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离开塔城边防到杂志社，后又转业安置在边城博乐，完成了一种轮回，一晃过去了13年。对于在边防种下了一连串梦想的我来说，对老部队始终有种“千年不断娘家路”的感觉。一有时间，我总会跟老部队熟识的哥们儿侃些话题。他们当中有些还在驻守边防，有些已经和我一样，脱下军装，转兵为民了。无论时间和地点以及身份如何转换，曾经驻防守卡的日子一煲就热。
　　“吕参，你最爱的那座红哨楼，已经拆掉了，它好像一直盼你回来看它一眼哩。”雀干托盖边防连的老同行宁晓龙，知道我对连队的那座红哨楼钟情颇深，在电话里都会提到红哨楼，似乎他是我肚里的一条蛔虫，知道跟我聊天聊地都不及聊红哨楼的沧海桑田来得亲切。
　　那年我按照军校给设计好的人生旅程，来到西北边陲一个叫托里的小县城。到达目的地时，太阳已经快搁在远山的肩膀上了，那时刻的阳光，给肃静的县城殷勤地涂抹上一层苍黄的颜色，使得肃静的县城平添了一份荒凉与神秘。
　　我前去报到的某边防团，就庄严肃穆地坐落在巴尔鲁克山脚下这个荒凉与肃静的县城边缘。哨兵帮我把一个装行李的大麻袋抬到早已成等候状的房间，意味着我的守防之旅正式启程。
　　对于在南方偏僻的小乡村成长的农村娃，“跳农门”当城里人是生根于心底的一个美丽梦想。考上军校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在心里激动地跟自己说：你拿上了城里人的钥匙。毕业后，迎接我的县城却没商没量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落差——除了一两座三层小楼醒目得有些张扬外，错落而低矮的砖土平房成就了这个县城建筑的主要元素，一根烟的工夫可以走完县城那条主街道，这就是乡下娃神往的县城吗？还不敌我的农村老家呀。后来才知，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除了铁厂沟一个小型煤矿外，再也找不出能够带动本县GDP的经济实体。
　　既来之，则安之，军人应该有这个心理素质和担当的肩膀。
　　在这种来之安之的处世理论支配下，我们分配下来的年轻军官们倒是没把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闲置掉。尽管县城很不起眼，毕竟还是县城，一到双休日，我们便会邀三请五地到县城转圈，顺便采购些许牙膏牙刷、便衣便鞋一类的生活用品。其中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汉子，趁机瞅瞅街上装洋还土的美眉们，并在心里暗暗做些符合自己标准的规划。这也难怪，他们掂量几下心里就有数了，一道分配下来到团部卫生队的四位女军官，想跟你如影随形是指望不上的。那年头在老百姓眼里，边防军人身上的那套黄军装还不能足以把地方姑娘吸引到以身相许，季节一过，愈发无人问津，主动出击，名花大都有主，翻山越岭偶遇无主之女，也明言暗语告之不会以他为主，于是三十好几的边防军官们被爱情淘汰出局，只好形影相吊地把守卡的日子迎来送往。我们那批中，就有目光长远的高人擅长以剩男为镜，立志要行爱情与守防双轨之实，并拿出屡败屡战的斗志来“猎觅”好主，再伺机像抢占制高点般发起攻势，直到“猎物”就范，花好月圆地拜堂成亲才宣告狩猎成功，鸣锣收兵，转而守防。
　　别以为我是在编故事，琮榕兄为证。毕业分配到团还没三个月，他老兄就大有携得美人归之势。那段日子，我被借到团宣传股搞新闻，一个月朗星稀到足以让人生思萌情的夜晚，一妙龄女子推着一辆自行车款款向团部而来，与我迎面。
　　妙龄女子温婉道：“请问琮榕在吗？”
　　“您是他……”边防不比其他地方，我略备警惕地问。
　　“他的女朋友。”妙龄女子回答之大方，让当时的我脑海立马蹦出“生米煮成熟饭”的念头，甚至猜测并佩服琮榕兄具备如此“先营业后扯执照”的胆识与策略。事后，琮榕兄告诉我，他是从这个团考上乌鲁木齐陆军学院，毕业又分配到这个团的。他在连队当战士时，就跟如今的那口子朦朦胧胧地好上了，考上军校，彼此感觉都差不离儿了，便褪去那层朦胧，在阳光下经营起他们的恋爱来。
　　“你以前没在边防待过，不是边防兵，当然不会知道，在边防当兵，一场成功的恋爱要打足够的提前量！”琮榕兄以恋爱导师加“过来人”的身份向我面授机宜时，我除了竖大拇指表达佩服之外，似乎没有取到什么可操作性的真经。直到第二年参加他俩的婚礼，我还是没被琮榕兄教出师。
　　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一个人唱戏，剃头挑子一头热终究不成。更重要的是，我当初似乎也没有什么恋爱紧迫感。见到女子，哪怕是秀色可餐型，也只如同欣赏一朵天空中的云彩，欣赏一番便感知足，生不起把云彩采摘回家的念頭。同事们明里暗里像奔向山头采蘑菇般寻找自己那根丢失的肋骨时，我却在自己的梦想王国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琮榕兄到底是位热心肠的汉子。他见我成天沉迷于那些豆腐块充当报屁股文章，乐此不疲，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心里煞是着急。
　　“大记者，大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琮榕兄觉得我这个人至少在男女情思方面少了根筋，很有必要点拨点拨。
　　“老兄，在我看来，你脑海里的角角落落都拥挤着智慧，哪有装问题的地方。”
　　“正经点，我真有个问题要问你，准确地说是要考考你。”琮榕那厮是不是学过表演艺术我不得而知，可他那认真加严肃的表情一下子绷紧了我的神经。
　　那厮见我如此这般，像是给我释放压力地说也不要太紧张，问题没有想象的严重，你认真回答就行，有时候回答问题的内核是对待问题的态度。
　　他唱哪门子戏？我在脑海里以当时“奔三”的电脑速度搜索一番，虽然私下里传某某男和某某女整出了几点腻腻歪歪的男女事项，可本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是实打实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呀，更不要提对问题摆态度。
