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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有关话语已呈过度简化的二元对立。支持全球化的一方认为全球市场的整合将带来普世和持续的富裕。发展中国家只有跳上全球化列车，才有摆脱贫穷的希望。反对全球化者，则认为全球化只会使发达国的工作机会向低成本国家或新移民社群流失，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工成为跨国资本的剥削对象，也使各地传统文化受侵蚀。这种反全球化的态度，并非为一向关注社会公义的国际左派所独有。反全球化运动在一些西方国家与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反移民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发生共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助长了盲目排外、盲目反西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现在人类的处境，跟十九世纪初工业文明刚出现的处境，有不少相近之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业文明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乃人类的终极归宿。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文明是万恶的妖魔，对之坚决排斥。很多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便幻想回到他们想像中的封建时代田园诗般的生活中去。由保守行会主导的工人运动，以砸机器为最常用的抗争手段。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业化乃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它带来了苦难也带来了幸福。于是提出，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非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怎样逆转工业化的进程，而是怎样追寻一个能减小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和强化其正面效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应运而生。虽然工业主义的很多问题在二十世纪仍然持续，但我们不能否定，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全球工业文明，无论在资本主义阵营或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已比十九世纪进步和人道得多。
最近，国际上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尝试摆脱非黑即白地对待全球化的狭隘态度，提出了能让我们更实事求是地面对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全球化发展至今，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的确拥有为人类带来共同富裕的潜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和九十年代的印度通过掌握全球化机遇成功而崛起，即证明此点。要解决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诸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能更好地规范全球化的国际制度。
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大卫·海尔德，近年与各国关注全球化的学者合作，研究在全球加速整合的环境下，“全球管治”及“世界民主”怎样成为必要与可能。他们的不少论点，已收集在《全球转变论文集》(Global Transformation:A Reader)一书中。
海尔德指出，现今的全球化，引致不少社会问题与危机，如跨国犯罪、生态破坏等，这些很难由个别主权国处理。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蔓延东亚、俄罗斯及拉美的金融风暴，便是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却又缺乏适当调节所造成。但对国际资本的流窜加以规范，绝非一国能力所为。因此，不同地区性及全球性管治机构（如欧共体、世贸、世卫、联合国等）的角色将日益重要。但作者同时指出，现在大部分地区性及全球性机构，缺乏相互间的协调；机构的运作，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操控，因此它们的行动往往缺乏效率与合法性。怎样将这些机构加以整合及民主化，令它们能更有效、公正地处理种种复杂的跨国问题，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者认为，教育各国人民成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s)”，随时准备开放不同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的对话，乃建立世界民主的首要条件。同时，加强联合国与其他主要多边主义组织的权力，以及对其决策过程进行彻底改革，使发展中国家分享到更大实权，则是建立世界民主的重要一步。海尔德深信，建立一个更公开、公义的全球管治体系，将会是继中世纪以城邦国家为单位的市政民主及十九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主权国民主之后，世界政治发展的第三次飞跃。
二○○三年春天肆虐全球的非典型肺炎，为我们反省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寻找减低这些风险的策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世界不同地区爆发的传染病如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和疯牛症等，令愈来愈多学者认为近年突如其来的连串疫症，并非出于偶然，而与经济全球化有关。“非典”只是这连串疫症中的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卫通讯》在二○○一年九月号曾组织了一个专辑，请世界各地的医疗专家探讨世界市场加速整合对全球公共医疗体系的影响。
