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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并不太平。在过去二十年内，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排华浪潮让人心有余悸;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当地黑人支持的政府多次驱逐欧裔白人，而占据俄罗斯富豪榜前列的犹太人过得也不安宁，有的正在被抄家，幸运一点的正忙着找后路; 在海湾地区，被阿拉伯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人视为眼中钉的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正在进行以暴易暴的“反恐”报复行动。
这些事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各有特殊的原因和导火索，但却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与民族问题相关；其次，它们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共同点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爱眉（Amy Chua）二○○三年出版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的副标题所称，恰恰是美国人最为得意的两件法宝——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成为这些民族仇恨和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市场、民主、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在这个范式中，市场和民主指的不是发达国家正在实践的那种市场和民主，而是特指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以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后盾推行的市场和民主。市场是绝对放任自由、没有任何政府力量干预、纯粹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民主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民主，即一人一票。民族（ethnicity）被特别宽泛地解释为群体认同、一种归属感、一种扩展了的亲属关系（ethnicity也可以译为种族。其实，这本书许多地方就是用这个词来指种族。但为了照顾作者对这个关键词的宽泛使用和汉语的语言习惯，我在这里译为民族）。作者试图通过市场民主与民族的关系来解释这些冲突。她认为，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席卷一些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市场制度对一些人口比例很小的，并且常常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东北非和南亚的印度裔，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俄罗斯中的犹太裔，拉美国家中相对更“白”的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欧裔白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占极小的比例，却往往能在这种市场制度条件下以惊人的速度积聚庞大的财富。例如，菲律宾的华裔只占全国人口的1%，却控制该国60%的私有经济。与这些被作者称之为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相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多数民族却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之中。这种基于民族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本土多数民族被掠夺、被奴役、被羞辱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很容易转化成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怨恨乃至仇恨。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普选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推行。由于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当地民族在人口上占绝对的多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使得他们的代表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当然的有利位置。为了当选，任何候选人都必然要迎合当地多数民族的利益，主张对当地民族有利的政策。于是，改变当地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成了这些国家政治选战的普遍口号。这种政治状况同经济状况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常见的后果。第一是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财富进行没收或低价征收；具体的例子有南非和津巴布韦。第二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从少数民族中获得经济利益，同少数民族官商合流，形成裙带关系，于是腐败滋生，国家政策实质上由少数人操纵，民主成为一纸空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第三是更为极端的形式，即局势失控，发展成种族清洗及其他由当地的多数民族支持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运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便是实证。换言之，普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推行并没有像美国人所许诺的那样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加剧民族仇恨，引发社会动乱和屠杀。如果这个世界真如蔡爱眉认为的那样着火了，那么在这些国家大力推行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的美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纵火者。
其实，市场与民主共生可能带来的摧毁性后果已为许多政治哲学家所预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很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形成阶级冲突。而民主，特别是不加限制的普选民主，则容易让多数人的代言人掌权，从而形成多数人在政治上有利，而少数人在经济上有利的局面。两相结合，这样的社会就注定不得安宁。因此，早期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一开始就反对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而主张将一定的财产和纳税作为选举资格的前提，并且对私有财产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实际上，在今天普选制实施得最为成功的美国，其普选制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建国时黑奴不算是人，当然不具有选民资格。即便在内战之后，普选一直遭到南方各州的抵制。在黑人占80%人口的印第安纳州，由于白人农场主担心黑人在政治上掌权而对白人进行清算，对普选进行百般阻挠，以致普选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接受。类似地，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市场也根本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而是由无数的“看得见的手”（借用钱德勒的书名）调控的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调控的手段诸如超额累进税制和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成功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机会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公共教育制度和弱者扶持制度。虽然这些制度远不是什么“无知之幕”之下建立的，但它们大致可以使人们在机会面前平等，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跨越阶级的局限，步入社会的上层。典型的例子如出身布衣的克林顿总统和商界巨子比尔·盖茨。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财富或者权力，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就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社会的金字塔中向上爬，而不会沮丧地生活在毫无希望之中，将怨恨倾泻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步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下层阶级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成功地防止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联合起来”。这些手段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得它不仅“垂而不死”，而且“不战而胜”，席卷全球。
