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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8日，流失海外近百年、器身与壶盖“身首异处”的商代青铜“皿方罍”（图1）终于在湖南完成了合体，并归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珍藏。
被誉为“方罍之王”的青铜“皿方罍”，因器盖铸有“皿天全作父已尊彝”八字铭文，器身有“皿作父已尊彝”六字铭文，故名。一件殷商时期的盛酒器，竟如此吸引眼球，除“皿方罍”固有的“集魁梧奇伟的身量与动人心魄之纹饰于一身”之大美外，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有着一段充满传奇故事的身世。
二千一百多年前，青铜“皿方罍”曾为汉文帝爱子梁孝王刘武所藏。梁孝王刘武系西汉著名收藏家，也为当时全国首富。《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在诸多重量级宝物收藏中，梁孝王对该方罍特别珍爱，嘱家人：“罍尊值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与人！” 或许，由于战乱？此后“皿方罍”便从人间蒸发、渺无音讯。
1919年，“皿天全”方罍于湖南省桃源县（今名架桥镇）出土，系由当地农民艾清宴父子发现、挖出。方罍出土后不久，器身便被古董商以贱价买走，并且转售到国外。器盖则被当地桃源驻军军官周磐所得。1952年，周磐将此盖上交当地政府。1956年省文物管理委员将器盖移交湖南省博物馆保管至今。而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获得器身后，因无缘配上罍盖，遂将其又转手。佳士得的资料显示，此方罍几经易手，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多位20世纪初重要古董商及藏家之手”。再后来，“皿方罍”归日本藏家新田栋一拥有，并于2001年付佳士得上拍。当时，“上海博物馆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闻讯后，联合筹集一笔巨款前往美国参加竞买，期望能使这件身首异处的中国青铜瑰宝完整合一。不料，一位法国买主竟以高出中方近四成的价格将其竞拍而得，成交价达到924.6万美元（含手续费约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这个天价，在刷新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的同时，也让中国人的圆梦成为了泡影。
十三年转眼而过。历尽漂泊的“皿方罍”如今“身首合一”回归故里了。由此看来，好事多磨，不仅仅在说人说事，也在说物。
陶瓷中亦有罍
青铜罍，系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据记载，罍还兼作盛水之用。《诗经·周南·卷耳》中有“我姑酌彼金罍”，是指罍中盛酒；而《仪礼·少牢馈食礼》称“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是指“设水用‘罍’，洗盥用‘枓’”（注1）。可见，青铜罍的功能不仅仅盛酒，兼可贮水。青铜罍形制有圆、方之分，产量不多，尤其是方体罍，基本只见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数量稀少。
商代，青铜工艺发达，带动了制陶业。于是，便出现了与青铜器同型而不同质地的陶器。1953年在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陶罍（图2），便是一例：该器为泥质黑陶，坚硬细腻。造型浑圆，器表磨光。直口，长颈，折肩，鼓腹，圜底，高圈足。“颈、肩及圈足饰弦纹，腹上部模印兽面纹带一道。器型和纹饰与青铜制品相似，制作极为精致，是商代二里岗陶器中的精品。”
瓷方罍，未见有报道。事实上，瓷器中确有形似青铜罍的作品。只因青铜方罍的历史离我们实在忒久远。加上青铜方罍原本就稀缺，后世以它作母本的机会少而又少之。久而久之，它的存在，从炎黄子孙的记忆中，已几乎都被抹尽！以至今人见之不识，误作他物！
2011年，从美国纽约曼迪逊大街一家开在二楼的古董店里，笔者有幸见到乾隆时期装饰有饕餮纹的方形青花器。这次旅行，运气极佳。上午接受美国中文电视采访时，笔者曾对主人的美好祝愿表示，在纽约只呆几天，对捡漏不抱任何奢望，唯走马观花看看。下午却轻松地以不足人民币8000元的价格，从美籍匈牙利老太太（店主）手中获得了这件奇妙无比的青花瓷（图3）。愧对它的是，几年来，本人一直以“乾隆青花饕餮纹出戟方尊”称之，并数次在报刊杂志及电视屏幕上作介绍。直至近日，从青铜“皿天全方罍”的回归声中，才意识到，由美国带回的所谓“乾隆青花饕餮纹出戟方尊”，实际上是一件以商代青铜罍为母本的清代瓷方罍。
