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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利权而创招商局，诚恐官办难久，海警易停，则分商包办可也。——汤寿潜
1910年8月23日，群情高涨的浙江保路绅民被来自北京的一道上谕彻底激怒了，在他们眼里十分勤勉、称职的浙路公司总理（总经理）汤寿潜，竟然被清廷严词革职了。
在担任浙路公司总理之前，汤寿潜早已作为东南互保的筹划者和立宪运动的领袖而名动天下。在清廷的眼里，他一直是个棘手的角色，因为他总是站在江浙绅民一方，事无巨细都与清廷据理力争。1903年以来，商办铁路的热潮搅动了全国，汤寿潜又被浙江绅民公推为浙路公司总理，扮演江浙商办铁路领袖的角色，处处与清廷官办铁路的做法为难。
汤氏经营路事的成绩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并且每公里的成本仅为三万七千余元，而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六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九万余元……江苏、安徽、四川、广东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把浙路公司作为仿效对象，就连清廷的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之“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事实如此，清廷在上谕里仍然蛮横地说，汤寿潜既荒谬又狂妄，总想着“自博美名”，还动不动“危言耸听”，所以必须把他革职，“以为沽名钓誉巧于趋避者戒”。（《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7年）
激愤的浙江旅沪人士在上海集会“挺汤”，三千多人的一支庞大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浩浩荡荡地从上海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大雨倾盆，请愿的人们队伍整肃，齐站抚署门前，令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当即答应代奏。浙江全境都因此事而沸腾了，“各处舆论皆谓汤去路亡，非坚留总理力事商办不可。”（《挽留浙路总理之先声》《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57页）
手足无措的清廷亮出了“国家利益牌”来做辩解，说“路政关系国权”，即便是商办的铁路公司也“应受国家特别之监督，绝非寻常商业可比”。但是，现今的江浙绅民已不是往日那“以君命最为神圣”的温顺臣民了，与保路运动同时进行的立宪运动，几年来已把“法律最为神圣”的观念在江浙一带广为传播。
清廷更加没有意料到，浙路公司的股东——这些在传统中国本应是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商人——竟然也对朝廷发出了严厉的指责，他们以董事局的名义，援引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公司律》第77条的规定：“公司总办或总经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他们据此质问清廷，路由商办，权在股东，朝廷有何理由来决定浙路公司总理的去留？
本来只想赶走汤寿潜这个“出头鸟”的清廷，迎来了更大的也让它更难应付的棘手局面。
争路
原本在1898年，英商怡和洋行就与中国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修建连接江浙的铁路，但一直到1903年，英商仍迟迟未动。偌大的江浙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仍然只有短短的一段只有16公里长的淞沪铁路。在这里修建铁路将会带来的巨大利益，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这一时期的中国，也正在最深切地感受着被“瓜分”的险情，在危殆处境的刺激下，各地绅民开始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一场收回路权的热潮在全国范围掀起。1903年，第一家商办铁路公司——潮汕铁路公司成立，紧接着湖南铁路公司、江西铁路公司和安徽铁路公司等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成立，“商办”迅即成为铁路建设的关键词，这一年的春天，在浙江，也有绅商向清廷提出修筑苏杭甬铁路杭州段的请求。
为了实施“新政”，清廷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立法，来促进实业的发展。1903年9月，言称要“振兴商务，保惠商人”的商部成立，当年年底，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一个月后，清廷又颁布了《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赋予民间的实业经营者以合法地位的法律，它鼓励有条件者创办公司，对合乎条件并完成注册的公司予以保护。
与商办铁路热潮相随的是争路风潮。1905年春，美商倍次鉴于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要求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的压力，转而向清廷要求承筑浙江铁路的权利。清廷对此采取了模糊的做法，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让倍次“与官绅商酌办理”。
在上海声望极高的汤寿潜很自然地成为美商倍次这次“商酌”的对象。早在1890年，汤寿潜就写了《危言》四十篇，在书中直陈中国亟须变法，真正去学习西方。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官督商办”这种耗费巨大收效很低的做法，他提出批评：“收回利权而创招商局，诚恐官办难久，海警易停，则分商包办可也。”当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汤氏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维新派而言更像是一种先声，翁同对此极为欣赏，特意向光绪帝推荐《危言》一书。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淡出国人视野，汤寿潜又因与张謇共同推动立宪运动而声噪海内。1904年，张、汤二人往见张之洞，陈立宪之策。清廷碍于时局，又担心革命党人得势，遂着手“预备仿行立宪”，张汤二人则被视为“南汤北张”，为立宪旗手。若是清廷和外方都对汤寿潜特加留意的话，他们就会提前预知到这将是一个多么难应付的对手，当时汤寿潜已经拒绝到清廷任命的两淮盐运使等肥缺上任，而是决意留在上海，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立宪运动、商会建设等事宜上。在担任上海龙门书院院长的同时，他还在杭州商务总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和张謇共同主导了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3月29日，美商倍次邀请汤寿潜等人，在上海一品香相会，商谈筑路事宜。