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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占比逐渐增大，在已有好的故事主旨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影片依然呈现出了视听语言和观看质量上的差异。本文对热门影片《中国机长》和《红海行动》拍摄制作上的差异进行分析，探求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真实事件;改编;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中国机长》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0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片选择以社会中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为素材，从而使过去发生的事以艺术化的表现手法重现在人们眼前，唤起大众对热点事件的二次关注，以宣传主流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1]。从电影观看的角度而言，一部好的影片应是内容主题和视听语言的结合，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从而打造出优质电影，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关注的重点[2]。
纵观近年来中国电影业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等都引发了全民热议，但在高票房的背后，口碑却褒贬不一[3]，《红海行动》被赞中国电影的视听高峰，《中国机长》却饱受争议。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市场前景广阔，但应把握好原事件的内核并进行恰到好处的艺术化加工[4]。
1 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的特征
目前，在我国电影市场上，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特征鲜明，在角色塑造、主题内涵、视听语言等要素方面具有独特风格。
首先，在改编过程中，注重个人及群体形象的塑造[5]。《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为背景，体现了蛟龙突击队训练有素的团队协作精神及直面生死的大无畏勇气，塑造出了英勇的中国军人形象。而《中国机长》则突出展现了航空人员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技术，一场空中自救树立了中国航空工作人员的光辉形象。两部影片在成功塑造群体英雄的同时[6]，也注意到了个人形象的塑造，做到了各具特点。在《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稳重且有全局观，狙击手顾顺看似吊儿郎当却勇敢无惧生死。同样，《中国机长》的个人塑造也颇具特点，机长刘长健自律冷静，乘务长毕男坚毅专业，形象塑造都深入人心[7]。
其次，在主题内涵的把握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同时代对正能量的解读有不同的特色，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优秀影片就一直在向观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由于所选真实事件具有独特性，最容易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9]，如《红海行动》展现出的军事实力，《中国机长》展现出的航空技术等。除此以外，不同的真实事件改编出来的不同主题的电影也有其特殊的核心价值观宣传[10]，《红海行动》宣传了富强、自由、和谐的价值观，《中国机长》则侧重于敬业、友善。
再次，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考虑高度纪实性和人文情怀的传达[11]。因为选择的题材大多是人们有所了解的热点话题，所以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大多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镜面式思考，其在叙事和抒情过程中，注意作品和人物的人文情怀抒发，从而给大众带来正能量。《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都以救援为主题，前者是蛟龙突击队在记者夏楠的推动下，决定救下所有人质，后者则有乘务员黄佳怀抱孩子不停安抚，都表现出了人文关怀。
最后，视听语言和主题内涵呈现相关性[12]。在追求高质量影片的今天，中国电影在视听语言上越来越靠近国际口碑影片，在拍摄手法、后期剪辑和特效制作上都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无论是《红海行动》中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中国机长》在高空中冲出云霄的惊鸿一景，都给观众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國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电影市场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拥有较为广阔的前景，面对大众越来越高的电影欣赏水平，其专业性、娱乐性、商业性程度大大提高，但仍存在一些质疑，内容改编也颇具争议[13]。
第一，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在专业知识上存在问题。随着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对电影的要求和民众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要求下，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对事件的还原更加重要，并且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以确保情节的真实和专业[14]。如《红海行动》的服装枪支、作战策略，《中国机长》的飞机检查、空中对话，都体现了其专业性。但由于专业知识不完全到位，在细节上仍存在问题，如《中国机长》上映后，有专业飞行员对积雨云、释压航线图、呼叫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第二，电影市场的繁荣导致电影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程度越来越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流量明星或资本明星的加入，无论是主角还是客串，其自带的热度都给电影带来了一定的讨论度和关注度[15]，并在电影票房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同时体现在创作改编上，在对细节进行加工处理时，往往选择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情节设置点，如《中国机长》中第二机长在头等舱和乘客的搭话等。娱乐性质和商业性质固然重要，但需要把握好度[16]，《中国机长》航空爱好者的明星阵容是否必要、第二机长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现实，都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第三，内容改编上的争议性。