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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知名的城隍庙除了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都城隍庙外，还有两县城隍庙和江南城隍庙，这次就来讲讲两县城隍庙。
两县城隍庙即大兴县城隍庙和宛平县城隍庙。在说它们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大兴县和宛平县。大兴县最早出现于先秦，称为蓟县;金贞元二年（1154年）由析津县更名为大兴县，取其“弘大兴旺”之意。宛平县出现于辽，取其“宛然而平”之义，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县为宛平县。明清两朝大兴县和宛平县归顺天府管理，是其所辖24州县中最为特殊的两县，它们是京城的附郭县，又称京县。以京城南北中轴线为界，以东归大兴县管理，以西由宛平县管理。北京有句老话：“皇帝坐金銮，脚踩两个县，左脚踩大兴，右脚踩宛平。”指的就是这个。为了方便处理京中事务，两县衙署就建于城中，而衙署附属建筑县城隍庙也建于其左右。
大兴县城隍庙山门
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有条大兴胡同，胡同因其内曾建有大兴县衙而得名，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这里还一直被称为“大兴县胡同”，后来因整顿地名才改为今名。大兴县衙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不少人还都知道胡同里东城分局的位置就是大兴县衙的旧址，而建于其附近的大兴县城隍庙在什么地方，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在东城分局的对面，一面雕花刻字的后檐墙虽然精美，但却有些怪异，云龙纹样的拱形门被几块青砖死死地封住，尽管如此仍能看出这原是一座庙宇，经过寻问得知这里就是大兴县城隍庙的原址。门上有题额已是字迹模糊，大门两侧的石刻楹联仍清晰可辨。上联是：“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下联为“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在楹联的两侧还各题有一行小字“大清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孟夏恭录”，和“邑中后学姜伯麟薰沐敬书”。除此以外，墙面上还镶了“监观有赫”四个大字，这些都是大兴县城隍庙的遗存，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
大兴县城隍庙作为县衙的附属建筑，曾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两朝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上任之时，必须先到其辖区内的城隍庙进行祭拜，大兴和宛平虽贵为京县，但仍需遵守这个原则。大兴县新官上任时，除了照例到县城隍庙进行祭拜外，每月初一、十五及春、秋两祭也必须亲自参加，如有行为不敬还会遭人弹劾。辖区内若发生火害、旱害、虫害等灾难时，知县也会向县城隍爷进行祈祷，希望他能保佑一县百姓的安康。无论是知县还是百姓都在这座城隍庙内找到了心灵上的支撑与安宁。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当数农历五月的城隍出巡最为隆重热闹，许多文献都对两县城隍出巡有着详细的描写。笔者也在上篇文章中赘述了此项祭拜的事宜。为了寻找一些新资料，我特意查寻了首都图书馆馆藏的金石文献，恰巧找到了同治年间重建大兴胡同内这座县城隍庙的拓片，上面还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下面就听笔者细细道来。
