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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3日，“轻娱乐”节
目《孩子你好》（犎犲犾犾狅犆犺犻犾犱狉犲狀）节目的制作人莱昂内尔·甘林（Lionel Gamlin）写信给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问她是否愿意就记忆中最美好的假期接受采访。第二天，布莱顿回信说：“亲爱的甘林（Gamlin），谢谢你的来信，你的建议听起来十分有趣，但是我应该提醒一些你没有注意到，但在文学与出版业已广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一旦涉及儿童，我和我的故事就完全被BBC禁止播出。”
甘林后来收到了一份由德里克·麦克洛克（DerekMcCulloch）（“儿童时光”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从广播大楼432房间发来的录音材料。对于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麦克洛克这位“麦克叔叔”是十分出名的，几乎家喻户晓。这份备忘录上标注着“伊尼德·布莱顿的故事”，同时用红笔写着“紧急机密文件！”的字样。麦克洛克写道：“如果你愿意来跟我谈谈的话，你应该先考虑一下上面作者所提供的材料。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不能忽略方向性的冲突，这不仅使我们难堪，也使你难堪。”甘林是公司内部的人，他十分清楚这段话的含义。他回信说：“不管故事中那些孩子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绝无一点想用前面作者书中材料的打算，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我最初联系她的时候，是不知道你对于这件事的态度的。不用害怕，这里肯定不会有《布兰蒂什小姐的兰花》（英文名为犖狅犗狉犮犺犻犱狊犳狅狉犕犻狊狊犅，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书中提及财产继承以及虐待、强奸等内容。此处引用意指不会提及虐待、强奸等丑闻———译者注），BBC的官员不喜欢布莱顿的书———‘有太多这样恶俗不堪的名字’。”对于甘林而言，保住工作是最要紧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掩盖那些孩子的想法，以便使432房间满意。
甘林1903年出生于别根海特，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对教师行当深感厌倦，遂经由表演转入到广播行业。他曾经说自己喜欢教师行业，因为这能使他年轻，但演艺业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在20世纪40年代，他发达了起来，开始为关于英国皇家空军992中队的纪录片配音，同时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综艺节目中。与BBC的高级广播员莱斯利·米切尔（LeslieMitchell）一样，他成了英国的名嘴，谈论范围涉及战争与和平，以及由影院播出的英国有声电影中的新闻片。甘林是一个明星。特伦斯·加拉彻（TerenceGallacher）这位曾在有声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人还记得，他那时每周要到甘林位于索和广场22号的办公室去一趟。甘林是个一流的评论员，他很少出错。加拉彻写道：“在那时，还没有录音带，每个错误的代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声音是作为光学声带录制在35毫米胶卷上的。如果评论员出了一个错误，所有已经用来录制背景故事的胶卷都会因这一点错误而被废弃。”
甘林在BBC做得很好，而且让那些掌权者的生活轻松惬意。最后，在无线电广播中，他以亲和的声音出现在《城市今晚》节目中，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轻娱乐广播的台柱子。他曾经回忆与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之间的一段话，“年轻人，”萧伯纳指着麦克风说，“这是一个邪恶而奇妙的东西，你骗不了他，所以不要这样做。”甘林后来说，萧伯纳这一平和的忠告在他心中伴随终生。他不想欺骗任何人，然而，当一个人开始为所欲为时，欺骗也是假装勇敢的一种方式。
那时，演员们在下班后都会在波特兰大大街的酒馆里抽抽烟、喝点杜松子酒。播音室是一个充满未知力量让人迷惑的长廊，它被包围在一个世界，一个让你不能准确判断这到底是一个行政部门还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兽穴世界当中。许多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境况取决于国家的利益，是与白厅（英国政府）以及费兹洛维亚（英国的一家宾馆，在白厅附近）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Hamilton）到“拉思伯恩村开发项目”（Rathbone Place）的死胡同里面倒泡沫脏水和印有唇膏的烟灰时，与乔治·史迈利（GeorgeSmiley）的一段对话。像甘林这样的人几乎都住在朗豪酒店，这周边是索和、布鲁姆斯伯里，马里波恩及其他所有国际广播从业者的“后花园”。
在1943年5月的《小人国》（犔犻犾犾犻狆狌狋犿犪犵犪狕犻狀犲）杂志中，甘林以教师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我恨男孩》的短文。这是一个发散的主题———男孩，孩子，总之，1946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甘林和安东尼·吉尔伯特（AnthonyGilbert）合写的叫做《不要当弗洛伊德！》（犇狅狀’狋犅犲犃犳狉犲狌犱！）的书，这是一本青年指引指南。这本书差不多与预想的一样有趣，在作者提供的大约关于七八岁孩子的照片和说明中，“作者们将自己变成了精神分析师”。与像吉米·萨维尔（JimmySavile）这样的青年鼓动者一样，甘林从来没有喜欢过孩子，他没有也不想有孩子，甚至无法容忍儿童，除了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但跟萨维尔一样，甘林将这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他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大度的青年节目主持人的光鲜外表下，实际上，他对于年轻人及其虔诚之心根本不在乎。在发现受害者之前的这些日子里，我们现在的媒体及广大受众简直不敢想象，但这却为嘲弄平凡人的一位古怪的主持人的想法提供了环境。阿姨在虐待孩子的同时，也被虐待的动作戏弄着。甘林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我们用字母Y来诊断恶性疾病的第二阶段（有时被青春期一词给光鲜地遮掩了）之前，有一点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年轻人，像古老的高卢人，被分为三个部分：无法估量的———无法估量的———无法估量的。如果这个分化的基础不被注意，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治疗方案。这是因为，虽然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不健康的整体，但是如果叛逆的话，它们仍然会成为独特的实体，于是治疗手段必须做出相应变化。”在萨维尔的时代，在甘林最初的10年里，这种慈祥的玩笑能使他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获得慈善之父的地位，这几乎成了一种全民信仰，相信准备好一味善良地去帮助。 