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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外交史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人蒲安臣，他既是美国驻华的第一任公使，又是晚清政府派向西方的第一位外交使节，这样一段双重外交经历可谓传奇。
废奴运动的急先锋
1820年，蒲安臣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拓荒者家庭，从小他就在一种自由包容的家庭氛围中成长。1846年，蒲安臣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开始了律师生涯。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他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1853年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1855年又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并连任三届国会议员，成为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蒲安臣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废奴运动高涨时期，要求废除南方奴隶制的声浪此起彼伏。面对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残酷压榨与虐待，身为北方人的蒲安臣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对人性的践踏，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侮辱。为了反对奴隶制，1854年反奴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蒲安臣是发起者和参与者，并成为了共和党的骨干成员。
1856年5月22日，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众议员布鲁克斯在国会用拐杖杖击反黑人奴隶制的参议员共和党人萨姆，导致萨姆失血过多瞬间失去意识，丧失了履职能力。这一野蛮行径震惊了美国朝野。针对布鲁克斯的暴力行为，蒲安臣发表文章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为此，布鲁克斯向蒲安臣下了决斗的战书，约定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用步枪进行生死决斗。面对布鲁克斯的挑衅，蒲安臣欣然应战，布鲁克斯临战却畏惧了，连面都没敢露，一时间蒲安臣的威名大振。
当共和党人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蒲安臣积极助选，为林肯成为美国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肯担任美国总统后，为感谢蒲安臣的帮助，任命他担任首任驻华公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林肯原本打算任命蒲安臣作为奥匈帝国的公使，结果奥匈帝国拒绝蒲安臣入境，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爆发脱离奥地利帝国统治的大起义时，蒲安臣热情声援支持匈牙利的革命者，还为他们捐款捐物，邀请匈牙利革命者访问美国，这让奥匈帝国十分不满。于是当蒲安臣一行抵达巴黎时，奥匈帝国正式照会美国，声明蒲安臣是不受欢迎者，要求美国撤换蒲安臣。
林肯本不愿意，但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不得不让蒲安臣改任美国驻华公使。无比愤懑的蒲安臣只得从巴黎绕道去了中国。对于奥匈帝国给自己的外交侮辱，蒲安臣终生耿耿于怀，发誓永不去奥匈帝国。
合作政策的执行者
当1862年蒲安臣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来到中国时，英、法、俄等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也相继派出了驻华公使，蒲安臣与这些国家的公使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批驻华公使。
提到驻华公使，不得不提到人们熟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压迫的方式让清政府极不情愿地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同意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作为外国公使，按照近代外交礼仪要向清政府的皇帝递交国书，然而外国公使和清政府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围绕着觐见礼仪问题却争执不下。自乾隆朝马嘎尔尼和嘉庆朝阿美士德访华以来，清王朝方面一直要求外国觐见者行三叩九拜的跪拜礼，可西方人就是不吃这一套。因为深知西方人不肯按照大清的礼仪办事，最后清政府干脆直接拒绝了公使觐见皇帝一事，还找了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目前大清皇帝年幼，正处于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两宫太后不方便见男子，等到皇帝亲政后，外国公使可再行觐见。总之清政府想用拖的办法阻止外国公使觐见皇帝。说好听是为了维护最后的那点可悲的体面，实际就是清政府对在近代外交中如何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愚昧无知，急需找“老师”补课。而蒲安臣当时恰恰就扮演了这个“老师”的角色。
在几个欧美国家公使中，若论谁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最深，非蒲安臣莫属。这主要是蒲安臣担任驻华公使的几年间，贯彻了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合作政策”。所谓合作政策，就是与清政府搞好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遇有争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反对诉诸武力。蒲安臣给清政府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给清政府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如在1863年解决“阿思本舰队事件”。1862年清政府为增强本国海军力量，便委托时任中国海关一把手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买7艘战舰，费用全部由清政府承担。李泰国不辱使命，很快就把舰只购买齐全，还招募了600多名水手，让一位叫阿思本的英国军官任管带，相当于这七艘战舰的总司令。除此之外，李泰国与阿思本在英国用书面合同的方式做了以下约定：阿思本依照李泰国传达的皇帝的一切谕旨行事，对于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任何谕旨可置而不理。李泰国方面对于任何谕旨，当其合理程度不为其本人认为满意时，将拒绝居间传达。
