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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国近期的经济表现可以看出，人民币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各大经济体的外部施压，这些经济体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或政治意图施压人民币升值，但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诉求的不同，施压人民币的目的和策略也存在区别。因此，我国必须认清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坚持“自主性”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外部施压；利益诉求；目的和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3）01-0001-10
一、引言
自2010年下半年人民币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由于次贷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出口和就业不振，欧盟深陷欧债危机的困扰，以美国为首的各大经济体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公开指责人民币“汇率操纵、大幅低估”致使全球经济失衡且损害了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并在各个场合施压人民币大幅升值。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5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这一法案的核心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各界普遍认为，该法案是为施压人民币升值而专门制订的。事实上，从2005年7月至2012年底，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超过30%。2011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28%以及2011年以来的两次季度资本金融账户逆差这两个事实，都说明我国的国际收支在逐步趋于合理。2011年9月，香港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NDF）出现双向波动，这也意味着近期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那么，为什么美国等大国拥有如此众多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者，却无视最基本的现实经济情况而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换个角度来讲，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金融问题，而成为了涉及大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博弈的媒介点。因此，为使我国政府可以从容应对国外社会的指责和施压，我们必须明确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可以制定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相关措施和对策，才能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稳定、健康的的环境和条件。
一、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国际社会的施压
基于我国的经济增速、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出入表现，近年来人民币所遭受的升值压力大多源于外部，即以美国为首的各大经济体出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而采取的策略，这些国家所发出的言论和指责都可能形成舆论效应，从而影响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张勇（2010年）、李子联（2011年）、刘刚（2011年，2012年）、王凡和李向军（2012年）以及杨长湧（2012年）等都从国际政治压力的角度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展开了研究。张明（2012年）通过研究来自外汇市场高频数据发现，在每次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以及每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均会呈现出短期的加快升值。这意味着，来自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时候的确会影响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进程。 更重要的是，力图扮演“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政府自然会更加重视来自G20、IMF 等国际多边组织以及来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多边集体压力，而非来自美国的双边压力， 以至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Williamson 就曾经向美国政府建议，要把中美汇率争端提交到WTO的框架下去解决。
目前，美、欧、日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增长乏力，他们都需要通过扩大净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总体来说，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升值压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诉求以及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政治诉求出发，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外部来源。
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
从2003年至今，美国是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最主要力量。在美国国内，其国会、政府以及利益相关方这三大集团，对人民币所持态度以及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方式都存在较显著的不同。美国国会对人民币采取强硬施压，其主要手段是提出法案或贸易制裁措施针对人民币汇率，而法案一旦通过，就具有强制执行力，且缓和回转的余地较小。相对于国会，美国政府的态度较为务实和灵活，奥巴马或小布什政府通常经由政治或外交手段制造舆论压力，有一定的缓和余地。美国的利益相关方，例如钢铁和纺织等与中国产品在市场上存在竞争的行业利益集团，对人民币汇率历来是强硬的谴责态度，但这些诉求需要通过美国国会或美国政府才可能转化为实际措施，即通过间接渠道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美国近年来将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不断升级扩大化，采取的施压手段也多种多样，虽然某些议案诸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等最后都不了了之，人民币汇率也并没有一次性大幅升值，但美国施压的强硬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美国历年来所提出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加大波动区间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等要求，其根本的、最终的体现都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来自美国的压力会持续存在。
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目的可以分为名义目的和实际目的。名义目的是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增加美国出口和提高就业率。实际目的包括：第一，复制《广场协议》，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第二，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冲击和压制；第三，打压人民币以获得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
（一）名义目的与美国经济结构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也不断扩大。美国商务部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相关资料表明，1983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境地。到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在公开场合，不管是美国政府或国会都宣称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美国还进一步将事实夸大扭曲，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都是人民币大幅低估，并且将人民币升值视为消除失衡的主要途径。美国还认为，持续的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和长期竞争力的衰落，引起失业率上升，从而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新型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美国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空洞化。
近几十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降低。根据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数据，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仅为132%。如此低的比例导致美国制造业无法满足其国内的需求，而需要从中国等国家进口大量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各种轻工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和各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从而弥补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内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同时，美国还从日本和欧盟进口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零部件、半导体以及电子产品等，这必然会造成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从1994年至2011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总贸易逆差以及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
由表1可以看出，美国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境地，相反其服务业则非常发达，这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2美国消费过度，储蓄率过低。