　　见我不自在很是有些火候了，卖关子吊胃口的琮榕便轻轻问道：你知道花期有多长吗？
　　花无百日红。除了琮榕这个二百五级别的笨蛋，地球人都知道。他跟我绕弯弯，我也不想把好语句安在他身上，至少背着他要损损以赚回些快感。
　　你知道，人的花期有多长吗？花开固然灿烂，可你感受过花落的凄凉与无助吗？
　　不服他不行。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表达，地球上没几个如此琮榕的。 　　不就是告诉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吗，真有你的，整出那么个环形跑道，也不嫌累。可是老兄，放眼四海，没有可供我折的花呀，哪怕一朵，一小朵儿。别说折回家，就是让我靠近嗅嗅也只是等到晚上走进梦里的事。
　　琮榕兄朝卫生队方向做了个努嘴的动作，我顺着一望，见新分下来的叶子，正朝团办公楼走来。
　　别开玩笑，那是我堪折之花吗？我要是敢朝那花朵儿伸出半个指头，团里一堆接一堆的单身干部，光目光就足以把我烧成灰烬。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剩下的事就靠好自为之。不过我要提醒你，你要是再如此惰性下去，就是天上林妹妹掉到你的胸前扑到你的怀里，你也抓不住。在这僧多粥少，狼多肉少的地方，比你高的人，比你手长的人，比你壮的人，比你鬼点子多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琮榕兄还像拥有某种优越性地问我，“对了，你有鬼点子吗？”
　　我有吗？我什么时候有过！他就把我看透了，我怀疑他是不是我肚里的一条蛔虫。
　　琮榕一番话真让我内心深处为之一震，下意识再瞅了眼叶子，叶子也抬眼看过来。琮榕没有那么高的导演水平呀，莫非我和叶子真的存有某种心灵之犀？
　　别自作多情了，还是到步兵连把那个新闻挖挖是正事。
　　二
　　我到底还是和叶子有了一次近乎零距离的接触。
　　那次，机要上的同仁S君，从边防连满身风尘地来到团部。S君与我毕业于同一所军校，也都在闲时喜欢舞点文弄点墨，沾此光，我和他的名字偶尔会在同一刊物上露面。这也是缘分的一种，我俩便联系得多些，彼此也聊心底深处的喜怒哀乐。
　　“回家探亲去吗？”我对他说。
　　“宿舍就你一人？”S君问我。
　　“杨干事下边防蹲点去了。”
　　“晚上，到你房子喝酒去！”S君语气坚定，这种坚定让我想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没多问，相信喝酒必有喝酒的理由，便抽空买了两瓶伊力老窖和盐花生类的下酒菜。
　　三杯酒下肚，S君目光茫然告诉我，他回家离婚去。
　　我忙不明就里甚至黑灯瞎火地劝他。先别急着离，冷静考虑一下，我们边防军人，尤其是机要干部，属于管人管钱管物三管人群之外的群体，处在这样境遇里，能赢得女子芳心，并娶进房子做老婆真不容易。我们除了珍惜没有多少本钱做第二种选择。
　　S君听完我的话，迅速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脖子一仰，杯子就底朝了天。
　　我正看好自己的劝解水平，准备再拓展地说两句时，S君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从心底里蹦出一句话来：政保，我是那样的人吗？是她急着要跟我离婚！
　　糟糕，我自以为枪法准，能中十环，却不料瞄错了靶。不知如何道歉，只好也像他那样，斟满酒杯，仰脖子往喉管里倒酒。
　　S君军校毕业后的一次回家探亲，以其自身的英俊潇洒、颇有磁性的男中音和那套笔挺的军装，还是捕获了不少家乡闺女的青睐。其中有一名叫香草的姑娘，在媒人一来一往的牵线搭桥下，两人开始了恋爱式拉手。短短的两次花前月下，便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地领证办酒，为夫做妻地组建起了小家庭。
　　不奇怪，我耳闻目睹过不少这样闪电式的军人婚姻。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类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在军队中带有普遍性。这类婚姻的质量到底有多高，幸福指数到底如何，只能说不居其中，不知其味。或者说一些家庭把这种味道藏压在奉献与崇高的底下。
　　假期快过完了，S君惜别新婚妻子，又开始了在荒无人烟的边境一线执勤巡逻，与先前不同的是，他多了份思念与牵挂。除了给娇妻写信、打电话外，还渐渐养成仰望头上那轮月圆人不圆的边关冷月，咀嚼着那句“冷的边关热的血”。
　　刚尝到做妻子的滋味，就迎来长期的别离，这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无异于煎熬。几个月过去了，香草写信告诉S君：肚子里有孩子了。并说她特别需要他的陪伴。这句话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不轻弹的眼泪此时像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
　　然而，军人的职业注定了他没法成全妻子的这份基本层面的期待，而对于从事机要工作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妻子香草为此抱怨过，哭泣过，最后还是表示理解，嫁给军人就是嫁给了一月的相聚十一月的等待。
　　香草被等待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毅然决定，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千山万水地到丈夫身边去，她需要他的呵护，他也有权利看看妻子怀孕时的模样！S君的父母想說些什么，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出发的那天，一直把香草送到远远的车站，再不无担忧地目送着大巴渐渐驶离视线。