倍次先发言：“建筑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诸公究竟赞成否？”说完他取笔写了“赞成”二字，意图取得在沪浙江绅商的附和。汤寿潜当即变色大怒，直截了当地回绝了倍次：“建造铁路，有益地方，固所赞同。但由外人出资代办，为害非浅，所以赞而不成。”（《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在这次面谈后，汤寿潜即着手筹备成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全浙11府代表、京官同乡代表以及留日浙籍学生代表共161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公举汤寿潜为即将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总理，刘锦藻（湖州巨商）为副理，同时要求清廷废除在1898年时与英商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两天后，清廷商部奏准浙江绅商自办铁路；8月，浙路公司正式成立。
交锋
接手路事的汤寿潜自然会很清楚，为了办成真正商办的铁路，他接下来将要付出多大的艰辛。虽然与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相比，浙路公司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地处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筹措筑路资金相对容易，但若不能去除外商染指和清廷内部“官办铁路”的压力，就不可能把民营的浙路公司真正办好。
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初，盛宣怀曾表示，若是浙人有实力办好路事，那么他之前代表清廷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就“不废而自废”。但这样的口头表态并不能使汤寿潜放心，他请在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上书，奏请朝廷明令废止这个草约，商部也支持废止这个草约，清廷就在1905年9月23日发出了上谕：“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藉词延宕。”
得到支持的汤寿潜热情高涨，浙路公司成立两个月后，他就和刘锦藻等人仿照西方近代企业的做法，制定了作为公司简章的《浙江全省铁路议略》，接下来又相继制定了《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章程》和《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会章程》等。同时公开招股，募集资金，到1906年5月已集资400万元，当年10月，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这一年，借助全国收回利权和商办铁路的热潮，商部也成功地迫使盛宣怀辞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一职，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主张铁路官办的代表人物，他共建成了2100公里的铁路。
所有人都不能忽视盛宣怀所取得的成绩，他常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做法，在谈修路困难时，盛宣怀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掣肘。”为此他不得不处处借助外方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在铁路总公司督办任上，盛宣怀与外方共签订了十条借款合同（草约），而在当时国家羸弱的情况下，这些合同大多也成为了不对等的条约，路虽建成，但也丧失了大量路权。在一片“割裂之势已成矣”的救危呼声中，盛宣怀便理所当然地被商办铁路公司当做了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在朝野上下处处招致指责。
在沪杭铁路开始修筑的同时，商部改为了农工商部，另设邮传部，专管路政，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但因他忙于其他事务，实际上并没有上任。初设的邮传部仍延续了商部一向的做法，力倡铁路商办，这一年，全国的商办铁路公司达到17家。
和所有的商办铁路公司一样，浙路公司也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英商不肯放弃在江浙的路权，浙路刚刚开工，英方就十分强硬地向清廷外务部交涉，汤寿潜则呈文外务部：如果英商强行勘路的话，难免爆发华洋冲突，“其时勿以潜等代表浙路，目为祸首”。在如此微妙的局面中，外务部不知如何是好，便采取了推皮球的做法，让英方直接去和浙江地方政府交涉，可是当怡和洋行的濮兰德到杭州后，战战兢兢的浙江巡抚便去请教汤寿潜该怎么办，汤说不见，巡抚即没有接见。不得其门而入的濮兰德等人就直接去找汤寿潜，连找两次都被拒绝。
与浙路公司的交涉陷入僵局，让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极为恼怒，他态度激烈地去找外务部，说这是清政府“有意失信”“纵容百姓，专与外人为难”，他要求清廷下令让商办的江浙铁路停工，并威胁说：“华政府如此柔糯，轻听浙绅强硬之求，致与英国国体有所损碍，及关我两政府交谊之处，甚属危险。”
朱尔典的话字字句句都让外务部的官员们胆战心惊，亲身经历过“庚子之乱”后，他们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恐吓。他们要满足朱尔典的要求，但又不敢强令浙路公司把路权交给英商，经历过粤汉铁路收回路权运动后，清廷上下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如果强令浙路公司停工的话，一定会“人心浮动”“别生事端”，更有可能给不安分的革命党人造就起事的机会。那么，到底该如何“妥筹办法”呢？无所适从的外务部想到了用浙人应付浙人的办法，急调浙江人氏、清廷驻英公使汪大燮回国，擢为外务部右侍郎。
苦恼的汪大燮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把“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另订合同”实施新办法，江浙铁路的修建仍需向怡和洋行借款，以路做押，同时准许江浙绅商“附股”。1907年10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外交首重大义，订约权在朝廷……现经外务部侍郎汪大燮等与英人议明，将借款暨造路分为两事。权自我操，较原议已多补救……”这乃是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英使朱尔典也很清楚，清廷控制不了浙江绅民，他便从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妥协。