按照这个约定，这七艘战舰将只听命于李泰国，俨然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清政府出钱，李泰国却坐享其成，这种赔本的买卖清政府怎么会答应，这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当李泰国率领着舰队到达中国后，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合同的有效性，并把阿思本降为副管带，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节制，李泰国对此拒不服从。就这样围绕战舰的控制权问题，清政府和李泰国之间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蒲安臣得知此事后，就打算居中调节。后来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向蒲安臣表达了两点意见：遣散军舰；罢免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务。
蒲安臣多方奔走斡旋，最终不仅成功说服了英国公使卜鲁斯在这起冲突中置身事外，还让李泰国被迫辞职，而阿思本则率领着舰队打道回府。为了讨回购买战舰的费用，蒲安臣亲赴英国进行协商，最后，钱款被讨要了回来。蒲安臣的作为让清政府十分感激，总理衙门的大小官员更是对蒲安臣刮目相看，一些人还与其成为了至交。
1867年底，47岁的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届满将要回国述职，总理衙门特意为这位相处五年的老朋友举行了宴会为其饯行。在席间，蒲安臣对恭亲王奕说：“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奕颇为欢喜，因为他正想派出一支使团出访欧美，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使臣。 奕之所以有派出使团的打算，主要是在1858年，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时分别约定了十年和十二年修约期限，1868年正好到了与英国修约的时限。派出使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赢得修约的主动权，一探欧美各国对清政府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可表达清政府的外交立场，避免双方由于外交沟通不畅，导致外交甚至军事冲突。但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中极缺既懂外语又精通外交的人才，一些士大夫依旧抱残守缺，以与洋人打交道为耻，对西洋的一切都怀有莫名的恐惧，倍加厌恶，如此的一个心理怎会有人主动担当起出访欧美的重任？另外出访欧美，难免要涉及到外交礼仪问题，倘若让中国使臣领衔出使，要是按照西方礼仪行鞠躬礼节，将来一旦外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必定会效仿，这是清朝统治者不愿看到的。而蒲安臣主动表示愿意领衔为清政府出使，则少了这些麻烦。
奕给两宫太后上了一道“请求让蒲安臣作为使臣出使欧美”的折子，在折子里，奕首先阐明了出使的原因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然后，他又将蒲安夸赞了一番，称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说出了派蒲安臣出使的好处，“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最后两宫太后准了奕的折子，任命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还派了两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协助”蒲安臣工作，三人平级。为了避免英法两国对任命蒲安臣为使臣的不满，同时任命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总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为右协理。这五人为使团的主要成员。随从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带着他们就是去欧美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将来能为国家的外交效力。总理衙门告诉蒲安臣，在访问欧美期间，遇事需要和两个中国官员商量，并要报总理衙门批准。总理衙门对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代表清廷的“外国使臣”
万事俱备后，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余人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出发，开启了欧美访问之旅。为了这次开天辟地的访问，作为清政府外交使节的蒲安臣还特意制作了一面黄色的代表清廷的国旗，俗称黄龙旗。旗子镶蓝边，中间是长一尺三、宽二尺的龙，这也是代表古老中国在外交场合出现的第一面国旗。蒲安臣将访问第一站放在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其中的政治考量不言而喻，他希冀在自己的祖国打响访问的第一炮，为使团的未来之旅迎来一个好的政治开端。4月初，使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5月初，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为蒲安臣使团举行了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上，蒲安臣发表了热忱的演讲，向美国人表达了中国要求独立自主的渴望，他说：“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可以保存，独立获得保障，我希望中国可以得到平等，中国也可以以平等权利施之与你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高尚的民族，他具备一个辉煌民族所有的一切条件。”
6月，蒲安臣一行到达了美国华盛顿，他们先后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总统约翰逊。虽出国前对蒲安臣的权利有限制，但出国后，他包办了各种谈判交涉，中国官员被迫沦为看客。7月28日，蒲安臣在没有和中方人员商议的前提下，擅自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可向美国通商口岸派遣领事官，待遇与英国领事官相同；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来往居住并施以最惠国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国家的大小学校学习；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等。对于这个条约，蒲安臣是相当满意的，他认为这个条约保障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中国可以和英美等国一样成为平等的国家。该条约的签订，为当时中国人移民美国和留学生赴美提供了便利。在晚清政府与欧美强国签订的诸多条约中，《蒲安臣条约》是唯一一部没有武力恫吓在主权平等前提下签订的条约。因此该条约号称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虽然蒲安臣签约未经清政府同意，但清政府权衡利弊后还是批准了《蒲安臣条约》。
