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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我套用一下：愤怒出诗人，但不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应该做到——热心冷手，热进冷出，热考（考证、采访调查）冷思，热写冷改，热风冷语，做到安静、冷静，理性，充满理论的勇气和力量。历史学家是把活生生的现实理化为冷冰冰的历史，作家是把冷冰冰的历史活化还原为活生生的现场。因此，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就如同“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横道线”，既要做到一分为二，又要做到恰如其分。因此，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键词或者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一是宽容，二是局限，三是叙述，说白了还是那句老话——写什么，怎么写。
宽容——宽容的历史与历史的宽容
这个标题其实是我的报告文学著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自序的标题。我在自序中这么写道：“历史是宽容的。我们回望历史，不能对前人求全责备，更不能做事后诸葛，更更不能当‘马后炮’，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指点过去，也不能拿过去的事物来类比今天，一定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先人的历史局限性，也不要限于自己的局限。因为在现实面前，谁都不是先哲和先知。而在历史面前，任何人推动或者改变了历史，同样也被历史推动和改变。”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们善待历史，就是善待现实。回望历史，需要我们用正确的历史观同时用审视、平视和俯视的眼光，来静默观察那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因此，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就必须建立正确的历史和文化的坐标，用事实说话，紧紧围绕爱国的、进步的、民主的、科学的那部分，来思考和弘扬历史中那些有益的民族的、文化的精神；必须在坚持历史现场细化的同时，还要坚持可信的现代解读，从个体的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感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继承和弘扬民族革命的精神之光。
记得钱穆先生讲过，一个公民当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具温情和敬意。五四运动作为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已经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似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却是一段知道却并不完全知道的历史。这些年来在学术界更是出现了一些全盘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作为文学创作和新闻出版的重大选题，五四运动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或者烫手的山芋，中国作家始终没有人去完整地重叙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一部全景式反映五四运动的报告文学著作。五四运动是一个大舞台，那个年代大师灿烂，政界学界人物粉墨登场，因此如何写出五四人物在历史潮流中的选择和命运，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但五四爱国运动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运动或政治运动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都不可能是超时代的。在写作中，我曾多次按照五四运动那年那月那一天学生游行示威的路线去追寻，到老北大旧址红楼、到箭杆胡同的陈独秀故居等去走访。我想，这种走访和追寻，是对五四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穿越历史隧道、试图重返历史现场的一种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因此，在这样的写作中，我必须做到去伪存真，拨开重重迷雾，写出历史的温度，让历史人物的态度可感，声音可闻，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塑造出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而不是炒作历史的花边新闻搞八卦。
《五四运动画传》写作完成后报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经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审读，认为该书“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五四运动，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如此高度的评价，令我非常震惊，给了我巨大鼓舞。
局限——局限的历史与历史的局限
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史。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思想者的历史。我们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记录现实，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承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面对历史，我们或壮怀激烈仰天长叹，或引项高歌击掌叫绝，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或俯首沉思一声叹息。而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有自己的说法。但写什么？怎么写？这既是立场问题，更是历史问题。我们需要尊重，更需要尊严。历史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写的陈独秀、毛泽东、王明、邓小平、胡乔木等也不例外。甚至，现在的我们也身在局限之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历史，从而超越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审视历史，无论是宏观全局、中观局部，还是微观细节，我们千万不要在局限的历史中陷入历史的局限，更不能陷入自身的局限。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的局限，正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一分为二地在历史的局限中总结过去，在局限的历史中展望未来。只有这样，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才会感到真实，感到纵深，感到智慧，也感受到境界和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人物处在历史创造的现场。我们在观看或记录历史时，就必须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坐标系——纵横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联系的而不是割裂歪曲的，发展的而不是孤立静止的——把“此处”的自己慢慢地放在“彼处”、放在“彼时”，去分析“彼人”和“彼事”，既不要忘了历史的“背景”，也不要当“事后诸葛”和“马后炮”。也就是说，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同样需要准确把握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全面分析。诚如胡乔木所说：研究历史，我们的目的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因此，我之所以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历史。就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一样，因此我们考察历史，既不能只戴显微镜去“放大”偶然性，也不能只戴老花镜去“模糊”必然性。