消息传到浙江，舆情顿时哗然，拒款风潮迭起。浙路公司创办的浙江铁路学校把一份《警告同胞》的宣传品四处分发，说这种借款办法实际上仍是把路权让于英商。1907年10月22日，浙路公司在杭州福圣庵口教育总会召开股东大会抗议借款：“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浙江立宪派和绅商学界发起的国民拒款公会同时成立，公推汤寿潜为会长，紧接着，浙江旅沪同乡会又在上海绍兴会馆召开拒款集股大会，在会上人们分府认股，总额超过2300万元。从18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开风气”的汤寿潜欣喜地看到了民众的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浙路刚刚开始修建时，还不时会受到一些乡民的抵触，认为它破坏了土地，但是现在它已成为浙江全民关注的焦点，上海的名伶、杭州的挑夫、绍兴的饼师乃至各佛寺的僧人和拱宸桥旁的妓女，莫不争相认购路股。
汤寿潜电告全省各府：“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争以报。”《公司律》成为浙路公司进行力争的法律武器，按照这部法律，“订约权在朝廷”完全说不通，商办铁路公司若要与他方订约，公司拥有全权，因为《公司律》第103条规定：“公司有重大事件，如增加股本及与他公司合并之类，招集股东举行特别会议，若议诀准行。”在发给外务部的电文中，浙路公司质问道，难道“公理公法不足言”？如果非要强令浙路公司借款，那么还要不要承认《公司律》？要不要承认“商办之上谕”？
当时国内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出现了资金不足、工期拖沓等问题，为了不给当局以口实，浙路公司加紧了铁路建设。1907年7月，江干至湖墅段铁路首先完工通车；1909年4月，杭州至嘉兴段铁路也筑竣通车，8月，沪杭线全线通车。在短短的几年里，浙路公司从零股本起步，在规章制度、经营方式以及修建铁路的速度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成为全国仿效的对象。1908年1月，江苏铁路学校考察浙路公司，“颇加赞美”；1909年，四川、广东等省明确提出要仿效浙路公司以克服当地的路事弊端，江苏、安徽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以浙路公司的制度和做法为楷模。
浙路公司公司的成效又何止这些呢？在铁路建设的带动下，浙路公司发起成立的机器制造厂、车桥厂、煤矿、兴业银行等连带产业以及浙江铁路学校等教育事业也都相继生效。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英方和清廷停止插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8年3月6日，清廷与英方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为了让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接受这一合同，邮传部拟定了一个“部借部还”的方案，即不再以铁路为抵押，而是由邮传部出面借款，再把借款作为部款拨付给浙路公司，为此邮传部专门奏定了一份《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但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一共才收到部拨银110万两，而依照章程这个数字本应该是750万两到1000万两。
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本来就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渴而饮鸩”，因此便要求清廷废止这一章程。其时清廷正拟把汴洛铁路由开封向东展筑至徐州，英方见在江浙难以插手路事，也想把沪杭甬铁路的贷款转投到国有铁路了。邮传部便与英方达成了新协议，1911年3月，双方“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改为开封府至徐州府境界铁路借款合同，其合同内容条款，除地名外，全不更改。”至此，浙路公司达成了废约之目的。
罢职
身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却在完成废约之前，被清廷强词“革职”了。
1910年8月22日，因为国内路事日趋纷繁，清廷发布上谕让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为废约之事奔走的汤寿潜当即大怒。1898年，正是因为盛宣怀不与江浙官商商议，就单方面与英商签订修筑江浙铁路的草约，才使得十余年来热心路事的江浙绅商一直为此所累，每每想起此事，汤寿潜就义愤难平。
更让汤寿潜不安的是清廷的铁路政策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向。当初商部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是像浙路公司这样有显著成效的商办铁路公司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的商办铁路公司在筹资环节就遇到了难题，它们募集不到足够的社会资金，转而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即便如此，所获取的资金对修建铁路所需的庞大资金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比如四川省铁路公司认造成都至宜昌铁路，需款九千万两，至1911年，只筹集到1340余万两。滇路和西潼线开办数年竟未收到股金。此外，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以及路线规划上各自为政等问题也都困扰着各地的商办铁路公司。
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显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办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等国家通过铁路国有，快速完成全国路网建设的做法开始成为清廷仿效的对象，官办铁路的说服力日增，“铁路之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以全力断难办到”。1907年，邮传部完成了对各条官办铁路的整顿。从1908年起，各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开始成为整顿对象，这一年的6月份，清廷以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为由，发布严旨，要求各地商办铁路限期完工，不然的话，即把这些铁路改为官办，并撤销商办的铁路公司。随着盛宣怀到任邮传部右侍郎，铁路国有化的政策无疑将加速实施。
这一切都让汤寿潜备感危险。沪杭线通车后，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商办铁路计划。1910年6月19日至20日，他在《中华新报》上连载了《东南铁道大计划》一文，力主把苏、浙、闽、粤诸省原来分散经营的已设铁路连为一体，以推动东南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自从浙路公司成立，汤寿潜几乎为路事倾注了全部心血，而铁路国有化的实施，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毁于一旦，浙路公司接下来的一切筑路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汤寿潜怒气冲冲，在清廷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就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到清廷军机处，矛头直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
