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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戊戌变法，人们无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变法时期还有一个敢于上书言事、斥责守旧迂谬之臣，更敢于参决新政许多重大举措的人。变法失败后，这个人和康、梁一道被通缉，被迫流亡日本。而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又和康、梁分道扬镳，曾一度削发为僧。不久，他又走出佛门，潜回国内，浪迹江湖。可没过几年，他竟又主动向清政府投案自首，却又意外地获得了慈禧的赦免。此后，不愿再入仕途的他潜心于治学，取得了累累硕果，并成为近代拼音文字的倡导者之一。
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鲜为人知的、杰出的维新志士——王照。
上书陈事 不畏强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标志着变法维新运动发展到了高峰。此时，后党与帝党、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也开始进入了白热化。
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1859～1922，直隶宁河人，光绪进士)向光绪帝呈上“转移观听之法”：一、“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二、“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三、“请专设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为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等等，并请礼部代为上达。王照的这份转移观听之法，是出于他的一种近乎策略之计。他在朝廷为官多年，看到帝党力量薄弱，难于与后党较量，于是便极力主张调和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慈禧贪图名声，只知权利，缺少政见，如果奉之以“主张变法”的虚名加以推崇，使她高兴而不便阻挠变法，这样顽固派便失去了支持，那光绪帝的变法令便能如流水般畅通。所以从王照的这份上书中看，还是有一些故意美化慈禧之语。如说什么“我皇太后听政三十年，忧劳备至。所有变通之端，皇上继之，实皆由太后开之。与维多利亚(英国女王)东西媲美，非荷西女主所能并论”等等。他把慈禧奉为变法的“开创者”，称赞她为举世瞩目的“女杰”。其意是想通过一种委屈求全的方式使变法得以畅行，此即所谓“转移观听之法”。但王照的这种做法，对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来说，未免太幼稚了!
果不其然，王照的上书被守旧迂谬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阻挠驳斥，不予上达。
王照不服，抗议他们违背光绪帝开放言论的宗旨，说他们不肯代奏，将直接投都察院(最高监察机关)转呈。许应骙却反咬一口，说日本历来刺客较多，要皇上和皇太后去日本游历，是有意置皇上、皇太后于险地，还说王照借端要挟，咆哮公堂。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闹得很凶。
9月4日，光绪帝闻知后，认为怀塔布、许应骙等是大臣霸道，压制下级，便罢了他们的职位；并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破格提升他的职位，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是帝党对后党的一次大示威。
事情发生后，怀塔布的老婆在慈禧面前哭诉，说皇上被“蛮子”迷了心窍，请太后出面作主。老奸巨滑的慈禧听后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她只是要他们夫妇暂且忍耐一下。
要知道慈禧可以容忍光绪帝颁发某些新政诏书，但绝不能容许光绪帝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结成自己的党羽。随即，慈禧及其亲信荣禄等人开始着手废黜光绪帝的计划。
这时，踌躇满志的王照先后参决了两件大事：一是9月13日，光绪帝决意建立懋勤殿议事制度，以决定变法政策。王照受康有为之托，与翰林院学士徐致靖一起分别向光绪帝保举了10个顾问官。其中徐举荐了康有为等4人，王举荐了梁启超等6人。只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开懋勤殿一事根本就来不及实行；二是在维新派拉拢袁世凯，企图依其兵力保护光绪帝的活动中，为迷惑慈禧，王照曾出谋划策，企图襄助、笼络袁世凯，结果铸成大错，被袁世凯彻头彻尾地出卖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前后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流亡日本 削法为僧
变法失败后，王照被清政府革职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称，当时王照和梁启超先后避难日本大使馆，一个名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帮助王照和梁启超换上日本服装逃出了北京，并将他们送上泊于天津大沽的“大岛丸”日舰，日本外交官高桥桔太郎奉命在那里欢迎他们。到达东京后，他们被安置在已经准备好的寓所中。几天后，宫崎滔天将康有为也带到了这里。平山周和宫崎当时都是日本内阁文部大臣犬养毅的幕僚，他们与康、梁，尤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