有幸拥有却不明其确凿源流的，似乎还有见诸于《中国陶瓷全集·14·清（上）》之“雍正青花饕餮纹方瓶”（图4）。器物高16.5厘米、口径8.1—6.7厘米、足径7.8—6.3厘米，系上海博物馆藏品，图版说明文字称：“此器形制仿青铜器，长方折沿口，扁方圆弧形体，高空长方足。腹两边有双兽环耳。器外从上至下饰五组青花纹饰，腹部主体纹样为饕餮纹。造型古朴，青花色泽深蓝浓重，几成黑色。底书‘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为雍正官窑青花瓷上品”。
显然，此饕餮纹青花瓷“为雍正官窑青花瓷上品”，是勿庸置疑的。遗憾的是，馆方并没就其造型的源流，在文字上给出明示。当然，命之为方瓶亦不无道理，至少没有大错。然而从学术角度上讲，倘若命之为“尊”，或称之为“方罍”，似乎能更达古意！
在2013年中国嘉德四季第36期拍卖会上，一件被称之为方彝的凤鸟纹青花瓷（图5）拍品，让人耳目一新。此件物品系庆宽家族旧藏。尽管图录标注的生产年代“康熙-雍正”尚有待商榷。但藏家对器物的命名与考证，却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庆宽（1848—1927），字筱珊，号松月居士，清代宫廷画师，曾在醇王府供职，后入内务府。一生善画，精通古器鉴别。他的治学，当是今人楷模。
姗姗来迟瓷方罍
方罍，顾名思义，即方形之罍。
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具如尊、罍等，大多为圆体。可是，“这些器类各自均有方体形制存在，但数量相对稀少。从出土与存世情况看，后者数量远不及前者（注2）”。目前所知经著录之方罍，总共数量约有10件出头点。
然而，在中国的古陶器作品中，除商代有圆体罍的制作外，方罍则显空白！推想可知，盖因陶质方罍难以成形，更难以烧成。可是，在汉至明的悠悠历史长河中，为何也不见瓷质方罍？
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三：一、中国青铜器，自古以来皆为大府之珍，而罍原本稀缺，烧瓷者难以获得参照之物；二、青铜器的研究，古代偏重于文字。“经过秦的改制和秦汉战争，社会发生了大的动乱和变迁”，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大量古籍被毁灭，汉代人对古代的典章文物，已多不了解，当时对前代的青铜器多不认识”（注3）。既然人们的认知出现空白，自然就难有后来者；三、宋代元祐七年始有金石学（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器、石刻和玉器等），并于北宋晚期相继出现《考古图》、《金石录》及由徽宗参与编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一批开创我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专著。但在瓷器方面，崇尚釉色不重装饰的宋人，唯对素雅、含蓄、纯净的一色釉瓷情有独钟。因而，宋五大名窑之官哥汝定钧及地方名窑如龙泉、景德镇等窑，涌现出诸多以釉色见长的摹古佳作，包括出戟方尊（图6）、方壶（图7）及穿带壶（图8），却不见有身着浓装、以饕餮纹为饰、形同商周青铜器罍的瓷方罍。 商周时青铜器中的方罍、方彝与方尊，均属大型或中型盛酒器与礼器。“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像双手奉酉形，彝像双手献沥血的鸡，乃所以尊酒奉鸡牲祭祀之意。（注4）”而这三者在造型上也颇多相近之处：青铜方罍带盖，器身作长方口，直颈，广肩，形体宽大，下有高圈足（图9）。器上花纹有各种兽体变形纹、夔（龙）纹、凤鸟纹等。青铜方彝器型为四方直壁，也有稍呈长方形的，下部有方圈足，上部有屋顶形盖，盖上有钮，器体有直腹、曲腹、腹旁带耳的。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窃曲纹、夔龙纹、涡纹等。（图10）。青铜方尊通体以兽面纹为饰，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领、广肩，器腹甚大，下有圈足。西周中期出现侈口、束颈、垂腹、圈足的尊（图11）。
同稀缺的商周青铜方罍一样，瓷方罍也不多见，抑或养在深闺人未识？本文抛砖引玉，希望收藏界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由于篇幅有限，更因为资料匮乏，本文唯能以青花方罍为课题。
在元明清青花瓷中，就目前所知，形制、纹饰与殷商青铜方罍、方彝相似的器物，唯见雍正和乾隆两朝。上述三例便是。然而，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当与雍乾两位皇帝的学识与涵养有关。
《西清古鉴》与金石学
宋代，是一个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
“元、明两代，理学发达，金石学退居次要地位。虽自元代起，出现了玉器研究的专门著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尚不及宋代。（注5）”