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这一年的1月和6月，张謇、汤寿潜等人连续组织了两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迫使清廷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使得当局对他们心怀不满。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的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他“狂悖之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
清廷低估了这样的做法将在东南舆论和民意里带来怎样的强力反弹。浙路公司甫一得知消息，董事局即集议此事，他们认为，真正荒谬的是当局，汤氏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最佳人选，朝廷没有任何权力撤换浙路公司的总理。他们以“全体董事查账”的名义，发电讯至邮传部，彻底否定朝廷的做法，“浙路公司完全商办……按照《公司律》，总理之选举撤退，权在股东，朝廷向不干预……若使朝廷可以自由撤退，恐中国商办公司从此绝迹！”
9月中旬，浙路公司董事局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议决汤寿潜不能离任。事后股东代表至抚署向浙江巡抚增韫面递公呈，请他向清廷代奏，行政决不能干涉法律。增韫亦表同情，予以代奏，但清廷仍然一意孤行，回绝了浙路公司留任汤寿潜的要求，增韫也因代奏而受严饬。浙江咨议局10月开会，专门讨论汤寿潜罢职一事，并将意见写成公呈。呈文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行事皆不能违反法律，这一次，增韫却恐再受严饬，不愿代奏了，浙江省咨议局便“停议抗旨”，以示反抗。
革命
失去信用的又何止是法律呢？在这一年立宪派组织的两次请愿运动中，江浙绅商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清廷对他们的热情总是给予一再的冷酷排斥，他们也没有对当局完全放弃希望，但是如今，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他们对这个颟顸的朝廷的最后一丝幻想。1909年时，汤寿潜的好友张謇曾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警告当局，不要酿成这样的局面：“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现在这个局面不幸在清廷最为倚重的江浙一带成为了现实。
在力争废约的时候，作为立宪派的一员，汤寿潜已经感受到，保路运动已经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国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的毫无效果。
清廷终于感受到威胁了，它暗中调动军队，严加防范，以防暴动发生，但是这一切都令人们更加反感。在杭州，“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两三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算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在宁波，“万众共愤，有数万人拥至道署……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这场风潮对盛宣怀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铁路国有化的步伐依旧在他的主导下有条不紊地迈进。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至此，持续了十余年的铁路商办与官办之争被强行划上了一个句号，举国哗然，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迅即激荡不安。
这一次，朝廷真正感受到了寒意，当东南绅民高呼“汤去路亡”时，盛宣怀曾打算暂离邮传部，以躲避抗议的声浪，那时有“湘中某京卿”还在自以为是地“密告盛曰”：“东南民气，虽极嚣张，然不能持久，公若退避，彼益得志，不如静以待之”，又谓“东南人除开会、集议、电禀、要求外，必无剧烈举动，公可勿惧。”（《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市政协编印）
当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燃起战火，就连紫禁城里的人们想要“勿惧”也不可能了，紧接着便是武昌起义爆发，浙江商民很快响应，不到一个月，革命党人就一举光复了杭州并成立了军政府。汤寿潜这个时候正避居上海，他并没有加入新政权的愿望，但革命党人认为只有他才拥有维护局面所需要的声望，在众人的坚请之下，汤寿潜担任了两个月的浙江都督，之后便接着经营路事，一直到1914年9月北洋政府把江浙铁路全部收归国有，这次因张謇劝说，汤寿潜未表反对，但因有违初衷，他从此对路事再无过问。1915年，袁世凯称帝，汤寿潜曾致电反对，但已没有辛亥年那样的议政热情，“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抑郁中病倒，两年后溘然长逝。
请愿立宪
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令，以张謇、汤寿潜为首的江浙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其先两人就曾致信张之洞和袁世凯，详述立宪之必要；张謇还曾将印好的《日本宪法》等书分送达官贵人。此后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中，商人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如广东谘议局94名议员中，至少有24人拥有或直接经营商铺。由于商人在地方谘议局中势力庞大，预算和税收权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1910年，清廷拒绝召开国会，张謇等人策动了以各地商会为主力的国会请愿运动。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缦云和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代表全国商界递交了《请速开国会书》，表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的宪政追求也是中国商人的宪政追求。相较于官界和学界，商人挟庞大的人数、雄厚的财力、遍布城市乡村的组织网络以及实力可观的商团武装，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立宪压力。没有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政治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