长期以来，美国的高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美国及美元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具有强大的消费特权，并在较大程度上消化了全球性生产过剩。由图1可知，美国对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和金融工具向全世界融资，对内则通过贷款、房地产和金融产品泡沫来支撑过度消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就导致了其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表2列出了1994年至2011年美国的居民消费额、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总量和国债总量占GDP的比重。
由表2可知，美国的消费属于逐步提升的刚性消费需求，美国的居民消费额除了2009年略有下降以外，在观察期总体呈现递增趋势，并且美国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重自1994年以来都高于67%，次贷危机并未给美国的消费比重造成太大的影响，2008年至2011年更是均超过了70%。另外，“赤字财政”历来都是美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表2显示，2008年之前，美国财政赤字总额及其占GDP的比重都不高，但2009年至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都超过了万亿美元，2009年更是达到了赤字总额-141269亿美元和占GDP比重-1011%的巅峰水平；同时，美国国债的总量也在逐年攀升，2011年美国国债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了9811%，这表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能抵消其政府债务而略有剩余。另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司的统计，目前美国除国债之外，还有接近60万亿美元的其它债务。通过上面的数据和分析我们得知，过低的公共储蓄（等同于高预算赤字）将比私人部门储蓄下降更强烈地引发国民储蓄的下降，公共部门的高额赤字通常可能意味着持久性的变动，并可能导致外债累积的不可逆，美国货币当局的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QE4）更加助长了美国的公共部门逆差，意在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世界需要美元来作为全球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美国便可以“开动印钞机”，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外债来将各国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并获取巨大的福利和经济利益，这进一步助长了美国民众的过度消费需求，从而导致了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Feldstein（1993年）在其研究中指出，美国推行的“赤字财政”是引致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因素之一。
3美国经济过度的“去工业化”和“虚拟化”。
“去工业化”在美国即意味着实体经济的衰落，总体而言，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美国GDP与世界总GDP之比从1945年的53%，降至2011年的约257%；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发布的数据，实体经济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由1950年的6178%降至2011年的不足30%，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27%降至2010年的132%；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支柱产业的钢铁业、建筑业和汽车业，已经被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服务业所取代。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吸引并汇聚着全世界的资金，所以美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历年来都保持顺差（见图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保守估算，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境内的证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市值约为同期美国实体经济的30至40倍，次贷危机后杠杆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很高的水平。
实体资本存量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主宰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美国以其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将实体经济极大程度地资本化和虚拟化，而虚拟经济及其高杠杆特性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和美国国民对其未来收入的盲目乐观。在资产泡沫尚未被刺破之前，财富给民众所带来的福利和效用最终都要体现在不断扩大的消费上，由于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步伐已经走得太远，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必然要由国外的商品供给来满足，在虚拟经济扩大和预期收入增长的双重推动下，消费需求进一步膨胀，最终使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4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逆转美国贸易逆差、经济低迷和失业率上升？
凯恩斯主义（Keynesism）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Foreign Trade Multiplier）认为，进口增加会对本国国民收入产生倍缩效应，而出口增加对本国国民收入和产出会产生倍增效应，一国贸易逆差扩大，通常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这也是美国指责人民币问题的理论来源之一。
对于美国指责人民币大幅低估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进而损害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言论，我们可以通过表3中的数据来验证其真伪。
事实证明，经济学理论往往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悖离。我们观察表3中的数据可以发现，1994年至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从-984.9亿美元扩大至-7532.9亿美元，其经常项目逆差也同步扩大，2006年达到-8006.2亿美元；但同期美国GDP的增长率，除了2001年和2002年两年回落调整，其余年份都不低于2.5%，并且2003年至2006年贸易逆差快速增大时，美国的失业率反而呈下降趋势，2006年仅有4.6%，2008年之前美国的失业率都处于一个稳定且较低的水平。2009年至2011年，美国由于受次贷危机影响，且危机后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连续三年都达到了9%以上，但这三年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相比，2008年之前却大幅下降了。上面的数据和分析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是伴随着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来的，由此可以推断，美国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应该为： 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虚拟经济运行良好→失业率低→预期收入稳定→消费结构决定的超前消费持续增加→贸易逆差
这一传导机制与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预测的结果完全相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假设，如果美国次贷危机没有爆发，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没有被刺破，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美国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失业率仍保持低位，消费结构和习惯不发生改变，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继续扩大。
从历史角度也可以证明，一国货币贬值（升值）并不必然能导致贸易顺差（逆差）。以美国为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1971年至2011年，1盎司黄金的价值从35美元上升到1900多美元，相当于美元贬值超过50倍，但此期间大多数年份，美国的逆差仍呈递增趋势；1985年至1989年，日元大幅快速升值，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高额贸易顺差依旧；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中美贸易顺差却连年增长；2008年9月至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钉住美元时期，中美贸易逆差下降；2010年至2011年，人民币重启升值，中美逆差反而再度增加。
我们通过对美国经济结构所存在缺陷的分析，以及对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顺差、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这几个经济因素之间变动关系的直观考察，可以发现如下几点事实：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足以影响中美间的贸易格局；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这三者的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仅仅是美国的名义目的，杨长湧（2012年）认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的借口，但美国自身或许清楚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甚至美国可能根本不想解决这一问题。
（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质目的
1.复制1985年“广场协议”，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前，日本是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时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广场协议”后，日元在短期快速大幅升值，再加上日本货币政策的失误，最终导致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强劲的增长趋势终结，“失去的十年”令日本不再有赶超美国的前景。