专辑指出，全球化的最直接冲击，便是传染病扩散的广度与速度随跨境人流与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加。人类历史上几次惨绝人寰的大疫症（如十四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遍欧亚大陆的黑死病和十九世纪末的多种传染病），都是在各地经济加速整合的大时代中爆发。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正在进行市场过渡的国家为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生存，加速开发人类仍未踏足过的生态系统，令多种新病毒走进当地社会，再而扩散全球。而且这些国家为了改善国际评级与吸引外资而激烈地减少公共开支。医疗服务的质量，往往是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减轻财政负担下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的年代，任何地区爆发疫症，其他地区都很难置身事外。专辑的专家呼吁各地政府将医疗卫生服务视为一个全球公共财产（global public goods），重新增加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并开放各种疾病信息。他们建议各地区在开放边境时采取渐进的方式，确保本地医疗卫生机构在边境全面开放前已做足未雨绸缪的防范措施。
在“非典”刚爆发时，多位美国公共医疗界的专家在一个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上，不约而同地呼吁全球医学界在预防“非典”时，不应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非典型肺炎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的全球问题。他们认为，这一疫症通过国际旅客的流动而迅速扩散，正体现了全球公共医疗系统的发展，远远追不上全球化的发展。重新增加各国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促进各地医疗专家的交流合作，并完善各国边境检疫系统，是抗击“非典”和预防类似疫症的最有效方法。
曾著有《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 Height: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一书(该书后来被改编成一套极受欢迎的纪录片)的Daniel Yergin,在一份畅销报上发表题为《全球化为新的危险敞开大门》(USA Today,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评论，呼吁各国“通过持续的合作和充分的结盟来处理在这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中不断出现的风险”。他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坚信“若我们要好好享受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生活水平，我们便应该努力通过国际合作控制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灾害”。
在“非典”爆发期间，新加坡、越南和我国等亚洲国家及美国当时的防疫措施，充分体现了这种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信息开放对付跨国疫潮的国际主义。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各国的抗疫工作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非典”疫情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在亚洲完全得到控制，和美国在没有限制旅客出入境的前提下成功防止“非典”在国内爆发，都是这一国际主义的抗疫/防疫策略的结果。二○○三年全球抗击“非典”的胜利，可说是“以全球方法应付全球危机”的胜利。
但在“非典”肆虐全球期间，一些个别地区的个别机构或社区，也出现了一些与这种国际主义策略背道而驰的排外反应。例如在多伦多(该市乃亚洲以外“非典”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的华人以至其他亚裔居民，便因“非典”而受尽歧视。据报道，一个华人社区组织在疫症爆发初期即收到一个匿名电话留言，指责“华人像老鼠般生活，像猪一样进食，并把疾病传至全世界”。当地一名小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的爸妈与老师曾警告他应与华人保持距离，以免感染“非典”。更离谱的是，当地国会内的一些政客，竟然煽风点火，提出禁止一切来自亚洲疫区航机降落的建议。虽然不少政府官员都公开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将“非典”与任何族群挂钩和做出歧视性的行为，但当地媒体仍发现，不少移民局官员在面试华裔入籍申请者时，均戴上口罩(但按法律规定，只有在加国居留超过两年的外籍居民，才有资格申请入籍，所以这些被面试者，肯定未曾在短期内到过疫区)。这些措施均受到当地媒体、民权组织与华人社团的严厉谴责。在太平洋的另一岸，台湾当局则在亚洲广泛爆发“非典”之初采取了自我孤立的措施来防止“非典”在岛内出现，并中断与海峡对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在多伦多和台湾出现的这些反全球化排外反应，并没有帮助这两个地区成功防疫。相反，这两地区乃“非典”爆发极严重，受控速度较慢的地区。
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非典”期间，一个曾在十九世纪广泛流传，在二次大战后被扬弃的话语——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提出的“黄祸论”——又开始在部分西方媒体中重现。当谈及二十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想像时，很多论者都喜欢提起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哲学家对中国的倾慕。但这些正面印象对后来西方中国观的影响，远不如戈比诺的“黄祸论”。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过气贵族，曾被称为“现代种族主义之父”。他对平等自由等价值深恶痛绝，更将种族主义带进科学领域。在其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出版的四大卷《人类种族的不平等》（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一书中，戈氏指出白、黄、黑种人的差别属生物学上的差别。黄种人无一不缺乏想像力、贪得无厌和体力不振。他又认为源源不绝到欧美工作的华工正将各种传染病与坏习性带到白人社会。
