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轻武右文，明清相沿未改，文人治国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轻武的表现之一是科举考试中虽文武科并立，文科的规模和重要性远超武科，武科不仅在官场受人轻视，社会舆论也不把它看做多么荣耀的事。
　　武科举始自唐武则天时期，此后虽然兴废不常，大体上还是延续下来，直到1901年遭废除，仅比取消文科举早了四年。清代因为马背上得天下，表面上对于武科举还算重视，实际上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要积军功才能得将帅，所以通过武科举而获得出身的虽然不乏其人，建功立业的良将并不多。武举人、武进士们虽然也能获授军职，但在军中并没有什么优待，甚至还受歧视，毕竟打起仗来真刀真枪，会考试说明不了问题。
　　其实，武科举所考的是体能，将略是根本考不出来的，这也是武科举含金量较低的原因之一。
　　既然武科功名不容易出人头地，太平时节又少取得军功的机会，许多人混得一个武秀才的称号就不再考了。乾隆末年，广西一省共有武秀才7000多人，每科来应乡试的不过三四百人，最多也不过500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武秀才们既不热衷于蟾宫折桂，自身又精力充沛，游手好闲、居乡生事，乃至种种不法，自然都在情理之中，于是武人的名声愈差。如此恶性循环，不少武秀才、武举人都成为地方上的祸害，其中的有识之士也受池鱼之殃，不免愤懑不平。
　　安徽宣城县李超海就是一位不满武人时状的武秀才。他写了几篇策论，鼓吹文武并重，其中为武人抱不平说：“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时为甚”，又说皇上重文轻武，其实重是为皇上所重，轻是为皇上所轻，都是为国家出力，何必厚此薄彼，大失并世武人之心。
　　李超海把策论编作《武生立品集》，颇有为天下武人争气的意思。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当地举行府考，李超海已是秀才，无须参加，他特地赶到考场，向前来主考的安徽学政献上《武生立品集》，乞求品题，并要求将自己“拔取科举”，也就是想要弃武就文，想以武秀才的身份参加文举人的考试，却未想到会因此犯下“献书案”。
　　文武互考，本来清朝也有先例。康熙五十三年，为了选拔文武全才，特准文秀才、文举人可以参加武科乡会试，武秀才、武举人也可以参加文科乡会试，但是只准考试一次。实践下来，以文人而通过武科举的尚有其人，以武人而通过文科举的少之又少。不仅如此，文武互考还沦为科场舞弊的手段。
　　原来，武科举的考试分内外场，外场是武场，考射箭、开弓、掇石，内场是文场，考兵法、谋略。文场的考试内容，清朝最初是考武经论，即从历代兵家经典中选取一段，考生发挥议论，另外再作策论一篇。后来因为武经太多太难，又改考《论语》《孟子》，最后考生只要能默写武经100字无误者，就算过关，殿试也是如此。即便这样，仍有许多武生提笔兴叹，于是就有文人通过文武互考的渠道进入武科场、为人代写试卷的情弊。所以到了乾隆六年，文武互考遭全面禁止。
　　李超海倒不是这种人。他自负文武双全，虽然考了武科，也能做些诗文、八股，可惜屡次乡试都没能考中，家产也因此花个精光，胸中自然抑郁不平，这才想出献书以显才学，进而要求改考文科的办法。
　　可怜李超海不知道，科场献书是清朝的大忌，许多文字案件皆由此而起。这回《武生立品集》案，成为唯一的武人献书案，李超海以武人而罹文祸，在文字狱史上也极罕见。安徽巡抚给他定的罪名是“因愤激不能上进，妄为著作，希图侥幸”，拟斩立决。宣城县学的教官受他牵连，也被革职，就连为李超海抄书的两个亲戚，都遭受杖责八十、再枷号一个月的刑罚。乾隆对此案最终如何判决，史无明文，但上谕既说过“严加治罪”的话头，估计重刑是逃不掉的。
　　人们同情遇到兵的秀才，但李超海的悲剧却折射出文人政治下武人的卑微处境。宋代以来，以文臣统帅军队成为常态。除非在动乱年代，武人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何况武秀才、武举人又是武人的边缘。再加上清代武人上层都是满人、蒙古人，他们对汉人本来就有防范心理，更不会容许汉族武人有驰骋江山的野心。种种压制之下，武生、武举们的堕入下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