（整理：牛丽君）
1910年8月23日，群情高涨的浙江保路绅民被来自北京的一道上谕彻底激怒了，在他们眼里十分勤勉、称职的浙路公司总理（总经理）汤寿潜，竟然被清廷严词革职了。
在担任浙路公司总理之前，汤寿潜早已作为东南互保的筹划者和立宪运动的领袖而名动天下。在清廷的眼里，他一直是个棘手的角色，因为他总是站在江浙绅民一方，事无巨细都与清廷据理力争。1903年以来，商办铁路的热潮搅动了全国，汤寿潜又被浙江绅民公推为浙路公司总理，扮演江浙商办铁路领袖的角色，处处与清廷官办铁路的做法为难。
汤氏经营路事的成绩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并且每公里的成本仅为三万七千余元，而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六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九万余元……江苏、安徽、四川、广东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把浙路公司作为仿效对象，就连清廷的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之“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事实如此，清廷在上谕里仍然蛮横地说，汤寿潜既荒谬又狂妄，总想着“自博美名”，还动不动“危言耸听”，所以必须把他革职，“以为沽名钓誉巧于趋避者戒”。（《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7年）
激愤的浙江旅沪人士在上海集会“挺汤”，三千多人的一支庞大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浩浩荡荡地从上海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大雨倾盆，请愿的人们队伍整肃，齐站抚署门前，令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当即答应代奏。浙江全境都因此事而沸腾了，“各处舆论皆谓汤去路亡，非坚留总理力事商办不可。”（《挽留浙路总理之先声》《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57页）
手足无措的清廷亮出了“国家利益牌”来做辩解，说“路政关系国权”，即便是商办的铁路公司也“应受国家特别之监督，绝非寻常商业可比”。但是，现今的江浙绅民已不是往日那“以君命最为神圣”的温顺臣民了，与保路运动同时进行的立宪运动，几年来已把“法律最为神圣”的观念在江浙一带广为传播。
清廷更加没有意料到，浙路公司的股东——这些在传统中国本应是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商人——竟然也对朝廷发出了严厉的指责，他们以董事局的名义，援引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公司律》第77条的规定：“公司总办或总经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他们据此质问清廷，路由商办，权在股东，朝廷有何理由来决定浙路公司总理的去留？
本来只想赶走汤寿潜这个“出头鸟”的清廷，迎来了更大的也让它更难应付的棘手局面。
争路
原本在1898年，英商怡和洋行就与中国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修建连接江浙的铁路，但一直到1903年，英商仍迟迟未动。偌大的江浙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仍然只有短短的一段只有16公里长的淞沪铁路。在这里修建铁路将会带来的巨大利益，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这一时期的中国，也正在最深切地感受着被“瓜分”的险情，在危殆处境的刺激下，各地绅民开始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一场收回路权的热潮在全国范围掀起。1903年，第一家商办铁路公司——潮汕铁路公司成立，紧接着湖南铁路公司、江西铁路公司和安徽铁路公司等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成立，“商办”迅即成为铁路建设的关键词，这一年的春天，在浙江，也有绅商向清廷提出修筑苏杭甬铁路杭州段的请求。
为了实施“新政”，清廷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立法，来促进实业的发展。1903年9月，言称要“振兴商务，保惠商人”的商部成立，当年年底，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一个月后，清廷又颁布了《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赋予民间的实业经营者以合法地位的法律，它鼓励有条件者创办公司，对合乎条件并完成注册的公司予以保护。
与商办铁路热潮相随的是争路风潮。1905年春，美商倍次鉴于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要求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的压力，转而向清廷要求承筑浙江铁路的权利。清廷对此采取了模糊的做法，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让倍次“与官绅商酌办理”。
在上海声望极高的汤寿潜很自然地成为美商倍次这次“商酌”的对象。早在1890年，汤寿潜就写了《危言》四十篇，在书中直陈中国亟须变法，真正去学习西方。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官督商办”这种耗费巨大收效很低的做法，他提出批评：“收回利权而创招商局，诚恐官办难久，海警易停，则分商包办可也。”当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汤氏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维新派而言更像是一种先声，翁同对此极为欣赏，特意向光绪帝推荐《危言》一书。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淡出国人视野，汤寿潜又因与张謇共同推动立宪运动而声噪海内。1904年，张、汤二人往见张之洞，陈立宪之策。清廷碍于时局，又担心革命党人得势，遂着手“预备仿行立宪”，张汤二人则被视为“南汤北张”，为立宪旗手。若是清廷和外方都对汤寿潜特加留意的话，他们就会提前预知到这将是一个多么难应付的对手，当时汤寿潜已经拒绝到清廷任命的两淮盐运使等肥缺上任，而是决意留在上海，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立宪运动、商会建设等事宜上。在担任上海龙门书院院长的同时，他还在杭州商务总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和张謇共同主导了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3月29日，美商倍次邀请汤寿潜等人，在上海一品香相会，商谈筑路事宜。倍次先发言：“建筑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诸公究竟赞成否？”说完他取笔写了“赞成”二字，意图取得在沪浙江绅商的附和。汤寿潜当即变色大怒，直截了当地回绝了倍次：“建造铁路，有益地方，固所赞同。但由外人出资代办，为害非浅，所以赞而不成。”（《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在这次面谈后，汤寿潜即着手筹备成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全浙11府代表、京官同乡代表以及留日浙籍学生代表共161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公举汤寿潜为即将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总理，刘锦藻（湖州巨商）为副理，同时要求清廷废除在1898年时与英商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两天后，清廷商部奏准浙江绅商自办铁路；8月，浙路公司正式成立。