引起“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崩溃和衰退的原因至今仍有较多的争议。IMF在2010年的《世界经济展望》和针对中国的《2010年第4条工作人员磋商报告》中都认为：“《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资产泡沫主要是由长时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也是日本经济之后长期不振的主要原因”。但是，就一个对外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在本币短期快速升值的背景下，要使货币政策实施得恰到好处是较为困难的。对于一个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而言，本币急速升值，短期内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因而靠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就成为必需的选择。另外，伴随着本币升值的宽松货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何时退出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选择，尤其是当本国经济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但本币仍持续升值、出口仍受到负面影响的时候，此时货币当局对于未来政策走向的抉择会更困难。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当局可能已经释放了过度的流动性，错过了宽松政策退出的最佳时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日本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转向固然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还是日元持续大幅升值对其外贸、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所致。
我国2010年GDP已经超过了日本并仅次于美国，且目前中美贸易差额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这和1985年的日本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再者，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强，如果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就会对出口和就业造成损害，也就势必需要配合更大力度的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美国深知我国经济的特点和缺陷，因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际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将中国打造为“第二个日本”。
2.打压我国的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主要依靠两个基础：其一，成本低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要素；其二，我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将可能不复存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和冲击。第一个基础受到削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和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率要素成本上升会产生双重影响，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各生产率要素成本加速提高。杨长湧（2012年）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8年，我国制造业使用人民币计价的劳动力成本年平均上涨幅度约13.8%，如果换做美元计价，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后的劳动力成本年均涨幅超过16%。第二个基础受到削弱是由于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品的外币价格，导致同等条件下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弱，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使外国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量下降。上述两个基础的削弱，将可能通过以下的传导途径阻碍和冲击我国的制造业：
人民币升值→要素的外币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下降，本国对FDI的吸引力减弱→跨国公司和FDI可能转向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廉的国家
人民币升值→国外资源、技术、固定资产的本币价格下降，本币计价的国外要素价格下降→本国企业对外跨境收购、并购以及本国对外绿地投资增加
上面这两种传导途径都会使技术、资金等重要的生产率要素转向国外，从而给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和阻碍。这也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目的之一。
3.造成我国美元储备缩水，减轻美国的债务偿还压力。次贷危机后美国依次施行的4轮量化宽松政策（QE1至QE4）使美元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大幅增加，美国一方面在享受印发美元所带来的铸币税，另一方面美元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要求人民币不断升值，是对中国所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购买力更强烈的稀释和剥夺。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学者张岸元在其文章中指出，外界通常流行的言论认为，中国使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所得的收益较为可观，年收益率约为3%上下，这在多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收益水平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如果将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亏损综合计算，则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总体亏损额度相当巨大。我们通过计算发现，仅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量由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就达到3427亿美元（以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使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和升值后不同的汇率水平测算的换汇成本之差）。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到6.0以下，那么这一损失将扩大至近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亏损，是无法用3%的对外投资收益来弥补的。 4.美国为得到国内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人民币问题对于美国而言，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种在其国内发挥政治作用的工具。美国的政客对人民币采取强硬指责的时候，往往是美国国内经济不振、就业率下降、选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和对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劳工组织和一些传统行业要求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舆论呼声高涨的时候，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政党首脑为了获得民众及相关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倾向于攻击人民币，以强硬的态度施压人民币汇率。
三、其他经济体施压人民币的原因和策略分析
当今的全球货币体系，按照主要经济体的综合实力所处的位势和竞争力的强弱，可以划分为三大货币层级（如图3所示）。第一货币层级由储备货币的核心美元独占鳌头。第二货币层级主要由同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仅次于美元的欧元和日元占据。第三货币层级主要是由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组成，这些货币不作为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大多钉住美元或采取波动幅度较小的管理浮动制，并且通过大量出口商品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刘刚（2011年）认为，美、欧、日之间主要经由金融账户的联系构成了金融伙伴关系，“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进行贸易往来，并且“金砖四国”、美、欧、日互相构成了贸易伙伴关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对人民币汇率强势施压的背景下，其他各国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和策略选择体现了后次贷危机时代，大国经济表现和发展前景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虽然这些国家强势程度有限，不能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但它们可以依附或联合美国，加大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
（一）欧盟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低调但需要人民币升值
欧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较为低调，迎合美国施压言论的次数较少，但事实上，欧盟也有需要人民币升值的迫切希望。首先，由图5可知，中国对欧盟持续存在贸易顺差；其次，欧盟的天然缺陷和矛盾是存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由于欧洲央行奉行的是德国历来的传统，即严格控制通胀使其保持在低水平，这一方面造成了欧盟中一些经济实力较差的国家在本国经济不振、需要刺激的时候难以获得货币流动性，而只能采用财政政策；另一方面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利益分配不均、欧盟国家经济实力分化日益严重。此外，欧盟在金融危机后恢复缓慢，近期又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并且在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动贬值形势下，欧元被动升值，欧盟担心强势的欧元会对欧洲出口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这无疑是在欧债危机前景堪忧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因此，欧盟在对美元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有很大的动力将矛头指向人民币，希望中国采取积极措施消除中欧的贸易失衡问题。
但是，欧盟并没有强烈施压人民币升值，其原因有三：第一，从图4可知，人民币对欧元自2008年起总体处于升值状态，并且2011年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幅度的升值；第二，宋国友（2007年）认为，欧盟对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一直高度关注，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外汇储备转而增加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那么就可能造成欧元升值的双重压力，这对于欧元区经济的复苏是不利的；第三，随着欧债危机波及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中国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国债的潜在买主，并为其渡过危机提供一定的援助。2010年和2011年，中国从欧盟的进口总量都超过了25%的增幅。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增长近1倍，并数次买进欧洲一些国家发行的债券。综上所述，欧盟对于人民币升值的低调态度是符合其利益的、较为合理的选择。