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成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民主和市场的理念输出。然而它们输出的并不是在它们国内实施的、经过大量限制和修正之后的市场和民主。在民主的输出上，它们输出的是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普选民主。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最彻底、最成功的民主当然就是能够将一人一票制贯彻得最充分的民主。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运用得越广泛，该国或地区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国家元首的一人一票制直接选举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发达程度的标尺。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在对他们今天成功后的洋洋自得。他们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将普选制一步到位地施行过。如果说在民主输出形式上美国政客犯的不过是天真和无知的错误的话，那么，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形式的输出则是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资本主义扩张需要全球化的市场，而且是越少受到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只有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才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自由地纵横来去；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用华尔街律师的标准合同，用同一种语言（常常是英语）来完成各种交易。因此，当简单的民主和市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时候，具有社会安全阀作用的限制通通没有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蔡爱眉引入了民族这个变量。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民族这个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外来少数民族从市场制度中得益。大量的事实证明，由于历史、文化、教育、资源，乃至社会境遇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为市场制度偏爱的宠儿。虽然有研究证明当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发展中国家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略有上升，但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能够利用市场机会或者社会转型一夜暴富。外来的少数民族的成功与当地本土多数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民族怨恨愈演愈炽，民族冲突与阶级冲突合二为一。换言之，当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国家后，弥赛亚并没有到来，到来的是因为民族问题而更为加剧的阶级冲突。民族问题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相结合，产生了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同普选民主相结合，则产生了“多数人的暴政”。
正是由于蔡爱眉将民族变量加入市场和民主之中形成一个三元范式，使她相当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诸多冲突的滋生。在她二○○三年七月一日写的后记中，她认为伊拉克的局势远比美国政策制定人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伊拉克同样也存在少数民族得益于市场制度和急速民主化下多数民族掌权的问题。她说:“战前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人会顺利地将伊拉克转型成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不幸的是，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更像是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一年过去，伊拉克局势的发展正在逐步证实她的预言。加入民族变量之后的三元范式迫使美国知识界及政界不得不重新反思其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兴的法律与经济发展运动提出新的挑战。而对于今天民族或种族问题并不严重的中国来说，似乎可以暗自庆幸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使汉民族——其实是一个假想的文化共同体——成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中国当然的强势民族，从而避免了市场带来的少数外来民族得益的问题。但同时这个范式的分析也让我们警惕那种急速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民主。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言，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成功也许部分地因为它是不民主的，而俄罗斯的失败也许部分地因为它被民主化了。
在分析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仇恨之后，蔡意犹未尽，用她的范式去回答“九一一”袭击之后困扰美国民众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在作者看来，美国人——美利坚民族——在全球范围不过是一个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民族，它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但却控制了全球自由市场包括金融、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这导致了全球其他民族的妒忌、无奈、屈辱以及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恨美国人，阿拉伯人恨美国人，更不用说整个伊斯兰世界了。于是，蔡认为“九一一”袭击与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和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然而，将这个范式运用到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攻击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同意美利坚民族确实是全球化市场的得益者，但美利坚民族之外的世界各民族绝不是什么因为民主或者普选制而处于政治强势的大多数民族。联合国也绝不是什么按多数逻辑运行的机构，它甚至无法落实任何一项美国绝对反对的“决议”。其次，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其实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输出普选民主，恰恰相反，美国支持的是当地独裁、腐败和极其不受欢迎的政权。美国遭到攻击的原因在深层次上，一般认为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所持价值观的冲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拉偏架。同时，伊斯兰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也不是什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行动。也许有些人认为美国人自取其咎，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对无辜的民众的谋杀应当受到谴责。