交锋
接手路事的汤寿潜自然会很清楚，为了办成真正商办的铁路，他接下来将要付出多大的艰辛。虽然与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相比，浙路公司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地处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筹措筑路资金相对容易，但若不能去除外商染指和清廷内部“官办铁路”的压力，就不可能把民营的浙路公司真正办好。
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初，盛宣怀曾表示，若是浙人有实力办好路事，那么他之前代表清廷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就“不废而自废”。但这样的口头表态并不能使汤寿潜放心，他请在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上书，奏请朝廷明令废止这个草约，商部也支持废止这个草约，清廷就在1905年9月23日发出了上谕：“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藉词延宕。”
得到支持的汤寿潜热情高涨，浙路公司成立两个月后，他就和刘锦藻等人仿照西方近代企业的做法，制定了作为公司简章的《浙江全省铁路议略》，接下来又相继制定了《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章程》和《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会章程》等。同时公开招股，募集资金，到1906年5月已集资400万元，当年10月，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这一年，借助全国收回利权和商办铁路的热潮，商部也成功地迫使盛宣怀辞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一职，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主张铁路官办的代表人物，他共建成了2100公里的铁路。
所有人都不能忽视盛宣怀所取得的成绩，他常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做法，在谈修路困难时，盛宣怀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掣肘。”为此他不得不处处借助外方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在铁路总公司督办任上，盛宣怀与外方共签订了十条借款合同（草约），而在当时国家羸弱的情况下，这些合同大多也成为了不对等的条约，路虽建成，但也丧失了大量路权。在一片“割裂之势已成矣”的救危呼声中，盛宣怀便理所当然地被商办铁路公司当做了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在朝野上下处处招致指责。
在沪杭铁路开始修筑的同时，商部改为了农工商部，另设邮传部，专管路政，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但因他忙于其他事务，实际上并没有上任。初设的邮传部仍延续了商部一向的做法，力倡铁路商办，这一年，全国的商办铁路公司达到17家。
和所有的商办铁路公司一样，浙路公司也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英商不肯放弃在江浙的路权，浙路刚刚开工，英方就十分强硬地向清廷外务部交涉，汤寿潜则呈文外务部：如果英商强行勘路的话，难免爆发华洋冲突，“其时勿以潜等代表浙路，目为祸首”。在如此微妙的局面中，外务部不知如何是好，便采取了推皮球的做法，让英方直接去和浙江地方政府交涉，可是当怡和洋行的濮兰德到杭州后，战战兢兢的浙江巡抚便去请教汤寿潜该怎么办，汤说不见，巡抚即没有接见。不得其门而入的濮兰德等人就直接去找汤寿潜，连找两次都被拒绝。
与浙路公司的交涉陷入僵局，让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极为恼怒，他态度激烈地去找外务部，说这是清政府“有意失信”“纵容百姓，专与外人为难”，他要求清廷下令让商办的江浙铁路停工，并威胁说：“华政府如此柔糯，轻听浙绅强硬之求，致与英国国体有所损碍，及关我两政府交谊之处，甚属危险。”
朱尔典的话字字句句都让外务部的官员们胆战心惊，亲身经历过“庚子之乱”后，他们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恐吓。他们要满足朱尔典的要求，但又不敢强令浙路公司把路权交给英商，经历过粤汉铁路收回路权运动后，清廷上下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如果强令浙路公司停工的话，一定会“人心浮动”“别生事端”，更有可能给不安分的革命党人造就起事的机会。那么，到底该如何“妥筹办法”呢？无所适从的外务部想到了用浙人应付浙人的办法，急调浙江人氏、清廷驻英公使汪大燮回国，擢为外务部右侍郎。
苦恼的汪大燮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把“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另订合同”实施新办法，江浙铁路的修建仍需向怡和洋行借款，以路做押，同时准许江浙绅商“附股”。1907年10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外交首重大义，订约权在朝廷……现经外务部侍郎汪大燮等与英人议明，将借款暨造路分为两事。权自我操，较原议已多补救……”这乃是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英使朱尔典也很清楚，清廷控制不了浙江绅民，他便从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妥协。
