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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债券能保存到现在已属凤毛麟角，我们对收藏多年的两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进行了初步的探究。
伍圆券：横式、票幅130×74mm。正面蓝色图文，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左右两侧花符内“伍圆”记值汉字，中心图案上重叠加盖直径21m0m的红色方印，印文字迹不清，落地长方形框内自右向左横书“财政部长谭余保”，右侧直书“字第 号”重叠加盖红色“湘00045”冠字号码，左侧直书“公历一九三三年七月”，券面四角花符内面值“伍”(图1)。背面白底黑字，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图2)。
从券背面所印公债条例看，该期公债券发行的目的是省苏政府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募集的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公债定额为国币15万元，分伍角、壹元和伍元三种券别，利率为周年一分。省苏政府以1934年交纳的全部商业税、土地税等国家租税担保，从1934年9月1日起还本还息。该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及代现金担保，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以破坏苏维埃与革命战争论罪论处。
壹圆券：横式、票幅123×66mm。正面黑色图文，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左右两侧花符内“壹圆”面值汉字，落地长方形框内自右向左直书“财政部长甘泗淇”，右侧直书“字第 号”，“字”前加盖红色“服”字，在“字第 号”之间手工填写号码“12345”，左侧直书“公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券面四角花符内面值“壹”(图3)。背面白底黑字，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公债条例”，中央加盖“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红色公章(图4)。
从券背面所印公债条例看，该券是经中央政府批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充裕革命战费，在发行15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后，再补发20万元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其中，8万元用于发展贸易，8万元用于粮食调剂，4万元帮助合作社。公债分为伍角、壹元、伍元三种券别，利率为周年五厘，利息从1934年12月起分六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五分。本金从1937年12月起分三年偿还，第一年偿还本金的百分之三十，第二年偿还百分之三十，第三年再偿还百分之四十。该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和其他国营企业的利润为偿还基金，准许买卖、抵押和用做担保，认购者交现金交谷或交棉花自愿，所收款项送交分支库，谷、棉交仓库保管委员会，谷与棉花的价格由当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继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党在领导湘赣两省毗邻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以永新县为中心，辖湘东南、赣西南二十一个县。
根据地发展初期：从1929年1月至1931年10月，虽然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赣南特委合并组成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及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湘东特委，湘赣边根据地各县人民分别在湘东特委和西路行委领导下，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发展。
根据地发展中期：从1931年10月至1933年5月，为适应湘赣边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湘赣省，湘赣省委、湘赣省苏政府和湘赣省军区分别由王首道任省委书记、袁德生任省苏政府主席、张启龙任省军区总指挥，统一领导赣西、湘东南的革命斗争，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根据地发展后期：从1933年5月至1934年8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湘赣苏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湘赣省主力红军与敌军浴血奋战，但是最终未能打破敌军的“围剿”，致使湘赣革命根据地范围逐渐缩小。1934年8月7日，湘赣省红军主力红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由于敌军的占领致使湘赣根据地损失殆尽。
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发行的历史背景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政权建设，其次是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要依托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税收应该是省苏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省苏维埃政府过去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在根据地发展初期，筹款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根据地发展的早、中期在全省范围已向劣绅没收钱财、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多次，所筹钱款越来越少。到白区向土豪劣绅武装筹款也因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使深入白区困难重重，查田和武装筹款收效甚微。由于财源单一筹措款项越来越少，加之红军数量迅速增加，财政收支已经入不敷出，以至于因“苏维埃经济问题特别困难，后方医院红军部队以及一切费用，都没有经费来维持，……认为红军给养和革命战争的费用，主要是靠打土豪，而不注意积极发展苏区经济，整顿税收，以致现在敌人对于苏区的封锁，土豪不送款子来，就没有办法来维持，……甚至五分钱伙食费都没有发，冬衣问题尚没有着落”。