我创作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部书，其实是一部胡乔木的传记。我用5年业余时间，搜集资料，访人探学，完成了任务。图书出版后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逄先知、滕文生、朱佳木、李捷、侯树栋等专家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文笔生动细腻，构思精巧，看后令人感到可读可信，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真实的胡乔木，而且对读者学习了解党史、国史很有裨益。他们读后认为，这部作品智慧地解决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朱佳木评价说：“为党的思想家、理论家立传，尤其是为像胡乔木这样的党中央的‘大秘书’、‘大笔杆子’立传，要写得准确生动，难度确实很大，实在是对作者功力的大考验。丁晓平同志以清醒的逻辑思维能力、严密的归纳总结能力和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较好地处理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诸多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敏感的话题，妥当地解决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起到了对一系列歪曲、丑化党史、国史和胡乔木历史的错误言论给予正本清源、澄清事实的作用，做到了‘研究深入、讲述浅出’，引导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这对于一个70后的年轻作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叙述——叙述的历史和历史的叙述
怎么写？写什么？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和历史研究一样，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作家文学写作的立场问题。毛泽东主席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就曾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想，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应该遵循毛泽东主席的这种研究方法。
怎么写？写什么？具体到写作技术层面，也就是怎么叙述和怎么选材的问题。历史的叙述和叙述的历史，都是被选择的历史。但，关键是这种选择，必须是科学的选择、整体的选择，而不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同样，历史需要兼听！因此，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千万不要单纯地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一分为二，综合辩证地分析，要做到有了调查也不一定就有发言权，还得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怎么写？写什么？我认为，要写好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就是要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什么才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呢？我认为，就是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就是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因此，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和有限挖掘历史事实（真相）之间，我们必须追求和实现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价值的最大化；在真实和真相、主体和主题、事实与史实之间，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去思考，去选择，有正思就有反思，有选择就有扬弃，而不是把历史中已经不再成为历史的所谓历史进行翻新炒作，当历史的“狗仔队”搞八卦，把历史变成噱头，写历史的花边新闻。
2012年3月，我的另一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出版。“王明中毒事件”可谓是70年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和污蔑毛泽东的“第一谎言”。王明子虚乌有的“一家之言”至今仍被境外反共反毛的人不断复制、贩卖和炒作，当作“句句是真相”来“揭秘”，其实质就是把一部中共党史歪曲丑化成龌龊的“内斗”史，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一个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它的公信力。或许是因为缺乏原始证据，几十年来，史学界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澄清“王明中毒事件”。1998年，我从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从康生家中流落出来的当年王明住院的第一手资料，并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王明研究专家郭德宏先生处获得王明儿子保存的部分原始证据，然后紧接着抢救性地采访了曾参与护理的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中央医院护士李坚和当年参与审查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我一边采访，一边查阅有关资料，研究前辈学者的成果，完成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写作，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被党史界誉为中共党史研究近十年来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
歌德说：有限制才有自由。这实在是伟大的真理。就如同城市道路上的红绿灯一样，简单却又深刻。文学创作尤其是报告文学也是如此。许多朋友都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好写，诸多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敏感问题，有管涌有暗礁有高压线，不敢动、不敢碰、不敢写，担心写了通不过审查，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现象。从我目前从事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来看，在写作中碰到的诸多重大历史题材中确实有许多敏感问题，比如《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中有关胡乔木和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至今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我通过去伪存真客观公正地叙述了事件真相，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一字未改。再比如《张万年传》这本书，传记组原先有人写了一稿，因为下册涉及1992至2002年的大量我党我军的重大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许多敏感甚至涉密的问题怎么处理，高层的决策内幕如何表现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在写作的结构、语言和叙述上都存在问题，没有通过。我临危受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稿通过，万年副主席审阅后几乎一字未改。因此，我认为从事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小说家，更不是观众。以写作的方式介入历史，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必须具备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勇气，凌云健笔意纵横，才能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支流看到中流、从局部看到全局，从有限看到无限，从中国看到世界，从而准确地科学地把握作品所涉的历史和现实的以及人物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才能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历史写作需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我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其方法就是采取“文学的结构、历史的态度和学术的眼光”，围绕“实”字作文章，即：以真实为生命，以求实为衣钵，以写实为根本，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有它的来历，保证每一句历史对话都有它的出处，让读者在我们的报告文学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和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我想，只有这样，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就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检验，从而得到读者的欢迎。