消息传到浙江，舆情顿时哗然，拒款风潮迭起。浙路公司创办的浙江铁路学校把一份《警告同胞》的宣传品四处分发，说这种借款办法实际上仍是把路权让于英商。1907年10月22日，浙路公司在杭州福圣庵口教育总会召开股东大会抗议借款：“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浙江立宪派和绅商学界发起的国民拒款公会同时成立，公推汤寿潜为会长，紧接着，浙江旅沪同乡会又在上海绍兴会馆召开拒款集股大会，在会上人们分府认股，总额超过2300万元。从18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开风气”的汤寿潜欣喜地看到了民众的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浙路刚刚开始修建时，还不时会受到一些乡民的抵触，认为它破坏了土地，但是现在它已成为浙江全民关注的焦点，上海的名伶、杭州的挑夫、绍兴的饼师乃至各佛寺的僧人和拱宸桥旁的妓女，莫不争相认购路股。
汤寿潜电告全省各府：“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争以报。”《公司律》成为浙路公司进行力争的法律武器，按照这部法律，“订约权在朝廷”完全说不通，商办铁路公司若要与他方订约，公司拥有全权，因为《公司律》第103条规定：“公司有重大事件，如增加股本及与他公司合并之类，招集股东举行特别会议，若议诀准行。”在发给外务部的电文中，浙路公司质问道，难道“公理公法不足言”？如果非要强令浙路公司借款，那么还要不要承认《公司律》？要不要承认“商办之上谕”？
当时国内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出现了资金不足、工期拖沓等问题，为了不给当局以口实，浙路公司加紧了铁路建设。1907年7月，江干至湖墅段铁路首先完工通车；1909年4月，杭州至嘉兴段铁路也筑竣通车，8月，沪杭线全线通车。在短短的几年里，浙路公司从零股本起步，在规章制度、经营方式以及修建铁路的速度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成为全国仿效的对象。1908年1月，江苏铁路学校考察浙路公司，“颇加赞美”；1909年，四川、广东等省明确提出要仿效浙路公司以克服当地的路事弊端，江苏、安徽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以浙路公司的制度和做法为楷模。
浙路公司公司的成效又何止这些呢？在铁路建设的带动下，浙路公司发起成立的机器制造厂、车桥厂、煤矿、兴业银行等连带产业以及浙江铁路学校等教育事业也都相继生效。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英方和清廷停止插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8年3月6日，清廷与英方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为了让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接受这一合同，邮传部拟定了一个“部借部还”的方案，即不再以铁路为抵押，而是由邮传部出面借款，再把借款作为部款拨付给浙路公司，为此邮传部专门奏定了一份《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但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一共才收到部拨银110万两，而依照章程这个数字本应该是750万两到1000万两。
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本来就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渴而饮鸩”，因此便要求清廷废止这一章程。其时清廷正拟把汴洛铁路由开封向东展筑至徐州，英方见在江浙难以插手路事，也想把沪杭甬铁路的贷款转投到国有铁路了。邮传部便与英方达成了新协议，1911年3月，双方“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改为开封府至徐州府境界铁路借款合同，其合同内容条款，除地名外，全不更改。”至此，浙路公司达成了废约之目的。
罢职
身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却在完成废约之前，被清廷强词“革职”了。
1910年8月22日，因为国内路事日趋纷繁，清廷发布上谕让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为废约之事奔走的汤寿潜当即大怒。1898年，正是因为盛宣怀不与江浙官商商议，就单方面与英商签订修筑江浙铁路的草约，才使得十余年来热心路事的江浙绅商一直为此所累，每每想起此事，汤寿潜就义愤难平。
更让汤寿潜不安的是清廷的铁路政策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向。当初商部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是像浙路公司这样有显著成效的商办铁路公司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的商办铁路公司在筹资环节就遇到了难题，它们募集不到足够的社会资金，转而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即便如此，所获取的资金对修建铁路所需的庞大资金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比如四川省铁路公司认造成都至宜昌铁路，需款九千万两，至1911年，只筹集到1340余万两。滇路和西潼线开办数年竟未收到股金。此外，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以及路线规划上各自为政等问题也都困扰着各地的商办铁路公司。
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显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办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等国家通过铁路国有，快速完成全国路网建设的做法开始成为清廷仿效的对象，官办铁路的说服力日增，“铁路之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以全力断难办到”。1907年，邮传部完成了对各条官办铁路的整顿。从1908年起，各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开始成为整顿对象，这一年的6月份，清廷以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为由，发布严旨，要求各地商办铁路限期完工，不然的话，即把这些铁路改为官办，并撤销商办的铁路公司。随着盛宣怀到任邮传部右侍郎，铁路国有化的政策无疑将加速实施。
这一切都让汤寿潜备感危险。沪杭线通车后，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商办铁路计划。1910年6月19日至20日，他在《中华新报》上连载了《东南铁道大计划》一文，力主把苏、浙、闽、粤诸省原来分散经营的已设铁路连为一体，以推动东南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自从浙路公司成立，汤寿潜几乎为路事倾注了全部心血，而铁路国有化的实施，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毁于一旦，浙路公司接下来的一切筑路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汤寿潜怒气冲冲，在清廷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就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到清廷军机处，矛头直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