结束美国的访问后，使团马不停蹄地在1868年9月19日抵达英国利物浦，展开了对日不落帝国的访问。11月30日使团得到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接着英国首相格莱斯顿让外交大臣与蒲安臣等人举行了谈判。12月28日，英国对使团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英国无意采取武力向清政府施压，但清政府必须履行业已签定的条约等等。
1869年1月2日使团到达法国巴黎，蒲安臣21日向拿破仑三世递交国书，并希望法方能表明对清政府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修约有何看法。此时的法国，正处在普法战争的前夜，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中国。使团在法国停留了8个月，既未能订立条约，也没有获得法国政府的一纸声明。使团只好离开法国，前往瑞典、丹麦、荷兰访问。1869年11月20日使团到达柏林在普鲁士停留了2个月，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支持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强调中国的国家统一。
蒲安臣在1870年2月2日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6日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在诸列强中，沙俄可谓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占领中国土地最多，与中国的矛盾最大。在俄国时，蒲安臣因极为恶劣的严寒患上了急性肺炎，2月23日感染肺炎的蒲安臣医治无效病逝于俄国圣彼得堡，终年50岁。3月22日清政府得知蒲安臣病逝的消息后，授予其一品官衔、抚恤金一万两白银，恭亲王奕还特意到驻美使馆进行吊唁。蒲安臣去世后，志刚率领使团在4月21日离开俄国，继续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访问，同年10月初，使团返回中国，结束了这次用时两年的国外访问。
从外交结果看，蒲安臣使团的这次11国访问除了签订《蒲安臣条约》之外，成果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的，使团更多的是停留在开眼界见世面、认知国际外交舞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层面上。中外国力的严重不对等让这次访问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讽刺的是，清政府组织的第一次正式外交出访竟然由一名外国人带领。
不过作为晚清政府首次正式外交出访的带领者，蒲安臣也有功劳。蒲安臣使团的出访为清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派出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进行了一次外交预演。
废奴运动的急先锋
1820年，蒲安臣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拓荒者家庭，从小他就在一种自由包容的家庭氛围中成长。1846年，蒲安臣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开始了律师生涯。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他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1853年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1855年又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并连任三届国会议员，成为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蒲安臣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废奴运动高涨时期，要求废除南方奴隶制的声浪此起彼伏。面对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残酷压榨与虐待，身为北方人的蒲安臣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对人性的践踏，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侮辱。为了反对奴隶制，1854年反奴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蒲安臣是发起者和参与者，并成为了共和党的骨干成员。
1856年5月22日，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众议员布鲁克斯在国会用拐杖杖击反黑人奴隶制的参议员共和党人萨姆，导致萨姆失血过多瞬间失去意识，丧失了履职能力。这一野蛮行径震惊了美国朝野。针对布鲁克斯的暴力行为，蒲安臣发表文章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为此，布鲁克斯向蒲安臣下了决斗的战书，约定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用步枪进行生死决斗。面对布鲁克斯的挑衅，蒲安臣欣然应战，布鲁克斯临战却畏惧了，连面都没敢露，一时间蒲安臣的威名大振。
当共和党人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蒲安臣积极助选，为林肯成为美国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肯担任美国总统后，为感谢蒲安臣的帮助，任命他担任首任驻华公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林肯原本打算任命蒲安臣作为奥匈帝国的公使，结果奥匈帝国拒绝蒲安臣入境，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爆发脱离奥地利帝国统治的大起义时，蒲安臣热情声援支持匈牙利的革命者，还为他们捐款捐物，邀请匈牙利革命者访问美国，这让奥匈帝国十分不满。于是当蒲安臣一行抵达巴黎时，奥匈帝国正式照会美国，声明蒲安臣是不受欢迎者，要求美国撤换蒲安臣。
林肯本不愿意，但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不得不让蒲安臣改任美国驻华公使。无比愤懑的蒲安臣只得从巴黎绕道去了中国。对于奥匈帝国给自己的外交侮辱，蒲安臣终生耿耿于怀，发誓永不去奥匈帝国。