他认为这些外来的“污染”，加上欧洲左派对弱者的同情，正在蚕食白种民族的优越性。代表人类文明顶峰的西方文明，将会被大量的“肮脏中国人”摧毁。基于上述论点，戈氏主张施行世界性的种族隔离，将黄种人隔绝于西方社会之外。戈比诺的理论不单为当时欧美的排华运动火上加油，更令种族偏见加速渗入科学家社群之中。在其理论影响下，伦敦神经学学会的官方期刊在一八九四年刊出论文《对一个中国脑袋的观察》，发表中国人的大脑结构比欧洲人更接近黑猩猩之观点。后来的纳粹运动，即将戈氏理论付诸实践，并根据其政治需要将犹太人取代华人在理论中的中心位置。
二次大战之后，戈氏的种族主义伪科学遭到全面否定，但其中对“黄祸”的恐惧，却遗留在西方文化的潜意识之中，不时发作而成为一些国家反华、排华的话语或行动。九十年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急速崛起，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部分人的不安。他们当中，更有一些人刻意散布中国威胁论，诬蔑中国在经济上“盗窃”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在军事上“盗窃”了他们的核机密。在“非典”期间，虽然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能以前述的国际主义态度面对该疾病，但“非典”却让十九世纪有关“华人乃大部分传染病之源”的伪科学话语死灰复燃。
一九九七年香港爆发禽流感，引起了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对爆发全球性大型流感的忧虑，也重新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在全世界杀害了超过两千万青壮人口的神秘流感的兴趣。医学界对当年流感的起源仍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流感起源于美国肯萨斯州牧场中人类流感与动物流感的混合变种(即所谓的“基因洗牌”)，也有人认为流感源自中国南方的农场。但无论如何，一九九七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有关这次流感的畅销书、报刊专辑和纪录片，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该流感乃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根据这种理解，在当时的欧洲战场上，来自各地的年轻人被长期困在拥挤、肮脏的战壕中。士兵们的肺功能更不断被弥漫在战场上的军用毒气所侵蚀。这样的环境，正为士兵从世界各地感染到的病毒提供了一个不断传播与变种的极佳环境。无论一九一八年全球流感的原病毒是来自南中国抑或是肯萨斯，它们应该是在一次大战的战场中，才进化成杀伤力巨大的高毒性病毒。战争结束后，这种新型的致命病毒便随着退役士兵传遍世界各地。（可参考Kolata Gina著《感冒: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流感的故事和对其病毒的追寻》，Flu: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
在“非典”肆虐之际，西方媒体进一步增加了对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兴趣。但有关报道除了出现量的增加外，还体现出质的变化。在“非典”期间及其后，不少西方媒体开始出现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大流感乃源自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论调。一些医学权威，纷纷在报章撰文，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一口咬定华南农村地区人、畜、禽共处的生活方式，乃制造一九一八年甚至整个二十世纪的几次大型全球性流感病毒的罪魁祸首。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话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八十年代当艾滋病初于西方出现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曾大肆渲染艾滋病乃源自海地农村一种涉及猴子血的宗教仪式的话语。在此一话语下，美国的海地移民便被视作艾滋病爆发的罪魁祸首，到处受到歧视。后来这种有关艾滋病源头的理论在科学界遭否定后，媒体又将矛头指向同性恋者，甚至提出艾滋病乃上帝惩罚另类性取向人士的论调（见《读书》二○○三年第九期翁乃群的文章——编注）。
或许科学家在将来真的可证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的确源自华南。但将导致疾病的责任完全放在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或一种生活方式之上，却肯定是不科学的。任何传染病从病毒形成到大规模爆发，均无一例外地须经历一个极复杂的病毒传播链，当中可能牵涉不同的地区、社群以及社会过程。例如引致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病毒，便从发源地传到欧洲战场，再经过士兵从战场散至全世界。二○○三年的“非典”病毒，则是从华南传至香港，再从香港传到我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及加拿大的大城市，再经当地受感染的医务工作者传到更广泛社群。而艾滋病在全球的散播，亦可以经过共用针筒者、性游客、性工作者、贫穷村落的卖血者、感染病毒的丈夫、染病的孕妇等多不胜数的社群扩散。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跨国交往与日俱增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可能预料下一波致命传染病的病毒，将产生于何地；一种新传染病一旦爆发，我们也不可能预料病毒将会通过什么社群扩散。有人说传染病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病毒在侵袭一个人时，不会先过问他的种族、阶级与性别。每个人在传染病面前皆“生而平等”。因此，预防传染病的爆发，和对付一个现有传染病的最佳方法，乃各国或各地区间通过深入合作进行全球性的疾病监察与治理，而不是根据偏见将某些特定社群预设为必然带菌者，然后将之区隔起来或拒之门外。
