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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把“人类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的终点”都归结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暴露出无法克服的蹩脚，即在出场形态起点上，“历史终结论”歪曲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动力上，“历史终结论”预设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动力装置;在现实境遇上，“历史终结论”的人类普世“福音”演奏成了人类的“符咒”。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历史动力;历史方向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106-03
在二十世纪末，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让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宏篇叙事有余而逻辑不足的“惊世之作”仿佛一夜之间得到了“现实验证”。福山由此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世界历史无论怎么发展都将只能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并将逐步成为覆盖并拯救全人类的政治制度。要想彻底认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及其流毒，有必要对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批判。
一、出场形态起点的歪曲
在“历史终结论”的重大问题上，福山知道靠自己蚍蜉撼大树是自不量力的，于是他狡黠地努力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拉到自己的阵营，极力说明他和两位伟大思想家是“同道中人”。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历史的终结”，只是对终结的设想不同。历史的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由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1]2。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主要思想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因此，黑格尔认为，当历史实现了自由的国家状态，历史就进入了终结，“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亚洲则是开端。”[2]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东方和西方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东方的生存方式处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是人类最初的状态，而西方一开始就是以最圆满的方式在生活，是绝对精神复归的地方。黑格尔认为，自由民主意志已经充盈在他身处的时代，只需要实践将它真实展现，就可最终完成“世界历史”。
福山为了佐证自己的理论，不惜将马克思也拉到非唯物主义阵营。但当我们分析马克思历史观的时候，不难发现，马克思既不认为历史会走向终结，也没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后历史就终结。
首先，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身就存在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一方面，黑格尔深刻认识到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矛盾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又强调历史发展的唯一必然性在于自由意识的发展，而“精神”的自由就是历史所要实现的终极的东西，当精神自由全部实现时，历史就走向终点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将被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再重新“颠倒”过来，将其中的“合理内核”提取出来，改造成科学完整的辩证法。恩格斯更加详实地阐明：“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3]人类历史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断吐故纳新、不断更替的过程中，每段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具有暂时性，不会也不可能走向终结。
其次，马克思并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后，历史就走向终点而停滞不前了。这只是说明阶级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有一个史前时期，在史前时期，人们还没有从“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正是这种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作为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历史所要终结的阶段，随后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历史就是这样从离开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走向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美国马克思主义学家詹姆逊对福山的观点进行了深刻批驳：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在达到的那个时期中人类可以控制自身的命运，在那个时期，历史是集体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不再屈从于自然、匮乏或市场、金钱这些非人的宿命论的东西。”[5]詹姆逊诠释了马克思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静止的终端，相反它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质的飞跃，人类历史将在这一更高的阶段上继续向前发展的观点。福山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将马克思装扮成历史终结论者，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利用马克思的权威为自己提供理论支撑;但本质上，他试图通过曲解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自然而然回归到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上寻找理论根基。从马克思对作为福山理论根基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就是“精神”的意识的批判中，我们不难发现福山“历史终解论”的理论根基是摇摇欲坠的，经不住推敲的。
二、历史发展动力的误设
福山虽然从逻辑上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了说明，但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的设定上，也就是在研究推动历史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因素问题上，他错误地回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福山认为，历史发展之所以有方向性，历史发展具有一贯性的装置或机制，也就是他强调的近代自然科学，它让一些经历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国家逐渐均质化。虽然福山认为世界普遍史很大程度上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用完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既不全面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人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动物，而且推动历史进步的也是一种非经济的动力。于是，福山选择回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找寻根源，黑格尔的非唯物论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靠人不断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实现的。这样一来，社会就会以奴隶贪生怕死以至投降的结果形成主奴关系。福山辩解奴隶虽然暂时成为奴隶，但他们渴望被成为是“一个人”的尊严始终存在，并在体内不断积聚力量，“正是奴隶这种对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1]226他们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即这种主从关系的矛盾推动着历史发展。当人类进入民主自由时期，实现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理念，就结束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根源，这意味着“获得承认的渴望”随着现代国家即西方国家赋予每个个体相同的权利而结束，不再存在“为获得他人认可的斗争”这个人类基本动力了，历史也因此就停滞在西方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美好的模式了，“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識形态上的强劲对手。”[1]239因此，福山坚称一旦奴隶实现了和主人相同的地位权利，双方都获得普遍而交互的承认，社会就和平稳定了，历史就终结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就成为无可挑剔的最佳制度。 如此一来，福山知道自己论证的这个伎俩是绕不过马克思的，于是福山对马克思主义诸多观点发起进攻与挑战，但是这个攻击却是不攻自破的。