（二）日本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摇摆不定，借机打压中国经济
2003年，日本财长在G7集团会议上指责人民币出口廉价商品造成全球通货紧缩，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无法真实反映中国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强烈要求和其他国家联合施压以迫使人民币汇率进行重估。但日本与美国和欧盟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多年来保持着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格局（如图7），这就导致了日本施压人民币升值根本理由的欠缺。因此，2003年日本经济有所复苏之后，日本政府经过权衡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转为低调，日本政府官员也表示，人民币需要较长的时期由钉住美元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随着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蔓延，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且恢复缓慢，2010年中国GDP又超越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日本为了改变其多年的低迷经济状况，以及出于对亚洲领先经济地位的考虑，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开始变化，并积极附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意图以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2010年底，日本政府批评中国在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保值过程中购买日本国债导致了日元的升值，损害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并且积极呼吁人民币升值。
（三）巴西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积极抗议，保护本国商品的竞争优势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俄罗斯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历来是保持中立，并且希望未来中俄两国可以在能源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印度仅在2011年2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表达过关于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人民币较低币值的担忧，但随着人民币2011年的进一步升值，印度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和言论。巴西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和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同属于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近10年以来，中国和巴西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巴西对中国的出口总量逐年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10亿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523.6亿美元，出口商品主要为农、矿资源如豆类、铁矿石以及石油等。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巴西出口商品最大的需求市场，巴西对中国近年来基本保持贸易顺差（如图9），并在2011年达到了205.2亿美元。
2011年9月，巴西正式向WTO提出应当采取“汇率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希望WTO允许各国针对货币存在竞争性贬值的贸易伙伴实行惩罚和反制，但这一提议遭致中国的“强烈抵制”。鉴于巴西和中国之间为贸易顺差，巴西官方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的理由是，近年来巴西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强的同质化趋势，即巴西的制造业产品和中国的同行业产品互相竞争。中国作为巴西进口需求的第二大供给国，巴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是工业制成品，年进口总量从2000年的12亿美元升至2011年的318.4亿美元，这其中约有80%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巴西认为从中国的出口产品损害了其本国工业。刘刚（2012年）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巴西担心对中国的出口和来自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资源领域（如大宗商品），可能会使巴西出现“荷兰病”的风险，即由自然资源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会导致本国实际汇率升值，并使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向自然资源行业，最终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和吸收就业的优势被破坏。 但事实上，巴西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在当前已经不适用：首先，巴西认为雷亚尔对美元升值，则币值与美元挂钩国家就是在“压低本国汇率获取出口品竞争优势”，但人民币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增大汇率弹性，并在2011年9月开始出现了双向浮动，在逐渐摆脱过去与美元挂钩的密切关系；其次，乔新生（2011年）认为，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基本使用美元结算，当美元贬值时，巴西国内的购货商认为有利可图，就会加大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要解决巴西和中国之间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冲突，一方面需要中巴两国进一步互相开放市场，通过公平竞争发现合理的商品价格，在贸易往来中，使两国国民的福利得到增加。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要求美国减少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只有在国际金融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才能走向互惠互利。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国际社会，即外国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和施压。我们在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和巴西施压人民币的原因和策略后发现，各经济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人民币升值，区别在于态度、真实意图和方式的不同。其中，美国是在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巨额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强硬施压人民币，表面来看是为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刺激本国经济，其真实意图在于打压和冲击中国经济，以削弱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胁；日本的真实目的与美国类似，但由于中日经济依存关系紧密和对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日本施压人民币的态度摇摆不定；欧盟、巴西主要是从本经济体内部利益出发施压人民币，并没有考虑打压中国的经济，只是由于其制造业和中国产生了竞争，才积极要求人民币升值。
事实上，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希望能借人民币升值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和出口，借以提升其在次贷危机后较为缓慢的经济恢复或增长速度，这完全是一种“转嫁危机，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因此，我国不应一味地迷信于经济学理论，也不能一味地屈从于美国等国家的施压，而应主动总结经验教训，并制订合理的对策和措施。继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从内部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自主推进”这一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同时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邓立，张坤.我国双顺差剧增成因及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07，（09）.
[2]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与对策[J].亚太经济，2011，（02）.
[3]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2）.
[4]刘涛，周继忠.外部压力是否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基于2005-2010年美国施压事件效果的考察[J].金融研究，2011，（11）.
[5]刘建江.透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合理性[J].国际贸易问题，2005，（07）.
[[6]李子联.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9）.
[7]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经济研究，2011，（11）.
[8]乔新生.巴西为何成为贸易保护急先锋[N].环球时报，2011-02-01.
[9]王凡，李向军.美元霸权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战略思考日德应对“广场协议”之镜鉴[J].财贸经济，2012，（04）.
[10]杨长湧.中国应对人民币汇率压力的策略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2，（02）.
[11]杨帆，陈明生，董继华，郭玉江.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源探究[J].管理世界，2004，（09）.
[12]曾伟鹏. 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的成因基于美国经济结构的研究视角[J].信息系统工程，2012，（03）.
[13]张勇.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的和谐[J].国际贸易，2010，（04）.
[14]张屹山，孔灵柱.基于权力范式的汇率决定研究[J].经济研究，2010，（03）.
[15]张宇燕.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J].当代亚太，2005，（09）.