更为重要的是，蔡在回答“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问题时，对概念的使用没有把握恰当的分寸。在书的开头，她将市场定义为“自由放任的市场”，但在这个具体任用中，很难让人接受目前全球的市场已经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这个问题在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民族这个概念的确是一个相当模糊，难以定义的概念。但即便是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也必须有一定的外延和内涵，必须具有大多数读者可以同意的核心方面，否则作者与读者之间就没有交流的平台。在我看来，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宗教、语言、人种基础。但书中的民族则可以轻易地跨越这些界限。她写道，民族，“强调的是一种主观认同，因而跨越了人种（比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可以视为同一个民族），地理来源，文化，宗教，语言等客观差别”。“民族身份也不是静态的，而是非常多变和可塑的。”在这样宽泛得几乎没有边际的民族定义下，无论是东南亚的华裔，俄罗斯的犹太裔，卢旺达的图西族人，拉美的更“白”的人，还是五颜六色的美国人，甚至是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人，均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这样看来，民族这个概念外延的边界在哪里呢？它与群体又有什么差别？照此推论下去，又如何界定受到自由市场制度偏爱的少数“民族”呢？
这个宽泛的民族概念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此书的范式的解释力量：如果民族是多变可塑的，那还分什么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民族是不可流通的，至少是难以流通的。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防止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机会大致公平，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状。但民族或者种族归属却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由娘胎里带来的事实。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轻易改变，至少在现世的这一代很难改变。即使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与本土的多数民族之间可以通婚，民族之间的完全融合也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而只有当多数和少数民族完全融合之后，这类“民族冲突”才会大体上消失。今天的泰国之所以没有其东南亚诸邻国存在的排华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泰国实行民族融合的强制措施。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泰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流淌着华人的血”。但在有一定的通婚融合、而融合尚未完全到不可分的情况下，这类民族冲突依然发生。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拉美国家的更“白”的与不那么“白”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通婚，但由于这两个民族的外表特征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宗教、文化、历史、语言、起居习惯等各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中的两个民族间恰恰是完全不通婚的。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与当地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穆斯林就几乎不通婚。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之间的不可流通或者难以流通，使得本土多数民族与外来的少数民族分化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本土多数民族的被剥夺感、外来民族带来的羞辱感、贫富差距带来的怨恨没有渠道消解。得益的少数民族认为本土多数民族懒惰、愚昧；在另一方面，多数民族把外来少数民族当成国家经济和资源的吸血鬼。一旦出现导火索，民族怨恨就会质变成民族仇恨，酿成灾难。
其实，“九一一”袭击是很难在民主、市场、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的。在这个具体运用中缺少本书最为精彩也是最为关键的民族与市场、民族与民主整合的分析。不幸的是，读者只能看到牵强的类比以及对市场和民族等概念不够合理的运用。此书将这个三元范式任用到全球每一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和民族，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个半世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到今天）。如何适当把握一定的范围正是蔡爱眉在应用她的范式时遇到的两难。
本书是在三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她关于民族与市场民主之间的关系和范式在一九九八、二○○○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已经成形。而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在二○○一年“九一一”袭击之后加进去的。可以说，后来加进的这一部分是应景之作，与作者原来的范式有生搬硬套之嫌，而且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也是问题多多。这本书商业上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选择了这个问题。
蔡爱眉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文笔颇佳，这本书也极具可读性。她极善于将自身的经历与要建构的范式结合起来，使读者觉得她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但她生动的叙述并不能掩盖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避。比如，她没有回答她的范式中一个相当核心但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对某些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支撑着她三元范式的半边天——民族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蔡描述了许多这方面的事实，大致能让读者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确实对某些外来少数民族有利。然而她终究没有能够告诉读者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什么机制在运作。仅仅在一个段落中，她提到了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新教伦理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东南亚华裔对当地私有经济的控制和俄罗斯犹太人经济寡头的普遍存在？她也提到了“路径依赖”对外来少数民族保持经济上的优越位置的重要性，但“路径依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些外来少数民族最初的成功？其实，如果她能够将其范式的任用范围做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就我所知，社会学家对移民在移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就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比如，外来移民居无定所，更愿意吃苦，勤劳，少花费，多积蓄，于是在经济上更容易成功。而也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清高，超然于当地人，有的拒绝同当地人通婚，引发当地人与外来移民的政治冲突。这样看来，为了追求她的范式在各个地区和历史场合的广泛任用，蔡不得不放弃讨论这个重要的题目，从而掉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中，使得这本书的分析似乎少了一条腿。