合作政策的执行者
当1862年蒲安臣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来到中国时，英、法、俄等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也相继派出了驻华公使，蒲安臣与这些国家的公使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批驻华公使。
提到驻华公使，不得不提到人们熟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压迫的方式让清政府极不情愿地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同意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作为外国公使，按照近代外交礼仪要向清政府的皇帝递交国书，然而外国公使和清政府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围绕着觐见礼仪问题却争执不下。自乾隆朝马嘎尔尼和嘉庆朝阿美士德访华以来，清王朝方面一直要求外国觐见者行三叩九拜的跪拜礼，可西方人就是不吃这一套。因为深知西方人不肯按照大清的礼仪办事，最后清政府干脆直接拒绝了公使觐见皇帝一事，还找了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目前大清皇帝年幼，正处于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两宫太后不方便见男子，等到皇帝亲政后，外国公使可再行觐见。总之清政府想用拖的办法阻止外国公使觐见皇帝。说好听是为了维护最后的那点可悲的体面，实际就是清政府对在近代外交中如何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愚昧无知，急需找“老师”补课。而蒲安臣当时恰恰就扮演了这个“老师”的角色。
在几个欧美国家公使中，若论谁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最深，非蒲安臣莫属。这主要是蒲安臣担任驻华公使的几年间，贯彻了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合作政策”。所谓合作政策，就是与清政府搞好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遇有争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反对诉诸武力。蒲安臣给清政府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给清政府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如在1863年解决“阿思本舰队事件”。1862年清政府为增强本国海军力量，便委托时任中国海关一把手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买7艘战舰，费用全部由清政府承担。李泰国不辱使命，很快就把舰只购买齐全，还招募了600多名水手，让一位叫阿思本的英国军官任管带，相当于这七艘战舰的总司令。除此之外，李泰国与阿思本在英国用书面合同的方式做了以下约定：阿思本依照李泰国传达的皇帝的一切谕旨行事，对于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任何谕旨可置而不理。李泰国方面对于任何谕旨，当其合理程度不为其本人认为满意时，将拒绝居间传达。
按照这个约定，这七艘战舰将只听命于李泰国，俨然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清政府出钱，李泰国却坐享其成，这种赔本的买卖清政府怎么会答应，这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当李泰国率领着舰队到达中国后，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合同的有效性，并把阿思本降为副管带，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节制，李泰国对此拒不服从。就这样围绕战舰的控制权问题，清政府和李泰国之间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蒲安臣得知此事后，就打算居中调节。后来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向蒲安臣表达了两点意见：遣散军舰；罢免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务。
蒲安臣多方奔走斡旋，最终不仅成功说服了英国公使卜鲁斯在这起冲突中置身事外，还让李泰国被迫辞职，而阿思本则率领着舰队打道回府。为了讨回购买战舰的费用，蒲安臣亲赴英国进行协商，最后，钱款被讨要了回来。蒲安臣的作为让清政府十分感激，总理衙门的大小官员更是对蒲安臣刮目相看，一些人还与其成为了至交。
1867年底，47岁的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届满将要回国述职，总理衙门特意为这位相处五年的老朋友举行了宴会为其饯行。在席间，蒲安臣对恭亲王奕说：“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奕颇为欢喜，因为他正想派出一支使团出访欧美，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使臣。 奕之所以有派出使团的打算，主要是在1858年，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时分别约定了十年和十二年修约期限，1868年正好到了与英国修约的时限。派出使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赢得修约的主动权，一探欧美各国对清政府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可表达清政府的外交立场，避免双方由于外交沟通不畅，导致外交甚至军事冲突。但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中极缺既懂外语又精通外交的人才，一些士大夫依旧抱残守缺，以与洋人打交道为耻，对西洋的一切都怀有莫名的恐惧，倍加厌恶，如此的一个心理怎会有人主动担当起出访欧美的重任？另外出访欧美，难免要涉及到外交礼仪问题，倘若让中国使臣领衔出使，要是按照西方礼仪行鞠躬礼节，将来一旦外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必定会效仿，这是清朝统治者不愿看到的。而蒲安臣主动表示愿意领衔为清政府出使，则少了这些麻烦。
