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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台阶论，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观点，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与实践。首先，纵观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完善历程，可以看到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既要求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讲求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这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法。其次，经济发展台阶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到南方谈话中完善，邓小平从三个层面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问题，在实践基础上作出了规律性总结。第三，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思想，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了经济“过热”、重复建设等问题，也曾预见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新的发展理念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发展台阶论;发展速度;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048-08
经济发展台阶论，是邓小平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观点，影响深远，也存在一些争论。关于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这里不再进行全面阐释，而是集中探讨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与实践，以及其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和中国实现增长奇迹的历程中，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简单也最复杂。说最简单，是因为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而且其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说最复杂，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的理解上存在片面性，在具体实践的落实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以至于在各领域、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
一、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
关于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邓小平只是一味地求快，这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也有比较熟悉材料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指导，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不断变化的，有时主张快，有时主张慢，是其实事求是的体现，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通过梳理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每一年都会发表相关的论述，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指导。在这些论述中，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情况的不同，尤其在谈到具体政策方针时，的确侧重有所不同。但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始终一贯的。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他在南方谈话中的相关论述，是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最终理论形态，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详细的论据和论证，加以概括，其基本观点简单而明确：邓小平所说的“上台阶”，指国民经济每隔几年出现一个具有飞跃性的发展，既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较大增长，还要求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要有较高的速度，又要讲求质量和效益，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法。那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设想是什么样的呢？
于1979年10月4日至10日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是讨论1980年经济计划。当时国民经济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就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接着，他由当时的经济调整，谈到了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
“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
概括这段话的核心观点，“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但目标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產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这与南方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在改革发展之中，邓小平的想法又是什么样呢？
1982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当时，以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为代表的初步改革已见成效，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正在积极酝酿。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总结了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建设经验，他提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
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当时，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正如火如荼展开。邓小平与外宾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他指出：“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百分之七或八，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地发展，更不利于持续地发展。”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当时，距离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仅有4个月，距离十三大的召开也只有6个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了发展速度的问题，他首先说：“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同时，他也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到一九八五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
198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改革，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亿元增加到2357亿元;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如何处理发展速度与改革风险的关系，6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谈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这之后，价格闯关受挫，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波动。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人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并没有否定之前的判断，他表示：“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
接下来，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台阶论，再到南方谈话的完整论述。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时间点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有差别，邓小平在谈到具体问题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概括来说，就是快与好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前后一致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在这个方面的思想是没有发展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始终身处我国国民經济建设的壮阔实践之中，在基本观点保持不变的基础上，他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不断产生新的成果，其经济思想也不断完善，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提出就是其突出体现。
一、经济发展台阶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而形成的规律性总结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已经赋闲在家，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这时，邓小平是从三个层面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第一层面是，如何应对摆在眼前的由国内国际因素造成的经济滑坡问题，包括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层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总结，形成规律性的结论;第三层面是，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指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无论哪个层面的问题都是宏大的经济命题，且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其理论与实践难度不言而喻。对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邓小平都及时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向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提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邓小平对什么是“适度的速度”进行了解释：“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O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他还指明了实现这一适度的发展速度的现实迫切性和重大历史意义：“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了战略思维的问题：“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另一方面，他直接提出了两条，并且亲自抓：其一是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其二是农业，实现两个飞跃。可以说，前者是王牌，需要突破;后者是基础，需要稳固。关于前者，邓小平指出：“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关于后者，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事后来看，抓这两点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这也是邓小平对如何应对经济滑坡这一层面问题的回答。在回答第二个层面问题，即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并形成规律性结论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台阶论。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向中央提出两点“正式建议”：“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其中，“总结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经济工作的经验。他说：“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这就是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正式提出。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他还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论证。在国际方面，邓小平指出：“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在国内方面，邓小平分析形势指出：“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经验的角度，详细地论证并发展完善了经济发展台阶论。在国际方面，邓小平提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在国内方面，邓小平总结了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还包括广东、江苏和上海的例子;进而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发展台阶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是邓小平对第二个层面问题的正面回答。至于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这里不展开论述。
经过南方谈话完善的经济发展台阶论，后来经常被认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在笔者看来，其更像是对客观现象的理论归纳，是对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探索和总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释经济发展台阶论，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形势，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实践的长期系统观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实际路径的规律性总结。显然，前一个方面对当时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凡，后一个方面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我國经济台阶式发展在实践中的复杂情况
接下来要讨论“最复杂”的实践问题。前文已述，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辩证法的观点，对此他从未改变。但是这种发展经济的辩证思想，在各领域、各区域千差万别的实际落实过程中，却经常失去了辩证的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在对南方谈话的落实过程中，就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事例。邓小平在对经济发展台阶论的论证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其脍炙人口，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观点从战略高度指出了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其本身来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使站在今天，放眼全球，这句话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他设定了许多限制性前提，如：“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再比如“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等等。即使不看全文，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也不可能得出可以追求不健康的发展，可以不顾实际条件的结论。但是在复杂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对邓小平这句话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曲解。
经济发展台阶论提出以后，尤其是南方谈话之后，由于其深入人心，全国迅速兴起了发展经济的热潮，都在积极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思想。然而，当时各地也出现了“大干快上”、乱铺摊子的“过热”现象，股票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无法达到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反而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损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道：“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偏差，邓小平是有观察、有思考的，他曾明确提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可见，发展以后的问题邓小平是有预见的。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5日，朱镕基在会上提出要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邓小平不但没有否定朱镕基的讲话，还明确表示了支持。后来，这份讲话稿由江泽民亲自撰写了按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以这种方式，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了对朱镕基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解读的支持，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