但是，直到克利夫·理查（Cliff Richard）出生之前，甘林在这个国家一直过着他的双面人生活。在他广播事业声望的背后，是他的其他兴趣，他成了“奥瓦提磨难之旅”的代言人。1949年，继爱丁堡公爵和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之后，甘林成为了“每日邮报青年论坛”（DailyMailYouth Forum）这一在全世界拥有6000名年轻听众的节目主持人。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思想守旧的中年人（那时他46岁）。他说：“如果英国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贡献是重要的且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在首相刚刚提醒我们的人类关系的领域中，欧洲的贡献也不过如此，我想那些年轻男女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应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理想。”
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BBC制作人告诉我，他记得甘林长着大耳朵，整张脸都挤在一起。与高大优雅的米切尔（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这位《孩子你好》节目的英雄又矮又圆，长着一张为收音机而生的脸。事实上，电视的冲击使得许多著名的广播播音员处于不利的局面，并几度试图挽回颓势。一些这样做的人，例如吉尔伯特·哈丁（GilbertHarding）（另一个剑桥毕业生，之前当过老师，后来成为了“what’smy line？”节目中著名的激辩者），他们的孤独与哀愁与其慈善工作一样被人所熟知。特伦斯·加拉彻记得甘林常常担心电视将终结他所从事的职业，“甘林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他正被BBC的电视服务赶走。”
甘林喜欢偶尔帮助年轻演员和某个同僚，现在，当他80多岁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他在播音室内总是被人群所包围。布莱恩·福布斯（BryanForbes）是一个演员，同时也是一名导演，他记得在导演《微风轻哨》（犠犺犻狊狋犾犲犇狅狑狀狋犺犲犠犻狀犱）和《复制娇妻》（犜犺犲犛狋犲狆犳狅狉犱犠犻狏犲狊）之前，得到过甘林的帮助。当时，福布斯在BBC的名字是约翰·西奥博尔德·克拉克（JohnTheobaldClarke），他写信给甘林，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甘林说福布斯的信与众不同，他想与之见面。在他们见面时，甘林说福布斯有必要换一个名字。多年后，福布斯在《回忆录》（犖狅狋犲狊犳狅狉犪犔犻犳犲）中说：“在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年轻的演员，也叫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你应该换一个好听的名字，”甘林说，“并且是一个在广告上看着舒服的名字，这十分重要。”
甘林的一个朋友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曾经到他位于All SoulsPlace的公寓去见他，这个公寓正好位于播音室的拐角处。在“轻娱乐”工作的人们一般在周末加班时会到这个公寓来休息，甘林经常有一帮男孩去那陪他。很明显这些男孩是被雇佣的。这些男孩非常年轻，“他们长得都很漂亮，在女人堆里都显得很浪荡。”这位朋友也记得他与其中一个男孩去取咖啡，“这孩子不错，”他说，“他非常年轻。他想他也许可以获得一份工作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这也十分明显，这男孩是被用来满足性需求的。当时，播音室内流行这个，这是那时的氛围。一个想成为性捕食者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必大惊小怪。”
当时在BBC工作的人对于当时内部的性习惯问题的态度都会避而不谈。现在，许多著名的大人物已经死了，另一些也都40多岁了，他们谈及这事时的表现就好像是事件的生还者。无论是否有伤风化或者是不正常，他们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去抵制歇斯底里、淫乱好色、围绕性行为讨论时发出的那些尖叫。在戴维·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与我的谈话中，他在得知一些他认识的人被别人指控牵涉甘林的事情时，显得十分惊讶。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这样的表现，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许多对此事较为了解的人也没有做什么额外的事情，他们能提供与牵涉此事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在不被记录的情况下讲这些事情。BBC不是天主教的教堂，但它也有自己的理念和传统，这个前提认定了一些不明智的行为，使得人们犹豫不决。也许BBC延续的美德、智慧、容忍比任何教堂程度还深，但它现在正在承受着因自身不可靠而产生的教会式错误的痛苦。人们必须深入其中去看清一个人，这是一个更加隐晦的传统，这个传统导致了吉米·萨维尔和他的任意索取。总有一点东西等待人们来了解的。许多和我交谈过的人也希望弄清楚那件事，但是考虑到有人在注视着他们，他们要求匿名。
一个节目主持人告诉我，他在广播室内被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压榨”的事情，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致力于反对药物滥用，尽管蒙格瑞奇的意见不受欢迎，但是对于那些接受这个结果的人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也不奇怪。她可以说出至少一个政客的名字，他们都觉得随手掀起BBC年轻女人的裙子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件事不奇怪，奇怪的是对这些事情大肆宣扬的做法，甚至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在广播大楼附近有个酒吧，人们在工作中或者下班后会来这喝酒会面。路易斯·麦克奈斯（LouisMacNeice）会光顾这里，“轻娱乐”的员工也会来这喝上一杯，之后再去其他常去的地方。这其中有一个学校的男孩，曾经在这里干得不错，他告诉我，甘林对他十分亲切，是一个大好人。这个男孩曾经为了学校的杂志对他做过专访，“感谢诚实与亲切的宣传。”甘林说。他们之后一直保持接触。这个年轻人知道甘林在1955年被认为不适合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把这种宣传看得很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布莱顿”。现在这个人已经80多岁了，他说：“他是以贴身男仆的身份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代表处任职的男士中少见的绅士，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了布莱顿的沙滩，以及以后的日子，这件事一直被安格斯·威尔逊（AngusWilson）《铁杉》（犎犲犿犾狅犮犽犪狀犱犃犳狋犲狉）一书的内容所掩盖。”