　　说实话，S君讲到这里，我勾画的景致是，香草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丈夫所在连队，路上所有的艰辛都被见面的喜悦冲洗得所剩无几，尽管我知道，按规定，家属在连队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下请示报批后，上限也就是两个月。不过有这两个月的相聚，至少会把接下来分居的相思之苦降到一个基本上能承受的水平，如果单位根据具体情况，以人为本地搞好协调，安排S君送家属回家那就再好不过了——那时香草该身孕六七月了吧？
　　可是，生活不是小说。小说可以按照生活来编写，而生活决不会按照小说的路子向前延伸。
　　香草到了县城后，还有六七十公里的车轮碾压而就的山路颠簸才能到达连队。香草见人心切，谢绝团部的挽留，在地方上包了一辆车，就径直向连队赶。
　　我问S君你没下山去接吗？S君说，连队有辆吉普，正在山下修理。没车，没法接。我便顺着说，只要把路线告诉香草了，不会有大碍。
　　说到这里，S君却用悔青了肠子的语气道，什么没大碍！我真是蠢货，怎么也不能让香草一人上山呀，我该早早地从山下包辆车，到县城去接才对。我对他说理是这个理，可我也知道，搞机要不是你想下山就随时能下的，就算是有可能，通过团机要股的人员协调和交接手续，都得几天时间，如果腾不出人手来，那就根本整不成。
　　车疯颠狂簸行之一多半路后，香草突然肚子痛得非常厉害，在车的后座打滚，原本疲惫不堪的脸被疼痛折磨得变了形，这下把司机吓坏了，赶紧停车，可深山老林地段，电话打不通，甚至连人影都难遇一个，无计可施呀。 　　香草流产了。
　　太冒险了，太危险了。可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再说，当思念涨潮到一定高度后，什么风险都不会纳入考虑的范围。
　　我怎么就没想到，那样太冒险了，那样太危险呢？我真是一个蠢猪。我横竖也得把香草安排在团招待所，等我安排妥当后，下山不紧不慢地接上来才对呀。我怎么就那么蠢呢？那么蠢呢？那么蠢呢？喋喋不休的S君又要添酒，我赶忙阻止，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不能让他醉的，明天上午他还要赶车。
　　我把酒抢过来：“我知道你心里很苦，我替你喝！”
　　司机只好赶紧把车往回开，把香草安顿在一家医院。等S君知道这一消息时，连队正准备开晚饭。
　　得到消息的S君终于没有往日机要干部的沉着与稳静。他发疯似的就往山下跑。连长急坏了，一面向营部团部报告，一面叫人稳住S君的情绪。
　　你们放我走，我跑也要跑到县城去！要是香草有什么不测，我怎么办？我怎么向自己交代，怎么向她家人交代，怎么向香草交代？你们不让我走，出了事我要找你们算账！！这个平日里文静的男子，终于以火山喷发之势挣脱劝阻。
　　营部特事特办，立即安排车，连夜把S君送往医院。香草先期大流血，见到S君，很虚弱地说了声：你来了。
　　S君歉疚地拉着香草的手，热泪盈眶。他没想到，跋山涉水来看自己的妻子，会以这种形式在这种地方跟他见面。边防的条件差，作为军人忍忍也就过去了，上帝呀，你真不该把这种磨难交给一个柔弱且有身孕的年轻女子来承担呀。
　　香草又虚弱地说：可惜孩子没了。
　　旁边的护士把话接过去：你们都别难过了，大人好比一切都好，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
　　S君瞥了护士一眼。护士没语了。S君也不知说什么好，孩子没了可以再生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似乎在站着说话不腰痛，可平心而论，护士又能说什么呢？
　　香草，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照顾好你。香草没回应，只是看着他。
　　S君弄了些吃的，跟香草说了些话，伏在香草的病床边沿上眯盹了一阵，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快天亮了。昨天还有一份电报没有译出来，虽然是加急，放夜把再译出来问题不大，但拖久了是不行的，而且机要参谋无交接手续就下山，怪罪下来，别说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营连领导也脱不了干系。他起身问值班医生，香草现在能不能坐车上连队。
　　“上边防连？那路，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人都颠出肠子来，一个伤口还没愈合的病人，你说现在能坐车吗？”
　　“那病人就拜托你们了。”
　　“这你就放心吧。”医生回答。S君谢后走出值班室门时，听到医生嘀咕了一句：“什么人不可以嫁，偏偏嫁个守边防的军人。”
　　“香草，你现在医院再治疗两天，过后我再来接你，连队还有急事，我得先回去，等把事办完了，就来接你。”S君起身放了沓钱到香草的包里，“我给医生也托付了，有什么事你可以跟她们讲。”
　　“一定要现在就回去吗？你才来几个小时，天都还没亮。”香草轻轻的语言包裹着无法排遣的幽怨。
　　“是急事，香草，要不是急事，打死我也得陪你。”S君没有把机要上种种严格的规章制度兜出来。
　　“你走吧！”香草把头一偏，咬着牙说道。
　　S君叹了口气，叫上司机，走到門口，又踅了回来，脸贴脸对香草说等办完事我就来接你。
　　我的头有些晕了，我不想再喝了。S君却没有打住的意思，他还要倒酒，政保，再陪我一杯！
　　就喝这一杯，你明天还要坐车，我好像也快醉了。S君不置可否，自顾自又一口闷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干掉，我这一跟上，相信能给对方几许慰藉，这个时候的人最害怕孤独，最害怕人从他身边离开，最害怕提点建议都被人否定。