艺术是生活的加工，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要最大限度地忠于原事件，只在细节方面做艺术化加工，但怎样加工，加工之后要表现出什么，都值得斟酌[17]。《中国机长》从故事主题到视听语言都值得肯定，但在故事改编方面却饱受争议，如第二机长的感情线和头等舱搭讪、航空爱好者的戏份等，灾难片添加了调情、爱情、煽情等元素，可能导致重点偏移，引发观众不满[18]。而《红海行动》的节奏显得更快，从一开始的打击海盗，解救中国商船与伊维亚共和国工厂的大批同胞，到前往人质营救援，再到与恐怖分子斗争并抢夺黄饼，故事层层深入，其中的感情线和煽情点只作为辅助内容。由此看来，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在内容主题上本身占有极大优势，但如何进行艺术加工还需深入考虑[19]。 3 我国真实事件改编主旋律电影的对策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反映的是社会中能够引起人们广泛思考的热点话题或事件，而主旋律电影则需要向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和价值观，其在电影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关注此类电影的后续发展并提出相关建议显得尤为重要[20]。
首先，要保持视听语言的高质量。视听语言是电影艺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事件本身的主题内涵，叙事方法、拍摄技巧、画面风格、后期剪辑等都与电影质量息息相关[16]。目前，在视听语言方面，我国电影和国外高质量影片的距离正在不断缩小，画面观感能基本满足大众要求，但和顶级影片相比仍有差距[21]。因此，视听语言方面的强化需要一直进行。
其次，在故事改编上要更加谨慎。在对事件进行艺术化加工时，改变或创造的细节应当和事件原本的主题内涵相一致，丰富故事的叙事内容，为主旨服务而不仅仅是增强煽情性[22]。改编细节和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是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添加的内容应该和电影整体的叙事结构及要表达的主旋律相吻合，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观众反感。电影创作者应该多思考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两者间找到平衡，使虚构和真实相得益彰，从而创作出能够表现主流价值观的改编电影[23]。
最后，要优化叙事结构。很多具有社会意义的真实事件往往只发生在一瞬间，如果要将其改编成电影则需要考虑怎样在长达一到两小时的时间里，把单薄的事件叙述完整。电影工作者往往会选择丰富细节，或者对事件进行想象创作[24]，导致整部电影可以划分出不少于两个片段的故事。在讲述多片段故事的时候，如何安排整体叙事结构及速度尤为重要[25]。
4 结语
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已成为我国电影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正能量和纪录现实两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对现实社会起到一定的关照作用。本文以《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为例，分析了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的独特特征，并根据目前展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参照电影数量较少，因此研究还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后续研究中，希望能够扩大电影的参考标准，广泛对照，进行长时间的电影对比研究，深化论文结论。
参考文献：
[1] 罗峻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问题与对策[J].艺术科技，2019（15）：103-104.
[2]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3] 梁轩赫.当代生态纪录片《王朝》的叙事策略研究[J].戏剧之家，2019（30）：98-99.
[4] 吴启越，刘雯.从《芳华》看电影商业差异化营销策略[J].艺海，2019（04）：57-59.
[5] 韦君超.一个女性主义文本的两种媒介阐释——《使女的故事》的文学文本与影像文本之间的互文与对立[J].艺术科技，2020（10）：33-36.
[6] 李曼婷，黄霁风.《我不是药神》中角色命运与英雄叙事的对立[J].东南传播，2019（07）：70-72.
[7] 丁月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83-84.
[8] 张欢.对社会题材类电影引起情绪共振的思考——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东南传播，2019（02）：43-45.
[9] 卫欣，王勇.时代的审美与审美的时代[J].黄河之声，2018（21）：144-145.
[10] 台雪纯，李娜.基于Cite Space的我国公益广告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研究——以CNKI数据库为例[J].东南传播，2019（02）：132-135.
[11] 陈瑞娟，反射式纪录片《童心无归处》的真实表达[J].电影文学，2019（14）：102-105.
[12] 万丽唯，阮立.颠覆性的满足：爱情类网络自制剧的受众研究[J].新闻知识，2018（08）：42-45.
[13] 黄霁风.电影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和价值传播的意义——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传媒观察，2019（1）：72-76.
[14] 尤旖芸.基于受众角度探究国产电影的发展方向——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戏剧之家，2018（31）：57-58.
[15] 黄霁风.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J].东南传播，2019（01）：40-43.
[16] 韩潇潇，黄霁风.朱塞佩·托纳多雷电影中的丑审美范畴研究——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188-190.
[17] 冯俊苗，从《森林之歌》到《自然的力量》：国产生态纪录片的空间叙事策略分析[J].大众文艺.2018（21）：168-169.
[18] 鲁玉琦，潘婷.电影“彩蛋”的作用研究[J].戏剧之家，2019（28）：56-57.
[19] 张银柱，蒋守龙.韩国电影《新世界》画面内容与音乐应用探究[J].大众文艺，2018（11）：151-152.
[20] 张银柱.对韩国历史题材电影《逆鳞》的评析[J].大众文艺，2018（14）：140-141.
[21] 桑屹峰.反战题材电影《1917》的艺术创新[J].艺海，2020（04）：64-65.
[22] 王淑一.后真相时代中反转新闻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9（26）：212-213.
[23] 卫欣.瞬间即永恒：微影像的审美困顿及经典重构[J].当代电视，2019（08）：94-99.
[24] 朱可璇.《王朝》好莱坞叙事结构探析及对纪录片真实边界的探索[J].戏剧之家，2019（29）：90，92.
