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邮票"或"革命文艺邮票"实际上是对1968年初发行的"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邮票的俗称或缩称。"文革"伊始，江青便以"革命文艺的旗手"自居，贪婪地将八个"样板戏"窃为己有。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八个"样板戏"的座次因而几经变更，并波及邮坛：当时"文5"的新邮报道与日后邮票的顺序不相符合，这堪称一桩"文革票"悬案。本人在《蜀都邮苑》1996年第5期和第6期连续发表的《"文5"邮票顺序之演变》有过论述，《集邮》1999年12期所刊《关于文革邮票的探讨》也注意到了这一悬案。本人现结合新近翻阅的档案资料再作研究。
　　新华社在1968年2月2日为"文5"邮票的发行播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报道，篇幅之长为新华社历年新邮消息中所罕见。该文的主题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文中最后一段细细写道："这套邮票的九个图案是：第一图：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二图：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第三图：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第四图：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五图：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第六图：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七图：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八图：芭蕾舞剧《白毛女》；第九图：交响音乐《沙家浜》。"而在该文的中段已经将这八出戏的位置按此先后排列论述了一次。如此不厌其烦，总让人觉得事出蹊跷。
　　然而在80年代开始面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历年的版本上，"文5"中"样板戏"的头4枚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动：《智取威虎山》取代了《红灯记》，成了"大哥大"；原来的老四---《海港》跃升至第二位；《红灯记》从老大变成了老三；而原来的老三---《沙家浜》则被挤到了老四的位置上。说穿了，无非是把上海的两出戏提到了前面，而把北京的两出戏压到了后面。由此可见，"文5"邮票的排列顺序有前后不一的两种，而两种皆为权威。
　　由于"文字邮票"的编号不印在邮票上，只印在邮票的大包封条上；邮票的顺序编号也不印在邮票上，而只是印在整版邮票的底边上。因而这样的变动令人很难觉察得出。"文5"邮票的顺序该如何排列，这首先得弄清"样板戏"座次的前后变化。据笔者的研究，"样板戏"的座次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变化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京沪各两出京剧的位序上。
　　第一阶段为1966年2月至1967年4月。"样板戏"的排行榜首次出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其顺序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当时《海港》尚榜上无名，"样板戏"的数量也未确定。
　　第二阶段为1967年5月8日至1968年1月。1967年5月9日至6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样板戏"新的座次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阶段之初被确认为"八个"的。
　　第三阶段为1968年2月至1968年9月。北京的两出京剧再占上风，从阶段之初各报关于"文5"邮票发行的报道，到5月下旬各报特别是上海的《文汇报》关于纪念"讲话"而举行"样板戏"演出的两条消息，直至9月2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的长文---《工农兵英雄的壮丽颂歌》，无不严格地展示了"样板戏"新的"排行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特别是1968年6月，钢琴伴唱《红灯记》在北京公演，并被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上映。两个月后钢琴伴唱《红灯记》被设计成两枚一套的邮票发行。《红灯记》大红大紫，进入颠峰状态。196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把《红灯记》捧上了天。
　　第四阶段为1969年10月之后，《智取威虎山》再次爬上"老大"宝座。《红灯记》屈居第二，其他各戏名次不变。1969年10月13日安排了由《红灯记》剧组和《沙家浜》剧组撰写的赞扬《智取威虎山》的文章各一篇，形成了北京两剧对《智取威虎山》俯首称臣的态势。同时《红旗》杂志破天荒地全文刊登了《智》剧的剧本，并发表署名"红城"的文章，把《智》剧表现的东北剿匪斗争归功于林彪，把《智》剧表现的艺术成就归功于江青。"样板戏"的排行榜最终确立，其中的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便按这一座次的先后被安排拍摄成彩色影片。1970年8月1日，《智》剧以一套六枚的规格再上邮票，雄踞着"新中国戏剧邮票枚数之最多"的宝座。然而似乎为求得某种平衡，《红灯记》在1972年发行的纪念《讲话》30周年的邮票上再度亮相。
　　据最近看到的文字邮票档案资料，在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邮票发行局曾酝酿过发行"革命样板戏"或"革命文艺"邮票。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1967年4月27日口头传达的"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精神，邮票发行局于1967年5月6日的生产会议上拟议陆续发行一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邮票，上报"中央文革"的计划为十枚一套，顺序如下：革命文艺路线、京剧《红灯记》、京剧《沙家浜》、京剧《智取威虎山》、舞剧《红色娘子军》、舞剧《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还有三枚为泥塑《收租院》。报告送上三天后，样板戏的汇演才拉开帷幕。于是"中央文革"的文艺组要求这套邮票应添加京剧《奇袭白虎团》和《海港》，并建议邮票设计人员下到样板戏的演出单位征求意见。由于图案的添加和修改，此事一直拖到了1967年的7月15日才再次以邮电部党委的名义上报中央文革小组。鉴于泥塑《收租院》作品本身将要修改，故三枚《收租院》的票图暂不列入这套邮票，八个样板戏自成一套就这样确定了。1967年9月15日，实行了军管的邮电部收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的批复，同意发行这套邮票，但第一图"革命文艺路线"和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仍要修改。
　　这样一拖再拖，图稿交到北京邮票厂已经是1967年10月了。再加上印刷质量问题，邮票被迫拖至1968年1月30日春节时先发行6个图案。
　　1968年的1月24日邮电部军管会发出的"(68)军管邮票字第15号文件"---《关于发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邮票的通知》，通知中的邮票顺序是按"第二阶段"的排列。从"文5"邮票的第一枚可见，设计人员是严格按照1967年5月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排行进行创作设计的：杨子荣高举红书走在最前头，方海珍手摇红书紧随其后，接着才是高举红灯的李铁梅，以及并肩前进的郭建光与阿庆嫂……全套邮票的排行榜显然也是依照"第二阶段"设计印刷的。但新华社关于这套邮票的新邮报道却一反常态，拖到了1968年2月3日才见报(《光明日报》拖到了2月5日)。此时已进入"第三阶段"，因而报道中便出现了与邮票不一样的排行榜。究竟是什么微妙的原因导致二、三阶段的转换，未必就有能说明真相的档案，但笔者注意到1968年1月31日林彪以"最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的身份观看了《红灯记》，一同观看的还有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再则，1968年2月5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新华社发的"文5"邮票第一至第六图的票样。照片上邮票的排列顺序可谓用心良苦：每行两枚，排了三行。若先计左三枚，再计右三枚，其顺序与"第二阶段"相符；若以左一枚右一枚横着看，则其排行遵照了"第三阶段"。
　　光看照片，实乃模棱两可，但文字说明则以横计，与"第三阶段"亦步亦趋，不敢含糊。
　　"样板戏"排行榜变幻的四年正是"文革"之初最混乱的年月。"样板戏"座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斗的反映。因为"样板戏"当时已被捧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典范"的高度，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由此影响到很多人的政治命运和地位升迁(后来样板戏的两位演员窃据了文化部的领导职位)，直至牵扯到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磨擦、苟合与相互利用，以及"四人帮"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下属各个派系间的较劲和勾结。"文5"邮票的发行和新闻的发布恰逢"样板戏"排行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变化的节骨眼上，这是邮票的设计人所始料不及的。发行时报纸的新邮消息见风使舵，紧跟提法的变化，在当时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按照邮票设计印刷的原始档案的安排而定，绝对无可非议，况且整版邮票底边上印刷的数序也非发行时的新邮报道所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