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曾谋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建立广泛的联系，但除在教育方面一度有过合作外，其他方面均遭到康有为的拒绝。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曾一度大谈革命，引起了孙中山的注目。孙中山对康、梁变法图强而惨遭迫害的境况深表同情，很想联合他们共同革命。于是，孙中山便主动以个人名义向在东京的康、梁发出邀请信，由自己的助手陈少白安排与康、梁会面。但在约定时间，康有为没有赴约。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与平山周再次约请康有为。这一次，康有为与王照、徐勤、梁启超、梁铁君等一起同孙中山等人会了面。双方开始了谋求两派联合的会谈。
在会谈中，陈少白谈到清廷的腐败时指出，欲图通过清朝官吏改造政府和拯救中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康有为幡然改图，举起投枪，转向革命。但康有为却坚持他的固有立场，申言他的观点不会改变。突然，王照从座位上站起来，满腔怒火地抗议康、梁限制他行动自由的非法行为，指斥他们恶劣的霸主作风。王照忍无可忍地说，自从来到东京后，他始终受到康、梁各方面的压制，毫无言论自由。面对王照义正辞严的指责，康有为故作镇静，随即命梁铁君将王照推出了会场，弄得整个局面非常尴尬。在场的孙中山等人也为之惊讶不已，同时也对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深感钦佩。
王照既受到清廷的通缉，又受到康、梁的排斥和压制，内心极为苦闷。1898年12月5日，清政府悬赏缉拿康、梁和王照三人，并把王照视为与康、梁同等的“要犯”。一时间，王照的处境更加艰危。为了逃脱清政府的缉捕，也为避开康、梁的羁绊，王照在日本一个小寺庙中削发为僧，遁迹空门。
悄然回国 改革文字
在隐身了一段时间后，王照深深地感到在异国他乡终非长久之计，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于是，在1900年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抛却了黄卷，吹灭了青灯，迈出了冷森的山门，悄悄地从日本潜回国内。由于他是“在逃要犯”，遂改名换姓，以“赵举人”的身份隐身于江湖之间。
1903年，王照在北京听说戊戌变法时的志士沈荩被清政府逮捕杖杀。他得知消息后，神情十分忧伤，预感自己也将在劫难逃，于是，便主动向清政府投案自首，被关在刑部监狱。1904年7月3日，慈禧太后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所有维新党人，王照获释，并恢复其原来的职衔，但他不愿再入宦途。这时的王照已非当年的勇猛之士，他早已在混浊和黑暗面前退缩了。
王照虽然厌倦了仕途，但并不甘于寂寞。他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学，一直致力于汉语拼音字母的研究，并成为了近代拼音文字的倡导者之一。他仿照日文的假名(日文的字母。楷书叫片假名，草书叫平假名)，取汉字俯旁或部分笔画，拟定“官话字母”，曾广泛流行于北方地区。1913年，王照任“读音统一会”副议长，曾依据他1900年刊行的《官话合音字母》提出方案，制成“注音字母”。据鲁迅先生《门外文谈》载，当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上，为了入声存废问题，王照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由此也足见他做学问的认真劲。
王照的著作有《小航文存》、《方家园杂咏纪事》、《三体石经时代辨误》等多种。晚年，他与胡适有所交往。1931年，胡适为王照的《小航文存》一书撰写了序言，对他的道德文章多有推崇。
1933年6月，王照病逝于北京水东草堂，享年75岁。
(责任编辑／林超)
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鲜为人知的、杰出的维新志士——王照。
上书陈事 不畏强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标志着变法维新运动发展到了高峰。此时，后党与帝党、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也开始进入了白热化。
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1859～1922，直隶宁河人，光绪进士)向光绪帝呈上“转移观听之法”：一、“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二、“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三、“请专设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为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等等，并请礼部代为上达。王照的这份转移观听之法，是出于他的一种近乎策略之计。他在朝廷为官多年，看到帝党力量薄弱，难于与后党较量，于是便极力主张调和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慈禧贪图名声，只知权利，缺少政见，如果奉之以“主张变法”的虚名加以推崇，使她高兴而不便阻挠变法，这样顽固派便失去了支持，那光绪帝的变法令便能如流水般畅通。所以从王照的这份上书中看，还是有一些故意美化慈禧之语。如说什么“我皇太后听政三十年，忧劳备至。所有变通之端，皇上继之，实皆由太后开之。与维多利亚(英国女王)东西媲美，非荷西女主所能并论”等等。他把慈禧奉为变法的“开创者”，称赞她为举世瞩目的“女杰”。其意是想通过一种委屈求全的方式使变法得以畅行，此即所谓“转移观听之法”。但王照的这种做法，对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来说，未免太幼稚了!