时至今日，我们的发展理念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2012年11月30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持经济增长”，“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思想的延续与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场深刻变革关系我国发展的全局。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这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直接指导我们开展新的建设实践的光辉理论。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的发展理念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并不存在冲突，而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发展台阶论;发展速度;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048-08
经济发展台阶论，是邓小平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观点，影响深远，也存在一些争论。关于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这里不再进行全面阐释，而是集中探讨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与实践，以及其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和中国实现增长奇迹的历程中，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简单也最复杂。说最简单，是因为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而且其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说最复杂，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的理解上存在片面性，在具体实践的落实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以至于在各领域、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
一、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
关于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邓小平只是一味地求快，这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也有比较熟悉材料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指导，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不断变化的，有时主张快，有时主张慢，是其实事求是的体现，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通过梳理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每一年都会发表相关的论述，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指导。在这些论述中，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情况的不同，尤其在谈到具体政策方针时，的确侧重有所不同。但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始终一贯的。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他在南方谈话中的相关论述，是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最终理论形态，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详细的论据和论证，加以概括，其基本观点简单而明确：邓小平所说的“上台阶”，指国民经济每隔几年出现一个具有飞跃性的发展，既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较大增长，还要求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要有较高的速度，又要讲求质量和效益，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法。那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设想是什么样的呢？
于1979年10月4日至10日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是讨论1980年经济计划。当时国民经济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就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接着，他由当时的经济调整，谈到了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
“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
概括这段话的核心观点，“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但目标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產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这与南方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在改革发展之中，邓小平的想法又是什么样呢？
1982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当时，以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为代表的初步改革已见成效，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正在积极酝酿。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总结了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建设经验，他提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
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当时，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正如火如荼展开。邓小平与外宾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他指出：“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百分之七或八，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地发展，更不利于持续地发展。”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当时，距离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仅有4个月，距离十三大的召开也只有6个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了发展速度的问题，他首先说：“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同时，他也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到一九八五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
198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改革，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亿元增加到2357亿元;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如何处理发展速度与改革风险的关系，6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谈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这之后，价格闯关受挫，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波动。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人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并没有否定之前的判断，他表示：“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
接下来，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台阶论，再到南方谈话的完整论述。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时间点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有差别，邓小平在谈到具体问题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概括来说，就是快与好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前后一致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在这个方面的思想是没有发展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始终身处我国国民經济建设的壮阔实践之中，在基本观点保持不变的基础上，他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不断产生新的成果，其经济思想也不断完善，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提出就是其突出体现。
一、经济发展台阶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而形成的规律性总结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已经赋闲在家，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这时，邓小平是从三个层面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第一层面是，如何应对摆在眼前的由国内国际因素造成的经济滑坡问题，包括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层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总结，形成规律性的结论;第三层面是，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指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无论哪个层面的问题都是宏大的经济命题，且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其理论与实践难度不言而喻。对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邓小平都及时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向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提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邓小平对什么是“适度的速度”进行了解释：“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O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他还指明了实现这一适度的发展速度的现实迫切性和重大历史意义：“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了战略思维的问题：“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另一方面，他直接提出了两条，并且亲自抓：其一是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其二是农业，实现两个飞跃。可以说，前者是王牌，需要突破;后者是基础，需要稳固。关于前者，邓小平指出：“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关于后者，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事后来看，抓这两点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这也是邓小平对如何应对经济滑坡这一层面问题的回答。在回答第二个层面问题，即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并形成规律性结论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台阶论。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向中央提出两点“正式建议”：“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其中，“总结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经济工作的经验。他说：“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这就是经济发展台阶论的正式提出。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他还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论证。在国际方面，邓小平指出：“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在国内方面，邓小平分析形势指出：“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经验的角度，详细地论证并发展完善了经济发展台阶论。在国际方面，邓小平提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在国内方面，邓小平总结了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还包括广东、江苏和上海的例子;进而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发展台阶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是邓小平对第二个层面问题的正面回答。至于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这里不展开论述。
经过南方谈话完善的经济发展台阶论，后来经常被认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在笔者看来，其更像是对客观现象的理论归纳，是对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探索和总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释经济发展台阶论，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形势，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实践的长期系统观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实际路径的规律性总结。显然，前一个方面对当时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凡，后一个方面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我國经济台阶式发展在实践中的复杂情况
接下来要讨论“最复杂”的实践问题。前文已述，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辩证法的观点，对此他从未改变。但是这种发展经济的辩证思想，在各领域、各区域千差万别的实际落实过程中，却经常失去了辩证的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在对南方谈话的落实过程中，就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事例。邓小平在对经济发展台阶论的论证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其脍炙人口，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观点从战略高度指出了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其本身来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使站在今天，放眼全球，这句话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他设定了许多限制性前提，如：“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再比如“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等等。即使不看全文，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也不可能得出可以追求不健康的发展，可以不顾实际条件的结论。但是在复杂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对邓小平这句话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曲解。
经济发展台阶论提出以后，尤其是南方谈话之后，由于其深入人心，全国迅速兴起了发展经济的热潮，都在积极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思想。然而，当时各地也出现了“大干快上”、乱铺摊子的“过热”现象，股票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无法达到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反而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损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道：“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偏差，邓小平是有观察、有思考的，他曾明确提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可见，发展以后的问题邓小平是有预见的。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5日，朱镕基在会上提出要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邓小平不但没有否定朱镕基的讲话，还明确表示了支持。后来，这份讲话稿由江泽民亲自撰写了按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以这种方式，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了对朱镕基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解读的支持，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
时至今日，我们的发展理念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2012年11月30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持经济增长”，“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思想的延续与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场深刻变革关系我国发展的全局。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这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直接指导我们开展新的建设实践的光辉理论。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的发展理念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并不存在冲突，而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