[16]Feldstein，Martin. The Dollar and the Trade Deficit in the 1980s： A Personal View[R].NBER Working Paper，1993，No.4325.
【责任编辑 罗 雪】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外部施压；利益诉求；目的和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3）01-0001-10
一、引言
自2010年下半年人民币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由于次贷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出口和就业不振，欧盟深陷欧债危机的困扰，以美国为首的各大经济体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公开指责人民币“汇率操纵、大幅低估”致使全球经济失衡且损害了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并在各个场合施压人民币大幅升值。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5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这一法案的核心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各界普遍认为，该法案是为施压人民币升值而专门制订的。事实上，从2005年7月至2012年底，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超过30%。2011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28%以及2011年以来的两次季度资本金融账户逆差这两个事实，都说明我国的国际收支在逐步趋于合理。2011年9月，香港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NDF）出现双向波动，这也意味着近期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那么，为什么美国等大国拥有如此众多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者，却无视最基本的现实经济情况而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换个角度来讲，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金融问题，而成为了涉及大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博弈的媒介点。因此，为使我国政府可以从容应对国外社会的指责和施压，我们必须明确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可以制定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相关措施和对策，才能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稳定、健康的的环境和条件。
一、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国际社会的施压
基于我国的经济增速、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出入表现，近年来人民币所遭受的升值压力大多源于外部，即以美国为首的各大经济体出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而采取的策略，这些国家所发出的言论和指责都可能形成舆论效应，从而影响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张勇（2010年）、李子联（2011年）、刘刚（2011年，2012年）、王凡和李向军（2012年）以及杨长湧（2012年）等都从国际政治压力的角度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展开了研究。张明（2012年）通过研究来自外汇市场高频数据发现，在每次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以及每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均会呈现出短期的加快升值。这意味着，来自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时候的确会影响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进程。 更重要的是，力图扮演“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政府自然会更加重视来自G20、IMF 等国际多边组织以及来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多边集体压力，而非来自美国的双边压力， 以至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Williamson 就曾经向美国政府建议，要把中美汇率争端提交到WTO的框架下去解决。
目前，美、欧、日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增长乏力，他们都需要通过扩大净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总体来说，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升值压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诉求以及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政治诉求出发，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外部来源。
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
从2003年至今，美国是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最主要力量。在美国国内，其国会、政府以及利益相关方这三大集团，对人民币所持态度以及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方式都存在较显著的不同。美国国会对人民币采取强硬施压，其主要手段是提出法案或贸易制裁措施针对人民币汇率，而法案一旦通过，就具有强制执行力，且缓和回转的余地较小。相对于国会，美国政府的态度较为务实和灵活，奥巴马或小布什政府通常经由政治或外交手段制造舆论压力，有一定的缓和余地。美国的利益相关方，例如钢铁和纺织等与中国产品在市场上存在竞争的行业利益集团，对人民币汇率历来是强硬的谴责态度，但这些诉求需要通过美国国会或美国政府才可能转化为实际措施，即通过间接渠道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美国近年来将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不断升级扩大化，采取的施压手段也多种多样，虽然某些议案诸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等最后都不了了之，人民币汇率也并没有一次性大幅升值，但美国施压的强硬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美国历年来所提出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加大波动区间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等要求，其根本的、最终的体现都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来自美国的压力会持续存在。
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目的可以分为名义目的和实际目的。名义目的是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增加美国出口和提高就业率。实际目的包括：第一，复制《广场协议》，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第二，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冲击和压制；第三，打压人民币以获得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
（一）名义目的与美国经济结构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也不断扩大。美国商务部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相关资料表明，1983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境地。到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在公开场合，不管是美国政府或国会都宣称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美国还进一步将事实夸大扭曲，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都是人民币大幅低估，并且将人民币升值视为消除失衡的主要途径。美国还认为，持续的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和长期竞争力的衰落，引起失业率上升，从而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新型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美国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空洞化。
近几十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降低。根据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数据，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仅为132%。如此低的比例导致美国制造业无法满足其国内的需求，而需要从中国等国家进口大量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各种轻工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和各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从而弥补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内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同时，美国还从日本和欧盟进口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零部件、半导体以及电子产品等，这必然会造成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从1994年至2011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总贸易逆差以及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
由表1可以看出，美国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境地，相反其服务业则非常发达，这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2美国消费过度，储蓄率过低。
长期以来，美国的高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美国及美元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具有强大的消费特权，并在较大程度上消化了全球性生产过剩。由图1可知，美国对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和金融工具向全世界融资，对内则通过贷款、房地产和金融产品泡沫来支撑过度消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就导致了其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表2列出了1994年至2011年美国的居民消费额、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总量和国债总量占GDP的比重。