大兴县城隍庙重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前的县城隍庙虽然“由明迄今四百六十余年”，但其狭小的空间，低矮的地势，每到雨季就屡遭暴雨的侵蚀。大兴县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首善之区，其县城隍庙又小又破很不般配，因此庙内的住持徐永缘法师发愿重建县城隍庙。清同治十年（1871年）的冬天，徐永缘用募来的资金买下了大兴县衙西南一块南北宽廿六丈三尺，东西长十三丈有余的空地，重建大兴县城隍庙。次年春天县城隍庙竣工，建好的城隍庙有大殿三间，东西耳殿二间，焚化宝库二座，东西配殿六间，东客堂二间，二层腰殿三间，山门五间及群房若干，可见其规模宏敞。若不是有拓片上的详细记录，谁会相信在这条逼仄狭窄的小巷内曾有如此规模的城隍庙。仔细观之，拓片上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万善寺位于县城隍庙左侧，也是一座古庙，内供奉协天大帝（关帝），同治七年（1868年）该寺僧人伙同匪人变卖庙产，眼见古庙就要毁于一旦，法师徐永缘看到这种情况，在征得募捐人的同意后，利用所募资金将其一并修缮。修缮好后的万善寺焕然一新，殿宇威严，木鱼声声，梵音阵阵。东西两座庙宇虽不同教，但释道之声不绝于耳，为县内百姓的教化贡献着力量。拓片的背面还详细记录了捐款人及捐款商号所捐的银两，多则上千两，少则几十吊，尽管钱数不同但其功德却是相同的。最有意思的是拓片上还记录了王士秦、魏文晋两位信众，为城隍出巡所捐的物品及银两，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也能对这种已消失多年的风俗窥其一二。其中捐赠物品有：琉璃灯、匾、对联、绢灯及出巡执事衣巾等物。拓片所记录的这方石碑则立于大兴县城隍爷出巡之期，同治十二年（1873年）农历五月初一日。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平市民政局对寺庙进行调查，虽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但从当时的登记档案上看，大兴县城隍庙的情况与同治年兴建之时基本无异：“本庙面积东西长十三丈，南北宽二十六丈三尺，房屋共三十四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县党部及教育局在本庙。庙内法物有城隍正神一位，寝宫城隍藤像夫妇两位，两旁泥像站童使者十四位，泥马两匹，石佛四位，铜香炉烛扦花筒五件，铜烛桥一个，大铜磬一口，小铜磬一口，铁钟一口，架鼓一面，坐鼓一面，铁鼎一座，木香炉烛扦花筒五件，铁香炉一个，早晚功课经两册，另有石碑一座，松树两株。”其中所载的城隍藤像，就是农历五月初一城隍出巡时，城隍泥像的代替，由于泥像太沉不方便抬行，因此出巡时人们都是抬着较轻的城隍藤像完成的。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兴县署迁至北京城南的黄村，由于县署的搬迁和禁止城隍出巡政令的颁布，让热闹了许多年的大兴县城隍庙终于清静下来。1936年北平市政府对寺庙作了一次总登记，除了城隍爷藤像不见记录外，其余的情况都与几年前登记的情形大体符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又进行了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此时的大兴县城隍庙仍保持着寺庙的形制。不知何时，这座曾见证了风雨变幻的大兴县城隍庙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梁枋间曾明艳如花的彩画早已剥落褪色，而精美的塑像也不知去向，只有封死的山门和南北两座残殿还勉强地述说着当日的盛景。如今大兴县城隍庙的外墙上虽然挂起了文物保护的牌子，但依旧还是成为了民居大院，可见文物保护之漫漫征途了。 宛平县城隍庙依制也建于其衙署附近，但今天宛平县衙和宛平县城隍庙都已踪迹难寻。幸好不少文献都明确记录了宛平县衙的位置，它位于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路北，中国妇女报社处，但其县城隍庙的位置却鲜有记录。在馆藏的另一张《新建宛平县城隍庙碑记》的拓片上，却发现了宛平县城隍庙位置及兴建过程的详细记录。宛平县署位于皇城的西北，自有署衙以来一直未建县城隍庙，可能是距此不远的紫禁城内已建一座府城隍庙，所以不必重复建庙。但县内百姓却一直是无庙可拜无神可祭，所以他们就将宛平县西侧保安寺旁的一座颓败的真武庙，当作城隍庙来按时祭拜，求得城隍爷的庇佑。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的城隍神会最为热闹，周边的百姓都来参加，尽管活动举办了数十年，但寺庙却一如往昔的残败。寺僧清云和尚立愿重修此寺，在宛平知县及县内百姓的资助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完成了神殿及廊房门、墙的工程。九月时又新建了城隍行宫，从此这里就成为了宛平县名副其实的县城隍庙了。