明代时，宣德铜炉名闻遐迩。据载，在神仙思想驱动下，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三月初三下旨制作香炉。所造铜炉系参照宋《宣和博古图》诸书及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之各式器物所设计。至宣德四年，共烧制各类款式计117种，数量计15684件。500多年过去了，民国早年有学者曾作过统计，能断定宣德朝铜炉的仅存8只半，除尚有少量未被确认外，几乎都毁于天灾人祸及后朝的“熔铜铸钱”。《烈皇小识》卷六载崇祯皇帝将内府库藏的历代各种铜器，其中包括上古三代铜器及宣德年间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拿去熔铸钱币。
“一般认为，到了清代，制铜工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的张丽在《清宫铜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为例》一文中介绍道：“文献和实物证明，在清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铜器制造。尤其是宫廷，曾大量制造铜器，与前代相比，种类不断增多，功用不断延伸，在工艺上也是独具风格。（注6）”但是，清代铜器的“兴盛期仅有雍乾二朝，顶峰期只有乾隆一朝（注7）”。
雍正、乾隆两朝虽仅七十余年，但两位皇帝“对具有古韵的铜器”十分喜好与重视，加上宫中对铜器的实际需求，竟致雍、乾两朝“用铜量之大，制造铜器数量之多，为历史罕见（注8）”。雍正五年（1727），宫廷还在造办处专门设置了“铸炉作”。据《清档》载，雍正帝对“铸炉作”曾频频下旨，雍正五年三月十七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二天，就传旨作“铜烧古炉”十款、计60件。
雍正和乾隆早期，崇古瓷的摹本，来源主要有两处：以宫内所藏古青铜器为母本；或从《宣和博古图》、《考古图》诸书中选样，按图索骥，进行模拟。而乾隆对仿古器制造，要求甚严，铸造摹古器物时，常要造办处“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注9）”。
历史上，乾隆是一位雄图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深厚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重视文物的鉴赏、整理与考证。
倘若说，汉以降，宋代是一个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那么，清代便是金石学复兴的重要时期，这灿烂，主要来自于乾隆年间。据史料记载：清高宗于乾隆十四年（1749）下旨，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工部尚书汪由敦，率翰林等“以内府所藏古鼎彝尊罍之属案器为图”，仿宋代《宣和博古图》样式，纂修《西清古鉴》。
《西清古鉴》共四十卷，收录铜器1529件（包括唐代铜镜，但以商周彝器为多）。此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完成，“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清代宫廷和达官贵僚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作用（注10）”。
乾隆皇帝不只亲自参与《西清古鉴》的编著，还特令和硕庄、和硕果两位亲王担任监理，遂使金石学的研究，成为乾嘉时期一种时尚，各种“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多起来了（注11）”。
于是，不管是形制还是文化底蕴上，乾隆及此后的仿古瓷，就是与前朝不同。
雍、乾两帝崇古情怀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两幅图，系清宫旧藏，向世人传递了两位君主的心路历程：一幅为清佚名《雍正帝后妃图》（图12）；一幅为清丁观鹏《是一是二图》（图13）。
《雍正帝后妃图》（注12）为圆明园旧物，原系十二绢画之一，“雍正十年（1732）八月传旨将其从屏风上拆下‘着垫纸衬平，手配做卷杆’”（注13）。从《雍正帝后妃图》上可见，陈设在多宝格和仕女身旁几案上的各式珍玩有古籍、砚台、青铜器、玉器和瓷器等十余件。其中青铜器三件，即青铜钟、觚和扁壶。而瓷器至少有五件，全为一色釉：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乌金釉大碗，以及多宝格左下方和右上角各有一件单色釉的宋代香炉或洗子。
