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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孔是我國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陶器装饰现象，这种纹饰尤其是在我國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广泛存在。其中，作为我國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的福建“昙石山文化”，其陶器镂孔除具有同时期其他诸文化陶器镂孔的一般共性外，在镂孔数量、分布排列、发展演变及功能性等方面则有着自己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以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为例，对“昙石山文化”中的陶器镂孔现象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可以看出：“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根据时间早晚关系大体呈现出镂孔位置由下到上、镂孔功能由实用性到装饰性、镂孔数量由少到多至晚期突然中断消失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分期
昙石山遗址，位于今天的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处福州市闽侯县城近郊、闽江下游北岸的一处相对独立的低缓小山丘上，东距福州市区约20公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现以来，至今已先后进行了十余次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包括很多器形各异的镂孔陶器。其中，1996年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是该遗址历次考古发掘中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的一次，尤其是在地层堆积、文化分期等方面弥补了以往发掘之不足。
首先，在文化分期上根据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自下而上可将遗址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期文化遗存。因为此次发掘主要是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考古现场展示需要而进行的一次发掘，所以在具体发掘过程中为保留中上层重要遗迹未能继续下掘，使得下层发掘面积相对较少，遗物资料发现也相对不足。从下层出土陶片纹饰上看，除局部施红彩、素面磨光外，还有绳纹、压印纹、戳刺纹、刻画纹、堆贴纹和镂孔等，但镂孔陶片出土较少，在同期出土陶片中仅占0.26%。
其次，中层遗存是昙石山遗址的主体文化，也是“昙石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遗址中发现遗迹最多，层位关系最清晰、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层。该层共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陶器269件，其中包括镂孔陶器64件，约占23.8%。另外，从该层出土陶器和陶片纹饰看，主要以拍印纹（绳纹、条纹、交错绳纹等）为主，也有少量的刻画纹、压印纹、戳刺纹、堆塑和镂孔等。不过，镂孔陶片数量相对下层则明显增多，在同期出土陶片中所占比例也大幅上升至0.55%，主要器形包括釜、豆、簋、盘、壶、罐、杯、钵、鼎等。
最后，为了能够在总体上更好地把握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陶器镂孔现象的具体演化轨迹，根据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型式和组合状况以及各灰坑、墓葬等遗迹间的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可将中层再细分为早、中、晚三期遗存。该层共发现墓葬42座，具体包括：早期15座，出土陶器80件，其中镂孔陶器11件，约占13.8%；中期18座，出土陶器104件，其中镂孔陶器24件，约占23.1%；晚期9座，出土陶器85件，其中镂孔陶器29件，约占34.1%。
因此，从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遗存出土陶器所占比重上看，“昙石山文化”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遗存出土陶器中所占比例，由早到晚总体均呈现出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和过程。然而，在昙石山遗址上层出土陶器和陶片中均未再见有镂孔现象出现，“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现象至此突然中断消失。
二、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特征
1.镂孔数量