拓片上虽没有记录修缮后的宛平县城隍庙的规模，但根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寺庙登记的档案来看，这座宛平县城隍庙的规模确实不小：“本庙面积东西十八丈，南北十五丈五尺，殿房共五十三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自住外，余房出自出租，办理公益事项。庙内法物有铜像五尊，木像十四尊，泥像三十六尊，像一尊，铁磬一口，铜香炉一个，锡五供一堂，铜磬一口，铁云板一块，铁鼎一座，铁钟一口，金刚经一部，功课经一部。”与大兴县城隍庙一样，农历五月的城隍出巡活动也是宛平县城隍庙最重要的活动。除此以外，还有正月里的悬灯和烧火判，这又是怎样的活动呢？
从正月十三到十七，宛平县城隍庙都要举办为期五天的庙会，这个庙会与其他的庙会有所不同，它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悬灯，最早用于祭神与祈福，后来演变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从正月十三的傍晚开始，庙内所有大殿悬起纱灯，万烛齐明，辉煌夺目，灯影缥缈宛若仙境，各式各样的纱灯色彩亮丽，样式新颖，吸引着全城百姓前来观灯。这才是庙会活动的开始，后面还有烧火判的活动。烧火判，是老北京正月里的一个重要风俗。将一尊泥制的空心钟像置于院中，腹中填满煤炭，待到半夜人们将其点燃，熊熊烈火顺着判官的五官七窍冒出，犹如喷火，所以称为“火判”。判官主司阴间，烧火判为了驱邪除秽，预示着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平安幸福。而北京城里烧火判最热闹、最好看的，就是西皇城根儿下的宛平县城隍庙里了。据说原来判官手中拿着一个“你可来了，正要拿你”的牌子，因为逛庙烧香的游人太多，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防盗，索性将牌子上的字改为“当心扒手”。清末的一首竹枝词就描写了“烧火判”的情景：“猎猎风生自齿牙，可怜炙熟手难遮，大都何止千身现，小劫居然百炼加，典簿貌狞神有笔，登场衔换面如花，冰山火树原同尽，冷阅年光莫自嗟。”但这种热闹景象在民国后期逐渐消失，成为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找到了宛平县城隍庙的现址。当一座小小的院门出现在我面前时，心内一阵狂喜，尽管我知道门那边的情况不一定尽如人意，但它却真实地存在。走进院门只需一眼，我就知道情况不妙而且很糟，这座曾经占地四十多亩的宽敞院落现被改造得乱七八糟，一间间自建房横空而出，将院中的通道挤得只有一人来宽。即便在如此狭小的环境内，竟然还有人在建新房。与我同来的友人不禁自言自语道：“这么小的地方，冰箱能进来吗？”顺着狭窄的通道，我们走进了大院深处，院子果真很大，左拐右拐好像没有尽头。住在这里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将院落分成诸多“领地”，各式各样的防盗门成为了他们城堡的“宫门”。除了这种样式，还有院中院、复式楼等建筑风格。在院里转悠了许久，我竟没找到一点儿与古迹相关的东西。正当我怀疑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时，一位八旬老人出现在眼前，我向老者说明来意，他昏黄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光彩，老人高兴地对我说：“城隍庙就在这儿，就这儿。”他一边说还一边向后比划着，好像一个被人遗忘多年的往事，终于找到了它的听众。老人热情地给我讲述着城隍庙的过去，而且还把我带到院外，指着临街的几间店铺说：“这儿就是城隍庙的山门，一共有三个门，中间的门在这儿，”老人指着其中一间店铺告诉我，“一左一右还各有一门。”我连忙问老人院子里是否还有城隍庙的遗迹，老人说：“有的，有的。”他带我来到一座院中院前，指着水泥墙里一个屋顶说：“这儿就是原来的大殿。”“这儿，”他又指着右边几间平房说，“也是大殿的一部分，不过这些房子都是扒了大殿以后建的。”我踮着脚努力地向院里看去，高处的一个屋顶确实像是古迹，但几只孤零零望着天的檐兽怎么看都像是新配上去的。我忍不住问老人：“这檐兽是老物件吗？”老人说：“新的，今年新修上去的，还有这大殿，大殿顶高，他们今年把里面改成二层楼了，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老人平静的语气中多少带了些遗憾，看着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我心中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虽然找到了宛平县城隍庙的遗迹，但眼前这种景象，我实在说不出是好还是不好。曾经香烟缭绕的圣坛净地，如今只剩下拥挤和不堪。