丁观鹏系雍、乾年间宫廷画家，颇得皇帝赏识，故在《是一是二图》轴之右上方有乾隆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偶题并书。”此画让我们窥见，乾隆皇帝对汉文化十分着迷：他身着汉装，头戴汉人冠帽，周围摆满了清宫收藏的各种器物。而在这二十余件历代传世珍品中，瓷器几乎占一半，其中不乏青花瓷。况且，侍童于锦盒中正要取出的仍是件青花瓷：明永乐青花缠枝莲藏草瓶。
两幅画，晒出了两位皇帝的痴迷和心中的至爱。
基于两位皇帝对瓷器的挚爱，可以想象，在制作“具有古韵的铜器”的同时，一定会有更多精致的“具有古韵的”瓷器，从雍正、乾隆两朝脱颖而出！
雍正瓷器以工艺精细、瓷质莹洁、釉色齐备享誉天下。据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撰《陶成纪事》所载，雍正一朝所烧制的仿古和创新釉彩品种竟达五十七种之多。
那么，雍正年间，景德镇的御窑厂有没有烧造过瓷质的罍、尊、彝等仿古器？唐英在《陶成纪事》中作了肯定：“其落选之次者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其瓶、罍、罎、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至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落选者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
注释：
[1]：《中华文物鉴赏》罗宗真、秦浩主编，P7：《亚丑方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收藏家》2013年第四期，刘云、李健《谈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罍的真伪》
[3]、[4]：《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书店、1988年版
[5]：《收藏家》1994年总第3期、雷虹霁文
[6]、[7]、[8]、[9]：张丽《清宫铜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刋》2013年第5期
[10]、[11]：《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书店、1988年版
[12]：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244
[13]：《收藏家》2013年第1期，杜文《从商周调色器到清仿定窑白釉四足炉——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
被誉为“方罍之王”的青铜“皿方罍”，因器盖铸有“皿天全作父已尊彝”八字铭文，器身有“皿作父已尊彝”六字铭文，故名。一件殷商时期的盛酒器，竟如此吸引眼球，除“皿方罍”固有的“集魁梧奇伟的身量与动人心魄之纹饰于一身”之大美外，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有着一段充满传奇故事的身世。
二千一百多年前，青铜“皿方罍”曾为汉文帝爱子梁孝王刘武所藏。梁孝王刘武系西汉著名收藏家，也为当时全国首富。《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在诸多重量级宝物收藏中，梁孝王对该方罍特别珍爱，嘱家人：“罍尊值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与人！” 或许，由于战乱？此后“皿方罍”便从人间蒸发、渺无音讯。
1919年，“皿天全”方罍于湖南省桃源县（今名架桥镇）出土，系由当地农民艾清宴父子发现、挖出。方罍出土后不久，器身便被古董商以贱价买走，并且转售到国外。器盖则被当地桃源驻军军官周磐所得。1952年，周磐将此盖上交当地政府。1956年省文物管理委员将器盖移交湖南省博物馆保管至今。而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获得器身后，因无缘配上罍盖，遂将其又转手。佳士得的资料显示，此方罍几经易手，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多位20世纪初重要古董商及藏家之手”。再后来，“皿方罍”归日本藏家新田栋一拥有，并于2001年付佳士得上拍。当时，“上海博物馆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闻讯后，联合筹集一笔巨款前往美国参加竞买，期望能使这件身首异处的中国青铜瑰宝完整合一。不料，一位法国买主竟以高出中方近四成的价格将其竞拍而得，成交价达到924.6万美元（含手续费约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这个天价，在刷新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的同时，也让中国人的圆梦成为了泡影。
