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九七年九期乐钢“跨越双重梗阻”一文中说，如果中国在吃的上面发展以得肥胖症、高血压等穷人眼中的富贵病为代价，那么“还是落后点儿好”。观点完全正确，但意犹未尽。
　　吃的标准问题说到底也是“发展”的标准问题。今天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现代化，但吃的现代化标准长期以来上上下下都认为不是土豆加牛肉就是牛奶加面包。原因很简单，标准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的。因此可以说，得富贵病是发展中国家绕不过的一个劫。放大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沿发达国家的道路来走，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正确，不被扣上限制发展的帽子。曾经读到一本讲食物链、生物圈的书。作者是美国人，该书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因垦荒过度失去森林、畜牧业这种自然界报复人类的事例系统化，所以印象深刻。由此感到西方发展的代价太大。今天的情况是，发达国家一再强调要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而我们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你们发展了，却以环境为借口限制第三世界发展。于是乎该城市化，还得城市化，该普及轿车还得普及轿车。
　　针对西方现代化产生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一九七二年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到了中国：
　　“如果大陆中国人已经达到在台湾或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工业化水平，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深入思考问题。而目前他们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对物质文明作了结论，这对他们用理智和意志去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有益的，不致于和我们一样掉进同样的陷阱。正因为中国具有卓越的文明史、发明史、哲学史和平衡与协调史，并懂得总结过去三四十年艰苦时期的经验，所以它才能成为平衡世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