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根本任务是还原历史，美好生活，照亮未来。我相信：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将带着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在现实的背影中看见未来。而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传记作品，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它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成长是最有启发和最有作用的。而报告文学的责任和使命，我想还是用宋代思想家张载“四句教”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宽容——宽容的历史与历史的宽容
这个标题其实是我的报告文学著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自序的标题。我在自序中这么写道：“历史是宽容的。我们回望历史，不能对前人求全责备，更不能做事后诸葛，更更不能当‘马后炮’，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指点过去，也不能拿过去的事物来类比今天，一定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先人的历史局限性，也不要限于自己的局限。因为在现实面前，谁都不是先哲和先知。而在历史面前，任何人推动或者改变了历史，同样也被历史推动和改变。”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们善待历史，就是善待现实。回望历史，需要我们用正确的历史观同时用审视、平视和俯视的眼光，来静默观察那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因此，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就必须建立正确的历史和文化的坐标，用事实说话，紧紧围绕爱国的、进步的、民主的、科学的那部分，来思考和弘扬历史中那些有益的民族的、文化的精神；必须在坚持历史现场细化的同时，还要坚持可信的现代解读，从个体的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感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继承和弘扬民族革命的精神之光。
记得钱穆先生讲过，一个公民当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具温情和敬意。五四运动作为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已经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似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却是一段知道却并不完全知道的历史。这些年来在学术界更是出现了一些全盘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作为文学创作和新闻出版的重大选题，五四运动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或者烫手的山芋，中国作家始终没有人去完整地重叙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一部全景式反映五四运动的报告文学著作。五四运动是一个大舞台，那个年代大师灿烂，政界学界人物粉墨登场，因此如何写出五四人物在历史潮流中的选择和命运，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但五四爱国运动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运动或政治运动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都不可能是超时代的。在写作中，我曾多次按照五四运动那年那月那一天学生游行示威的路线去追寻，到老北大旧址红楼、到箭杆胡同的陈独秀故居等去走访。我想，这种走访和追寻，是对五四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穿越历史隧道、试图重返历史现场的一种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因此，在这样的写作中，我必须做到去伪存真，拨开重重迷雾，写出历史的温度，让历史人物的态度可感，声音可闻，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塑造出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而不是炒作历史的花边新闻搞八卦。
《五四运动画传》写作完成后报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经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审读，认为该书“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五四运动，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如此高度的评价，令我非常震惊，给了我巨大鼓舞。
局限——局限的历史与历史的局限
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史。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思想者的历史。我们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记录现实，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承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面对历史，我们或壮怀激烈仰天长叹，或引项高歌击掌叫绝，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或俯首沉思一声叹息。而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有自己的说法。但写什么？怎么写？这既是立场问题，更是历史问题。我们需要尊重，更需要尊严。历史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写的陈独秀、毛泽东、王明、邓小平、胡乔木等也不例外。甚至，现在的我们也身在局限之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历史，从而超越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审视历史，无论是宏观全局、中观局部，还是微观细节，我们千万不要在局限的历史中陷入历史的局限，更不能陷入自身的局限。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的局限，正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一分为二地在历史的局限中总结过去，在局限的历史中展望未来。只有这样，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才会感到真实，感到纵深，感到智慧，也感受到境界和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人物处在历史创造的现场。我们在观看或记录历史时，就必须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坐标系——纵横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联系的而不是割裂歪曲的，发展的而不是孤立静止的——把“此处”的自己慢慢地放在“彼处”、放在“彼时”，去分析“彼人”和“彼事”，既不要忘了历史的“背景”，也不要当“事后诸葛”和“马后炮”。也就是说，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同样需要准确把握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全面分析。诚如胡乔木所说：研究历史，我们的目的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因此，我之所以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历史。就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一样，因此我们考察历史，既不能只戴显微镜去“放大”偶然性，也不能只戴老花镜去“模糊”必然性。
我创作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部书，其实是一部胡乔木的传记。我用5年业余时间，搜集资料，访人探学，完成了任务。图书出版后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逄先知、滕文生、朱佳木、李捷、侯树栋等专家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文笔生动细腻，构思精巧，看后令人感到可读可信，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真实的胡乔木，而且对读者学习了解党史、国史很有裨益。他们读后认为，这部作品智慧地解决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朱佳木评价说：“为党的思想家、理论家立传，尤其是为像胡乔木这样的党中央的‘大秘书’、‘大笔杆子’立传，要写得准确生动，难度确实很大，实在是对作者功力的大考验。丁晓平同志以清醒的逻辑思维能力、严密的归纳总结能力和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较好地处理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诸多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敏感的话题，妥当地解决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起到了对一系列歪曲、丑化党史、国史和胡乔木历史的错误言论给予正本清源、澄清事实的作用，做到了‘研究深入、讲述浅出’，引导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这对于一个70后的年轻作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叙述——叙述的历史和历史的叙述