十三年转眼而过。历尽漂泊的“皿方罍”如今“身首合一”回归故里了。由此看来，好事多磨，不仅仅在说人说事，也在说物。
陶瓷中亦有罍
青铜罍，系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据记载，罍还兼作盛水之用。《诗经·周南·卷耳》中有“我姑酌彼金罍”，是指罍中盛酒；而《仪礼·少牢馈食礼》称“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是指“设水用‘罍’，洗盥用‘枓’”（注1）。可见，青铜罍的功能不仅仅盛酒，兼可贮水。青铜罍形制有圆、方之分，产量不多，尤其是方体罍，基本只见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数量稀少。
商代，青铜工艺发达，带动了制陶业。于是，便出现了与青铜器同型而不同质地的陶器。1953年在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陶罍（图2），便是一例：该器为泥质黑陶，坚硬细腻。造型浑圆，器表磨光。直口，长颈，折肩，鼓腹，圜底，高圈足。“颈、肩及圈足饰弦纹，腹上部模印兽面纹带一道。器型和纹饰与青铜制品相似，制作极为精致，是商代二里岗陶器中的精品。”
瓷方罍，未见有报道。事实上，瓷器中确有形似青铜罍的作品。只因青铜方罍的历史离我们实在忒久远。加上青铜方罍原本就稀缺，后世以它作母本的机会少而又少之。久而久之，它的存在，从炎黄子孙的记忆中，已几乎都被抹尽！以至今人见之不识，误作他物！
2011年，从美国纽约曼迪逊大街一家开在二楼的古董店里，笔者有幸见到乾隆时期装饰有饕餮纹的方形青花器。这次旅行，运气极佳。上午接受美国中文电视采访时，笔者曾对主人的美好祝愿表示，在纽约只呆几天，对捡漏不抱任何奢望，唯走马观花看看。下午却轻松地以不足人民币8000元的价格，从美籍匈牙利老太太（店主）手中获得了这件奇妙无比的青花瓷（图3）。愧对它的是，几年来，本人一直以“乾隆青花饕餮纹出戟方尊”称之，并数次在报刊杂志及电视屏幕上作介绍。直至近日，从青铜“皿天全方罍”的回归声中，才意识到，由美国带回的所谓“乾隆青花饕餮纹出戟方尊”，实际上是一件以商代青铜罍为母本的清代瓷方罍。
有幸拥有却不明其确凿源流的，似乎还有见诸于《中国陶瓷全集·14·清（上）》之“雍正青花饕餮纹方瓶”（图4）。器物高16.5厘米、口径8.1—6.7厘米、足径7.8—6.3厘米，系上海博物馆藏品，图版说明文字称：“此器形制仿青铜器，长方折沿口，扁方圆弧形体，高空长方足。腹两边有双兽环耳。器外从上至下饰五组青花纹饰，腹部主体纹样为饕餮纹。造型古朴，青花色泽深蓝浓重，几成黑色。底书‘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为雍正官窑青花瓷上品”。
显然，此饕餮纹青花瓷“为雍正官窑青花瓷上品”，是勿庸置疑的。遗憾的是，馆方并没就其造型的源流，在文字上给出明示。当然，命之为方瓶亦不无道理，至少没有大错。然而从学术角度上讲，倘若命之为“尊”，或称之为“方罍”，似乎能更达古意！
在2013年中国嘉德四季第36期拍卖会上，一件被称之为方彝的凤鸟纹青花瓷（图5）拍品，让人耳目一新。此件物品系庆宽家族旧藏。尽管图录标注的生产年代“康熙-雍正”尚有待商榷。但藏家对器物的命名与考证，却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庆宽（1848—1927），字筱珊，号松月居士，清代宫廷画师，曾在醇王府供职，后入内务府。一生善画，精通古器鉴别。他的治学，当是今人楷模。
姗姗来迟瓷方罍
方罍，顾名思义，即方形之罍。
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具如尊、罍等，大多为圆体。可是，“这些器类各自均有方体形制存在，但数量相对稀少。从出土与存世情况看，后者数量远不及前者（注2）”。目前所知经著录之方罍，总共数量约有10件出头点。
然而，在中国的古陶器作品中，除商代有圆体罍的制作外，方罍则显空白！推想可知，盖因陶质方罍难以成形，更难以烧成。可是，在汉至明的悠悠历史长河中，为何也不见瓷质方罍？
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三：一、中国青铜器，自古以来皆为大府之珍，而罍原本稀缺，烧瓷者难以获得参照之物；二、青铜器的研究，古代偏重于文字。“经过秦的改制和秦汉战争，社会发生了大的动乱和变迁”，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大量古籍被毁灭，汉代人对古代的典章文物，已多不了解，当时对前代的青铜器多不认识”（注3）。既然人们的认知出现空白，自然就难有后来者；三、宋代元祐七年始有金石学（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器、石刻和玉器等），并于北宋晚期相继出现《考古图》、《金石录》及由徽宗参与编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一批开创我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专著。