　　香草当初选择嫁给军人，嫁给S君时，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电视上也播放过一些做军嫂诸多艰辛的片子，她的那次边防行，其打击确实超过了她的心理预期。就在那种情况下见到丈夫，没几个小时丈夫又说有急事要走，难道风平浪静的连队真就有那么急的事吗？连队就真的让丈夫陪陪妻子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她不理解部队，至少在情感上她真的接受不了。
　　香草回到家后，好像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后来到沿海一带打工，认识了一位知冷知热的男人，两人在一起渐渐产生情感的火花，香草于是写信给S君，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她信上说，她很想做一个好军嫂，做他的好妻子，然而现实太铁硬了，恐怕她做不到了。并请S君原谅她。她还在信上说，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她还是S君完完整整的女人，但这种完整不是一辈子，所以请S君能尽快回家，办理离婚事项。
　　这个香草！她是一个想活出尊严，也想让他人活出尊严的女人。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香草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却尽可能维护着他人的脊梁。
　　我的脸被酒烧得火辣辣的，我对S君说，不能同意跟香草离婚。军人的婚姻受法律保护，只要军人不同意，这婚就离不成！我隐隐觉得香草是一个好孩子，我要叫S君留住香草。
　　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拖住她去追求属于她的幸福呢？这还叫男人吗？军人要靠法律来留住自己的女人，只能说是军人的悲哀，或者说是法律对军人的歧视。
　　可事实是，军人尤其是驻守在戈壁高原深处的边防军人，他们的婚姻原本就那么脆弱呀，谁也不能视而不见这种脆弱，依我看，法律就是正视了这种脆弱。
　　如果说法律正视了军人这方的脆弱，那么必定会伤害另一方权利。我们能忍心依傍法律捆住对方拥揽幸福的手脚吗？
　　S君，够男人，有血性。这次是我冲动，一人倒了满满的一杯，干！
　　很快，我醉了。S君的酒量大，加之我的把关，他把我扶到卫生队。叶子的夜班。
　　我倚在病床上，挂着液体，稀释体内的酒精。叶子拿了好几瓶葡萄糖注射液。我想喝水。叶子把葡萄糖注射液的瓶盖整开，递给我，说：吕干事，你们这是干吗，至于要这么喝吗？ 　　我头还痛得厉害。她又起身从自己的房子里拿来一条热毛巾，帮我敷在额头上。我口渴，S君要出去给我买纯净水，叶子说这么晚了，商店都关门了，说完，给我们一人一瓶注射用葡萄糖：喝这个吧。
　　那瓶里的水是注射用的，不会有毒，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它可以当水喝，就像喝瓶装水一样地喝它。
　　见S君上厕所去了，叶子抱怨了一句：看把你喝的，都不知道对自己好一点。
　　没事，男人怎能不醉几回呢？男人醉两回没事。
　　别开口闭口男人男人的，男人的身体就不是肉做的？报纸上说，某官员陪喝酒，把人都喝死了，他没本钱再说男人醉两回没事了吧？
　　头稍稍舒服了点，我开始拿目光打量叶子，齐耳短发，圆脸盘，大大的眼睛，趁给换液体时，我见丰满而青春十足的胸脯，再想起琮榕兄对我说的话，心里不由得一热。换瓶水也没那么慢吧，不过不知什么作怪，我倒是希望她能再慢点儿，她那种换水的姿势有股特别的青春味，我不动声色地享用着。
　　刚毕业分配下来，我们都要参加一个星期的岗前培训。学习一些规章制度，营连的一些主官会给我们讲授些“迈好头三脚，走好从军路”一类经验课。我坐在第四排，一次自习课上，前排女学员突然转身，朝我喊，哎，把你的报纸给我看看。她就是叶子。实际上叶子那回头一眸，我现在都还记得，相信必定会成为今后记忆里的一位忠实居民。不过，当时没有针对她的那一眸做些文章，就是琮榕兄后来的点拨怂恿，都没有重视起来。这要放在主张恋爱要有“三狗”精神的阳仔身上，早就着手规划起系统工程。他的自传体小说《青春白雪绿军装》，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本实例型恋爱教科书。
　　有了那晚对叶子近距离的观照（我到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叶子设的一个局，要不然换瓶水，真要那么长的时间吗？书上说，读女人要用眼睛，女人总会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装得天衣无缝地给你阅读的机会，不像男人，很多时候于言于行都直白得没有点反刍的韵味），我对叶子渐渐有了些感觉，尽管我选择把这种感觉死死地关在笼子里。
　　熬夜写稿子，通常都有抽烟的习惯，烟抽到一定程度，咽喉就会出些炎症，很是不爽。到卫生队，叶子给了我两盒草珊瑚含片，我问她有没有金嗓子喉宝。她白了我一眼：美死你，喝酒还抽烟，你真行。
　　尔后她又转身，用医生特有的口吻说：你要戒烟。要不你将来会很麻烦。
　　戒不戒烟是我的事，能不能戒掉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她那句话还是照单笑纳了。发现一句谁都会说的话，经她之口，感觉听起来很熨帖。
　　三
　　对于搞新闻报道，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参军入伍还在新兵连接受新兵训练（现在叫入伍训练）时，我凭借发表在《人民军队》报上的一篇《莫让别字上板报》的豆腐块文章，在新兵下连两个月后便被新闻干事领到团宣传股，成为一名坐机关的战士报道员。通过一番破釜沉舟般的刻苦复习，我考上了一所电子技术学院，学的是译电专业也就通常说的边防机要。我热爱那门专业，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依旧坚持课余时间写些小诗小文，偶有习作见诸报刊。第二年，学校便把校园广播这揽子活儿交给了我，我迅速组建一支12人采编播队伍，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成立驻班记者，一伙人倒也搞得热热乎乎，尤其是我们军校学员队唯一的女生被吸纳为编辑部的播音员，每次播音快结束时那句“谢谢收音，欢迎来稿”的结束语，据说对提高收听率立下了汗马功劳。