[25] 杜彥洁.浅析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色彩运用[J].戏剧之家，2019（06）：75-77.
作者简介：李思琪（2000—），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新媒体。
指导老师：李娜
关键词：真实事件;改编;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中国机长》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0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片选择以社会中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为素材，从而使过去发生的事以艺术化的表现手法重现在人们眼前，唤起大众对热点事件的二次关注，以宣传主流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1]。从电影观看的角度而言，一部好的影片应是内容主题和视听语言的结合，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从而打造出优质电影，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关注的重点[2]。
纵观近年来中国电影业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等都引发了全民热议，但在高票房的背后，口碑却褒贬不一[3]，《红海行动》被赞中国电影的视听高峰，《中国机长》却饱受争议。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市场前景广阔，但应把握好原事件的内核并进行恰到好处的艺术化加工[4]。
1 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的特征
目前，在我国电影市场上，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特征鲜明，在角色塑造、主题内涵、视听语言等要素方面具有独特风格。
首先，在改编过程中，注重个人及群体形象的塑造[5]。《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为背景，体现了蛟龙突击队训练有素的团队协作精神及直面生死的大无畏勇气，塑造出了英勇的中国军人形象。而《中国机长》则突出展现了航空人员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技术，一场空中自救树立了中国航空工作人员的光辉形象。两部影片在成功塑造群体英雄的同时[6]，也注意到了个人形象的塑造，做到了各具特点。在《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稳重且有全局观，狙击手顾顺看似吊儿郎当却勇敢无惧生死。同样，《中国机长》的个人塑造也颇具特点，机长刘长健自律冷静，乘务长毕男坚毅专业，形象塑造都深入人心[7]。
其次，在主题内涵的把握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同时代对正能量的解读有不同的特色，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优秀影片就一直在向观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由于所选真实事件具有独特性，最容易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9]，如《红海行动》展现出的军事实力，《中国机长》展现出的航空技术等。除此以外，不同的真实事件改编出来的不同主题的电影也有其特殊的核心价值观宣传[10]，《红海行动》宣传了富强、自由、和谐的价值观，《中国机长》则侧重于敬业、友善。
再次，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考虑高度纪实性和人文情怀的传达[11]。因为选择的题材大多是人们有所了解的热点话题，所以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大多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镜面式思考，其在叙事和抒情过程中，注意作品和人物的人文情怀抒发，从而给大众带来正能量。《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都以救援为主题，前者是蛟龙突击队在记者夏楠的推动下，决定救下所有人质，后者则有乘务员黄佳怀抱孩子不停安抚，都表现出了人文关怀。
最后，视听语言和主题内涵呈现相关性[12]。在追求高质量影片的今天，中国电影在视听语言上越来越靠近国际口碑影片，在拍摄手法、后期剪辑和特效制作上都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无论是《红海行动》中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中国机长》在高空中冲出云霄的惊鸿一景，都给观众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國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电影市场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拥有较为广阔的前景，面对大众越来越高的电影欣赏水平，其专业性、娱乐性、商业性程度大大提高，但仍存在一些质疑，内容改编也颇具争议[13]。
第一，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在专业知识上存在问题。随着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对电影的要求和民众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要求下，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对事件的还原更加重要，并且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以确保情节的真实和专业[14]。如《红海行动》的服装枪支、作战策略，《中国机长》的飞机检查、空中对话，都体现了其专业性。但由于专业知识不完全到位，在细节上仍存在问题，如《中国机长》上映后，有专业飞行员对积雨云、释压航线图、呼叫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第二，电影市场的繁荣导致电影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程度越来越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流量明星或资本明星的加入，无论是主角还是客串，其自带的热度都给电影带来了一定的讨论度和关注度[15]，并在电影票房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同时体现在创作改编上，在对细节进行加工处理时，往往选择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情节设置点，如《中国机长》中第二机长在头等舱和乘客的搭话等。娱乐性质和商业性质固然重要，但需要把握好度[16]，《中国机长》航空爱好者的明星阵容是否必要、第二机长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现实，都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第三，内容改编上的争议性。艺术是生活的加工，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要最大限度地忠于原事件，只在细节方面做艺术化加工，但怎样加工，加工之后要表现出什么，都值得斟酌[17]。《中国机长》从故事主题到视听语言都值得肯定，但在故事改编方面却饱受争议，如第二机长的感情线和头等舱搭讪、航空爱好者的戏份等，灾难片添加了调情、爱情、煽情等元素，可能导致重点偏移，引发观众不满[18]。而《红海行动》的节奏显得更快，从一开始的打击海盗，解救中国商船与伊维亚共和国工厂的大批同胞，到前往人质营救援，再到与恐怖分子斗争并抢夺黄饼，故事层层深入，其中的感情线和煽情点只作为辅助内容。由此看来，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在内容主题上本身占有极大优势，但如何进行艺术加工还需深入考虑[19]。 3 我国真实事件改编主旋律电影的对策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反映的是社会中能够引起人们广泛思考的热点话题或事件，而主旋律电影则需要向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和价值观，其在电影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关注此类电影的后续发展并提出相关建议显得尤为重要[20]。