（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 Global Instability,Arrow Books,2003.）
这些事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各有特殊的原因和导火索，但却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与民族问题相关；其次，它们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共同点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爱眉（Amy Chua）二○○三年出版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的副标题所称，恰恰是美国人最为得意的两件法宝——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成为这些民族仇恨和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市场、民主、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在这个范式中，市场和民主指的不是发达国家正在实践的那种市场和民主，而是特指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以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后盾推行的市场和民主。市场是绝对放任自由、没有任何政府力量干预、纯粹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民主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民主，即一人一票。民族（ethnicity）被特别宽泛地解释为群体认同、一种归属感、一种扩展了的亲属关系（ethnicity也可以译为种族。其实，这本书许多地方就是用这个词来指种族。但为了照顾作者对这个关键词的宽泛使用和汉语的语言习惯，我在这里译为民族）。作者试图通过市场民主与民族的关系来解释这些冲突。她认为，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席卷一些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市场制度对一些人口比例很小的，并且常常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东北非和南亚的印度裔，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俄罗斯中的犹太裔，拉美国家中相对更“白”的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欧裔白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占极小的比例，却往往能在这种市场制度条件下以惊人的速度积聚庞大的财富。例如，菲律宾的华裔只占全国人口的1%，却控制该国60%的私有经济。与这些被作者称之为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相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多数民族却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之中。这种基于民族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本土多数民族被掠夺、被奴役、被羞辱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很容易转化成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怨恨乃至仇恨。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普选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推行。由于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当地民族在人口上占绝对的多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使得他们的代表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当然的有利位置。为了当选，任何候选人都必然要迎合当地多数民族的利益，主张对当地民族有利的政策。于是，改变当地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成了这些国家政治选战的普遍口号。这种政治状况同经济状况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常见的后果。第一是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财富进行没收或低价征收；具体的例子有南非和津巴布韦。第二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从少数民族中获得经济利益，同少数民族官商合流，形成裙带关系，于是腐败滋生，国家政策实质上由少数人操纵，民主成为一纸空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第三是更为极端的形式，即局势失控，发展成种族清洗及其他由当地的多数民族支持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运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便是实证。换言之，普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推行并没有像美国人所许诺的那样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加剧民族仇恨，引发社会动乱和屠杀。如果这个世界真如蔡爱眉认为的那样着火了，那么在这些国家大力推行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的美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纵火者。
其实，市场与民主共生可能带来的摧毁性后果已为许多政治哲学家所预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很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形成阶级冲突。而民主，特别是不加限制的普选民主，则容易让多数人的代言人掌权，从而形成多数人在政治上有利，而少数人在经济上有利的局面。两相结合，这样的社会就注定不得安宁。因此，早期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一开始就反对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而主张将一定的财产和纳税作为选举资格的前提，并且对私有财产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实际上，在今天普选制实施得最为成功的美国，其普选制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建国时黑奴不算是人，当然不具有选民资格。即便在内战之后，普选一直遭到南方各州的抵制。在黑人占80%人口的印第安纳州，由于白人农场主担心黑人在政治上掌权而对白人进行清算，对普选进行百般阻挠，以致普选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接受。类似地，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市场也根本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而是由无数的“看得见的手”（借用钱德勒的书名）调控的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调控的手段诸如超额累进税制和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成功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机会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公共教育制度和弱者扶持制度。虽然这些制度远不是什么“无知之幕”之下建立的，但它们大致可以使人们在机会面前平等，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跨越阶级的局限，步入社会的上层。典型的例子如出身布衣的克林顿总统和商界巨子比尔·盖茨。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财富或者权力，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就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社会的金字塔中向上爬，而不会沮丧地生活在毫无希望之中，将怨恨倾泻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步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下层阶级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成功地防止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联合起来”。这些手段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得它不仅“垂而不死”，而且“不战而胜”，席卷全球。