　　凭这些基础，我分配到边防团时，被借调到团机关当干事搞新闻。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爬格子还总会被高看为“才子”“一支笔”类的能人，如果此时考虑恋爱，应是一个黄金时间段。琮榕兄真有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的执着。一见到我，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地问我跟叶子处上了没有。我告诉他，说什么话得具备什么样的语境，也就是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我认真掂量了一下自己，觉得斤两还欠得比较多。
　　“我早就说过，天上林妹妹降到你的面前，你都会选择双手抱胸前，说姑娘，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琮榕的口才就是不一般。
　　“这也没什么不好。你敢说你面前的东西就一定是你的？如果不是你的你总不能硬是拽回家吧。”我接着说，“老兄，我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我又不是未成年，身体各个部件也都高标准地正常，怎么不想考虑个人的事呢？可是我和叶子钉铆不配呀。”
　　泥巴萝卜吃一截揩一截是我的办事风格。对于叶子，先前没作什么了解，几次去卫生队跟她接触，才渐渐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叶子的爸爸是一名师职干部。无知者无畏的另外景象是得知者得畏呀。人家是高干家庭，我一农民子弟，明知是天上地下的差距，非要整出一段“无言的结局”来跟自己过不去干吗呢？活在这个世上，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懂自知，要掂量斤两。
　　“那按你的逻辑，边防军人都不结婚成家算了，我们那条件，娶谁欠谁，谁嫁谁吃亏。我看你呀，整个边防版本的梅妻鹤子得了。”琮榕不满我的逻辑，甚至从他眼里读出了我的自卑和自卑下的过于谨慎。
　　莫非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仅琮榕有此想法，老邓也来凑热闹。老邓见我第一面，就自作主张删繁就简地称我“阿保”，有时还叫“保儿”。我向来有副好脾气，别人如何叫我我都会尊重他们的叫法，就是如今吃文学编辑这碗饭后，有人戏谑地叫我“驴鞭（吕编）”，我依旧当称我尊姓大名一样地答应。
　　“阿保，听说你和叶子有一小腿？”老邓问话方式很特别。
　　“别乱讲，老邓，要是讹传开来，我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剁了做下酒菜。”
　　“瞧你那点出息！你就是拿着高音喇叭广播，叶子是你的女人，别人又能咋地？幸福是要争取的！小仔，看来你还真没上这个道。”
　　我无语地听着。老邓进而道，全团的人都觉得你们俩挺配，你有点小才，她有点小貌，虽然她长得是超秀气了点，可你的个儿也不高，她家在乌鲁木齐是不错，你哪天几写几写写到北京也不是没可能，毕淑敏当年在昆仑阿里当卫生员时就一定想过再回北京吗？未来是啥样子，幾多风雨几多阳光，上帝捂得死死的不到时候谁也不知道。小仔，别再瞻前顾后地了，有感觉就追，你以为你不追她就清闲了，暗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做长中短多年规划呢。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那个店了。现实点吧，边防给不了你多少挑精选肥的机会。数数看，我们团有多少年没进女干部了，好不容易分来了四个，把你还整得礼让三先似的。实话告诉你，有天晚上，就有人赖在叶子她们的宿舍里，找叶子无话找话地聊天，久久地不肯挪屁股，直到芳儿明说她们要休息了，恕不远送，才将人打发掉。 　　和琮榕与阳仔一样，老邓也是一位爱情大拿，不知用的什么手腕，他居然和军分区一位重要领导的妹妹好上了，并且没多久便顺理成章领证办事。这位婶夫人很优秀，属贤妻良母型。
　　“老邓，S君被香草催回家离婚去了。”
　　步兵营的官兵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训练着，这些年轻的汉子们在训练场上挥洒着青春和汗水，作为边防团的机动部队，他们担负着支援边防一线的职责。老邓沉默了，沉默地看了看我，又沉默地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峰。这时候，或许他和我一样，心中被一句话梗塞着：边防军人结婚成家是亏了自己，苦了老婆，耽搁了下一代。
　　这到底是哪跟哪呀？毋庸置疑，婚姻家庭是搁在边防军人心坎上的一大心病。像S君那样婚姻变故、家庭解体在边防并非个案。到1999年，全国改革开放过二十年了，可什么时候能有一条像样的边防公路呢？如果有一条像样的边防公路，香草可能就不会被颠簸得流产，那么我们的边防军嫂们爱我们的军人，爱我们的边防就会更多些，心中的苦水就会更少些。
　　新闻报道对我来说，是一种工作，而文学创作才是业余时间的最爱。晚上，我更愿意把时间放在读书和写东西上，那阵子，成天在为写边防小说而忙活。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叶子放在我的小说里。这就是作家的本事，生活中不敢想的事，不敢想的人，在小说中却可以天马行空地发挥，可以完全随你所愿地安排他们。为了让小说中的叶子与生活中的叶子有些交叉的成分，我开始有意识地跟她有限接触，以增强对她的感性认识。集体活动时，我会特意去给她照个相，讲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但决不向旁人期待的那方向靠，我的抗打击能力很差。