但在瓷器方面，崇尚釉色不重装饰的宋人，唯对素雅、含蓄、纯净的一色釉瓷情有独钟。因而，宋五大名窑之官哥汝定钧及地方名窑如龙泉、景德镇等窑，涌现出诸多以釉色见长的摹古佳作，包括出戟方尊（图6）、方壶（图7）及穿带壶（图8），却不见有身着浓装、以饕餮纹为饰、形同商周青铜器罍的瓷方罍。 商周时青铜器中的方罍、方彝与方尊，均属大型或中型盛酒器与礼器。“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像双手奉酉形，彝像双手献沥血的鸡，乃所以尊酒奉鸡牲祭祀之意。（注4）”而这三者在造型上也颇多相近之处：青铜方罍带盖，器身作长方口，直颈，广肩，形体宽大，下有高圈足（图9）。器上花纹有各种兽体变形纹、夔（龙）纹、凤鸟纹等。青铜方彝器型为四方直壁，也有稍呈长方形的，下部有方圈足，上部有屋顶形盖，盖上有钮，器体有直腹、曲腹、腹旁带耳的。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窃曲纹、夔龙纹、涡纹等。（图10）。青铜方尊通体以兽面纹为饰，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领、广肩，器腹甚大，下有圈足。西周中期出现侈口、束颈、垂腹、圈足的尊（图11）。
同稀缺的商周青铜方罍一样，瓷方罍也不多见，抑或养在深闺人未识？本文抛砖引玉，希望收藏界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由于篇幅有限，更因为资料匮乏，本文唯能以青花方罍为课题。
在元明清青花瓷中，就目前所知，形制、纹饰与殷商青铜方罍、方彝相似的器物，唯见雍正和乾隆两朝。上述三例便是。然而，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当与雍乾两位皇帝的学识与涵养有关。
《西清古鉴》与金石学
宋代，是一个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
“元、明两代，理学发达，金石学退居次要地位。虽自元代起，出现了玉器研究的专门著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尚不及宋代。（注5）”
明代时，宣德铜炉名闻遐迩。据载，在神仙思想驱动下，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三月初三下旨制作香炉。所造铜炉系参照宋《宣和博古图》诸书及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之各式器物所设计。至宣德四年，共烧制各类款式计117种，数量计15684件。500多年过去了，民国早年有学者曾作过统计，能断定宣德朝铜炉的仅存8只半，除尚有少量未被确认外，几乎都毁于天灾人祸及后朝的“熔铜铸钱”。《烈皇小识》卷六载崇祯皇帝将内府库藏的历代各种铜器，其中包括上古三代铜器及宣德年间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拿去熔铸钱币。
“一般认为，到了清代，制铜工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的张丽在《清宫铜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为例》一文中介绍道：“文献和实物证明，在清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铜器制造。尤其是宫廷，曾大量制造铜器，与前代相比，种类不断增多，功用不断延伸，在工艺上也是独具风格。（注6）”但是，清代铜器的“兴盛期仅有雍乾二朝，顶峰期只有乾隆一朝（注7）”。
雍正、乾隆两朝虽仅七十余年，但两位皇帝“对具有古韵的铜器”十分喜好与重视，加上宫中对铜器的实际需求，竟致雍、乾两朝“用铜量之大，制造铜器数量之多，为历史罕见（注8）”。雍正五年（1727），宫廷还在造办处专门设置了“铸炉作”。据《清档》载，雍正帝对“铸炉作”曾频频下旨，雍正五年三月十七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二天，就传旨作“铜烧古炉”十款、计60件。
雍正和乾隆早期，崇古瓷的摹本，来源主要有两处：以宫内所藏古青铜器为母本；或从《宣和博古图》、《考古图》诸书中选样，按图索骥，进行模拟。而乾隆对仿古器制造，要求甚严，铸造摹古器物时，常要造办处“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注9）”。
历史上，乾隆是一位雄图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深厚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重视文物的鉴赏、整理与考证。