非典型肺炎和其他跨国传染病的例子，和最近人类面对的其他跨国危机，包括世界经济波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一样，引证了全球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不少发展机遇的同时，亦为我们带来很多风险与危机。如果我们要在享受这些机遇时减少相应的风险与危机，便需建立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全球管治框架，让各国在互相尊重、公平与公开的原则下进行合作。
现在人类的处境，跟十九世纪初工业文明刚出现的处境，有不少相近之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业文明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乃人类的终极归宿。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文明是万恶的妖魔，对之坚决排斥。很多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便幻想回到他们想像中的封建时代田园诗般的生活中去。由保守行会主导的工人运动，以砸机器为最常用的抗争手段。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业化乃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它带来了苦难也带来了幸福。于是提出，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非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怎样逆转工业化的进程，而是怎样追寻一个能减小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和强化其正面效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应运而生。虽然工业主义的很多问题在二十世纪仍然持续，但我们不能否定，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全球工业文明，无论在资本主义阵营或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已比十九世纪进步和人道得多。
最近，国际上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尝试摆脱非黑即白地对待全球化的狭隘态度，提出了能让我们更实事求是地面对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全球化发展至今，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的确拥有为人类带来共同富裕的潜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和九十年代的印度通过掌握全球化机遇成功而崛起，即证明此点。要解决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诸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能更好地规范全球化的国际制度。
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大卫·海尔德，近年与各国关注全球化的学者合作，研究在全球加速整合的环境下，“全球管治”及“世界民主”怎样成为必要与可能。他们的不少论点，已收集在《全球转变论文集》(Global Transformation:A Reader)一书中。
海尔德指出，现今的全球化，引致不少社会问题与危机，如跨国犯罪、生态破坏等，这些很难由个别主权国处理。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蔓延东亚、俄罗斯及拉美的金融风暴，便是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却又缺乏适当调节所造成。但对国际资本的流窜加以规范，绝非一国能力所为。因此，不同地区性及全球性管治机构（如欧共体、世贸、世卫、联合国等）的角色将日益重要。但作者同时指出，现在大部分地区性及全球性机构，缺乏相互间的协调；机构的运作，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操控，因此它们的行动往往缺乏效率与合法性。怎样将这些机构加以整合及民主化，令它们能更有效、公正地处理种种复杂的跨国问题，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者认为，教育各国人民成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s)”，随时准备开放不同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的对话，乃建立世界民主的首要条件。同时，加强联合国与其他主要多边主义组织的权力，以及对其决策过程进行彻底改革，使发展中国家分享到更大实权，则是建立世界民主的重要一步。海尔德深信，建立一个更公开、公义的全球管治体系，将会是继中世纪以城邦国家为单位的市政民主及十九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主权国民主之后，世界政治发展的第三次飞跃。
二○○三年春天肆虐全球的非典型肺炎，为我们反省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寻找减低这些风险的策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世界不同地区爆发的传染病如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和疯牛症等，令愈来愈多学者认为近年突如其来的连串疫症，并非出于偶然，而与经济全球化有关。“非典”只是这连串疫症中的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卫通讯》在二○○一年九月号曾组织了一个专辑，请世界各地的医疗专家探讨世界市场加速整合对全球公共医疗体系的影响。