威尔逊的小说，现在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叫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Sands）的人结婚了，但他却是个同性恋，后来一直与隔壁有恋童癖的女人卡莉夫人（MrsCurry）生活在一起。这本书给出版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如果考虑到其中的一些主题会变成我们国家可能的噩梦的话，它在今天所造成的冲击就更是如此。无论如何，这已经成为往事了，事实上，这在权力精英的阴暗世界里不是奇怪的事，恋童癖的盛行确实意味着制度的失范。这个世界包括寄宿学校、医院，是的，还有教会，以及我们那原始的娱乐迷宫。 现在这越来越清楚了，在All SoulsPlace公寓里的人，除了甘林和他的朋友之外，至少还有德里克·麦克洛克这位“麦克叔叔”，这个“儿童时光”节目的主管以及“玩具国里的拉里羊”节目的配音人。像一位在索姆河战役中丢了一只眼睛的老兵一样，麦克洛克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左腿。在BBC40年的时间里，他十分出名，现在依然可以在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给英国孩子的战时讲演介绍中听到他的声音，“晚上好，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是这位麦克叔叔的招牌广告语。
虽然甘林的秘密直到今天才被知晓，但是关于麦克洛克的谣言却一直不断。他1964年荣获英帝国勋章（OBE），死于1967年，这一年，甘林也死了。当我在那段时间与人们谈及这三个人时，麦克是最能引起强烈反应情绪的一个。BBC世界事务方面的编辑约翰·辛普森（JohnSimpson），在他于1998年出版的《陌生之地》（犛狋狉犪狀犵犲Place）、《可疑的人》（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犪犫犾犲犘犲狅狆犾犲）两书中提及了他早年在犅犅犆的经历。1967年，他接到了一项任务，就是给这个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写讣告。当时他称他为“狄克叔叔”（Uncle Dick）。1998年，其实直到今天，虽然辛普森觉得不应该这么直接称呼麦克洛克，但是事实上“狄克叔叔”就是“麦克叔叔”。为了准备讣告，辛普森打电话给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格拉迪斯阿姨”（AuntieGladys），“格拉迪斯阿姨”告诉他：“每周，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通过竞赛获得来BBC与麦克叔叔见面的机会。他在这接见他们，领他们参观、吃午饭，当然还有带到男厕所去侵犯骚扰他们。如果有家长对此事提出控告的话，总干事办公室会回信说，这个国家不会支持他们对于这样一个美好形象的诋毁”。“格拉迪斯阿姨”就是凯瑟琳·加斯卡登（KathleenGarscadden），她在“儿童时光”工作了很多年，1991年去世。同样，许多为她工作过的演员与歌手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那些依然健在的人可以提供些东西。像斯坦利·巴克斯特（StanleyBaxter）这样被她保护过的人再也听不到她对于麦克洛克的控诉了。一个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年轻艺术家”说：“为了保护我们，她那时尽一切力量在这样的事情上给我们暗示，这一定让他很难过。”当辛普森把他的报告呈送给他的老板时，老板忽然很生气地责骂他是一个“白痴、彻头彻尾的白痴”。后来，这个老板给了辛普森回复，要他在讣告中写麦克洛克“与孩子们一直相处得极好”。这样，BBC就对报告中所反映的麦克洛克的问题视而不见，正如其对萨维尔和其他人的劣迹的态度一样。但是人们知道，当时《泰晤士报》上的讣告是由诗人杰弗里·德阿姆（GeoffreyDearmer）写的，他说：“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在这个他未曾见过的公司里怡然自得”，他还写道，“BBC内部有很多问题，但是有部分人却逍遥法外”。
名人是从广播到电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忽然间，你知道了许多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比你更风趣、敏捷、聪明，而且只要在电视上，他们也更潇洒漂亮。在BBC，这些人仿佛成了神，甚至那些最错乱的令人抓狂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具有似乎是终极标准的个性。很快“人就是人”（menbeingmen）的标准被泛化了。于是，公式化的“Frankie就是Frankie”或者“Jimmy就是Jimmy”便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们永远不去问问，为什么一种错乱的特征会被看成是他们所谓天才的核心部分？
所以你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去寻找英国民族主义的古老传统时，就会看到，这不仅仅是个名字，或是一种展演活动，它实际上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英国“轻娱乐”会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问题讳莫如深？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大的热情去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通过刻意的愤怒遮掩真相，而文化自身也在它的商业娱乐刺激中变成了恋童癖？米莉·多乐 （MillyDowler）的电话窃听去迎合300万的贪财者，而且只买《世界新闻报》（犜犺犲犖犲狑狊狅犳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的人却想要去爆料。当列文森（Leveson）的报告被掩盖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大众嗜好一直未被质疑？
我们不被允许说这些。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或者，我应该问：“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喜欢，是因为潜规则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你能让开吗？因为你阻挡了我看到，当一群成年人粉碎她的理想时，会想起14岁女孩为她的英国偶像哭泣的情景么。”萨维尔在“轻娱乐”工作，并在这声名鹊起：当然他做到了，因为这些地方是按照习惯为那些含饴弄孙的人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电视的黄金年代长大的，那时“轻娱乐”正深入整个国家的潜意识中，特别是其中的性变态部分，你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一个像罗德·胡尔（RodHull）这样的成年人在台上以莉娜·扎瓦洛尼（LenaZavaroni）这样的女孩来搞噱头。你已经习惯了休吉·格林（Hughie Green）握住一个小姑娘的手问她是否想来个冰激凌。远非是想要个冰激凌，这个小姑娘实际上是厌倦对着照相机，并想还是饿死自己算了，这时她甩掉被握着的手，说：“妈妈，他在向我抛媚眼。”这时这个小姑娘才13岁。