　　当时驻地县城的网絡刚刚兴起，是电话拨号的那种，那时候好像部队还没有高度重视到官兵禁止上网。那时的叶子便悄悄在自己的宿舍里间装上了互联网，在当时还真是个新鲜事物。因为悄悄地用，知道的人很有限，我是很有限者中的一个。那次是给哪家刊物发个伊妹儿，即今天所说电子版稿件。我没有软盘，就只好在她的电脑上输入好，再发出去。我不会发，她在旁边教。
　　叶子说话时，一对小酒窝加那洁白的牙齿，很能留住我的眼神，以至于我不得不时不时地提醒自己把眼神拖回来，放在电脑屏上。叶子给我倒了杯水，从抽屉里拿出一小袋果冻，递给我一个，自己撕开一个，含在口里。
　　“你这样子是不是作家？”叶子望着我的脸问。
　　“我只算是文学粉丝。”我边敲键盘边回答，想赶紧弄完，怕人看见孤男寡女的场景，而从成为团里的极易传播的新闻。
　　“我看你有点像。”叶子见我只顾敲键盘，就帮我把那个果冻撕开，递给我。
　　“作家写文章很牛，我不行。”我这个人一向害怕被人吹捧，一吹捧绝没有轻飘飘的感觉，而是窘得想钻地洞。
　　“作家都抽烟，喝酒，不修边幅，好像还有些目不装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有点像作家。”叶子努了个小嘴，像受了委屈从而启动报复语系。
　　她这一说，我反而舒坦了些。
　　四
　　边防的事情，真有许多不可预见性。正当我把创作搞得风生水起，匡正叶子对作家揶揄性的定义时，我被通知迅速归建到边防连队。
　　在宣传股待了三个多月，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新闻稿件，但一个没有说明的事实是，所发稿件与领导的期望值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战士就开始搞新闻，还在军报发过东西，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却只在当地报纸发了几个小豆腐块，看来这个小吕的新闻能量也不过如此。
　　等我把行李打进背囊，跟领导同事们一一告别完毕，已经是下午三点，股长安排送我的车已经停在团办公楼门前。我正要钻进车门，来办公楼办事的叶子见状，在适当的距离跟我打了声招呼：吕干事，到边防连采访去吗？
　　“归建。到雀干托盖边防连报到去！”
　　“哦。”叶子很丰富地哦了一声，好像还想再说些什么，到底抿了抿嘴，把话咽了回去，踅进了办公楼，把后背留给了我的目光。
　　吉普车驶出团大门口，向右一拐，就拐上乌塔公路。车行约半小时后，再左拐，我们上一条县级公路，铺着沥青，虽有些坑洼，还算说得过去，可看着越来越近的山和渐渐清晰的蛇形山路，心却是越来越紧张，甚至想请司机把车开慢点，再慢点，这样进山的时间就可以往后拖延。开车的班长可不这么想，相反，他把车开得很快。他要压缩山下公路的时间，腾出来留给山上那些弯窄凹凸的边防路——这点班长心里有谱。
　　车一进山，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粉尘土路就像一条土黄色的巨蟒，弯弯曲曲地伸向山的深处；那路严格意义上不叫路，是车长期碾就的车辙（“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句话用在边防路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其典型特征就两边洼，中间凸，那条凸带总会三步两步顶着车的底盘，底盘高的车要幸运一些，那些底盘低的车，如果非要上山，就只好让底盘充当刮路机，那惨状就可想而知了。车行驶在这样的路上，轮子卷起来的黄尘，起初是冲天的黄柱，再而展开满天飞扬，你可以很远很远地看到，而路旁的小草，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承揽着一件又一件厚厚的土衣，进而把身子都压得弯贴于地。后来到边防连工作后，一些哨兵就是从巡逻路上是否卷起漫天黄尘来判断边境上的车辆活动情况，老兵说，那冲天的黄尘就是最好的“狼烟”。
　　因路基本上是车轮依山势压出来的，所有边防路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路两边有时倾斜得夸张，让你一路都是把心吊到嗓子眼儿，总担心车会在哪个地方侧卧不起。我坐在车厢里，一会儿被甩向左边，一会儿又被甩到右边，两手紧紧地拽着车内的把手，一次又一次检查车门是否锁好，是否被簸开了，这样做还是不放心，我从包里找出两截绳子，把门又绑捆牢实。开车的班长从反光镜中见到我的举动，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忍住了。车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陡坡，接着又是一个大下坡，也许坐车的人都知道，下坡比上坡更怕人，我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跟司机说停车。
　　“咋啦？”班长一个急刹车。
　　“我要下车，这坡太陡了，我怕。”
　　“这就要下车，那你只有走路到连队！前面这样的险景还多着呢？” 　　“走路就走路！”语气里有些赌气，当然是跟那条破路。
　　“还有三十多公里，你行吗？山里有狼，你不怕吗？迷路了，走到哈方（哈萨克斯坦）去了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班长不说这些我也知道，可那深谷不折不扣地吓人啊。司机跑了近十年的边防路，团队的所有边防路他都装进心里了。那年，他转业，专程开车山高沟深地重走了一趟，眼眶里始终噙着泪水。十年来，边防路让他历经艰险啊，这眼泪养润的是眷恋还是解脱？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想问。司机磨炼出来的驾驶技术没有说的，路再差，他总是能靠那个方向盘的转来转去化险为夷，我也只是频频虚惊却无实险（因边防路况太差而出的车辆事故不在少数呀）。
　　“走吧，大不了去阎王殿报到！”
　　“领导，别乱讲，新疆地邪。”班长笑着说完，把车发动了。
