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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是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60岁大寿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给他写信，称赞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虚心学习新的东西”的学习精神；70岁大寿时，中共中央又发表贺信，高度赞扬他“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而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迄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不惜破产读书的“败家子”
徐特立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家，4岁丧母，父兄因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12岁那年，伯祖父去世，父亲把他过继给伯祖母做孙子，继续在私塾读书。3年后，伯祖母去世，他被迫中途辍学。
为了谋生，18岁的他一边开蒙馆教书，一边自学。《三国志·王肃传》上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意思是说晚上是白天之余，落雨天是晴天之余，冬天是春夏秋三季之余。“学足三余”，就是要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徐特立受此启发，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连吃饭、走路，甚至在劳动中，也不忘学习。他晚年谈起当年自学的经历时，说：“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要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然而，他很快发现家中藏书甚少，所需之书又不易借到，自费买书无异于“天方夜谭”。经过深思熟虑，20岁那年，他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把祖母留给他的几亩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把自己每年教书的俸金作为家庭生活开支，争取花10年时间，把书读通。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守住家业勉强度日。相反，如果不能保住祖辈留下的财产特别是田产的话，就会被人骂为“败家子”。所以，有人看到徐特立卖掉田产去买书，就笑他傻。徐特立不顾讥笑，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果断地实施这一计划。从此，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都被他一一买了回来。
不到8年光景，几亩薄田就已耗尽。这时候，徐特立也成了一名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土，许多塾学、学校都争先恐后，纷纷聘请他前去教书。
“扶拐棍的留学生”
1919年夏天，徐特立43岁，执教20余年，在湖南教育界已享有“长沙王”的美誉。然而，因参与驱张运动，遭到反动军阀张敬尧的通缉，他感到报国无门，决定响应蔡元培、吴玉章所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奔赴法国学习西方的新技术、新思想，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
就在他做准备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来劝他，说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不要再去当“扶拐杖的老学生”了。他回答说：“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就到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徐特立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卖掉一些书籍器物，筹了一些钱，和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船，在历经50余天艰难的旅程后，抵达法国，开始了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勤工俭学。
他先到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法语。他缺了两颗门牙，发音经常不准。为了纠正发音，他不但虚心向老师请教，还请自己过去的学生帮忙。虽然年纪大了，记忆力无法与青年人相比，但他坚信“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当年和他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熊信吾后来回忆道：“在木兰公学，我和徐老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只听见一阵‘嗦、嗦、嗦’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回到了故乡，谁在赶狗呢！起来一看，原来是徐老在睡梦中念着‘石灰’‘白菜’‘热’三个同音的法文字。解放后，有次我讲起这个故事，还笑着问徐老：‘你那石灰、白菜、热三个法文字，分得清楚了吗？’他深有感触地说：‘读书不用功夫不行啊！我那熟读、熟写、熟背的方法可真好！”’
经过7个月的刻苦努力，徐特立凭借“图”“式”的帮助，终于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进入法国南部一个钢铁厂，一边做工和帮中国工人做饭，一边学习。一年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这期间，他声援了蔡和森等领导发动的进占里昂大学、争取学习权利的正义斗争。他拒绝湖南军阀政府“给予年俸一千元，代为考察法国教育”的笼络，毅然结束了留学生涯，于1924年回到祖国。
在法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惊人的毅力较快地攻克了语言关。并抽时间到比利时参观考察教育半年，还去德国考察了4个月。后来，朱德评价徐特立时说：“你一生能勤工俭学。”并祝愿“徐老头万岁！”
“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马日事变后，徐特立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常以“做一个进步的老人”自勉。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成为起义队伍中年龄最长者。1928年底，党中央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据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回忆：“本来徐老对汉学就很有研究，并曾留学法国多年，知识很渊博，但他没有任何骄傲和自矜的表现；相反，却有着一种甘当小学生的学习精神。他的门牙缺了，读起俄文字母来，发音很难准确，记忆上也有困难，今天熟读了明日又忘了。但他从没有畏难的情绪，常常是一边在走廊上走动，一边咿咿呀呀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是一读就是几十遍甚至百多遍，直至完全记住了才止。”用徐特立的话讲：“我读书总是以少为贵，从不贪多。不怕读得少，只怕记不牢。”
1939年底，徐特立在湘潭给青年店员王汉秋书赠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勉励青年人为国家为民族读书做事。
1940年，徐特立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一次，他得胃病住进了医院。有一天，大家相约去探望他，推开病房门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桌上摆着一个骷髅头，床旁还吊着一个人体骨骼。大家好奇地问：“哎呀，徐老，你这是怎么啦？”他笑着回答道：“哦，没什么，我这是利用医院现成的设备，抓紧时间研究点新学问呀！”就这样，住了20来天院，他又学会了一门新的知识——生理解剖学。194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年老不足耻，所耻在自足……同时易自骄，堕落成顽固；我们不警惕，误党兼自误。”1947年，他70岁生日时，曾三在贺信中说：“您今年70岁了，还是每天抱着书本，做十小时左右的工作，计划着二十年三十年。为了编写课本，对每一课内容，您都参考几本几十本书，甚至下决心重新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中国历史学会和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主持编辑《中国通史》。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已经72岁，也该好好享享清福了。但是，百废待兴，任重道远。他在《祝吴老七十大寿》的诗篇中写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抒发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愿。他一生倡导优良学风，曾说：“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并将这9个字写成匾额，作为湖南省第一师范的校训。……80高龄时，他又从头精攻中国语言学。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笑着称赞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不惜破产读书的“败家子”