一直以来，英国的“轻娱乐”节目都会发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飘扬着各国旗帜的污浊会场中，在岳母被绑架的紧急时刻，乔奥登（JoeOrton）（英国剧作家）却在娱乐拱廊的尽头遇到了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法国人，变态色情剧本写作者，代表作《索多玛120天》）。我们那些在这个传统中成长并乐在其中的古怪人物，并不去思考它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们都是本尼·希尔（Benny Hill，英国的滑稽喜剧演员）吗？我的意思是，在2012年的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后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变得异常，成了怪人？我们的报道使恶性迅速扩散，这引发了人们的怒气，他们想去墓地，砸掉这些已故名人（指BBC已去世的那些涉嫌丑闻的主持人）的坟墓，并将之彻底敲碎。当然，在纪念碑上乱涂鸦和拆除雕像，是因为体验咒骂的快感要匹配一些原罪，这在我们通过被伤害和伤害人的“表演者”来理解英雄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我们关注到名人比我们受到了更多的嘲讽和戏弄时，我们突然希望他们是平常人。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要破坏一些纪念类的节目，在民族记忆中潦草地写上他们的名字吗？ 公众制造了萨维尔。公众喜爱他，公众给他册封爵位。威尔士亲王赋予他一些特别的权利，布罗德莫精神病院（Broadmoor，这里的囚犯们每人都有自己房间里的钥匙，这样囚犯们可以从房间里面将自己反锁起来，他们在屋子里干什么可以不受管理人员的约束———译者注）的权威人物给予他不受管辖的特权。这个娱乐系统给他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使得他感觉很安全。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错误：娱乐像是文学作品，使得一些怪人在其中放肆成长，萨维尔进入了一种文化，大众不仅容忍他的古怪，而且发现他的古怪给人全新的感觉。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受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在BBC将近50年的工作生涯中，这是我能够回忆到的最危急的关头。”约翰·辛普森在《全景》（犘犪狀狅狉犪犿犪）中如是说。“它偏离了每个人信念系统的范围。”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保罗·甘巴奇尼（PaulGambaccini）说。
但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现在它构成了我们责备萨维尔事件的一个相同部分。不管怎样，他死了。我们责备他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责备他所做的那些我们不甚理解的事情，正如我们是怎样爱上这个怪人，正如我们怎么样选择并保护怪人来满足我们不正当的需求。为此我们也责备他，还声称我们从不知道有受害者这回事，而那时我们还依赖所谓的受害者。
对我们来说，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萨维尔没有那么重要。他受人爱戴，如此有钱，慷慨解囊并且敬爱着他的母亲———公爵夫人，所以人们爱他。没有人说，更不会有人大叫着：“那个人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干什么？”他是一个演员，而这一点被认为是特殊的。一个诚信社会将它的受害者带到了罗马斗兽场，并且欢呼喝彩。当著名喜剧演员的行为或做法明显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却认为那样做挺好。1976年，班尼海勒的母亲去世后，他把她在南安普顿的房子变成了一个神社，就像萨维尔保存着他母亲的衣服一样。这种做法或许很奇怪，但它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名人的怪癖行为。
时间一天天流逝，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晚间新闻有关萨维尔的调查中被掩盖的细节已经浮出水面。唐克罗福特儿童之家的女孩们提供了证据：她们中一些人在14岁的时候就被萨维尔强迫卖淫。她们曾以为在这么有名的人的公司里工作是一种“荣誉”。萨维尔答应她们去参观BBC工作室，其中一个人说她曾在那里看见格利特（GaryGlitter）正在BBC的更衣室里和另一个来自唐克罗福特的女孩发生关系。丹·戴维斯在他一本未出版的有关萨维尔的书中问道：“难道说唐克罗福特，这所位于绿树成荫的萨里（Surrey）地区，专为‘智能情绪失常女孩’设立的设备齐全的学校，真的需要吉米·萨维尔‘叔叔’的赞助吗？”
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所学校照顾的许多25岁左右的女孩都来自环境舒适的家庭，其中包括大使和BBC制片人的孩子。作为一所民政厅批准的学校，它的资金来自于社会资助。他们的聚会中的一个常客是演员詹姆斯·罗伯逊·贾斯蒂斯（JamesRobertsonJustice），他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著名的影视明星。据报道，他也是爱丁堡公爵一个关系亲密的朋友。据说公主玛琳娜（Marina）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都曾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其中前者的唐克罗福特女孩们已经挺身而出，一个女孩对萨维尔在学校操场上对她动手动脚的行为大声抗议之后，她在隔离病房中被关了“两三天”。“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举报他，”另一个人向我吐露，“我们甚至曾在斯塔尼斯派出所有重大发现。”
晚间新闻节目来源很好也很强大，但是它的冲突体现在老式和调度感两个方面，这是BBC曾经为萨维尔做出的计划。调查将继续进行，但是在更大的故事中，有关萨维尔的议论消失了，故事的大环境，不仅存在于BBC中，而且存在于轻娱乐节目的苍穹中。
甘林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朋友，来自于AllSoulsPlace———一个过去经常有未成年男孩来访的地方，负责在BBC演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喜剧。他也是标志流行音乐最高境界的团队的一员，而且，他们在1964年新年这一天，同一个叫做吉米·萨维尔的主持人一起将这个提议付诸实践。摇滚乐的诞生与即将到来的宽容社会（permissivesociety）有着复杂的关系。阿萨·布里格斯在BBC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有关性自由和性规范被曲解的斗争：每一个宽容的时刻，都存在一个不被允许的阴影。因此，没过多久，在我们还没有款待奥顿（Orton）和斯隆先生（MrSloane）时，就被BBC轻娱乐节目的汤姆·斯隆先生威胁说要降低来自新兴流行秀节目的马蒂·怀尔德（Martywilde）“猫王肚皮舞”的排名。