如果大部分古建都沦落到这个下场，我想，也许消亡更好过如此的存在！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两县城隍庙即大兴县城隍庙和宛平县城隍庙。在说它们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大兴县和宛平县。大兴县最早出现于先秦，称为蓟县;金贞元二年（1154年）由析津县更名为大兴县，取其“弘大兴旺”之意。宛平县出现于辽，取其“宛然而平”之义，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县为宛平县。明清两朝大兴县和宛平县归顺天府管理，是其所辖24州县中最为特殊的两县，它们是京城的附郭县，又称京县。以京城南北中轴线为界，以东归大兴县管理，以西由宛平县管理。北京有句老话：“皇帝坐金銮，脚踩两个县，左脚踩大兴，右脚踩宛平。”指的就是这个。为了方便处理京中事务，两县衙署就建于城中，而衙署附属建筑县城隍庙也建于其左右。
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有条大兴胡同，胡同因其内曾建有大兴县衙而得名，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这里还一直被称为“大兴县胡同”，后来因整顿地名才改为今名。大兴县衙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不少人还都知道胡同里东城分局的位置就是大兴县衙的旧址，而建于其附近的大兴县城隍庙在什么地方，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在东城分局的对面，一面雕花刻字的后檐墙虽然精美，但却有些怪异，云龙纹样的拱形门被几块青砖死死地封住，尽管如此仍能看出这原是一座庙宇，经过寻问得知这里就是大兴县城隍庙的原址。门上有题额已是字迹模糊，大门两侧的石刻楹联仍清晰可辨。上联是：“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下联为“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在楹联的两侧还各题有一行小字“大清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孟夏恭录”，和“邑中后学姜伯麟薰沐敬书”。除此以外，墙面上还镶了“监观有赫”四个大字，这些都是大兴县城隍庙的遗存，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
大兴县城隍庙作为县衙的附属建筑，曾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两朝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上任之时，必须先到其辖区内的城隍庙进行祭拜，大兴和宛平虽贵为京县，但仍需遵守这个原则。大兴县新官上任时，除了照例到县城隍庙进行祭拜外，每月初一、十五及春、秋两祭也必须亲自参加，如有行为不敬还会遭人弹劾。辖区内若发生火害、旱害、虫害等灾难时，知县也会向县城隍爷进行祈祷，希望他能保佑一县百姓的安康。无论是知县还是百姓都在这座城隍庙内找到了心灵上的支撑与安宁。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当数农历五月的城隍出巡最为隆重热闹，许多文献都对两县城隍出巡有着详细的描写。笔者也在上篇文章中赘述了此项祭拜的事宜。为了寻找一些新资料，我特意查寻了首都图书馆馆藏的金石文献，恰巧找到了同治年间重建大兴胡同内这座县城隍庙的拓片，上面还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下面就听笔者细细道来。
大兴县城隍庙重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前的县城隍庙虽然“由明迄今四百六十余年”，但其狭小的空间，低矮的地势，每到雨季就屡遭暴雨的侵蚀。大兴县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首善之区，其县城隍庙又小又破很不般配，因此庙内的住持徐永缘法师发愿重建县城隍庙。清同治十年（1871年）的冬天，徐永缘用募来的资金买下了大兴县衙西南一块南北宽廿六丈三尺，东西长十三丈有余的空地，重建大兴县城隍庙。次年春天县城隍庙竣工，建好的城隍庙有大殿三间，东西耳殿二间，焚化宝库二座，东西配殿六间，东客堂二间，二层腰殿三间，山门五间及群房若干，可见其规模宏敞。若不是有拓片上的详细记录，谁会相信在这条逼仄狭窄的小巷内曾有如此规模的城隍庙。