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那些中国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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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林立,在为燕京大学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司徒雷登与这些人多有接触。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少军阀把司徒雷登视为自身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传话人”,后者也借机同这些地方豪强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
  劝说孙传芳为燕大捐款
   在那个乱世年代,我所熟识的一位显赫人物是山西都督阎锡山。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和教育界的同仁一起旅行的时候,后来又去拜访了他几次。总体来说,我对他的能力和人格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曾被迫逃到日本,日本人一直想把他拉拢过来,终归没有成功。1936年前后,他想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便邀请我去山西帮他搭架关系。当时也的确制定了一些计划,可惜很快日本人就打来了。
  孙传芳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北伐将其击溃。在一次会面中,他问我:“为什么外国人要来教育中国人?”
  我答道:“文明没有国界。如果世界文明交汇在一起,就能对彼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目的是要携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创新的文化。”
  “多谢好意,那您又为何来见我呢?”
  “我想向您筹集办学资金。”
  孙司令站了起来,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改天再和您谈吧。”不过,他还是给燕大捐了100美元,后来又给了2万大洋。孙司令的一个儿子在燕大上学,日军侵华后就离开了,说要去从事“爱国的壮举”。司令本人后来也卸甲归田,却在佛寺烧香时遇刺身亡。
  客串一回韩复榘的说客
  韩复榘是另一个独立的地方高官,在国民政治下仍然能保留自己的势力。他在全山东境内清除盗匪,从很多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个进步的统治者,只可惜过于独裁。日本人不停来拉拢,他虽然也想采取比较坚定的立场,但又担心蒋介石不会支持他。
  1935年,韩主席拜托我去见蒋委员长,确定一下他的态度如何。蒋一上来就勃然大怒:“这些地方官员无权过问国策。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国家大事自有人去处理。”
  我辩解道:“道理虽然没错,但中国数百年来都是人治,不是法治。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忠心才是最高尚的品德。如果你能和他搞好关系,他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这席话又把蒋介石气得够呛,但他最终冷静了下来:“也好,你去和他讲,如果他坚守阵地,我绝不会弃他不管。”
  我们回到济南后,建议韩复榘亲自去拜访蒋介石。他去之后,两人做了友好的交谈,取得了相互谅解。之后,蒋介石又派自己的人来山东,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可惜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后,韩复榘犹豫不决,没有守住立场,带领军队一起往西边撤退。蒋委员长派人将他逮捕,经军事审判后枪毙了。
  听张学良讲其父遇刺内情
  当年,满洲(中国东北)还是张作霖元帅和其子张学良掌权的时候,我去过几次。父子二人待人亲切友善,也响应了为燕京大学筹款的请求。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时,他坐在一张龙椅上,个子不高,一双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两旁是两头栩栩如生的老虎。他从联村保安队出身,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坐上了满洲头把交椅。大帅一生都在和日本人周旋,从未完全屈服过。1928年4月他进军北京,一度占据了整个城市,但后来被赶了出去。
  1928年6月,我沿着欧洲——西伯利亚铁路匆匆忙忙赶回燕大参加毕业典礼。到了奉天(今沈阳),一位苏格兰传教士朋友突然告诉我,这位满洲枭雄出大事了——他从北京坐火车往回走,在奉天几公里外穿越桥梁时突然发生爆炸,身受重伤。传教士偷偷告诉我,张作霖其实已经遇害,消息是医护人员传到他们这里的,但全城公布的官方消息却是情况有所好转,希望民众不要惊慌,继续正常度日。
  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年方二十二,立刻奔回东北准备接权。张学良后来告诉我,日本人在那列火车上一共3次接触他父亲,劝诱他在公文上签名,允许日本在南满洲拥有更大的势力。最后一次,日本人公然警告张作霖,如若不按他们心意办,就别想活着回奉天。去过爆炸现场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后来向我解释,此事绝对是日本人干的。日军还派了数万士兵随时待命,等大帅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打着“恢复秩序”的旗号立刻实施镇压。
   纵是张作霖生前千错万错,一旦被日本人炸死,就成了爱国英雄。他手底下的人散布谣言说大帅还活着,借此挫败了日本人想趁机控制局面的阴谋。张学良后来跟我讲,日方假惺惺地派人来吊唁,随后便私下把相同的文件拿给他签名。“当时,我一边拒绝,一边紧闭双眼,准备吃日本人的枪子儿。”日本人并没有死心,3年后,一场伪造的铁路爆炸案引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厚颜无耻地吞并了满洲。
  (摘自《青年参考》2010.8.27)B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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