从陶器单体镂孔数量上看，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镂孔基本可分为单孔、三孔、四孔和多孔等四类，其中又以三孔和四孔为多，分别约占28.1%和57.8%。以遗址中层为例，在该层出土的64件镂孔陶器中，早期11件，其中三孔4件、四孔6件、多孔1件，分别占36.4%、54.5%和9.1%；中期24件，其中三孔5件、四孔18件、多孔1件，分别占20.8%、75%和4.2%；晚期29件，其中三孔9件、四孔14件、多孔5件、单孔1件，分别占31%、48.3%、17.2%和3.4%。可见，在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中，单体镂孔数量由早到晚也明显呈现逐渐增多趋势。其中，中晚期陶器单体镂孔中三孔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相反单孔、四孔和多孔所占比重则显著提高。
2.镂孔形状
从陶器镂孔形状看，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镂孔大体可分为圆形、椭圆形、长条形和不规则形（柳叶形、弯钩形、十字形）等四类，其中以圆形最多，约占90.6%（因下层遗存所获资料有限，从现有出土陶片镂孔形状看，基本为单一的圆形）。还以遗址中层为例，在该层出土镂孔陶器中，早期镂孔为圆形的有10件，长条形的有1件，分别约占90.9%和9.1%；中期镂孔为圆形的有19件，不规则形的有3件，长条形和椭圆形的各1件，分别约占79.2%、12.5%和4.2%；晚期镂孔均为圆形。显然，昙石山遗址中层陶器镂孔形状在种类上中期远多于早期，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到了晚期又趋向单一化。
3.镂孔分布排列
根据陶器镂孔分布和排列方式的不同，可将“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形式。仍以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为例，对称和不对称镂孔陶器分别约占60.9%和39.1%。其中，早期呈对称分布的有3件（图1），不对称分布为8件（图2），分别约占27.3%和72.7%；中期呈对称分布的有13件（图3），不对称分布的为11件（图4），分别约占54.2%和45.8%；晚期呈对称分布的有23件（图5-图8）、不对称分布的为6件，分别约占79.3%和20.7%。可以看出，昙石山遗址中层陶器镂孔在分布排列状态上，同样，由早到晚呈对称分布的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镂孔陶器中所占比例也都逐步提高，相反呈不对称分布的镂孔陶器数量和比例则大幅下降。
4.镂孔位置
从陶器镂孔相对器物本身所处位置上看，“昙石山文化”早期陶器镂孔绝大多数都位于器身的圈足之上，但到了中晚期则开始出现部分镂孔上移至颈肩及口沿等部位的现象。同样以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为例，早期陶器镂孔基本都位于器身的下端圈足上，足部以上极少有镂孔存在；但到了中晚期部分陶器镂孔则逐渐扩展至器底、颈肩和口沿之上（图5-图6）。显然，“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在相对器身位置上根据时间早晚关系亦呈现出由下到上的上移趋势。 三、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功能
迄今为止，虽然尚未发现“昙石山文化”时期有关农作物种植的确切证据，但从同期伴出的小型石锛、石斧、贝铲和贝刀等诸多生产工具可以看出，“昙石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应当已经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远未占据主要地位，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还主要依靠捕捞、采集和狩猎。这从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的很多石镞、网坠、石矛和骨角器等小型工具中可见一斑，因为临江面海、四面环山，周围可供进行农业生产的空间极其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先民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渔猎和采集来维持正常生活，而当时比现在更加温暖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无疑也为其大规模渔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与良好的自然条件。
然而，农业基础的薄弱和渔猎采集活动的盛行相应带来的是经济生活流动性的增强，居址迁徙频繁，这从“昙石山文化”类型的所有遗址中至今尚未明确发现有房址等重要居住遗迹，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定居的流动状态，这从昙石山遗址出土的很多遗物中亦可看出。贝铲和贝刀作为“昙石山文化”特有的一种常见器型，在很多贝铲和贝刀上也都存在镂孔现象，其镂孔一般是两孔对称排列，显然是用于捆绑把柄的，而刃部大都留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则证明它们应是一种重要的耕挖工具。无独有偶，和同期出土的其他诸如石钺、玉环、纺轮等穿孔器一样，如前所述，不断的迁徙和改变居所难免会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这种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或就决定了陶器镂孔现象的最初起源，“昙石山文化”早期陶器镂孔在功能用意上更多的应该是趋向于镂孔自身的实用价值。