名望是一种新型的许可证。BBC的主持人突然间变得比甘林更加出名。1963年———在流行音乐最高境界之前，在查泰莱夫人（LadyChatterley）审判和甲壳虫乐队第一张唱片之后的一年———假如拉金（Lakin）是你的男人的话，性关系出现了。但是，媒体也是放纵禁忌的奇怪舞蹈的一部分。它成为他们公众形象的一部分，在可接受的疑问中茁壮成长。这可能是吉米·萨维尔得到罗德莫尔（Broadmoor）钥匙的一种思维方式。1964年前后，熟悉度带来了公众的无限信任。突然间，最伟大的美德都是声望———那是在成名前同时拥有其他好和坏的名人。萨维尔如此巨大的名声掩盖了他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交易。“吉米·萨维尔等人，像摇滚明星一样被对待”，当我询问萨维尔的事情时，琼·贝克威尔（JoanBakewell）说道，“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性关系而拥有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在贝克威尔任工作室经理的那段时间，她亲眼看见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相遇并乐在其中的。“这些人活在他们生活的顶端，许多人兴高采烈地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她说，“同性恋的因素更加模糊”。以后你就再也听不到这些了。我们可能会跟在播音室拐角处的乔治喝一杯，满脸通红淫荡地躺着喝。像麦克拉伦·罗斯（MacLarenRoss）这样的人可能会骗点钱，这看起来有点过分但是实际上却很合适。 “那吉米·萨维尔呢？”
贝克威尔回答道：“后来，是的，也让人生厌。他曾经试图让我去他宾馆的房间。但是，我想有些去过他那儿的女孩可能是自愿的。”
贝克威尔说，她觉得现在的风气是如此的可怕和扭曲，以至变得古怪了。“你不能重新创造一个时代的情感取向。”她说。你不能回到以前的文化，就像我们的感情不能从今天扭转回过去一样。这就好像要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老板解释为什么他们要雇佣童工一样。这与我第一次进入BBC的感觉是相同的。它的习惯和价值观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是不能理解的。我们现在感到不能接受的东西被当时很多人所接受。
吉尔伯特·哈丁（GilbertHarding），一个“轻娱乐”文化的难民，他通过在约翰·弗里曼（JohnFreeman）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以面对面哭泣的方式进入了电视圈，通过甘林和公司，他成为了“环境居住”的台柱子。人无法停止自己的幻想，但是哈丁似乎已经不同于其他BBC恋童癖者，这是因为他保持这个习惯主要是为了自己。他在伍尔弗汉普敦孤儿院度过了童年，并且在他死去之前，已经久存死志，他最终于1960年11月16日，在录完节目步出广播室时，倒在了马路上。一个知道哈丁底细的作者告诉我，哈丁是甘林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都喜欢和小学的男孩接触。有一次，这个作者去学校采访哈丁（校长喝醉了），哈丁坚持让男孩洗澡并用肥皂擦洗自己，而他，一名智力节目竞赛的老将，就坐在那儿盯着那男孩。“哈丁其实内心相当困扰和痛苦，”BBC的主持人尼古拉斯·帕森斯（Nicholas Parsons）告诉我，“现在有这类麻烦的人应该会去做个心理治疗”。
虐待儿童是现在国家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但在1963年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公众所关注。这不意味着回到过去我们就能变得更好，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出公众对于是非的理解判断的变迁。我们一直有所关注，但现在的关注远不足以体现出成年人带给孩子的危害。（不难想象这种情况需要将一般的社会认知从可靠的社会概念相分离。）从另一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就像是一个由不寻常的颜色做成的一个性的万花筒。没有焦点，没有秩序。但是并不“过时”，仍存在一个认同的底线———要求批准———相对于清晰时代而言，1963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代。女人可以穿更短的裙子，并滥用药物，但是社会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对性本身有清晰的认识。
“轻娱乐”，是一个充满双关语的词语，是那些聪明的变态者兴趣所在。变态的人，我是说那些没有拥有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并在家庭中有孩子的人。1963年，当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性权利兴起和结束时，很多在那种情景下的人都是变态的。这不仅是一个克里斯蒂娜·凯勒（ChristineKeeler）、马蒂·赖斯戴维斯（MandyRiceDavies）的时代，一个克利夫登、章克深宅邸和开始露营的时代，也是伯莱利语盛行、殖民地与石像鬼俱乐部的时代，那里的人们都在由尤里安和仙蒂建立的、BBC周围的霍恩宅邸中。约翰·皮尔（John Peel）是最近的广播一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包括他自己）会不会为他的女朋友很年轻而感到烦恼（皮尔直接和一个15岁的美国人结婚，并且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们不愿说，也不愿别人问，自己年纪到底多大。）？但是皮尔描述这种虐待在寄宿学校很常见，几乎没有人抱怨。他自己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但是他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特定时期的自由有时确实更令人困惑。20世纪60年代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宽容，事情很混乱：人们感受到尽管性自由的开放程度在上升，但存在很多怪癖，并且是用一种怪异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怪癖。这是朱利安（Julian）和桑迪（Sandy）的有趣世界，但是，在这背后，这也是一个乔·奥登、肯尼斯·侯利维尔（KennethHalliwell）两人和一群14岁的男孩们有规律的两性生活的世界。佩吉·拉姆齐（PeggyRamsay）鼓励奥登写“纪德日记”，记录他们在摩洛哥的时光。这些日记全篇记录了大麻和性，记录了《奥登日记》编辑约翰·拉尔（JohnLahr）所说的“那段时期的荒唐自由”。奈杰尔（Nigel）是一位熟悉丹吉尔情况的45岁英国人，他告诉奥登他喜欢年轻的男孩子。
有多年轻？
噢，很年轻。
但是有多年轻呢？12岁？
噢，不是，14岁左右。
噢，那很正常。
当你看着奥登的朋友肯尼斯·威廉斯（KennethWilliams）日记的时候，这种行为很明显是荒唐的，当时肯尼斯·威廉斯很开心地去摩洛哥，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却记录对性自由的思考。
1963年9月26日，星期二：关于普罗富莫病房案例（ProfumoWardcase）的丹宁报告（TheDenningReport）有结果了。报告中明确指出，很多著名的演员都曾经出现在这些污秽的社交聚会中。这些人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令他们的职业变得不光彩，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感谢这些在我个人头脑中的幻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我的良心相斗争，并且不是用一种身体行为的方式和其他人进行斗争。
奥登以“吴普提叔叔”（UncleWhuppity）名义给威廉斯写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人为儿童提供关于如何避免别人质疑的行为的建议。我向尼古拉斯·帕森斯询问了肯尼斯·威廉斯的情况。帕森斯说：“他曾经被控制、被虐待，他曾试着去拥抱新的自由，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做才好。一些人都不能摆脱父母附加的态度和条件，而肯尼斯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非常不幸的童年的人。”