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成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民主和市场的理念输出。然而它们输出的并不是在它们国内实施的、经过大量限制和修正之后的市场和民主。在民主的输出上，它们输出的是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普选民主。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最彻底、最成功的民主当然就是能够将一人一票制贯彻得最充分的民主。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运用得越广泛，该国或地区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国家元首的一人一票制直接选举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发达程度的标尺。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在对他们今天成功后的洋洋自得。他们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将普选制一步到位地施行过。如果说在民主输出形式上美国政客犯的不过是天真和无知的错误的话，那么，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形式的输出则是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资本主义扩张需要全球化的市场，而且是越少受到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只有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才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自由地纵横来去；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用华尔街律师的标准合同，用同一种语言（常常是英语）来完成各种交易。因此，当简单的民主和市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时候，具有社会安全阀作用的限制通通没有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蔡爱眉引入了民族这个变量。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民族这个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外来少数民族从市场制度中得益。大量的事实证明，由于历史、文化、教育、资源，乃至社会境遇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为市场制度偏爱的宠儿。虽然有研究证明当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发展中国家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略有上升，但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能够利用市场机会或者社会转型一夜暴富。外来的少数民族的成功与当地本土多数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民族怨恨愈演愈炽，民族冲突与阶级冲突合二为一。换言之，当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国家后，弥赛亚并没有到来，到来的是因为民族问题而更为加剧的阶级冲突。民族问题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相结合，产生了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同普选民主相结合，则产生了“多数人的暴政”。
正是由于蔡爱眉将民族变量加入市场和民主之中形成一个三元范式，使她相当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诸多冲突的滋生。在她二○○三年七月一日写的后记中，她认为伊拉克的局势远比美国政策制定人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伊拉克同样也存在少数民族得益于市场制度和急速民主化下多数民族掌权的问题。她说:“战前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人会顺利地将伊拉克转型成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不幸的是，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更像是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一年过去，伊拉克局势的发展正在逐步证实她的预言。加入民族变量之后的三元范式迫使美国知识界及政界不得不重新反思其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兴的法律与经济发展运动提出新的挑战。而对于今天民族或种族问题并不严重的中国来说，似乎可以暗自庆幸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使汉民族——其实是一个假想的文化共同体——成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中国当然的强势民族，从而避免了市场带来的少数外来民族得益的问题。但同时这个范式的分析也让我们警惕那种急速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民主。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言，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成功也许部分地因为它是不民主的，而俄罗斯的失败也许部分地因为它被民主化了。
在分析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仇恨之后，蔡意犹未尽，用她的范式去回答“九一一”袭击之后困扰美国民众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在作者看来，美国人——美利坚民族——在全球范围不过是一个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民族，它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但却控制了全球自由市场包括金融、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这导致了全球其他民族的妒忌、无奈、屈辱以及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恨美国人，阿拉伯人恨美国人，更不用说整个伊斯兰世界了。于是，蔡认为“九一一”袭击与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和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然而，将这个范式运用到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攻击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同意美利坚民族确实是全球化市场的得益者，但美利坚民族之外的世界各民族绝不是什么因为民主或者普选制而处于政治强势的大多数民族。联合国也绝不是什么按多数逻辑运行的机构，它甚至无法落实任何一项美国绝对反对的“决议”。其次，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其实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输出普选民主，恰恰相反，美国支持的是当地独裁、腐败和极其不受欢迎的政权。美国遭到攻击的原因在深层次上，一般认为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所持价值观的冲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拉偏架。同时，伊斯兰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也不是什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行动。也许有些人认为美国人自取其咎，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对无辜的民众的谋杀应当受到谴责。