仔细观之，拓片上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万善寺位于县城隍庙左侧，也是一座古庙，内供奉协天大帝（关帝），同治七年（1868年）该寺僧人伙同匪人变卖庙产，眼见古庙就要毁于一旦，法师徐永缘看到这种情况，在征得募捐人的同意后，利用所募资金将其一并修缮。修缮好后的万善寺焕然一新，殿宇威严，木鱼声声，梵音阵阵。东西两座庙宇虽不同教，但释道之声不绝于耳，为县内百姓的教化贡献着力量。拓片的背面还详细记录了捐款人及捐款商号所捐的银两，多则上千两，少则几十吊，尽管钱数不同但其功德却是相同的。最有意思的是拓片上还记录了王士秦、魏文晋两位信众，为城隍出巡所捐的物品及银两，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也能对这种已消失多年的风俗窥其一二。其中捐赠物品有：琉璃灯、匾、对联、绢灯及出巡执事衣巾等物。拓片所记录的这方石碑则立于大兴县城隍爷出巡之期，同治十二年（1873年）农历五月初一日。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平市民政局对寺庙进行调查，虽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但从当时的登记档案上看，大兴县城隍庙的情况与同治年兴建之时基本无异：“本庙面积东西长十三丈，南北宽二十六丈三尺，房屋共三十四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县党部及教育局在本庙。庙内法物有城隍正神一位，寝宫城隍藤像夫妇两位，两旁泥像站童使者十四位，泥马两匹，石佛四位，铜香炉烛扦花筒五件，铜烛桥一个，大铜磬一口，小铜磬一口，铁钟一口，架鼓一面，坐鼓一面，铁鼎一座，木香炉烛扦花筒五件，铁香炉一个，早晚功课经两册，另有石碑一座，松树两株。”其中所载的城隍藤像，就是农历五月初一城隍出巡时，城隍泥像的代替，由于泥像太沉不方便抬行，因此出巡时人们都是抬着较轻的城隍藤像完成的。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兴县署迁至北京城南的黄村，由于县署的搬迁和禁止城隍出巡政令的颁布，让热闹了许多年的大兴县城隍庙终于清静下来。1936年北平市政府对寺庙作了一次总登记，除了城隍爷藤像不见记录外，其余的情况都与几年前登记的情形大体符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又进行了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此时的大兴县城隍庙仍保持着寺庙的形制。不知何时，这座曾见证了风雨变幻的大兴县城隍庙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梁枋间曾明艳如花的彩画早已剥落褪色，而精美的塑像也不知去向，只有封死的山门和南北两座残殿还勉强地述说着当日的盛景。如今大兴县城隍庙的外墙上虽然挂起了文物保护的牌子，但依旧还是成为了民居大院，可见文物保护之漫漫征途了。 宛平县城隍庙依制也建于其衙署附近，但今天宛平县衙和宛平县城隍庙都已踪迹难寻。幸好不少文献都明确记录了宛平县衙的位置，它位于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路北，中国妇女报社处，但其县城隍庙的位置却鲜有记录。在馆藏的另一张《新建宛平县城隍庙碑记》的拓片上，却发现了宛平县城隍庙位置及兴建过程的详细记录。宛平县署位于皇城的西北，自有署衙以来一直未建县城隍庙，可能是距此不远的紫禁城内已建一座府城隍庙，所以不必重复建庙。但县内百姓却一直是无庙可拜无神可祭，所以他们就将宛平县西侧保安寺旁的一座颓败的真武庙，当作城隍庙来按时祭拜，求得城隍爷的庇佑。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的城隍神会最为热闹，周边的百姓都来参加，尽管活动举办了数十年，但寺庙却一如往昔的残败。寺僧清云和尚立愿重修此寺，在宛平知县及县内百姓的资助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完成了神殿及廊房门、墙的工程。九月时又新建了城隍行宫，从此这里就成为了宛平县名副其实的县城隍庙了。
拓片上虽没有记录修缮后的宛平县城隍庙的规模，但根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寺庙登记的档案来看，这座宛平县城隍庙的规模确实不小：“本庙面积东西十八丈，南北十五丈五尺，殿房共五十三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自住外，余房出自出租，办理公益事项。庙内法物有铜像五尊，木像十四尊，泥像三十六尊，像一尊，铁磬一口，铜香炉一个，锡五供一堂，铜磬一口，铁云板一块，铁鼎一座，铁钟一口，金刚经一部，功课经一部。”与大兴县城隍庙一样，农历五月的城隍出巡活动也是宛平县城隍庙最重要的活动。除此以外，还有正月里的悬灯和烧火判，这又是怎样的活动呢？