专辑指出，全球化的最直接冲击，便是传染病扩散的广度与速度随跨境人流与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加。人类历史上几次惨绝人寰的大疫症（如十四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遍欧亚大陆的黑死病和十九世纪末的多种传染病），都是在各地经济加速整合的大时代中爆发。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正在进行市场过渡的国家为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生存，加速开发人类仍未踏足过的生态系统，令多种新病毒走进当地社会，再而扩散全球。而且这些国家为了改善国际评级与吸引外资而激烈地减少公共开支。医疗服务的质量，往往是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减轻财政负担下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的年代，任何地区爆发疫症，其他地区都很难置身事外。专辑的专家呼吁各地政府将医疗卫生服务视为一个全球公共财产（global public goods），重新增加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并开放各种疾病信息。他们建议各地区在开放边境时采取渐进的方式，确保本地医疗卫生机构在边境全面开放前已做足未雨绸缪的防范措施。
在“非典”刚爆发时，多位美国公共医疗界的专家在一个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上，不约而同地呼吁全球医学界在预防“非典”时，不应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非典型肺炎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的全球问题。他们认为，这一疫症通过国际旅客的流动而迅速扩散，正体现了全球公共医疗系统的发展，远远追不上全球化的发展。重新增加各国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促进各地医疗专家的交流合作，并完善各国边境检疫系统，是抗击“非典”和预防类似疫症的最有效方法。
曾著有《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 Height: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一书(该书后来被改编成一套极受欢迎的纪录片)的Daniel Yergin,在一份畅销报上发表题为《全球化为新的危险敞开大门》(USA Today,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评论，呼吁各国“通过持续的合作和充分的结盟来处理在这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中不断出现的风险”。他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坚信“若我们要好好享受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生活水平，我们便应该努力通过国际合作控制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灾害”。
在“非典”爆发期间，新加坡、越南和我国等亚洲国家及美国当时的防疫措施，充分体现了这种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信息开放对付跨国疫潮的国际主义。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各国的抗疫工作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非典”疫情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在亚洲完全得到控制，和美国在没有限制旅客出入境的前提下成功防止“非典”在国内爆发，都是这一国际主义的抗疫/防疫策略的结果。二○○三年全球抗击“非典”的胜利，可说是“以全球方法应付全球危机”的胜利。
但在“非典”肆虐全球期间，一些个别地区的个别机构或社区，也出现了一些与这种国际主义策略背道而驰的排外反应。例如在多伦多(该市乃亚洲以外“非典”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的华人以至其他亚裔居民，便因“非典”而受尽歧视。据报道，一个华人社区组织在疫症爆发初期即收到一个匿名电话留言，指责“华人像老鼠般生活，像猪一样进食，并把疾病传至全世界”。当地一名小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的爸妈与老师曾警告他应与华人保持距离，以免感染“非典”。更离谱的是，当地国会内的一些政客，竟然煽风点火，提出禁止一切来自亚洲疫区航机降落的建议。虽然不少政府官员都公开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将“非典”与任何族群挂钩和做出歧视性的行为，但当地媒体仍发现，不少移民局官员在面试华裔入籍申请者时，均戴上口罩(但按法律规定，只有在加国居留超过两年的外籍居民，才有资格申请入籍，所以这些被面试者，肯定未曾在短期内到过疫区)。这些措施均受到当地媒体、民权组织与华人社团的严厉谴责。在太平洋的另一岸，台湾当局则在亚洲广泛爆发“非典”之初采取了自我孤立的措施来防止“非典”在岛内出现，并中断与海峡对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在多伦多和台湾出现的这些反全球化排外反应，并没有帮助这两个地区成功防疫。相反，这两地区乃“非典”爆发极严重，受控速度较慢的地区。
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非典”期间，一个曾在十九世纪广泛流传，在二次大战后被扬弃的话语——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提出的“黄祸论”——又开始在部分西方媒体中重现。当谈及二十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想像时，很多论者都喜欢提起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哲学家对中国的倾慕。但这些正面印象对后来西方中国观的影响，远不如戈比诺的“黄祸论”。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过气贵族，曾被称为“现代种族主义之父”。他对平等自由等价值深恶痛绝，更将种族主义带进科学领域。在其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出版的四大卷《人类种族的不平等》（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一书中，戈氏指出白、黄、黑种人的差别属生物学上的差别。黄种人无一不缺乏想像力、贪得无厌和体力不振。他又认为源源不绝到欧美工作的华工正将各种传染病与坏习性带到白人社会。
他认为这些外来的“污染”，加上欧洲左派对弱者的同情，正在蚕食白种民族的优越性。代表人类文明顶峰的西方文明，将会被大量的“肮脏中国人”摧毁。基于上述论点，戈氏主张施行世界性的种族隔离，将黄种人隔绝于西方社会之外。戈比诺的理论不单为当时欧美的排华运动火上加油，更令种族偏见加速渗入科学家社群之中。在其理论影响下，伦敦神经学学会的官方期刊在一八九四年刊出论文《对一个中国脑袋的观察》，发表中国人的大脑结构比欧洲人更接近黑猩猩之观点。后来的纳粹运动，即将戈氏理论付诸实践，并根据其政治需要将犹太人取代华人在理论中的中心位置。