徐特立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家，4岁丧母，父兄因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12岁那年，伯祖父去世，父亲把他过继给伯祖母做孙子，继续在私塾读书。3年后，伯祖母去世，他被迫中途辍学。
为了谋生，18岁的他一边开蒙馆教书，一边自学。《三国志·王肃传》上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意思是说晚上是白天之余，落雨天是晴天之余，冬天是春夏秋三季之余。“学足三余”，就是要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徐特立受此启发，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连吃饭、走路，甚至在劳动中，也不忘学习。他晚年谈起当年自学的经历时，说：“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要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然而，他很快发现家中藏书甚少，所需之书又不易借到，自费买书无异于“天方夜谭”。经过深思熟虑，20岁那年，他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把祖母留给他的几亩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把自己每年教书的俸金作为家庭生活开支，争取花10年时间，把书读通。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守住家业勉强度日。相反，如果不能保住祖辈留下的财产特别是田产的话，就会被人骂为“败家子”。所以，有人看到徐特立卖掉田产去买书，就笑他傻。徐特立不顾讥笑，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果断地实施这一计划。从此，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都被他一一买了回来。
不到8年光景，几亩薄田就已耗尽。这时候，徐特立也成了一名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土，许多塾学、学校都争先恐后，纷纷聘请他前去教书。
“扶拐棍的留学生”
1919年夏天，徐特立43岁，执教20余年，在湖南教育界已享有“长沙王”的美誉。然而，因参与驱张运动，遭到反动军阀张敬尧的通缉，他感到报国无门，决定响应蔡元培、吴玉章所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奔赴法国学习西方的新技术、新思想，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
就在他做准备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来劝他，说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不要再去当“扶拐杖的老学生”了。他回答说：“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就到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徐特立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卖掉一些书籍器物，筹了一些钱，和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船，在历经50余天艰难的旅程后，抵达法国，开始了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勤工俭学。
他先到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法语。他缺了两颗门牙，发音经常不准。为了纠正发音，他不但虚心向老师请教，还请自己过去的学生帮忙。虽然年纪大了，记忆力无法与青年人相比，但他坚信“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当年和他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熊信吾后来回忆道：“在木兰公学，我和徐老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只听见一阵‘嗦、嗦、嗦’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回到了故乡，谁在赶狗呢！起来一看，原来是徐老在睡梦中念着‘石灰’‘白菜’‘热’三个同音的法文字。解放后，有次我讲起这个故事，还笑着问徐老：‘你那石灰、白菜、热三个法文字，分得清楚了吗？’他深有感触地说：‘读书不用功夫不行啊！我那熟读、熟写、熟背的方法可真好！”’
经过7个月的刻苦努力，徐特立凭借“图”“式”的帮助，终于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进入法国南部一个钢铁厂，一边做工和帮中国工人做饭，一边学习。一年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这期间，他声援了蔡和森等领导发动的进占里昂大学、争取学习权利的正义斗争。他拒绝湖南军阀政府“给予年俸一千元，代为考察法国教育”的笼络，毅然结束了留学生涯，于1924年回到祖国。
在法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惊人的毅力较快地攻克了语言关。并抽时间到比利时参观考察教育半年，还去德国考察了4个月。后来，朱德评价徐特立时说：“你一生能勤工俭学。”并祝愿“徐老头万岁！”
“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马日事变后，徐特立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常以“做一个进步的老人”自勉。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成为起义队伍中年龄最长者。1928年底，党中央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据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回忆：“本来徐老对汉学就很有研究，并曾留学法国多年，知识很渊博，但他没有任何骄傲和自矜的表现；相反，却有着一种甘当小学生的学习精神。他的门牙缺了，读起俄文字母来，发音很难准确，记忆上也有困难，今天熟读了明日又忘了。但他从没有畏难的情绪，常常是一边在走廊上走动，一边咿咿呀呀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是一读就是几十遍甚至百多遍，直至完全记住了才止。”用徐特立的话讲：“我读书总是以少为贵，从不贪多。不怕读得少，只怕记不牢。”
1939年底，徐特立在湘潭给青年店员王汉秋书赠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勉励青年人为国家为民族读书做事。
1940年，徐特立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一次，他得胃病住进了医院。有一天，大家相约去探望他，推开病房门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桌上摆着一个骷髅头，床旁还吊着一个人体骨骼。大家好奇地问：“哎呀，徐老，你这是怎么啦？”他笑着回答道：“哦，没什么，我这是利用医院现成的设备，抓紧时间研究点新学问呀！”就这样，住了20来天院，他又学会了一门新的知识——生理解剖学。194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年老不足耻，所耻在自足……同时易自骄，堕落成顽固；我们不警惕，误党兼自误。”1947年，他70岁生日时，曾三在贺信中说：“您今年70岁了，还是每天抱着书本，做十小时左右的工作，计划着二十年三十年。为了编写课本，对每一课内容，您都参考几本几十本书，甚至下决心重新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中国历史学会和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主持编辑《中国通史》。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已经72岁，也该好好享享清福了。但是，百废待兴，任重道远。他在《祝吴老七十大寿》的诗篇中写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抒发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愿。他一生倡导优良学风，曾说：“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并将这9个字写成匾额，作为湖南省第一师范的校训。……80高龄时，他又从头精攻中国语言学。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笑着称赞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