奕给两宫太后上了一道“请求让蒲安臣作为使臣出使欧美”的折子，在折子里，奕首先阐明了出使的原因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然后，他又将蒲安夸赞了一番，称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说出了派蒲安臣出使的好处，“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最后两宫太后准了奕的折子，任命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还派了两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协助”蒲安臣工作，三人平级。为了避免英法两国对任命蒲安臣为使臣的不满，同时任命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总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为右协理。这五人为使团的主要成员。随从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带着他们就是去欧美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将来能为国家的外交效力。总理衙门告诉蒲安臣，在访问欧美期间，遇事需要和两个中国官员商量，并要报总理衙门批准。总理衙门对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代表清廷的“外国使臣”
万事俱备后，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余人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出发，开启了欧美访问之旅。为了这次开天辟地的访问，作为清政府外交使节的蒲安臣还特意制作了一面黄色的代表清廷的国旗，俗称黄龙旗。旗子镶蓝边，中间是长一尺三、宽二尺的龙，这也是代表古老中国在外交场合出现的第一面国旗。蒲安臣将访问第一站放在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其中的政治考量不言而喻，他希冀在自己的祖国打响访问的第一炮，为使团的未来之旅迎来一个好的政治开端。4月初，使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5月初，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为蒲安臣使团举行了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上，蒲安臣发表了热忱的演讲，向美国人表达了中国要求独立自主的渴望，他说：“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可以保存，独立获得保障，我希望中国可以得到平等，中国也可以以平等权利施之与你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高尚的民族，他具备一个辉煌民族所有的一切条件。”
6月，蒲安臣一行到达了美国华盛顿，他们先后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总统约翰逊。虽出国前对蒲安臣的权利有限制，但出国后，他包办了各种谈判交涉，中国官员被迫沦为看客。7月28日，蒲安臣在没有和中方人员商议的前提下，擅自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可向美国通商口岸派遣领事官，待遇与英国领事官相同；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来往居住并施以最惠国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国家的大小学校学习；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等。对于这个条约，蒲安臣是相当满意的，他认为这个条约保障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中国可以和英美等国一样成为平等的国家。该条约的签订，为当时中国人移民美国和留学生赴美提供了便利。在晚清政府与欧美强国签订的诸多条约中，《蒲安臣条约》是唯一一部没有武力恫吓在主权平等前提下签订的条约。因此该条约号称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虽然蒲安臣签约未经清政府同意，但清政府权衡利弊后还是批准了《蒲安臣条约》。
结束美国的访问后，使团马不停蹄地在1868年9月19日抵达英国利物浦，展开了对日不落帝国的访问。11月30日使团得到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接着英国首相格莱斯顿让外交大臣与蒲安臣等人举行了谈判。12月28日，英国对使团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英国无意采取武力向清政府施压，但清政府必须履行业已签定的条约等等。
1869年1月2日使团到达法国巴黎，蒲安臣21日向拿破仑三世递交国书，并希望法方能表明对清政府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修约有何看法。此时的法国，正处在普法战争的前夜，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中国。使团在法国停留了8个月，既未能订立条约，也没有获得法国政府的一纸声明。使团只好离开法国，前往瑞典、丹麦、荷兰访问。1869年11月20日使团到达柏林在普鲁士停留了2个月，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支持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强调中国的国家统一。
蒲安臣在1870年2月2日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6日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在诸列强中，沙俄可谓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占领中国土地最多，与中国的矛盾最大。在俄国时，蒲安臣因极为恶劣的严寒患上了急性肺炎，2月23日感染肺炎的蒲安臣医治无效病逝于俄国圣彼得堡，终年50岁。3月22日清政府得知蒲安臣病逝的消息后，授予其一品官衔、抚恤金一万两白银，恭亲王奕还特意到驻美使馆进行吊唁。蒲安臣去世后，志刚率领使团在4月21日离开俄国，继续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访问，同年10月初，使团返回中国，结束了这次用时两年的国外访问。
从外交结果看，蒲安臣使团的这次11国访问除了签订《蒲安臣条约》之外，成果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的，使团更多的是停留在开眼界见世面、认知国际外交舞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层面上。中外国力的严重不对等让这次访问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讽刺的是，清政府组织的第一次正式外交出访竟然由一名外国人带领。
不过作为晚清政府首次正式外交出访的带领者，蒲安臣也有功劳。蒲安臣使团的出访为清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派出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进行了一次外交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