果不其然，王照的上书被守旧迂谬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阻挠驳斥，不予上达。
王照不服，抗议他们违背光绪帝开放言论的宗旨，说他们不肯代奏，将直接投都察院(最高监察机关)转呈。许应骙却反咬一口，说日本历来刺客较多，要皇上和皇太后去日本游历，是有意置皇上、皇太后于险地，还说王照借端要挟，咆哮公堂。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闹得很凶。
9月4日，光绪帝闻知后，认为怀塔布、许应骙等是大臣霸道，压制下级，便罢了他们的职位；并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破格提升他的职位，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是帝党对后党的一次大示威。
事情发生后，怀塔布的老婆在慈禧面前哭诉，说皇上被“蛮子”迷了心窍，请太后出面作主。老奸巨滑的慈禧听后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她只是要他们夫妇暂且忍耐一下。
要知道慈禧可以容忍光绪帝颁发某些新政诏书，但绝不能容许光绪帝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结成自己的党羽。随即，慈禧及其亲信荣禄等人开始着手废黜光绪帝的计划。
这时，踌躇满志的王照先后参决了两件大事：一是9月13日，光绪帝决意建立懋勤殿议事制度，以决定变法政策。王照受康有为之托，与翰林院学士徐致靖一起分别向光绪帝保举了10个顾问官。其中徐举荐了康有为等4人，王举荐了梁启超等6人。只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开懋勤殿一事根本就来不及实行；二是在维新派拉拢袁世凯，企图依其兵力保护光绪帝的活动中，为迷惑慈禧，王照曾出谋划策，企图襄助、笼络袁世凯，结果铸成大错，被袁世凯彻头彻尾地出卖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前后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流亡日本 削法为僧
变法失败后，王照被清政府革职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称，当时王照和梁启超先后避难日本大使馆，一个名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帮助王照和梁启超换上日本服装逃出了北京，并将他们送上泊于天津大沽的“大岛丸”日舰，日本外交官高桥桔太郎奉命在那里欢迎他们。到达东京后，他们被安置在已经准备好的寓所中。几天后，宫崎滔天将康有为也带到了这里。平山周和宫崎当时都是日本内阁文部大臣犬养毅的幕僚，他们与康、梁，尤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
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曾谋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建立广泛的联系，但除在教育方面一度有过合作外，其他方面均遭到康有为的拒绝。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曾一度大谈革命，引起了孙中山的注目。孙中山对康、梁变法图强而惨遭迫害的境况深表同情，很想联合他们共同革命。于是，孙中山便主动以个人名义向在东京的康、梁发出邀请信，由自己的助手陈少白安排与康、梁会面。但在约定时间，康有为没有赴约。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与平山周再次约请康有为。这一次，康有为与王照、徐勤、梁启超、梁铁君等一起同孙中山等人会了面。双方开始了谋求两派联合的会谈。
在会谈中，陈少白谈到清廷的腐败时指出，欲图通过清朝官吏改造政府和拯救中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康有为幡然改图，举起投枪，转向革命。但康有为却坚持他的固有立场，申言他的观点不会改变。突然，王照从座位上站起来，满腔怒火地抗议康、梁限制他行动自由的非法行为，指斥他们恶劣的霸主作风。王照忍无可忍地说，自从来到东京后，他始终受到康、梁各方面的压制，毫无言论自由。面对王照义正辞严的指责，康有为故作镇静，随即命梁铁君将王照推出了会场，弄得整个局面非常尴尬。在场的孙中山等人也为之惊讶不已，同时也对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深感钦佩。
王照既受到清廷的通缉，又受到康、梁的排斥和压制，内心极为苦闷。1898年12月5日，清政府悬赏缉拿康、梁和王照三人，并把王照视为与康、梁同等的“要犯”。一时间，王照的处境更加艰危。为了逃脱清政府的缉捕，也为避开康、梁的羁绊，王照在日本一个小寺庙中削发为僧，遁迹空门。
悄然回国 改革文字
在隐身了一段时间后，王照深深地感到在异国他乡终非长久之计，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于是，在1900年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抛却了黄卷，吹灭了青灯，迈出了冷森的山门，悄悄地从日本潜回国内。由于他是“在逃要犯”，遂改名换姓，以“赵举人”的身份隐身于江湖之间。
1903年，王照在北京听说戊戌变法时的志士沈荩被清政府逮捕杖杀。他得知消息后，神情十分忧伤，预感自己也将在劫难逃，于是，便主动向清政府投案自首，被关在刑部监狱。1904年7月3日，慈禧太后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所有维新党人，王照获释，并恢复其原来的职衔，但他不愿再入宦途。这时的王照已非当年的勇猛之士，他早已在混浊和黑暗面前退缩了。
王照虽然厌倦了仕途，但并不甘于寂寞。他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学，一直致力于汉语拼音字母的研究，并成为了近代拼音文字的倡导者之一。他仿照日文的假名(日文的字母。楷书叫片假名，草书叫平假名)，取汉字俯旁或部分笔画，拟定“官话字母”，曾广泛流行于北方地区。1913年，王照任“读音统一会”副议长，曾依据他1900年刊行的《官话合音字母》提出方案，制成“注音字母”。据鲁迅先生《门外文谈》载，当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上，为了入声存废问题，王照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由此也足见他做学问的认真劲。
王照的著作有《小航文存》、《方家园杂咏纪事》、《三体石经时代辨误》等多种。晚年，他与胡适有所交往。1931年，胡适为王照的《小航文存》一书撰写了序言，对他的道德文章多有推崇。
1933年6月，王照病逝于北京水东草堂，享年75岁。
(责任编辑／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