“那奥登和他的伙伴怎么样？”我问。
帕森斯说：“他们可能允许肯尼斯展现他的另一面天性。”“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自由：拥有自由感觉棒极了，但是同样包括拒绝它的自由。我们不能放纵我们的欲望就像不能不穿裤子。并且，现在仍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因素。我记得，在查泰莱夫人案件之前，我在萨伏伊工作，当时的《沃芬敦报告》（这个报告认为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刚刚公开发表。按照这种说法，有一个奥妙洗衣粉的广告，我开玩笑地说这是‘人类增光添彩’（HomoAddsBrightness），而他们的管理很恐怖。” 他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打算成为一名娱乐他人之人，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是一个怪人。你不得不有一点点疯狂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
我说：“是的，是怪异的，甚至是疯狂的，但是算变态（deviant）吗？”
“不，”他说，“绝对不是，不是所有在BBC的人，或者其他地方这样做的人就是正直的典范。BBC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尽管这些怪异的期望不能玷污它。对于我来说，萨维尔是不道德的，是令人厌恶的，但他并不是典型的。”
人们有可能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宠爱孩子。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所以，当你看到哈丁为他那不能实现的自我而哭泣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伤心。就像很多和甘林有类似感受的人一样，你可能感觉这些人都是聪明的人，恋童癖对于他们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困扰。这就是当萨维尔离开卢森堡电台后，所进入的环境，而这在至今为止的轩然大波中还没有被提及。但是却没有人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按公众的期望而做，同时也为那些惯常将公众的迷死狂想和最深的耻辱印制出来的街头小报的说明书而做。4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萨维尔是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StokeMandevilleHospital）的英雄；40年来，所有低俗报纸都把他推崇为国家最滑稽的小丑与最受人尊敬的捐赠者。尽管他可能在那段时间虐待了200多个儿童。
丹·达夫斯（DanDavies）是萨维尔的传记作者，当时他担任《时尚先生》（犈狊狇狌犻狉犲）副主编，正在写书的时候，我遇见了他。他总是说这个故事不精彩、很怪异，当这本书公开发表的时候，他称这本书为《现代启示录》（电影名）。他在Transport咖啡馆或者斯卡伯勒的家中遇见萨维尔，和他在Athenaeum餐馆吃晚饭，跟随他上了QE2。戴维斯好多年前说过：“这是一个灰暗的故事，但是就像你所知的，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萨维尔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同样他对别人有些防备，他自私、易怒。在某种程度上，他远离了一切，因为这个国家使他必须这样做，就像长期犯罪一样。那些知道他的行为的老板和同事们都说他只是偷窥狂。并且他也只是在公共场所中的偷窥者。这是一种让步，一个感伤的社会对其中的变态的让步。待人宽厚，和平共处：他仅仅是个偷窥者。并且如果这是一种困扰，那么就将这种困扰埋藏，就像BBC埋藏了“新闻之夜”的故事。
为受害人提供支持的律师现在正在讨论在BBC电台中的不当性行为的风土文化问题。（“什么？在BBC电台中有恋童癖的圈子？”在《全景》中，一名深感震惊的记者雪莱·霍夫雷（ShelleyJofre）问道。）但是，当律师想要寻找证据的时候，他们必须关注文化本身以便寻找到可能的答案。直到如今，没有人想到去调查“儿童时光”和关于它的一切，更不用说在萨维尔第一次名声大噪的时候，包括很多电台广播人员在内的贿赂丑闻了。珍妮·琼斯（Janie Jones），一名歌手，1973年在弓街地方法庭被指控犯有26项罪名，包括操纵妓女并将她们作为贿赂给BBC中的人，引诱他们玩耍并暗中录像。在这个案子中的人常常涉及像是Z先生或者Y先生或者一些匿名的广播员。在法庭中还得知，一名电视制作人Y是如何让一名14岁的女孩怀孕从而对她进行敲诈勒索。还有X承认他给其中一名女孩一张100元的支票，但他并不知道她是一名妓女。“我认为她年纪太小，不可能被卷入诸如这样的事情当中。”他在法庭上说。其他一些人被保释候审，包括“全球家庭之爱”（WorldwideFam ilyFavourites）广播节目的前任制片人杰克·达布斯（JackDabbs）、剧院代理人莱恩·塔克（LenTucker）和所有发起人。在进行追捕的时候，发放了搜查令是为了要逮捕“新词汇”（NewWord）这个流行音乐团体的成员，他们曾经获得电视台的幸运大奖10次之多。随后，最重要的追捕如今已经被遗忘了。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据G小姐所述，一名18岁售货员昨日在中央刑事法庭中说到琼斯小姐时，说她可以在模特行业和电视节目中获得工作机会，但是她必须做好牌局。”“玩她的牌（Playing hercards）”的意思就是同制片人和演艺商人上床。
“我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但并不是与制作人上床。”她说。G小姐同意琼斯小姐可以带走她一些日子，去上德布什剧场的theTopofthePops表演，“而我所看到的是一群小孩子在上蹿下跳。”
质量总监彼得·唐（PeterDow）问琼斯小姐：“他们有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机会吗？”
“和珍妮一起生活，”G小姐回答道，“我从内到外看到这景象，并且当我想起它时我还会感到很恶心。”
“广播一台由于其自身的存在法规而知名。”一名20世纪60年代的BBC广播员告诉我。吉米·萨维尔在那里几乎安全度过将近50年，“BBC是一个大家庭，”萨维尔对路易斯·泰鲁（LouisTheroux）说，“翻看任何一个家族的石头，你都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再发生，我们的家族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更糟糕。”萨维尔不仅仅是陷入性焦虑的文化当中：他就是焦虑文化当中的一员。这项事实是被一名焦虑的老板汤姆·斯隆（TomSloan）发现的，他在1961年变成“轻娱乐”的首领，数据也来自那个时候。他担心马提·怀德（MartyWilde）摇摆的屁股会惹出事端，但是他还同样担心萨维尔，他还担心很多很多事情。在1959年，约翰尼·斯图尔特（JohnnieStewart）制作了新的流行节目自动唱片点唱机。“我想聘请吉米·萨维尔来作一些变化，同时可以给戴维·雅各布森（DavidJacobs）一个休息的时间，”斯图尔特在解释“TopofthePops”的故事时说道。我的老板在那个时候，汤姆·斯隆的晚些时候，说：“我不想让那个男人出现在电视上。”我说：“对不起宝贝，但是那个人就是票房。用他自己最美的方式———男孩子就是他的票房。”可以这么说，吉米·萨维尔那双色无规律的头发，某些在服饰上奇特的品位和他那相当活跃的个性并不是典型的更适合不过的BBC任命者。
