的主题是“灯泡”。我看过很多很棒的短片，有15分钟的，也有30分钟的，但我们要的是很短的片子，我看过的最棒的一个短片只有3分钟。
《综艺》：相对于综合类电影节，像TROPFEST这样的特殊类电影节是近些年国际上的一个潮流，在具体运作上如何真正做出特色？
波尔森：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做法是不一样的。在阿拉伯的阿德莱德做的时候，我们是和当地政府合作，他们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起策划了那一年的电影节，比如共同决定当届活动的“签名”。今年的活动将于6月在纽约举行，刚刚确定将由著名影星休·杰克曼（Hugh Jackman）担任主持人。
这个电影节我们做了20年了，已有相当的经验。如果在中国做活动，我们需要很多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