首先，福山继承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观点，把对“暴力态度”的不同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消解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关于阶级产生，马克思认为不能归于政治原因和暴力掠夺，只能到经济原因中去寻找，“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还可以（至少首先可以）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因素。”[6]250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个经济范畴而不是抽象的人本概念，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经济范畴相关，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经济斗争。而福山的“为获得认可进行斗争”的精神层面观点，恰恰忽略了客观经济因素。不仅如此，福山的话还暴露了黑格尔理论中的逻辑漏洞，即他对“最初之人”的描述不能严格地推导出阶级的分割。其原因在于黑格尔的描述始终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对暴力死亡的态度会导致一个阶级的产生。因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具有稳定性，就算可以找到一群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的人，但是他们的后代没有理由也是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的人，甚至没有理由认定他们会始终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但是他们却还是奴隶。退一步说，就算将这种对暴力死亡产生恐惧解释为奴隶本身的弱小，那也需要对奴隶的后代为何会也弱小提供解释框架。黑格尔提供不了解释框架，福山更提供不了。因为这个框架只能到人类社会的经济范畴中去寻找，即私有制的产生使奴隶主阶级掌握了暴力的工具而奴隶没有掌握，这种经济原因最终导致阶级分割。
其次，福山虽然对历史发展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说明，但是自然科学发展只说明历史发展方向性问题，只有“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斗争”才能说明人类历史终结的动力因素，由此可见，福山注重强调后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否定经济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而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福山曾抨击马克思只在经济学层面片面分析历史发展，是不完整的。他说：“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其他历史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灵魂中精神部分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也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则肯定不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学说。”[1]233針对这种质疑，恩格斯早在1850年写给布洛赫的信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外的话，马克思和我则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6]696因此，如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福山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粗糙的“经济主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为与生存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安排设定了限制条件。马克思用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范畴描绘了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因此，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形成目前发展方向的原因，而不是强调刚性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联系。
三、西方意识形态的“福音”与“符咒”
经过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来源以及对其推行“世界普遍史”概念立论基础的研究，不难发现，支撑福山的理论逻辑都是反马克思的，即便福山认为其理论具有严谨的逻辑，也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正如福山自己所言，世界史是正义的最后审判。不幸的是，福山的这一逻辑似乎并没有经得起世界史的审判。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真如福山定义的那样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又如何对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危机做出合理解释。我们见证了西方太多荒诞的剧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国际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不断蔓延，暴力冲突、战争不断更是上演着一幕幕“西方之乱”。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被视为无懈可击的西式民主制度更是跌落神坛，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根本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学者德里达对其大张挞伐：“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7]德里达罗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种种不足，从民众失业和无家可归者的困顿，到军工产业的阴谋以及联合国幕后的操纵等系列清单，回击了福山想要在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而给出的种种借口和托词。
确实，当今的西方主流自由民主的模式，即一人一票加多党制，它的基本预设就是“人是理性的”，或者叫“理性人假设”。而现在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都证明，人经常甚至很多情况下都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一人一票看似民主的制度更容易被扭曲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而且，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碰到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金钱的卷入，且是海量资金的卷入;另一方面就是新媒体的介入，新媒体的影响会使得人的理性决策变得越来越难。福山引用林肯的名言掩耳盗铃地为这种制度辩护，“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他也认识到新媒体的出现，导致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
不仅有深陷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困境，西方在其他地区推行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并不顺利。他们曾野心勃勃地向全世界宣读着这份来自西方的福音：让“阿拉伯之春”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就在他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已经成功移植到其他国家，他们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证明为具有“普世价值”时，反招来了寒瑟萧条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动荡、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利比亚的全面失控、也门的全面厮杀，这份来自西方的“福音”俨然变成了“符咒”。
随着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适应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也蓬勃发展起来，焕发着新的生机活力，不可能按照福山的设想归于一个终点，从理论起点的歪曲到动力的误设再到现实境遇的证伪，走向终点的也只能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参考文献：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0.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詹姆逊.“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M]//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3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3.