可能还需要另一个53年才能让萨维尔脱去假面具。BBC电视台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全时聘用了他，整个国家都爱他。如果萨维尔的事情———整个事情在BBC内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结果便是牵连出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它将是一个使整个国家都卷进来的阴谋集团。总是会有一系列关于萨维尔难堪窘迫的事曝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的确做了。为了知道书籍出版的情况，我联系了丹·达夫斯。结果是，所有的主流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它仍旧放在那里，”达夫斯说，“这传记每个人都想要去读，但是没有出版商有权出版。仅仅采访就历经了6年，记录了14万字，花费数日夜在他不同的住所与他交谈，跨越几千里的海洋到他的公司，并且加上穷追不舍和严加盘问大量的朋友。这重担变得越来越沉重。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就联系我”———证据、背景、详情或者是1962年“猫王”给他的一个牛仔帽。我立刻给他回复了邮件，告诉他坚持住。然后我问他是否知道甘林和广播节目室里老手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个老演员，是不是？”达夫斯回复说，“我推测，恋童癖中的一个人给BBC打电话了。”
在那晚之后，我去查看了All SoulsPlace。BBC最近大兴土木，那栋房子不见了，换成了一幢闪亮的新建筑。在楼外，记者们裹着围巾用相机传递着有关这次危机的信息。我想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本文选自《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ofBooks）34卷，21期（2012年11月出版）]
译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
目《孩子你好》（犎犲犾犾狅犆犺犻犾犱狉犲狀）节目的制作人莱昂内尔·甘林（Lionel Gamlin）写信给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问她是否愿意就记忆中最美好的假期接受采访。第二天，布莱顿回信说：“亲爱的甘林（Gamlin），谢谢你的来信，你的建议听起来十分有趣，但是我应该提醒一些你没有注意到，但在文学与出版业已广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一旦涉及儿童，我和我的故事就完全被BBC禁止播出。”
甘林后来收到了一份由德里克·麦克洛克（DerekMcCulloch）（“儿童时光”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从广播大楼432房间发来的录音材料。对于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麦克洛克这位“麦克叔叔”是十分出名的，几乎家喻户晓。这份备忘录上标注着“伊尼德·布莱顿的故事”，同时用红笔写着“紧急机密文件！”的字样。麦克洛克写道：“如果你愿意来跟我谈谈的话，你应该先考虑一下上面作者所提供的材料。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不能忽略方向性的冲突，这不仅使我们难堪，也使你难堪。”甘林是公司内部的人，他十分清楚这段话的含义。他回信说：“不管故事中那些孩子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绝无一点想用前面作者书中材料的打算，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我最初联系她的时候，是不知道你对于这件事的态度的。不用害怕，这里肯定不会有《布兰蒂什小姐的兰花》（英文名为犖狅犗狉犮犺犻犱狊犳狅狉犕犻狊狊犅，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书中提及财产继承以及虐待、强奸等内容。此处引用意指不会提及虐待、强奸等丑闻———译者注），BBC的官员不喜欢布莱顿的书———‘有太多这样恶俗不堪的名字’。”对于甘林而言，保住工作是最要紧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掩盖那些孩子的想法，以便使432房间满意。
甘林1903年出生于别根海特，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对教师行当深感厌倦，遂经由表演转入到广播行业。他曾经说自己喜欢教师行业，因为这能使他年轻，但演艺业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在20世纪40年代，他发达了起来，开始为关于英国皇家空军992中队的纪录片配音，同时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综艺节目中。与BBC的高级广播员莱斯利·米切尔（LeslieMitchell）一样，他成了英国的名嘴，谈论范围涉及战争与和平，以及由影院播出的英国有声电影中的新闻片。甘林是一个明星。特伦斯·加拉彻（TerenceGallacher）这位曾在有声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人还记得，他那时每周要到甘林位于索和广场22号的办公室去一趟。甘林是个一流的评论员，他很少出错。加拉彻写道：“在那时，还没有录音带，每个错误的代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声音是作为光学声带录制在35毫米胶卷上的。如果评论员出了一个错误，所有已经用来录制背景故事的胶卷都会因这一点错误而被废弃。”
甘林在BBC做得很好，而且让那些掌权者的生活轻松惬意。最后，在无线电广播中，他以亲和的声音出现在《城市今晚》节目中，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轻娱乐广播的台柱子。他曾经回忆与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之间的一段话，“年轻人，”萧伯纳指着麦克风说，“这是一个邪恶而奇妙的东西，你骗不了他，所以不要这样做。”甘林后来说，萧伯纳这一平和的忠告在他心中伴随终生。他不想欺骗任何人，然而，当一个人开始为所欲为时，欺骗也是假装勇敢的一种方式。
那时，演员们在下班后都会在波特兰大大街的酒馆里抽抽烟、喝点杜松子酒。播音室是一个充满未知力量让人迷惑的长廊，它被包围在一个世界，一个让你不能准确判断这到底是一个行政部门还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兽穴世界当中。许多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境况取决于国家的利益，是与白厅（英国政府）以及费兹洛维亚（英国的一家宾馆，在白厅附近）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Hamilton）到“拉思伯恩村开发项目”（Rathbone Place）的死胡同里面倒泡沫脏水和印有唇膏的烟灰时，与乔治·史迈利（GeorgeSmiley）的一段对话。像甘林这样的人几乎都住在朗豪酒店，这周边是索和、布鲁姆斯伯里，马里波恩及其他所有国际广播从业者的“后花园”。