更为重要的是，蔡在回答“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问题时，对概念的使用没有把握恰当的分寸。在书的开头，她将市场定义为“自由放任的市场”，但在这个具体任用中，很难让人接受目前全球的市场已经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这个问题在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民族这个概念的确是一个相当模糊，难以定义的概念。但即便是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也必须有一定的外延和内涵，必须具有大多数读者可以同意的核心方面，否则作者与读者之间就没有交流的平台。在我看来，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宗教、语言、人种基础。但书中的民族则可以轻易地跨越这些界限。她写道，民族，“强调的是一种主观认同，因而跨越了人种（比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可以视为同一个民族），地理来源，文化，宗教，语言等客观差别”。“民族身份也不是静态的，而是非常多变和可塑的。”在这样宽泛得几乎没有边际的民族定义下，无论是东南亚的华裔，俄罗斯的犹太裔，卢旺达的图西族人，拉美的更“白”的人，还是五颜六色的美国人，甚至是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人，均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这样看来，民族这个概念外延的边界在哪里呢？它与群体又有什么差别？照此推论下去，又如何界定受到自由市场制度偏爱的少数“民族”呢？
这个宽泛的民族概念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此书的范式的解释力量：如果民族是多变可塑的，那还分什么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民族是不可流通的，至少是难以流通的。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防止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机会大致公平，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状。但民族或者种族归属却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由娘胎里带来的事实。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轻易改变，至少在现世的这一代很难改变。即使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与本土的多数民族之间可以通婚，民族之间的完全融合也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而只有当多数和少数民族完全融合之后，这类“民族冲突”才会大体上消失。今天的泰国之所以没有其东南亚诸邻国存在的排华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泰国实行民族融合的强制措施。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泰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流淌着华人的血”。但在有一定的通婚融合、而融合尚未完全到不可分的情况下，这类民族冲突依然发生。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拉美国家的更“白”的与不那么“白”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通婚，但由于这两个民族的外表特征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宗教、文化、历史、语言、起居习惯等各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中的两个民族间恰恰是完全不通婚的。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与当地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穆斯林就几乎不通婚。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之间的不可流通或者难以流通，使得本土多数民族与外来的少数民族分化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本土多数民族的被剥夺感、外来民族带来的羞辱感、贫富差距带来的怨恨没有渠道消解。得益的少数民族认为本土多数民族懒惰、愚昧；在另一方面，多数民族把外来少数民族当成国家经济和资源的吸血鬼。一旦出现导火索，民族怨恨就会质变成民族仇恨，酿成灾难。
其实，“九一一”袭击是很难在民主、市场、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的。在这个具体运用中缺少本书最为精彩也是最为关键的民族与市场、民族与民主整合的分析。不幸的是，读者只能看到牵强的类比以及对市场和民族等概念不够合理的运用。此书将这个三元范式任用到全球每一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和民族，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个半世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到今天）。如何适当把握一定的范围正是蔡爱眉在应用她的范式时遇到的两难。
本书是在三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她关于民族与市场民主之间的关系和范式在一九九八、二○○○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已经成形。而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在二○○一年“九一一”袭击之后加进去的。可以说，后来加进的这一部分是应景之作，与作者原来的范式有生搬硬套之嫌，而且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也是问题多多。这本书商业上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选择了这个问题。
蔡爱眉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文笔颇佳，这本书也极具可读性。她极善于将自身的经历与要建构的范式结合起来，使读者觉得她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但她生动的叙述并不能掩盖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避。比如，她没有回答她的范式中一个相当核心但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对某些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支撑着她三元范式的半边天——民族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蔡描述了许多这方面的事实，大致能让读者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确实对某些外来少数民族有利。然而她终究没有能够告诉读者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什么机制在运作。仅仅在一个段落中，她提到了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新教伦理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东南亚华裔对当地私有经济的控制和俄罗斯犹太人经济寡头的普遍存在？她也提到了“路径依赖”对外来少数民族保持经济上的优越位置的重要性，但“路径依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些外来少数民族最初的成功？其实，如果她能够将其范式的任用范围做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就我所知，社会学家对移民在移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就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比如，外来移民居无定所，更愿意吃苦，勤劳，少花费，多积蓄，于是在经济上更容易成功。而也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清高，超然于当地人，有的拒绝同当地人通婚，引发当地人与外来移民的政治冲突。这样看来，为了追求她的范式在各个地区和历史场合的广泛任用，蔡不得不放弃讨论这个重要的题目，从而掉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中，使得这本书的分析似乎少了一条腿。
（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 Global Instability,Arrow Book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