作者简介：张湘沂（1996—），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历史动力;历史方向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106-03
在二十世纪末，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让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宏篇叙事有余而逻辑不足的“惊世之作”仿佛一夜之间得到了“现实验证”。福山由此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世界历史无论怎么发展都将只能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并将逐步成为覆盖并拯救全人类的政治制度。要想彻底认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及其流毒，有必要对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批判。
一、出场形态起点的歪曲
在“历史终结论”的重大问题上，福山知道靠自己蚍蜉撼大树是自不量力的，于是他狡黠地努力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拉到自己的阵营，极力说明他和两位伟大思想家是“同道中人”。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历史的终结”，只是对终结的设想不同。历史的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由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1]2。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主要思想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因此，黑格尔认为，当历史实现了自由的国家状态，历史就进入了终结，“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亚洲则是开端。”[2]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东方和西方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东方的生存方式处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是人类最初的状态，而西方一开始就是以最圆满的方式在生活，是绝对精神复归的地方。黑格尔认为，自由民主意志已经充盈在他身处的时代，只需要实践将它真实展现，就可最终完成“世界历史”。
福山为了佐证自己的理论，不惜将马克思也拉到非唯物主义阵营。但当我们分析马克思历史观的时候，不难发现，马克思既不认为历史会走向终结，也没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后历史就终结。
首先，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身就存在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一方面，黑格尔深刻认识到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矛盾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又强调历史发展的唯一必然性在于自由意识的发展，而“精神”的自由就是历史所要实现的终极的东西，当精神自由全部实现时，历史就走向终点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将被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再重新“颠倒”过来，将其中的“合理内核”提取出来，改造成科学完整的辩证法。恩格斯更加详实地阐明：“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3]人类历史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断吐故纳新、不断更替的过程中，每段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具有暂时性，不会也不可能走向终结。
其次，马克思并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后，历史就走向终点而停滞不前了。这只是说明阶级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有一个史前时期，在史前时期，人们还没有从“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正是这种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作为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历史所要终结的阶段，随后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历史就是这样从离开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走向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美国马克思主义学家詹姆逊对福山的观点进行了深刻批驳：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在达到的那个时期中人类可以控制自身的命运，在那个时期，历史是集体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不再屈从于自然、匮乏或市场、金钱这些非人的宿命论的东西。”[5]詹姆逊诠释了马克思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静止的终端，相反它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质的飞跃，人类历史将在这一更高的阶段上继续向前发展的观点。福山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将马克思装扮成历史终结论者，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利用马克思的权威为自己提供理论支撑;但本质上，他试图通过曲解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自然而然回归到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上寻找理论根基。从马克思对作为福山理论根基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就是“精神”的意识的批判中，我们不难发现福山“历史终解论”的理论根基是摇摇欲坠的，经不住推敲的。
二、历史发展动力的误设
福山虽然从逻辑上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了说明，但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的设定上，也就是在研究推动历史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因素问题上，他错误地回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福山认为，历史发展之所以有方向性，历史发展具有一贯性的装置或机制，也就是他强调的近代自然科学，它让一些经历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国家逐渐均质化。虽然福山认为世界普遍史很大程度上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用完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既不全面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人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动物，而且推动历史进步的也是一种非经济的动力。于是，福山选择回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找寻根源，黑格尔的非唯物论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靠人不断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实现的。这样一来，社会就会以奴隶贪生怕死以至投降的结果形成主奴关系。福山辩解奴隶虽然暂时成为奴隶，但他们渴望被成为是“一个人”的尊严始终存在，并在体内不断积聚力量，“正是奴隶这种对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1]226他们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即这种主从关系的矛盾推动着历史发展。当人类进入民主自由时期，实现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理念，就结束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根源，这意味着“获得承认的渴望”随着现代国家即西方国家赋予每个个体相同的权利而结束，不再存在“为获得他人认可的斗争”这个人类基本动力了，历史也因此就停滞在西方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美好的模式了，“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識形态上的强劲对手。”[1]239因此，福山坚称一旦奴隶实现了和主人相同的地位权利，双方都获得普遍而交互的承认，社会就和平稳定了，历史就终结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就成为无可挑剔的最佳制度。 如此一来，福山知道自己论证的这个伎俩是绕不过马克思的，于是福山对马克思主义诸多观点发起进攻与挑战，但是这个攻击却是不攻自破的。