从正月十三到十七，宛平县城隍庙都要举办为期五天的庙会，这个庙会与其他的庙会有所不同，它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悬灯，最早用于祭神与祈福，后来演变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从正月十三的傍晚开始，庙内所有大殿悬起纱灯，万烛齐明，辉煌夺目，灯影缥缈宛若仙境，各式各样的纱灯色彩亮丽，样式新颖，吸引着全城百姓前来观灯。这才是庙会活动的开始，后面还有烧火判的活动。烧火判，是老北京正月里的一个重要风俗。将一尊泥制的空心钟像置于院中，腹中填满煤炭，待到半夜人们将其点燃，熊熊烈火顺着判官的五官七窍冒出，犹如喷火，所以称为“火判”。判官主司阴间，烧火判为了驱邪除秽，预示着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平安幸福。而北京城里烧火判最热闹、最好看的，就是西皇城根儿下的宛平县城隍庙里了。据说原来判官手中拿着一个“你可来了，正要拿你”的牌子，因为逛庙烧香的游人太多，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防盗，索性将牌子上的字改为“当心扒手”。清末的一首竹枝词就描写了“烧火判”的情景：“猎猎风生自齿牙，可怜炙熟手难遮，大都何止千身现，小劫居然百炼加，典簿貌狞神有笔，登场衔换面如花，冰山火树原同尽，冷阅年光莫自嗟。”但这种热闹景象在民国后期逐渐消失，成为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找到了宛平县城隍庙的现址。当一座小小的院门出现在我面前时，心内一阵狂喜，尽管我知道门那边的情况不一定尽如人意，但它却真实地存在。走进院门只需一眼，我就知道情况不妙而且很糟，这座曾经占地四十多亩的宽敞院落现被改造得乱七八糟，一间间自建房横空而出，将院中的通道挤得只有一人来宽。即便在如此狭小的环境内，竟然还有人在建新房。与我同来的友人不禁自言自语道：“这么小的地方，冰箱能进来吗？”顺着狭窄的通道，我们走进了大院深处，院子果真很大，左拐右拐好像没有尽头。住在这里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将院落分成诸多“领地”，各式各样的防盗门成为了他们城堡的“宫门”。除了这种样式，还有院中院、复式楼等建筑风格。在院里转悠了许久，我竟没找到一点儿与古迹相关的东西。正当我怀疑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时，一位八旬老人出现在眼前，我向老者说明来意，他昏黄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光彩，老人高兴地对我说：“城隍庙就在这儿，就这儿。”他一边说还一边向后比划着，好像一个被人遗忘多年的往事，终于找到了它的听众。老人热情地给我讲述着城隍庙的过去，而且还把我带到院外，指着临街的几间店铺说：“这儿就是城隍庙的山门，一共有三个门，中间的门在这儿，”老人指着其中一间店铺告诉我，“一左一右还各有一门。”我连忙问老人院子里是否还有城隍庙的遗迹，老人说：“有的，有的。”他带我来到一座院中院前，指着水泥墙里一个屋顶说：“这儿就是原来的大殿。”“这儿，”他又指着右边几间平房说，“也是大殿的一部分，不过这些房子都是扒了大殿以后建的。”我踮着脚努力地向院里看去，高处的一个屋顶确实像是古迹，但几只孤零零望着天的檐兽怎么看都像是新配上去的。我忍不住问老人：“这檐兽是老物件吗？”老人说：“新的，今年新修上去的，还有这大殿，大殿顶高，他们今年把里面改成二层楼了，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老人平静的语气中多少带了些遗憾，看着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我心中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虽然找到了宛平县城隍庙的遗迹，但眼前这种景象，我实在说不出是好还是不好。曾经香烟缭绕的圣坛净地，如今只剩下拥挤和不堪。如果大部分古建都沦落到这个下场，我想，也许消亡更好过如此的存在！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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