由表2可知，美国的消费属于逐步提升的刚性消费需求，美国的居民消费额除了2009年略有下降以外，在观察期总体呈现递增趋势，并且美国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重自1994年以来都高于67%，次贷危机并未给美国的消费比重造成太大的影响，2008年至2011年更是均超过了70%。另外，“赤字财政”历来都是美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表2显示，2008年之前，美国财政赤字总额及其占GDP的比重都不高，但2009年至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都超过了万亿美元，2009年更是达到了赤字总额-141269亿美元和占GDP比重-1011%的巅峰水平；同时，美国国债的总量也在逐年攀升，2011年美国国债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了9811%，这表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能抵消其政府债务而略有剩余。另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司的统计，目前美国除国债之外，还有接近60万亿美元的其它债务。通过上面的数据和分析我们得知，过低的公共储蓄（等同于高预算赤字）将比私人部门储蓄下降更强烈地引发国民储蓄的下降，公共部门的高额赤字通常可能意味着持久性的变动，并可能导致外债累积的不可逆，美国货币当局的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QE4）更加助长了美国的公共部门逆差，意在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世界需要美元来作为全球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美国便可以“开动印钞机”，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外债来将各国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并获取巨大的福利和经济利益，这进一步助长了美国民众的过度消费需求，从而导致了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Feldstein（1993年）在其研究中指出，美国推行的“赤字财政”是引致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因素之一。
3美国经济过度的“去工业化”和“虚拟化”。
“去工业化”在美国即意味着实体经济的衰落，总体而言，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美国GDP与世界总GDP之比从1945年的53%，降至2011年的约257%；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发布的数据，实体经济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由1950年的6178%降至2011年的不足30%，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27%降至2010年的132%；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支柱产业的钢铁业、建筑业和汽车业，已经被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服务业所取代。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吸引并汇聚着全世界的资金，所以美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历年来都保持顺差（见图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保守估算，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境内的证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市值约为同期美国实体经济的30至40倍，次贷危机后杠杆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很高的水平。
实体资本存量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主宰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美国以其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将实体经济极大程度地资本化和虚拟化，而虚拟经济及其高杠杆特性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和美国国民对其未来收入的盲目乐观。在资产泡沫尚未被刺破之前，财富给民众所带来的福利和效用最终都要体现在不断扩大的消费上，由于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步伐已经走得太远，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必然要由国外的商品供给来满足，在虚拟经济扩大和预期收入增长的双重推动下，消费需求进一步膨胀，最终使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4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逆转美国贸易逆差、经济低迷和失业率上升？
凯恩斯主义（Keynesism）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Foreign Trade Multiplier）认为，进口增加会对本国国民收入产生倍缩效应，而出口增加对本国国民收入和产出会产生倍增效应，一国贸易逆差扩大，通常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这也是美国指责人民币问题的理论来源之一。
对于美国指责人民币大幅低估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进而损害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言论，我们可以通过表3中的数据来验证其真伪。
事实证明，经济学理论往往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悖离。我们观察表3中的数据可以发现，1994年至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从-984.9亿美元扩大至-7532.9亿美元，其经常项目逆差也同步扩大，2006年达到-8006.2亿美元；但同期美国GDP的增长率，除了2001年和2002年两年回落调整，其余年份都不低于2.5%，并且2003年至2006年贸易逆差快速增大时，美国的失业率反而呈下降趋势，2006年仅有4.6%，2008年之前美国的失业率都处于一个稳定且较低的水平。2009年至2011年，美国由于受次贷危机影响，且危机后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连续三年都达到了9%以上，但这三年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相比，2008年之前却大幅下降了。上面的数据和分析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是伴随着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来的，由此可以推断，美国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应该为： 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虚拟经济运行良好→失业率低→预期收入稳定→消费结构决定的超前消费持续增加→贸易逆差
这一传导机制与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预测的结果完全相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假设，如果美国次贷危机没有爆发，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没有被刺破，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美国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失业率仍保持低位，消费结构和习惯不发生改变，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继续扩大。
从历史角度也可以证明，一国货币贬值（升值）并不必然能导致贸易顺差（逆差）。以美国为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1971年至2011年，1盎司黄金的价值从35美元上升到1900多美元，相当于美元贬值超过50倍，但此期间大多数年份，美国的逆差仍呈递增趋势；1985年至1989年，日元大幅快速升值，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高额贸易顺差依旧；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中美贸易顺差却连年增长；2008年9月至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钉住美元时期，中美贸易逆差下降；2010年至2011年，人民币重启升值，中美逆差反而再度增加。
我们通过对美国经济结构所存在缺陷的分析，以及对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顺差、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这几个经济因素之间变动关系的直观考察，可以发现如下几点事实：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足以影响中美间的贸易格局；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这三者的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仅仅是美国的名义目的，杨长湧（2012年）认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的借口，但美国自身或许清楚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甚至美国可能根本不想解决这一问题。
（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质目的
1.复制1985年“广场协议”，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前，日本是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时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广场协议”后，日元在短期快速大幅升值，再加上日本货币政策的失误，最终导致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强劲的增长趋势终结，“失去的十年”令日本不再有赶超美国的前景。
引起“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崩溃和衰退的原因至今仍有较多的争议。IMF在2010年的《世界经济展望》和针对中国的《2010年第4条工作人员磋商报告》中都认为：“《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资产泡沫主要是由长时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也是日本经济之后长期不振的主要原因”。但是，就一个对外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在本币短期快速升值的背景下，要使货币政策实施得恰到好处是较为困难的。对于一个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而言，本币急速升值，短期内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因而靠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就成为必需的选择。另外，伴随着本币升值的宽松货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何时退出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选择，尤其是当本国经济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但本币仍持续升值、出口仍受到负面影响的时候，此时货币当局对于未来政策走向的抉择会更困难。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当局可能已经释放了过度的流动性，错过了宽松政策退出的最佳时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日本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转向固然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还是日元持续大幅升值对其外贸、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所致。