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这一年的1月和6月，张謇、汤寿潜等人连续组织了两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迫使清廷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使得当局对他们心怀不满。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的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他“狂悖之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
清廷低估了这样的做法将在东南舆论和民意里带来怎样的强力反弹。浙路公司甫一得知消息，董事局即集议此事，他们认为，真正荒谬的是当局，汤氏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最佳人选，朝廷没有任何权力撤换浙路公司的总理。他们以“全体董事查账”的名义，发电讯至邮传部，彻底否定朝廷的做法，“浙路公司完全商办……按照《公司律》，总理之选举撤退，权在股东，朝廷向不干预……若使朝廷可以自由撤退，恐中国商办公司从此绝迹！”
9月中旬，浙路公司董事局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议决汤寿潜不能离任。事后股东代表至抚署向浙江巡抚增韫面递公呈，请他向清廷代奏，行政决不能干涉法律。增韫亦表同情，予以代奏，但清廷仍然一意孤行，回绝了浙路公司留任汤寿潜的要求，增韫也因代奏而受严饬。浙江咨议局10月开会，专门讨论汤寿潜罢职一事，并将意见写成公呈。呈文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行事皆不能违反法律，这一次，增韫却恐再受严饬，不愿代奏了，浙江省咨议局便“停议抗旨”，以示反抗。
革命
失去信用的又何止是法律呢？在这一年立宪派组织的两次请愿运动中，江浙绅商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清廷对他们的热情总是给予一再的冷酷排斥，他们也没有对当局完全放弃希望，但是如今，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他们对这个颟顸的朝廷的最后一丝幻想。1909年时，汤寿潜的好友张謇曾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警告当局，不要酿成这样的局面：“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现在这个局面不幸在清廷最为倚重的江浙一带成为了现实。
在力争废约的时候，作为立宪派的一员，汤寿潜已经感受到，保路运动已经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国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的毫无效果。
清廷终于感受到威胁了，它暗中调动军队，严加防范，以防暴动发生，但是这一切都令人们更加反感。在杭州，“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两三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算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在宁波，“万众共愤，有数万人拥至道署……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这场风潮对盛宣怀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铁路国有化的步伐依旧在他的主导下有条不紊地迈进。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至此，持续了十余年的铁路商办与官办之争被强行划上了一个句号，举国哗然，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迅即激荡不安。
这一次，朝廷真正感受到了寒意，当东南绅民高呼“汤去路亡”时，盛宣怀曾打算暂离邮传部，以躲避抗议的声浪，那时有“湘中某京卿”还在自以为是地“密告盛曰”：“东南民气，虽极嚣张，然不能持久，公若退避，彼益得志，不如静以待之”，又谓“东南人除开会、集议、电禀、要求外，必无剧烈举动，公可勿惧。”（《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市政协编印）
当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燃起战火，就连紫禁城里的人们想要“勿惧”也不可能了，紧接着便是武昌起义爆发，浙江商民很快响应，不到一个月，革命党人就一举光复了杭州并成立了军政府。汤寿潜这个时候正避居上海，他并没有加入新政权的愿望，但革命党人认为只有他才拥有维护局面所需要的声望，在众人的坚请之下，汤寿潜担任了两个月的浙江都督，之后便接着经营路事，一直到1914年9月北洋政府把江浙铁路全部收归国有，这次因张謇劝说，汤寿潜未表反对，但因有违初衷，他从此对路事再无过问。1915年，袁世凯称帝，汤寿潜曾致电反对，但已没有辛亥年那样的议政热情，“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抑郁中病倒，两年后溘然长逝。
请愿立宪
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令，以张謇、汤寿潜为首的江浙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其先两人就曾致信张之洞和袁世凯，详述立宪之必要；张謇还曾将印好的《日本宪法》等书分送达官贵人。此后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中，商人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如广东谘议局94名议员中，至少有24人拥有或直接经营商铺。由于商人在地方谘议局中势力庞大，预算和税收权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1910年，清廷拒绝召开国会，张謇等人策动了以各地商会为主力的国会请愿运动。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缦云和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代表全国商界递交了《请速开国会书》，表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的宪政追求也是中国商人的宪政追求。相较于官界和学界，商人挟庞大的人数、雄厚的财力、遍布城市乡村的组织网络以及实力可观的商团武装，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立宪压力。没有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政治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
（整理：牛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