为了增加省苏的财政收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制定了《湘赣省土地税和商业税暂行征收条例》，依照“收入多的税多，收入少的税少，收入太少的免税”的政策，只征得地主富农的税还是不能解决苏区的财源问题。为巩固并发展苏区经济，筹措红军经费，进行持久的革命战争，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问题议案》，决定“党要领导苏维埃，坚决转变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方针是严格的实行财政统一，整理税收，提高工农银行票币的信仰(誉)发行短期革命公债，地方政府要从各方面供给红军给养，坚决纠正过去完全依靠红军打土豪筹款的错误”。要实行以税收作为省苏财政的主要来源，就要发展工商业促进苏区生产，鼓励发展合作社运动，将苏区的煤矿、铁矿、锅炉、樟脑和造纸租给私人或交给工人组织合作社办，奖励这些特产出口，恢复各县镇的商业并准许商人自由营业，从而扩大征收工商税、农业税、营业税、山林税及店租以增加国家的税收，解决红军的战费。
由于政策的调整使苏区财政开始充实起来，为苏区的发展和反“围剿”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加之根据地的斗争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干扰，在组织上 错误地改组了湘赣省委，在财政税收方面仍然没有把发展经济和增加税收当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苏维埃的主要工作来抓。
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革命公债的原因
一、1933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湘赣苏区连续发动了两次“围剿”，经济封锁比以前更严、关卡更多，与白区的商品贸易渠道受阻，苏区除了稻米之外，其余的特产都难以出口，而依赖从白区进口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又极端匮乏。曾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的甘泗淇回忆，“粮食本来是丰足的，但由于敌人把不少平原地带占据了，粮食的来源就受到限制。这个时期，我们的东西不能输出，白区的东西不能进入，商业贸易基本停止了。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最困难的是没盐吃，常常一个礼拜吃不到盐”。由于战事频繁，对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需求增加，苏区急需的中药、西药以及食盐、布匹等难以调剂，不得不从白区扩大所需商品的进口，造成对外贸易入超扩大，不得不以银圆来支付，导致急需资金来支持。
二、战争长期进行，军费大量增加，财政筹措不及。加之经济建设急需财政支持，使财政支付范围不断扩大。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隶属于财政部，为贯彻“一切经济服从战争”需要的原则，垫付了很多资金：上交中央经费、供给红军战费、文教事业费、抚恤与社会救济、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行政管理费、工资支出等，财政支付增大，急需资金来支持。
三、由于战争的破坏急需恢复和发展苏区的支柱产业，重点支持农业发展和消费合作社，因此，急需资金来支持。
四、湘赣省苏虽然发行了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八万元，但是国民党向外国政府要来了大笔贷款用在军事上，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进行法西斯培训，准备对苏区军民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同时又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为了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准备充足的军需物资也急需资金来支持。
因此，为了解除红军分散筹款，最大限度地担负起大规模反“围剿”的任务，湘赣省苏在发行革命战争(第一期)公债的基础上，继续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第二期革命公债。
公债发行的情况
湘赣省苏工农银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933年1月5日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后，又增加了两项新任务：接受省苏政府委托，开始代理国家金库任务，管理国家财政现金出纳事宜，统一财政收支和代理财政发行公债。湘赣省分行经中央政府批准，向群众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金额共计43万元。一方面为反“围剿”筹集战费，另一方面向市场收回货币，调节货币的流通量，以达到稳定币值的作用。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顺利。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党必须领导群众在短期内完成二期公债的推销……”。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紧迫，战争费用等财政性支出猛增，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含补发公债)推销进度缓慢，省委、省苏政府在《关于经济动员突击运动日工作大纲》中指出：“二期革命公债已经发下半年了，在查田大会上决定增发用于经济建设的二十万公债也发下几个月了，但拖延到现在，没有完成”。1934年3月8日，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在《关于经济动员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再次指出：二期革命公债发行半年，但是全省只完成任务的四分之一。通过各方面积极努力，到1934年4月中旬，全省还有7万元公债没有推销出去，但是完成了推销任务的82．5％，还是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后期的经济发展，相对减少了财政性货币的发行，对稳定币值，抑制物价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战争公债由湘赣赤色石印局承印，印制工艺与印钞相同，设计者为雷玉生和谭湘生等人。苏区群众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革命战争公债券，解放后人民银行全部给予了兑付。