怎么写？写什么？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和历史研究一样，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作家文学写作的立场问题。毛泽东主席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就曾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想，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应该遵循毛泽东主席的这种研究方法。
怎么写？写什么？具体到写作技术层面，也就是怎么叙述和怎么选材的问题。历史的叙述和叙述的历史，都是被选择的历史。但，关键是这种选择，必须是科学的选择、整体的选择，而不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同样，历史需要兼听！因此，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千万不要单纯地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一分为二，综合辩证地分析，要做到有了调查也不一定就有发言权，还得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怎么写？写什么？我认为，要写好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就是要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什么才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呢？我认为，就是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就是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因此，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和有限挖掘历史事实（真相）之间，我们必须追求和实现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价值的最大化；在真实和真相、主体和主题、事实与史实之间，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去思考，去选择，有正思就有反思，有选择就有扬弃，而不是把历史中已经不再成为历史的所谓历史进行翻新炒作，当历史的“狗仔队”搞八卦，把历史变成噱头，写历史的花边新闻。
2012年3月，我的另一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出版。“王明中毒事件”可谓是70年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和污蔑毛泽东的“第一谎言”。王明子虚乌有的“一家之言”至今仍被境外反共反毛的人不断复制、贩卖和炒作，当作“句句是真相”来“揭秘”，其实质就是把一部中共党史歪曲丑化成龌龊的“内斗”史，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一个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它的公信力。或许是因为缺乏原始证据，几十年来，史学界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澄清“王明中毒事件”。1998年，我从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从康生家中流落出来的当年王明住院的第一手资料，并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王明研究专家郭德宏先生处获得王明儿子保存的部分原始证据，然后紧接着抢救性地采访了曾参与护理的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中央医院护士李坚和当年参与审查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我一边采访，一边查阅有关资料，研究前辈学者的成果，完成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写作，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被党史界誉为中共党史研究近十年来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
歌德说：有限制才有自由。这实在是伟大的真理。就如同城市道路上的红绿灯一样，简单却又深刻。文学创作尤其是报告文学也是如此。许多朋友都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好写，诸多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敏感问题，有管涌有暗礁有高压线，不敢动、不敢碰、不敢写，担心写了通不过审查，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现象。从我目前从事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来看，在写作中碰到的诸多重大历史题材中确实有许多敏感问题，比如《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中有关胡乔木和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至今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我通过去伪存真客观公正地叙述了事件真相，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一字未改。再比如《张万年传》这本书，传记组原先有人写了一稿，因为下册涉及1992至2002年的大量我党我军的重大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许多敏感甚至涉密的问题怎么处理，高层的决策内幕如何表现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在写作的结构、语言和叙述上都存在问题，没有通过。我临危受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稿通过，万年副主席审阅后几乎一字未改。因此，我认为从事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小说家，更不是观众。以写作的方式介入历史，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必须具备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勇气，凌云健笔意纵横，才能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支流看到中流、从局部看到全局，从有限看到无限，从中国看到世界，从而准确地科学地把握作品所涉的历史和现实的以及人物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才能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历史写作需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我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其方法就是采取“文学的结构、历史的态度和学术的眼光”，围绕“实”字作文章，即：以真实为生命，以求实为衣钵，以写实为根本，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有它的来历，保证每一句历史对话都有它的出处，让读者在我们的报告文学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和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我想，只有这样，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就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检验，从而得到读者的欢迎。
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根本任务是还原历史，美好生活，照亮未来。我相信：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将带着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在现实的背影中看见未来。而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传记作品，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它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成长是最有启发和最有作用的。而报告文学的责任和使命，我想还是用宋代思想家张载“四句教”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