首先，要保持视听语言的高质量。视听语言是电影艺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事件本身的主题内涵，叙事方法、拍摄技巧、画面风格、后期剪辑等都与电影质量息息相关[16]。目前，在视听语言方面，我国电影和国外高质量影片的距离正在不断缩小，画面观感能基本满足大众要求，但和顶级影片相比仍有差距[21]。因此，视听语言方面的强化需要一直进行。
其次，在故事改编上要更加谨慎。在对事件进行艺术化加工时，改变或创造的细节应当和事件原本的主题内涵相一致，丰富故事的叙事内容，为主旨服务而不仅仅是增强煽情性[22]。改编细节和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是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添加的内容应该和电影整体的叙事结构及要表达的主旋律相吻合，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观众反感。电影创作者应该多思考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两者间找到平衡，使虚构和真实相得益彰，从而创作出能够表现主流价值观的改编电影[23]。
最后，要优化叙事结构。很多具有社会意义的真实事件往往只发生在一瞬间，如果要将其改编成电影则需要考虑怎样在长达一到两小时的时间里，把单薄的事件叙述完整。电影工作者往往会选择丰富细节，或者对事件进行想象创作[24]，导致整部电影可以划分出不少于两个片段的故事。在讲述多片段故事的时候，如何安排整体叙事结构及速度尤为重要[25]。
4 结语
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已成为我国电影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正能量和纪录现实两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对现实社会起到一定的关照作用。本文以《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为例，分析了我国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的独特特征，并根据目前展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参照电影数量较少，因此研究还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后续研究中，希望能够扩大电影的参考标准，广泛对照，进行长时间的电影对比研究，深化论文结论。
参考文献：
[1] 罗峻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问题与对策[J].艺术科技，2019（15）：103-104.
[2]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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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君超.一个女性主义文本的两种媒介阐释——《使女的故事》的文学文本与影像文本之间的互文与对立[J].艺术科技，2020（10）：33-36.
[6] 李曼婷，黄霁风.《我不是药神》中角色命运与英雄叙事的对立[J].东南传播，2019（07）：70-72.
[7] 丁月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83-84.
[8] 张欢.对社会题材类电影引起情绪共振的思考——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东南传播，2019（02）：43-45.
[9] 卫欣，王勇.时代的审美与审美的时代[J].黄河之声，2018（21）：144-145.
[10] 台雪纯，李娜.基于Cite Space的我国公益广告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研究——以CNKI数据库为例[J].东南传播，2019（02）：132-135.
[11] 陈瑞娟，反射式纪录片《童心无归处》的真实表达[J].电影文学，2019（14）：102-105.
[12] 万丽唯，阮立.颠覆性的满足：爱情类网络自制剧的受众研究[J].新闻知识，2018（08）：42-45.
[13] 黄霁风.电影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和价值传播的意义——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传媒观察，2019（1）：72-76.
[14] 尤旖芸.基于受众角度探究国产电影的发展方向——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戏剧之家，2018（31）：57-58.
[15] 黄霁风.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J].东南传播，2019（01）：40-43.
[16] 韩潇潇，黄霁风.朱塞佩·托纳多雷电影中的丑审美范畴研究——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188-190.
[17] 冯俊苗，从《森林之歌》到《自然的力量》：国产生态纪录片的空间叙事策略分析[J].大众文艺.2018（21）：168-169.
[18] 鲁玉琦，潘婷.电影“彩蛋”的作用研究[J].戏剧之家，2019（28）：56-57.
[19] 张银柱，蒋守龙.韩国电影《新世界》画面内容与音乐应用探究[J].大众文艺，2018（11）：151-152.
[20] 张银柱.对韩国历史题材电影《逆鳞》的评析[J].大众文艺，2018（14）：140-141.
[21] 桑屹峰.反战题材电影《1917》的艺术创新[J].艺海，2020（04）：64-65.
[22] 王淑一.后真相时代中反转新闻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9（26）：212-213.
[23] 卫欣.瞬间即永恒：微影像的审美困顿及经典重构[J].当代电视，2019（08）：94-99.
[24] 朱可璇.《王朝》好莱坞叙事结构探析及对纪录片真实边界的探索[J].戏剧之家，2019（29）：90，92.
[25] 杜彥洁.浅析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色彩运用[J].戏剧之家，2019（06）：75-77.
作者简介：李思琪（2000—），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新媒体。
指导老师：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