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形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最重要的是延续龙种龙脉，因而专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须保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宫娥。倘若一个荒淫无度、祸国殃民的昏君，那就不会拘泥于此数，而会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载，连有作为的汉武帝，后宫内也藏有宫娥数万。君王们从不把妃子宫娥当人看，大多数入宫之女，虽不愁衣食，却一辈子到老，未经男女之事。
　　
　　二、仕者“性文化圈”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既然“书中自有颜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应享受。官宦人家当然应有三妻四妾，甚至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丫鬟随时伺候。有的家中还养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乐或招待宾客之用。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杜牧不过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士大夫常以放荡不羁为时尚。在生殖主义保障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之后，非生殖主义的性观念又使他们追求浪漫主义的性行为，获得腐朽糜烂的性刺激。
　　
　　三、乡绅“性文化圈”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成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他们更可以经营“青楼名馆”和“烟花之巷”，逼良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国几千年来，官办外的民间娼妓制度主要是乡绅阶层的杰作。
　　
　　四、军阀“性文化圈”
　　
　　军阀势力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统治势力。它以非常的武力手段建立所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秩序，更可以用非经济的方式获得一切它所欲求的利益。除了很少数是雄才大略者，军阀们不用受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乡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无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宫娥制度。就拿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杨森来说，据说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数百之多，产下的子嗣当然更高于此数数倍，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还可能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所以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