我国2010年GDP已经超过了日本并仅次于美国，且目前中美贸易差额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这和1985年的日本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再者，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强，如果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就会对出口和就业造成损害，也就势必需要配合更大力度的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美国深知我国经济的特点和缺陷，因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际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将中国打造为“第二个日本”。
2.打压我国的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主要依靠两个基础：其一，成本低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要素；其二，我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将可能不复存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和冲击。第一个基础受到削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和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率要素成本上升会产生双重影响，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各生产率要素成本加速提高。杨长湧（2012年）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8年，我国制造业使用人民币计价的劳动力成本年平均上涨幅度约13.8%，如果换做美元计价，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后的劳动力成本年均涨幅超过16%。第二个基础受到削弱是由于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品的外币价格，导致同等条件下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弱，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使外国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量下降。上述两个基础的削弱，将可能通过以下的传导途径阻碍和冲击我国的制造业：
人民币升值→要素的外币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下降，本国对FDI的吸引力减弱→跨国公司和FDI可能转向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廉的国家
人民币升值→国外资源、技术、固定资产的本币价格下降，本币计价的国外要素价格下降→本国企业对外跨境收购、并购以及本国对外绿地投资增加
上面这两种传导途径都会使技术、资金等重要的生产率要素转向国外，从而给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和阻碍。这也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目的之一。
3.造成我国美元储备缩水，减轻美国的债务偿还压力。次贷危机后美国依次施行的4轮量化宽松政策（QE1至QE4）使美元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大幅增加，美国一方面在享受印发美元所带来的铸币税，另一方面美元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要求人民币不断升值，是对中国所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购买力更强烈的稀释和剥夺。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学者张岸元在其文章中指出，外界通常流行的言论认为，中国使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所得的收益较为可观，年收益率约为3%上下，这在多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收益水平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如果将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亏损综合计算，则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总体亏损额度相当巨大。我们通过计算发现，仅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量由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就达到3427亿美元（以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使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和升值后不同的汇率水平测算的换汇成本之差）。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到6.0以下，那么这一损失将扩大至近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亏损，是无法用3%的对外投资收益来弥补的。 4.美国为得到国内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人民币问题对于美国而言，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种在其国内发挥政治作用的工具。美国的政客对人民币采取强硬指责的时候，往往是美国国内经济不振、就业率下降、选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和对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劳工组织和一些传统行业要求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舆论呼声高涨的时候，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政党首脑为了获得民众及相关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倾向于攻击人民币，以强硬的态度施压人民币汇率。
三、其他经济体施压人民币的原因和策略分析
当今的全球货币体系，按照主要经济体的综合实力所处的位势和竞争力的强弱，可以划分为三大货币层级（如图3所示）。第一货币层级由储备货币的核心美元独占鳌头。第二货币层级主要由同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仅次于美元的欧元和日元占据。第三货币层级主要是由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组成，这些货币不作为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大多钉住美元或采取波动幅度较小的管理浮动制，并且通过大量出口商品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刘刚（2011年）认为，美、欧、日之间主要经由金融账户的联系构成了金融伙伴关系，“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进行贸易往来，并且“金砖四国”、美、欧、日互相构成了贸易伙伴关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对人民币汇率强势施压的背景下，其他各国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和策略选择体现了后次贷危机时代，大国经济表现和发展前景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虽然这些国家强势程度有限，不能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但它们可以依附或联合美国，加大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
（一）欧盟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低调但需要人民币升值
欧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较为低调，迎合美国施压言论的次数较少，但事实上，欧盟也有需要人民币升值的迫切希望。首先，由图5可知，中国对欧盟持续存在贸易顺差；其次，欧盟的天然缺陷和矛盾是存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由于欧洲央行奉行的是德国历来的传统，即严格控制通胀使其保持在低水平，这一方面造成了欧盟中一些经济实力较差的国家在本国经济不振、需要刺激的时候难以获得货币流动性，而只能采用财政政策；另一方面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利益分配不均、欧盟国家经济实力分化日益严重。此外，欧盟在金融危机后恢复缓慢，近期又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并且在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动贬值形势下，欧元被动升值，欧盟担心强势的欧元会对欧洲出口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这无疑是在欧债危机前景堪忧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因此，欧盟在对美元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有很大的动力将矛头指向人民币，希望中国采取积极措施消除中欧的贸易失衡问题。
但是，欧盟并没有强烈施压人民币升值，其原因有三：第一，从图4可知，人民币对欧元自2008年起总体处于升值状态，并且2011年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幅度的升值；第二，宋国友（2007年）认为，欧盟对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一直高度关注，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外汇储备转而增加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那么就可能造成欧元升值的双重压力，这对于欧元区经济的复苏是不利的；第三，随着欧债危机波及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中国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国债的潜在买主，并为其渡过危机提供一定的援助。2010年和2011年，中国从欧盟的进口总量都超过了25%的增幅。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增长近1倍，并数次买进欧洲一些国家发行的债券。综上所述，欧盟对于人民币升值的低调态度是符合其利益的、较为合理的选择。