　　那年，边防连队配的大都是“北京吉普212”，车门的密封性不大好，加之那黄土的无孔不入，没走多远，车内弥漫着尘土，能让你迅速成为一个土人，除却那两只不停扑闪的眼睛还有一点本色。司机知道这时候车玻璃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车内又闷得难以言表，就干脆把车窗摇下，试图让外面的强风把车内的尘土吹出去，当然这同样是徒劳，谁见过泥浆水把泥浆衣服洗干净过？从后面看，车整个儿就像是潜水艇一样，在黄尘的海洋中冲撞！总算到了连队。连队指导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吕参谋，你这次少说也吃了半斤土啊。
　　我知道，这是一堂上给所有上站官兵的必修课。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毕业走出校门，乘车来到托里县时，那里的肃静很是让我们南方人心里产生了落差。不过，毕竟是在縣城和团部，我们也不是从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而来，因而比较快地随遇而安了。当我驱车来到雀干托盖边防连后，真就深感来到了世外桃源，除了一个几十号人马的连队和连队那根意味着人烟的烟囱外，放眼望去，满目荒山秃岭，真有种活于人间之外的感觉。
　　后来才知道，相比铁列克提边防连日夜鬼叫般不停的狂风，我们边防连可谈得上风平浪静的宜居之所了，可就是那个风平浪静的宜居之地，在我穿越“黄尘洞”（车行驶时卷起厚厚黄尘，就像是车在钻黄土洞一般）而来到连队，人还没有稳住脚跟时，突然一阵狂风大作，黄尘漫天，飞沙走石，天空一下子昏暗如夜。
　　“小王，你和张俊赶紧到对门山头，把牛羊赶回来。宋班长带几个战士，去北线接应巡逻分队，别让军马在狂风中跑散了！跑到山头被风沙遮蔽得隐隐约约的哨楼，要求哨兵注意安全，加强观察，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我站在营院，看着大伙忙碌着，感受着边境线上的宁静与浪涌。指导员赶紧把我叫进来：“边防连就这样，待久了就习惯了。”我看了眼连部门前的一排正跟风沙博弈的白杨树，它们经受了多少严寒与狂风，但它们长成了高可参天的大树。
　　饲养员小王在收拢牛羊时不慎被石头绊倒，腿受伤，幸无大碍。这次狂风的袭击，造成连队六只羊失踪，官兵到处寻找都没有结果，大家推测可能被风刮过边界，跑到哈方那边山上去了。大家心疼好几天，六只羊连队可以大大改善几次伙食。还好，巡逻分队都安全回连。
　　每天处理完自己的业务，我便跑到连队图书室，淘几本喜欢的书，在晚上点着蜡烛，在文学的风景区里留下自己的影子，图书室能留住目光的书并不多，《昆仑殇》《黄河东流去》《旋风》《山菊花》等几本就只好读了又读以起温故而知新的疗效，另外《解放军文艺》也就心心相印地成了我的枕边刊，其中的《成人生活》《花都纪事》和《金色课堂》几篇，像有穿越时空的特异功能，至今还跟我的记忆如影随形。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叶子，想起叶子帮我换输液瓶那个独特的身姿，想起叶子帮我剥开的那个果冻，想起她揶揄我像作家所起的别样效应。在边防，无论是静坐山坡的黄昏，还是月朗星稀的晚上，都有足够的时间和推动力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而那些够得上美好和痛苦的事项，更是会不厌其烦地去咀嚼和回味。这是边防回馈给陪伴它的汉子们一个难以排解的习惯。
　　20世纪90年代，连队与外界保持联系（严格地说，是团营上级部门）的是一部手摇电话机。“通话靠吼”是当时最真实的通话条件。如果是风雪等恶劣天气，你就是吼破了嗓子，传到营部团部也就是病弱蚊子的嗡嗡声，除了刺耳的噪音，对方根本听不清你说什么！当然，团部把电话打过来，就是那边把嗓子喊哑甚至气得把电话摔成两截，守边的我们也只能结合诸多可能揣摩着对方的语意。更糟糕的是，在冬天，经常大雪封山，电话线常常被风刮断，被雪压断，车不能走，常常通信抢修人员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风雪天里六七公里翻坡越岭徒步一段一段地查修，那种艰难以及那种艰难条件下查修的效率，足以考验你的想象力。连队重要事项由机要参谋担任的密码联络就变得格外重要，只是香草不可能感同身受S君在医院做出的选择，一种看似无情却又是在公务面前不得不做出的责任担当。
　　说到通信，连队还有一个故事。那年一位老兵周苇韦原计划回老家探望父母，因工作调整，他接手连队每天晚上的柴油机发电，越是到年关，连队的照明越是不可缺少。他想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也想通过电话缓解一下心中的思亲之情。在现在，这样子的事情，只要在手机上摁几个键，三五秒钟就能听到亲人的声音，可在当时我所供职的边防连，还真是个美丽而遥远的童话。吃过中午饭，他给连长请了假，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兵团某营部的公用电话亭打个电话。虽是雪路，好在出发前天气还不错，无风，有阳光。这种情况下，骑马来回四五个小时可以搞定，路况差点六个半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我们预计，周苇韦中午两点出发，晚饭前可以赶回连队，不会影响按时发电（为了节省柴油，连队通常是天黑了才发电，被连队培养出了这种节约意识的我，每每看到城市里太阳还没落山就点亮那么多路灯，让一排排路灯在阳光下微弱地亮着，心里头真是可惜得心疼，也许管路灯的师傅只管按时推电源开关，由此造成的浪费与他无关，如果不按时合上路灯开关，却有可能被批为没按规定时间做规定的事，在许多机械的规定里，人很多时候就是一台机械化动作的机器）。 　　约莫三个小时光景，真像谁在耍魔术般，天空突然狂风大作，黄尘漫天。大家都时不时向那条粉尘路望望，看苇韦到了哪儿了。望啊望，总算听到哨楼上的哨兵给连里报告：有匹马朝连队飞奔而来。我们松了口气，没过多久，哨兵又说，马背上没有人！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了。糟糕，苇韦被马甩下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马有这种习惯，外出时可能磨磨蹭蹭，但要是返程回家，它可来劲了，总喜欢奔跑，要是遇到刮大风这样的恶劣天气，它更是发疯似的往死里跑，这时候除了骑术相当高超者，通常都会从马背上颠甩下来，摔成轻伤算很幸运。我們立即安排军医带个战士去接应。果不其然，周苇韦被甩下马，腿摔成骨折。团卫生队条件有限，路程又远，连队只好迅速送到县城医院医治。