倘若说，汉以降，宋代是一个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那么，清代便是金石学复兴的重要时期，这灿烂，主要来自于乾隆年间。据史料记载：清高宗于乾隆十四年（1749）下旨，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工部尚书汪由敦，率翰林等“以内府所藏古鼎彝尊罍之属案器为图”，仿宋代《宣和博古图》样式，纂修《西清古鉴》。
《西清古鉴》共四十卷，收录铜器1529件（包括唐代铜镜，但以商周彝器为多）。此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完成，“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清代宫廷和达官贵僚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作用（注10）”。
乾隆皇帝不只亲自参与《西清古鉴》的编著，还特令和硕庄、和硕果两位亲王担任监理，遂使金石学的研究，成为乾嘉时期一种时尚，各种“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多起来了（注11）”。
于是，不管是形制还是文化底蕴上，乾隆及此后的仿古瓷，就是与前朝不同。
雍、乾两帝崇古情怀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两幅图，系清宫旧藏，向世人传递了两位君主的心路历程：一幅为清佚名《雍正帝后妃图》（图12）；一幅为清丁观鹏《是一是二图》（图13）。
《雍正帝后妃图》（注12）为圆明园旧物，原系十二绢画之一，“雍正十年（1732）八月传旨将其从屏风上拆下‘着垫纸衬平，手配做卷杆’”（注13）。从《雍正帝后妃图》上可见，陈设在多宝格和仕女身旁几案上的各式珍玩有古籍、砚台、青铜器、玉器和瓷器等十余件。其中青铜器三件，即青铜钟、觚和扁壶。而瓷器至少有五件，全为一色釉：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乌金釉大碗，以及多宝格左下方和右上角各有一件单色釉的宋代香炉或洗子。
丁观鹏系雍、乾年间宫廷画家，颇得皇帝赏识，故在《是一是二图》轴之右上方有乾隆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偶题并书。”此画让我们窥见，乾隆皇帝对汉文化十分着迷：他身着汉装，头戴汉人冠帽，周围摆满了清宫收藏的各种器物。而在这二十余件历代传世珍品中，瓷器几乎占一半，其中不乏青花瓷。况且，侍童于锦盒中正要取出的仍是件青花瓷：明永乐青花缠枝莲藏草瓶。
两幅画，晒出了两位皇帝的痴迷和心中的至爱。
基于两位皇帝对瓷器的挚爱，可以想象，在制作“具有古韵的铜器”的同时，一定会有更多精致的“具有古韵的”瓷器，从雍正、乾隆两朝脱颖而出！
雍正瓷器以工艺精细、瓷质莹洁、釉色齐备享誉天下。据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撰《陶成纪事》所载，雍正一朝所烧制的仿古和创新釉彩品种竟达五十七种之多。
那么，雍正年间，景德镇的御窑厂有没有烧造过瓷质的罍、尊、彝等仿古器？唐英在《陶成纪事》中作了肯定：“其落选之次者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其瓶、罍、罎、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至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落选者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
注释：
[1]：《中华文物鉴赏》罗宗真、秦浩主编，P7：《亚丑方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收藏家》2013年第四期，刘云、李健《谈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罍的真伪》
[3]、[4]：《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书店、1988年版
[5]：《收藏家》1994年总第3期、雷虹霁文
[6]、[7]、[8]、[9]：张丽《清宫铜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刋》2013年第5期
[10]、[11]：《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书店、1988年版
[12]：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244
[13]：《收藏家》2013年第1期，杜文《从商周调色器到清仿定窑白釉四足炉——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