二次大战之后，戈氏的种族主义伪科学遭到全面否定，但其中对“黄祸”的恐惧，却遗留在西方文化的潜意识之中，不时发作而成为一些国家反华、排华的话语或行动。九十年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急速崛起，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部分人的不安。他们当中，更有一些人刻意散布中国威胁论，诬蔑中国在经济上“盗窃”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在军事上“盗窃”了他们的核机密。在“非典”期间，虽然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能以前述的国际主义态度面对该疾病，但“非典”却让十九世纪有关“华人乃大部分传染病之源”的伪科学话语死灰复燃。
一九九七年香港爆发禽流感，引起了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对爆发全球性大型流感的忧虑，也重新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在全世界杀害了超过两千万青壮人口的神秘流感的兴趣。医学界对当年流感的起源仍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流感起源于美国肯萨斯州牧场中人类流感与动物流感的混合变种(即所谓的“基因洗牌”)，也有人认为流感源自中国南方的农场。但无论如何，一九九七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有关这次流感的畅销书、报刊专辑和纪录片，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该流感乃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根据这种理解，在当时的欧洲战场上，来自各地的年轻人被长期困在拥挤、肮脏的战壕中。士兵们的肺功能更不断被弥漫在战场上的军用毒气所侵蚀。这样的环境，正为士兵从世界各地感染到的病毒提供了一个不断传播与变种的极佳环境。无论一九一八年全球流感的原病毒是来自南中国抑或是肯萨斯，它们应该是在一次大战的战场中，才进化成杀伤力巨大的高毒性病毒。战争结束后，这种新型的致命病毒便随着退役士兵传遍世界各地。（可参考Kolata Gina著《感冒: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流感的故事和对其病毒的追寻》，Flu: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
在“非典”肆虐之际，西方媒体进一步增加了对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兴趣。但有关报道除了出现量的增加外，还体现出质的变化。在“非典”期间及其后，不少西方媒体开始出现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大流感乃源自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论调。一些医学权威，纷纷在报章撰文，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一口咬定华南农村地区人、畜、禽共处的生活方式，乃制造一九一八年甚至整个二十世纪的几次大型全球性流感病毒的罪魁祸首。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话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八十年代当艾滋病初于西方出现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曾大肆渲染艾滋病乃源自海地农村一种涉及猴子血的宗教仪式的话语。在此一话语下，美国的海地移民便被视作艾滋病爆发的罪魁祸首，到处受到歧视。后来这种有关艾滋病源头的理论在科学界遭否定后，媒体又将矛头指向同性恋者，甚至提出艾滋病乃上帝惩罚另类性取向人士的论调（见《读书》二○○三年第九期翁乃群的文章——编注）。
或许科学家在将来真的可证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的确源自华南。但将导致疾病的责任完全放在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或一种生活方式之上，却肯定是不科学的。任何传染病从病毒形成到大规模爆发，均无一例外地须经历一个极复杂的病毒传播链，当中可能牵涉不同的地区、社群以及社会过程。例如引致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病毒，便从发源地传到欧洲战场，再经过士兵从战场散至全世界。二○○三年的“非典”病毒，则是从华南传至香港，再从香港传到我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及加拿大的大城市，再经当地受感染的医务工作者传到更广泛社群。而艾滋病在全球的散播，亦可以经过共用针筒者、性游客、性工作者、贫穷村落的卖血者、感染病毒的丈夫、染病的孕妇等多不胜数的社群扩散。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跨国交往与日俱增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可能预料下一波致命传染病的病毒，将产生于何地；一种新传染病一旦爆发，我们也不可能预料病毒将会通过什么社群扩散。有人说传染病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病毒在侵袭一个人时，不会先过问他的种族、阶级与性别。每个人在传染病面前皆“生而平等”。因此，预防传染病的爆发，和对付一个现有传染病的最佳方法，乃各国或各地区间通过深入合作进行全球性的疾病监察与治理，而不是根据偏见将某些特定社群预设为必然带菌者，然后将之区隔起来或拒之门外。
非典型肺炎和其他跨国传染病的例子，和最近人类面对的其他跨国危机，包括世界经济波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一样，引证了全球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不少发展机遇的同时，亦为我们带来很多风险与危机。如果我们要在享受这些机遇时减少相应的风险与危机，便需建立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全球管治框架，让各国在互相尊重、公平与公开的原则下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