　　在边防连这个只有男人和家属偶尔上站小住几天的地方，因艰苦的守防条件而衍生出诸如家属上室外厕所脚被厚冰滑进蹲坑，大腿根部扭伤呀等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或叫人笑破肚皮，或令人泪流不止，一些故事可以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另有一些故事就只能是在除了自己人以外没有外人的境况下，口头文学一把而已。尽管如此，连队始终把执勤巡逻，守边护卡这个中心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可以这么说，我的血液里存在着一种叫随遇而安的元素。到达边防连的头些日子，我会享受般地想起叶子偶尔专门给我的音容笑貌和诗意青春的身姿，但我却拿不出力量在电话爱莫能助的情况下给她写封信，她怎么不给我写信呢？这年头也兴女人给男人写信呀，我总是靠这样的理论说服自己不去动笔向她描绘边关的月亮。久而久之，也就回味不出多少新意了。于是，我便以平常平和与平静的心态去感受边境的天空，发现那里的天空蓝得非常特别，挥笔写了一首小诗《这里的天空很蓝》：
　　我扛枪的地方是一个叫
　　老鼠河的小哨卡
　　这里远离一切有个性的城市
　　远离那些让人找不到北的
　　速配爱情
　　这里生长杂草和荒凉
　　这里繁衍八月的相思
　　还有，这里的天空很蓝
　　我不相信尘埃能有个落定的时候
　　但我耳闻目睹了
　　这里的官兵
　　（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
　　自从懂得了什么叫军人的崇高
　　就注定要选择
　　一种同样叫崇高的方式
　　洗浴灵魂
　　选择了用钢枪和使命
　　支撑一种精神
　　支撑一种让人仰视的活法
　　于是我们都发现
　　其实，这里的天空很蓝
　　蓝得足以拂洗心灵的尘埃。
　　后来，这首诗连同《红哨楼》等其他几首诗一同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单独把这首诗引用出来，是想说，这首诗除了描绘了边防的一种真实景致，更是我们边防官兵的一种心灵写照，有了这种心灵写照，我们会说边防到处都是宝，光说我们放牧的羊群吧，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还是六味地黄丸哩。
　　来到连队后，业余写作的兴致并没有消减，熟悉本职业务后，我就一头扎进连队图书室，把《昆仑殇》《走出硝烟的女神》以及《飘》等自己喜欢读的小说读过之后，因连队图书室每年新添书目很有限只好再次借来温故而知新。书看到一定程度后，写作的冲动便与日俱增。真庆幸在军校学会了汉字输入，在团宣传股的那三个多月里，都是靠敲击键盘来“爬格子”的。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修改起来非常方便。在边防后，想写稿时，突然对电脑的依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似乎没有电脑浑身不自在，甚至所有的灵感都被锁在电脑里拿不出来，没有电脑就没有了灵感。于是咬咬牙，掏出4300多块钱（这可是毕业后的所有积蓄），托团机要股长帮我从塔城买来一台台式电脑，考虑到连队电压不稳，还特意买了一个UPS。我原以为有了UPS这个宝贝，电压问题就不会是问题的，没想到，那个UPS根本无力担此重任，连队那柴油发电机发的电，灯泡里发的都是红光，这么低的电压，电脑无法正常启动，卖方或许早有预料，便有言在先，如果不是电脑本身的原因，售后不许退货，我几次抱着也许这次开机能行的心理，试过几次，电脑没有一次行过，“我信你，你行的”这句鼓励对方的经典语言，每每给我的电脑，它都是一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的表情，真应了那句“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逐落花”，这还不算，它居然以身染沉疴来叫我死了那份心（低电压、电压不稳都能损坏电脑）。没办法，那台电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摆设，甚至比没有那个劳什子更让我窝火。直到我后来离开连队到塔城军分区学习，找家电脑维修店修好后，那台电脑才给我补偿似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帮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守卡人生》和诗歌《边防生活》《金色课堂》的创作，也正有此功劳，我一直把它做退休安置而没有当废品弃之。
　　有次我下站见到叶子，有些时日没见，好像彼此看对方都有些变化，记得她曾问过我：“在连里当参谋，有没有机会调到团里来？”我告诉她：“几乎没可能。”
　　两人都没话了，她后来又去某军医大学读书深造，彼此更是找不到话题。有意思的是自从我下到边防连后，无论是琮榕兄，还是老邓，都再也没有提及过我和叶子般配的事儿了，原来般配与否都是很动态的。刚到边防闲闷之时，还闪电般的做过与她“卿须怜我我怜卿”的人生设计，如今都彻彻底底地烟消云散。
　　攒到机会后，我一定要去我的边防看看。这些年来，人事变动很大，不过听说叶子还在团卫生所，成了家，穿着军装在边界小县城经营着自己的信念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