再从昙石山遗址中层早期出土镂孔陶器看，其镂孔大都呈不规则分布排列且在一些镂孔局部胎壁上尚存磨损痕迹，而到了中晚期其镂孔在分布排列上则明显趋于均匀对称，同时单体镂孔数量增多，相对位置也逐渐上移。由此可见，“昙石山文化”早期人们在陶器上镂孔其目的应当不在于单一的审美装饰，更多的应该是重在“实用”，陶器上的镂孔应为穿绳所用，是为方便携带而有意为之，以适应当时人们经常举迁不定的生活状态。然而，到了中晚期镂孔的装饰功能则明显增强，因为均匀对称的镂孔方式既可起到减轻陶器自身重量以使器身受力均匀从而降低陶器在移动搬迁过程中损坏几率的作用，同时又能发挥其美观装饰的功能，这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所以，从功能意义上看，“昙石山文化”中的陶器镂孔大致经历了由早期重在实用到中晚期偏向装饰性的演变过程。
一、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分期
昙石山遗址，位于今天的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处福州市闽侯县城近郊、闽江下游北岸的一处相对独立的低缓小山丘上，东距福州市区约20公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现以来，至今已先后进行了十余次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包括很多器形各异的镂孔陶器。其中，1996年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是该遗址历次考古发掘中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的一次，尤其是在地层堆积、文化分期等方面弥补了以往发掘之不足。
首先，在文化分期上根据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自下而上可将遗址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期文化遗存。因为此次发掘主要是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考古现场展示需要而进行的一次发掘，所以在具体发掘过程中为保留中上层重要遗迹未能继续下掘，使得下层发掘面积相对较少，遗物资料发现也相对不足。从下层出土陶片纹饰上看，除局部施红彩、素面磨光外，还有绳纹、压印纹、戳刺纹、刻画纹、堆贴纹和镂孔等，但镂孔陶片出土较少，在同期出土陶片中仅占0.26%。
其次，中层遗存是昙石山遗址的主体文化，也是“昙石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遗址中发现遗迹最多，层位关系最清晰、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层。该层共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陶器269件，其中包括镂孔陶器64件，约占23.8%。另外，从该层出土陶器和陶片纹饰看，主要以拍印纹（绳纹、条纹、交错绳纹等）为主，也有少量的刻画纹、压印纹、戳刺纹、堆塑和镂孔等。不过，镂孔陶片数量相对下层则明显增多，在同期出土陶片中所占比例也大幅上升至0.55%，主要器形包括釜、豆、簋、盘、壶、罐、杯、钵、鼎等。
最后，为了能够在总体上更好地把握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陶器镂孔现象的具体演化轨迹，根据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型式和组合状况以及各灰坑、墓葬等遗迹间的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可将中层再细分为早、中、晚三期遗存。该层共发现墓葬42座，具体包括：早期15座，出土陶器80件，其中镂孔陶器11件，约占13.8%；中期18座，出土陶器104件，其中镂孔陶器24件，约占23.1%；晚期9座，出土陶器85件，其中镂孔陶器29件，约占34.1%。
因此，从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遗存出土陶器所占比重上看，“昙石山文化”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遗存出土陶器中所占比例，由早到晚总体均呈现出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和过程。然而，在昙石山遗址上层出土陶器和陶片中均未再见有镂孔现象出现，“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现象至此突然中断消失。
二、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特征
1.镂孔数量
从陶器单体镂孔数量上看，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镂孔基本可分为单孔、三孔、四孔和多孔等四类，其中又以三孔和四孔为多，分别约占28.1%和57.8%。以遗址中层为例，在该层出土的64件镂孔陶器中，早期11件，其中三孔4件、四孔6件、多孔1件，分别占36.4%、54.5%和9.1%；中期24件，其中三孔5件、四孔18件、多孔1件，分别占20.8%、75%和4.2%；晚期29件，其中三孔9件、四孔14件、多孔5件、单孔1件，分别占31%、48.3%、17.2%和3.4%。可见，在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中，单体镂孔数量由早到晚也明显呈现逐渐增多趋势。其中，中晚期陶器单体镂孔中三孔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相反单孔、四孔和多孔所占比重则显著提高。