（二）日本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摇摆不定，借机打压中国经济
2003年，日本财长在G7集团会议上指责人民币出口廉价商品造成全球通货紧缩，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无法真实反映中国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强烈要求和其他国家联合施压以迫使人民币汇率进行重估。但日本与美国和欧盟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多年来保持着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格局（如图7），这就导致了日本施压人民币升值根本理由的欠缺。因此，2003年日本经济有所复苏之后，日本政府经过权衡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转为低调，日本政府官员也表示，人民币需要较长的时期由钉住美元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随着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蔓延，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且恢复缓慢，2010年中国GDP又超越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日本为了改变其多年的低迷经济状况，以及出于对亚洲领先经济地位的考虑，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开始变化，并积极附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意图以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2010年底，日本政府批评中国在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保值过程中购买日本国债导致了日元的升值，损害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并且积极呼吁人民币升值。
（三）巴西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和目的：积极抗议，保护本国商品的竞争优势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俄罗斯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历来是保持中立，并且希望未来中俄两国可以在能源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印度仅在2011年2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表达过关于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人民币较低币值的担忧，但随着人民币2011年的进一步升值，印度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和言论。巴西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和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同属于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近10年以来，中国和巴西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巴西对中国的出口总量逐年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10亿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523.6亿美元，出口商品主要为农、矿资源如豆类、铁矿石以及石油等。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巴西出口商品最大的需求市场，巴西对中国近年来基本保持贸易顺差（如图9），并在2011年达到了205.2亿美元。
2011年9月，巴西正式向WTO提出应当采取“汇率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希望WTO允许各国针对货币存在竞争性贬值的贸易伙伴实行惩罚和反制，但这一提议遭致中国的“强烈抵制”。鉴于巴西和中国之间为贸易顺差，巴西官方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的理由是，近年来巴西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强的同质化趋势，即巴西的制造业产品和中国的同行业产品互相竞争。中国作为巴西进口需求的第二大供给国，巴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是工业制成品，年进口总量从2000年的12亿美元升至2011年的318.4亿美元，这其中约有80%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巴西认为从中国的出口产品损害了其本国工业。刘刚（2012年）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巴西担心对中国的出口和来自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资源领域（如大宗商品），可能会使巴西出现“荷兰病”的风险，即由自然资源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会导致本国实际汇率升值，并使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向自然资源行业，最终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和吸收就业的优势被破坏。 但事实上，巴西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在当前已经不适用：首先，巴西认为雷亚尔对美元升值，则币值与美元挂钩国家就是在“压低本国汇率获取出口品竞争优势”，但人民币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增大汇率弹性，并在2011年9月开始出现了双向浮动，在逐渐摆脱过去与美元挂钩的密切关系；其次，乔新生（2011年）认为，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基本使用美元结算，当美元贬值时，巴西国内的购货商认为有利可图，就会加大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要解决巴西和中国之间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冲突，一方面需要中巴两国进一步互相开放市场，通过公平竞争发现合理的商品价格，在贸易往来中，使两国国民的福利得到增加。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要求美国减少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只有在国际金融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才能走向互惠互利。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国际社会，即外国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和施压。我们在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和巴西施压人民币的原因和策略后发现，各经济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人民币升值，区别在于态度、真实意图和方式的不同。其中，美国是在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巨额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强硬施压人民币，表面来看是为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刺激本国经济，其真实意图在于打压和冲击中国经济，以削弱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胁；日本的真实目的与美国类似，但由于中日经济依存关系紧密和对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日本施压人民币的态度摇摆不定；欧盟、巴西主要是从本经济体内部利益出发施压人民币，并没有考虑打压中国的经济，只是由于其制造业和中国产生了竞争，才积极要求人民币升值。
事实上，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希望能借人民币升值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和出口，借以提升其在次贷危机后较为缓慢的经济恢复或增长速度，这完全是一种“转嫁危机，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因此，我国不应一味地迷信于经济学理论，也不能一味地屈从于美国等国家的施压，而应主动总结经验教训，并制订合理的对策和措施。继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从内部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自主推进”这一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同时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邓立，张坤.我国双顺差剧增成因及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07，（09）.
[2]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与对策[J].亚太经济，2011，（02）.
[3]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2）.
[4]刘涛，周继忠.外部压力是否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基于2005-2010年美国施压事件效果的考察[J].金融研究，2011，（11）.
[5]刘建江.透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合理性[J].国际贸易问题，2005，（07）.
[[6]李子联.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9）.
[7]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经济研究，2011，（11）.
[8]乔新生.巴西为何成为贸易保护急先锋[N].环球时报，2011-02-01.
[9]王凡，李向军.美元霸权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战略思考日德应对“广场协议”之镜鉴[J].财贸经济，2012，（04）.
[10]杨长湧.中国应对人民币汇率压力的策略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2，（02）.
[11]杨帆，陈明生，董继华，郭玉江.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源探究[J].管理世界，2004，（09）.
[12]曾伟鹏. 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的成因基于美国经济结构的研究视角[J].信息系统工程，2012，（03）.
[13]张勇.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的和谐[J].国际贸易，2010，（04）.
[14]张屹山，孔灵柱.基于权力范式的汇率决定研究[J].经济研究，2010，（03）.
[15]张宇燕.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J].当代亚太，2005，（09）.
[16]Feldstein，Martin. The Dollar and the Trade Deficit in the 1980s： A Personal View[R].NBER Working Paper，1993，No.4325.
【责任编辑 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