(责任编辑 琛玉)注：本文所涉及到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伍圆券：横式、票幅130×74mm。正面蓝色图文，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左右两侧花符内“伍圆”记值汉字，中心图案上重叠加盖直径21m0m的红色方印，印文字迹不清，落地长方形框内自右向左横书“财政部长谭余保”，右侧直书“字第 号”重叠加盖红色“湘00045”冠字号码，左侧直书“公历一九三三年七月”，券面四角花符内面值“伍”(图1)。背面白底黑字，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图2)。
从券背面所印公债条例看，该期公债券发行的目的是省苏政府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募集的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公债定额为国币15万元，分伍角、壹元和伍元三种券别，利率为周年一分。省苏政府以1934年交纳的全部商业税、土地税等国家租税担保，从1934年9月1日起还本还息。该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及代现金担保，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以破坏苏维埃与革命战争论罪论处。
壹圆券：横式、票幅123×66mm。正面黑色图文，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左右两侧花符内“壹圆”面值汉字，落地长方形框内自右向左直书“财政部长甘泗淇”，右侧直书“字第 号”，“字”前加盖红色“服”字，在“字第 号”之间手工填写号码“12345”，左侧直书“公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券面四角花符内面值“壹”(图3)。背面白底黑字，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公债条例”，中央加盖“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红色公章(图4)。
从券背面所印公债条例看，该券是经中央政府批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充裕革命战费，在发行15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后，再补发20万元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其中，8万元用于发展贸易，8万元用于粮食调剂，4万元帮助合作社。公债分为伍角、壹元、伍元三种券别，利率为周年五厘，利息从1934年12月起分六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五分。本金从1937年12月起分三年偿还，第一年偿还本金的百分之三十，第二年偿还百分之三十，第三年再偿还百分之四十。该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和其他国营企业的利润为偿还基金，准许买卖、抵押和用做担保，认购者交现金交谷或交棉花自愿，所收款项送交分支库，谷、棉交仓库保管委员会，谷与棉花的价格由当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继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党在领导湘赣两省毗邻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以永新县为中心，辖湘东南、赣西南二十一个县。
根据地发展初期：从1929年1月至1931年10月，虽然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赣南特委合并组成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及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湘东特委，湘赣边根据地各县人民分别在湘东特委和西路行委领导下，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发展。
根据地发展中期：从1931年10月至1933年5月，为适应湘赣边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湘赣省，湘赣省委、湘赣省苏政府和湘赣省军区分别由王首道任省委书记、袁德生任省苏政府主席、张启龙任省军区总指挥，统一领导赣西、湘东南的革命斗争，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根据地发展后期：从1933年5月至1934年8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湘赣苏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湘赣省主力红军与敌军浴血奋战，但是最终未能打破敌军的“围剿”，致使湘赣革命根据地范围逐渐缩小。1934年8月7日，湘赣省红军主力红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由于敌军的占领致使湘赣根据地损失殆尽。
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发行的历史背景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政权建设，其次是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要依托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税收应该是省苏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省苏维埃政府过去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在根据地发展初期，筹款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根据地发展的早、中期在全省范围已向劣绅没收钱财、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多次，所筹钱款越来越少。到白区向土豪劣绅武装筹款也因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使深入白区困难重重，查田和武装筹款收效甚微。由于财源单一筹措款项越来越少，加之红军数量迅速增加，财政收支已经入不敷出，以至于因“苏维埃经济问题特别困难，后方医院红军部队以及一切费用，都没有经费来维持，……认为红军给养和革命战争的费用，主要是靠打土豪，而不注意积极发展苏区经济，整顿税收，以致现在敌人对于苏区的封锁，土豪不送款子来，就没有办法来维持，……甚至五分钱伙食费都没有发，冬衣问题尚没有着落”。