2.镂孔形状
从陶器镂孔形状看，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陶器镂孔大体可分为圆形、椭圆形、长条形和不规则形（柳叶形、弯钩形、十字形）等四类，其中以圆形最多，约占90.6%（因下层遗存所获资料有限，从现有出土陶片镂孔形状看，基本为单一的圆形）。还以遗址中层为例，在该层出土镂孔陶器中，早期镂孔为圆形的有10件，长条形的有1件，分别约占90.9%和9.1%；中期镂孔为圆形的有19件，不规则形的有3件，长条形和椭圆形的各1件，分别约占79.2%、12.5%和4.2%；晚期镂孔均为圆形。显然，昙石山遗址中层陶器镂孔形状在种类上中期远多于早期，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到了晚期又趋向单一化。
3.镂孔分布排列
根据陶器镂孔分布和排列方式的不同，可将“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形式。仍以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为例，对称和不对称镂孔陶器分别约占60.9%和39.1%。其中，早期呈对称分布的有3件（图1），不对称分布为8件（图2），分别约占27.3%和72.7%；中期呈对称分布的有13件（图3），不对称分布的为11件（图4），分别约占54.2%和45.8%；晚期呈对称分布的有23件（图5-图8）、不对称分布的为6件，分别约占79.3%和20.7%。可以看出，昙石山遗址中层陶器镂孔在分布排列状态上，同样，由早到晚呈对称分布的镂孔陶器数量及其在同期镂孔陶器中所占比例也都逐步提高，相反呈不对称分布的镂孔陶器数量和比例则大幅下降。
4.镂孔位置
从陶器镂孔相对器物本身所处位置上看，“昙石山文化”早期陶器镂孔绝大多数都位于器身的圈足之上，但到了中晚期则开始出现部分镂孔上移至颈肩及口沿等部位的现象。同样以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中层出土镂孔陶器为例，早期陶器镂孔基本都位于器身的下端圈足上，足部以上极少有镂孔存在；但到了中晚期部分陶器镂孔则逐渐扩展至器底、颈肩和口沿之上（图5-图6）。显然，“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在相对器身位置上根据时间早晚关系亦呈现出由下到上的上移趋势。 三、昙石山文化陶器镂孔的功能
迄今为止，虽然尚未发现“昙石山文化”时期有关农作物种植的确切证据，但从同期伴出的小型石锛、石斧、贝铲和贝刀等诸多生产工具可以看出，“昙石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应当已经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远未占据主要地位，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还主要依靠捕捞、采集和狩猎。这从昙石山遗址中层出土的很多石镞、网坠、石矛和骨角器等小型工具中可见一斑，因为临江面海、四面环山，周围可供进行农业生产的空间极其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先民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渔猎和采集来维持正常生活，而当时比现在更加温暖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无疑也为其大规模渔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与良好的自然条件。
然而，农业基础的薄弱和渔猎采集活动的盛行相应带来的是经济生活流动性的增强，居址迁徙频繁，这从“昙石山文化”类型的所有遗址中至今尚未明确发现有房址等重要居住遗迹，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定居的流动状态，这从昙石山遗址出土的很多遗物中亦可看出。贝铲和贝刀作为“昙石山文化”特有的一种常见器型，在很多贝铲和贝刀上也都存在镂孔现象，其镂孔一般是两孔对称排列，显然是用于捆绑把柄的，而刃部大都留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则证明它们应是一种重要的耕挖工具。无独有偶，和同期出土的其他诸如石钺、玉环、纺轮等穿孔器一样，如前所述，不断的迁徙和改变居所难免会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这种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或就决定了陶器镂孔现象的最初起源，“昙石山文化”早期陶器镂孔在功能用意上更多的应该是趋向于镂孔自身的实用价值。
再从昙石山遗址中层早期出土镂孔陶器看，其镂孔大都呈不规则分布排列且在一些镂孔局部胎壁上尚存磨损痕迹，而到了中晚期其镂孔在分布排列上则明显趋于均匀对称，同时单体镂孔数量增多，相对位置也逐渐上移。由此可见，“昙石山文化”早期人们在陶器上镂孔其目的应当不在于单一的审美装饰，更多的应该是重在“实用”，陶器上的镂孔应为穿绳所用，是为方便携带而有意为之，以适应当时人们经常举迁不定的生活状态。然而，到了中晚期镂孔的装饰功能则明显增强，因为均匀对称的镂孔方式既可起到减轻陶器自身重量以使器身受力均匀从而降低陶器在移动搬迁过程中损坏几率的作用，同时又能发挥其美观装饰的功能，这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所以，从功能意义上看，“昙石山文化”中的陶器镂孔大致经历了由早期重在实用到中晚期偏向装饰性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