首先，福山继承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观点，把对“暴力态度”的不同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消解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关于阶级产生，马克思认为不能归于政治原因和暴力掠夺，只能到经济原因中去寻找，“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还可以（至少首先可以）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因素。”[6]250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个经济范畴而不是抽象的人本概念，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经济范畴相关，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经济斗争。而福山的“为获得认可进行斗争”的精神层面观点，恰恰忽略了客观经济因素。不仅如此，福山的话还暴露了黑格尔理论中的逻辑漏洞，即他对“最初之人”的描述不能严格地推导出阶级的分割。其原因在于黑格尔的描述始终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对暴力死亡的态度会导致一个阶级的产生。因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具有稳定性，就算可以找到一群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的人，但是他们的后代没有理由也是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的人，甚至没有理由认定他们会始终对暴力死亡感到恐惧，但是他们却还是奴隶。退一步说，就算将这种对暴力死亡产生恐惧解释为奴隶本身的弱小，那也需要对奴隶的后代为何会也弱小提供解释框架。黑格尔提供不了解释框架，福山更提供不了。因为这个框架只能到人类社会的经济范畴中去寻找，即私有制的产生使奴隶主阶级掌握了暴力的工具而奴隶没有掌握，这种经济原因最终导致阶级分割。
其次，福山虽然对历史发展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说明，但是自然科学发展只说明历史发展方向性问题，只有“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斗争”才能说明人类历史终结的动力因素，由此可见，福山注重强调后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否定经济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而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福山曾抨击马克思只在经济学层面片面分析历史发展，是不完整的。他说：“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其他历史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灵魂中精神部分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也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则肯定不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学说。”[1]233針对这种质疑，恩格斯早在1850年写给布洛赫的信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外的话，马克思和我则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6]696因此，如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福山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粗糙的“经济主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为与生存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安排设定了限制条件。马克思用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范畴描绘了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因此，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形成目前发展方向的原因，而不是强调刚性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联系。
三、西方意识形态的“福音”与“符咒”
经过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来源以及对其推行“世界普遍史”概念立论基础的研究，不难发现，支撑福山的理论逻辑都是反马克思的，即便福山认为其理论具有严谨的逻辑，也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正如福山自己所言，世界史是正义的最后审判。不幸的是，福山的这一逻辑似乎并没有经得起世界史的审判。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真如福山定义的那样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又如何对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危机做出合理解释。我们见证了西方太多荒诞的剧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国际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不断蔓延，暴力冲突、战争不断更是上演着一幕幕“西方之乱”。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被视为无懈可击的西式民主制度更是跌落神坛，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根本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学者德里达对其大张挞伐：“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7]德里达罗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种种不足，从民众失业和无家可归者的困顿，到军工产业的阴谋以及联合国幕后的操纵等系列清单，回击了福山想要在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而给出的种种借口和托词。
确实，当今的西方主流自由民主的模式，即一人一票加多党制，它的基本预设就是“人是理性的”，或者叫“理性人假设”。而现在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都证明，人经常甚至很多情况下都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一人一票看似民主的制度更容易被扭曲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而且，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碰到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金钱的卷入，且是海量资金的卷入;另一方面就是新媒体的介入，新媒体的影响会使得人的理性决策变得越来越难。福山引用林肯的名言掩耳盗铃地为这种制度辩护，“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他也认识到新媒体的出现，导致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
不仅有深陷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困境，西方在其他地区推行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并不顺利。他们曾野心勃勃地向全世界宣读着这份来自西方的福音：让“阿拉伯之春”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就在他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已经成功移植到其他国家，他们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证明为具有“普世价值”时，反招来了寒瑟萧条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动荡、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利比亚的全面失控、也门的全面厮杀，这份来自西方的“福音”俨然变成了“符咒”。
随着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适应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也蓬勃发展起来，焕发着新的生机活力，不可能按照福山的设想归于一个终点，从理论起点的歪曲到动力的误设再到现实境遇的证伪，走向终点的也只能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参考文献：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0.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詹姆逊.“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M]//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3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3.
作者简介：张湘沂（1996—），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