为了增加省苏的财政收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制定了《湘赣省土地税和商业税暂行征收条例》，依照“收入多的税多，收入少的税少，收入太少的免税”的政策，只征得地主富农的税还是不能解决苏区的财源问题。为巩固并发展苏区经济，筹措红军经费，进行持久的革命战争，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问题议案》，决定“党要领导苏维埃，坚决转变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方针是严格的实行财政统一，整理税收，提高工农银行票币的信仰(誉)发行短期革命公债，地方政府要从各方面供给红军给养，坚决纠正过去完全依靠红军打土豪筹款的错误”。要实行以税收作为省苏财政的主要来源，就要发展工商业促进苏区生产，鼓励发展合作社运动，将苏区的煤矿、铁矿、锅炉、樟脑和造纸租给私人或交给工人组织合作社办，奖励这些特产出口，恢复各县镇的商业并准许商人自由营业，从而扩大征收工商税、农业税、营业税、山林税及店租以增加国家的税收，解决红军的战费。
由于政策的调整使苏区财政开始充实起来，为苏区的发展和反“围剿”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加之根据地的斗争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干扰，在组织上 错误地改组了湘赣省委，在财政税收方面仍然没有把发展经济和增加税收当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苏维埃的主要工作来抓。
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革命公债的原因
一、1933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湘赣苏区连续发动了两次“围剿”，经济封锁比以前更严、关卡更多，与白区的商品贸易渠道受阻，苏区除了稻米之外，其余的特产都难以出口，而依赖从白区进口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又极端匮乏。曾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的甘泗淇回忆，“粮食本来是丰足的，但由于敌人把不少平原地带占据了，粮食的来源就受到限制。这个时期，我们的东西不能输出，白区的东西不能进入，商业贸易基本停止了。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最困难的是没盐吃，常常一个礼拜吃不到盐”。由于战事频繁，对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需求增加，苏区急需的中药、西药以及食盐、布匹等难以调剂，不得不从白区扩大所需商品的进口，造成对外贸易入超扩大，不得不以银圆来支付，导致急需资金来支持。
二、战争长期进行，军费大量增加，财政筹措不及。加之经济建设急需财政支持，使财政支付范围不断扩大。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隶属于财政部，为贯彻“一切经济服从战争”需要的原则，垫付了很多资金：上交中央经费、供给红军战费、文教事业费、抚恤与社会救济、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行政管理费、工资支出等，财政支付增大，急需资金来支持。
三、由于战争的破坏急需恢复和发展苏区的支柱产业，重点支持农业发展和消费合作社，因此，急需资金来支持。
四、湘赣省苏虽然发行了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八万元，但是国民党向外国政府要来了大笔贷款用在军事上，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进行法西斯培训，准备对苏区军民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同时又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为了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准备充足的军需物资也急需资金来支持。
因此，为了解除红军分散筹款，最大限度地担负起大规模反“围剿”的任务，湘赣省苏在发行革命战争(第一期)公债的基础上，继续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第二期革命公债。
公债发行的情况
湘赣省苏工农银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933年1月5日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后，又增加了两项新任务：接受省苏政府委托，开始代理国家金库任务，管理国家财政现金出纳事宜，统一财政收支和代理财政发行公债。湘赣省分行经中央政府批准，向群众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金额共计43万元。一方面为反“围剿”筹集战费，另一方面向市场收回货币，调节货币的流通量，以达到稳定币值的作用。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顺利。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党必须领导群众在短期内完成二期公债的推销……”。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紧迫，战争费用等财政性支出猛增，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含补发公债)推销进度缓慢，省委、省苏政府在《关于经济动员突击运动日工作大纲》中指出：“二期革命公债已经发下半年了，在查田大会上决定增发用于经济建设的二十万公债也发下几个月了，但拖延到现在，没有完成”。1934年3月8日，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在《关于经济动员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再次指出：二期革命公债发行半年，但是全省只完成任务的四分之一。通过各方面积极努力，到1934年4月中旬，全省还有7万元公债没有推销出去，但是完成了推销任务的82．5％，还是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后期的经济发展，相对减少了财政性货币的发行，对稳定币值，抑制物价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战争公债由湘赣赤色石印局承印，印制工艺与印钞相同，设计者为雷玉生和谭湘生等人。苏区群众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革命战争公债券，解放后人民银行全部给予了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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