在1943年5月的《小人国》（犔犻犾犾犻狆狌狋犿犪犵犪狕犻狀犲）杂志中，甘林以教师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我恨男孩》的短文。这是一个发散的主题———男孩，孩子，总之，1946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甘林和安东尼·吉尔伯特（AnthonyGilbert）合写的叫做《不要当弗洛伊德！》（犇狅狀’狋犅犲犃犳狉犲狌犱！）的书，这是一本青年指引指南。这本书差不多与预想的一样有趣，在作者提供的大约关于七八岁孩子的照片和说明中，“作者们将自己变成了精神分析师”。与像吉米·萨维尔（JimmySavile）这样的青年鼓动者一样，甘林从来没有喜欢过孩子，他没有也不想有孩子，甚至无法容忍儿童，除了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但跟萨维尔一样，甘林将这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他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大度的青年节目主持人的光鲜外表下，实际上，他对于年轻人及其虔诚之心根本不在乎。在发现受害者之前的这些日子里，我们现在的媒体及广大受众简直不敢想象，但这却为嘲弄平凡人的一位古怪的主持人的想法提供了环境。阿姨在虐待孩子的同时，也被虐待的动作戏弄着。甘林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我们用字母Y来诊断恶性疾病的第二阶段（有时被青春期一词给光鲜地遮掩了）之前，有一点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年轻人，像古老的高卢人，被分为三个部分：无法估量的———无法估量的———无法估量的。如果这个分化的基础不被注意，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治疗方案。这是因为，虽然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不健康的整体，但是如果叛逆的话，它们仍然会成为独特的实体，于是治疗手段必须做出相应变化。”在萨维尔的时代，在甘林最初的10年里，这种慈祥的玩笑能使他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获得慈善之父的地位，这几乎成了一种全民信仰，相信准备好一味善良地去帮助。 但是，直到克利夫·理查（Cliff Richard）出生之前，甘林在这个国家一直过着他的双面人生活。在他广播事业声望的背后，是他的其他兴趣，他成了“奥瓦提磨难之旅”的代言人。1949年，继爱丁堡公爵和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之后，甘林成为了“每日邮报青年论坛”（DailyMailYouth Forum）这一在全世界拥有6000名年轻听众的节目主持人。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思想守旧的中年人（那时他46岁）。他说：“如果英国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贡献是重要的且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在首相刚刚提醒我们的人类关系的领域中，欧洲的贡献也不过如此，我想那些年轻男女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应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理想。”
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BBC制作人告诉我，他记得甘林长着大耳朵，整张脸都挤在一起。与高大优雅的米切尔（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这位《孩子你好》节目的英雄又矮又圆，长着一张为收音机而生的脸。事实上，电视的冲击使得许多著名的广播播音员处于不利的局面，并几度试图挽回颓势。一些这样做的人，例如吉尔伯特·哈丁（GilbertHarding）（另一个剑桥毕业生，之前当过老师，后来成为了“what’smy line？”节目中著名的激辩者），他们的孤独与哀愁与其慈善工作一样被人所熟知。特伦斯·加拉彻记得甘林常常担心电视将终结他所从事的职业，“甘林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他正被BBC的电视服务赶走。”
甘林喜欢偶尔帮助年轻演员和某个同僚，现在，当他80多岁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他在播音室内总是被人群所包围。布莱恩·福布斯（BryanForbes）是一个演员，同时也是一名导演，他记得在导演《微风轻哨》（犠犺犻狊狋犾犲犇狅狑狀狋犺犲犠犻狀犱）和《复制娇妻》（犜犺犲犛狋犲狆犳狅狉犱犠犻狏犲狊）之前，得到过甘林的帮助。当时，福布斯在BBC的名字是约翰·西奥博尔德·克拉克（JohnTheobaldClarke），他写信给甘林，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甘林说福布斯的信与众不同，他想与之见面。在他们见面时，甘林说福布斯有必要换一个名字。多年后，福布斯在《回忆录》（犖狅狋犲狊犳狅狉犪犔犻犳犲）中说：“在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年轻的演员，也叫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你应该换一个好听的名字，”甘林说，“并且是一个在广告上看着舒服的名字，这十分重要。”
甘林的一个朋友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曾经到他位于All SoulsPlace的公寓去见他，这个公寓正好位于播音室的拐角处。在“轻娱乐”工作的人们一般在周末加班时会到这个公寓来休息，甘林经常有一帮男孩去那陪他。很明显这些男孩是被雇佣的。这些男孩非常年轻，“他们长得都很漂亮，在女人堆里都显得很浪荡。”这位朋友也记得他与其中一个男孩去取咖啡，“这孩子不错，”他说，“他非常年轻。他想他也许可以获得一份工作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这也十分明显，这男孩是被用来满足性需求的。当时，播音室内流行这个，这是那时的氛围。一个想成为性捕食者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必大惊小怪。”
当时在BBC工作的人对于当时内部的性习惯问题的态度都会避而不谈。现在，许多著名的大人物已经死了，另一些也都40多岁了，他们谈及这事时的表现就好像是事件的生还者。无论是否有伤风化或者是不正常，他们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去抵制歇斯底里、淫乱好色、围绕性行为讨论时发出的那些尖叫。在戴维·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与我的谈话中，他在得知一些他认识的人被别人指控牵涉甘林的事情时，显得十分惊讶。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这样的表现，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许多对此事较为了解的人也没有做什么额外的事情，他们能提供与牵涉此事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在不被记录的情况下讲这些事情。BBC不是天主教的教堂，但它也有自己的理念和传统，这个前提认定了一些不明智的行为，使得人们犹豫不决。也许BBC延续的美德、智慧、容忍比任何教堂程度还深，但它现在正在承受着因自身不可靠而产生的教会式错误的痛苦。人们必须深入其中去看清一个人，这是一个更加隐晦的传统，这个传统导致了吉米·萨维尔和他的任意索取。总有一点东西等待人们来了解的。许多和我交谈过的人也希望弄清楚那件事，但是考虑到有人在注视着他们，他们要求匿名。
一个节目主持人告诉我，他在广播室内被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压榨”的事情，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致力于反对药物滥用，尽管蒙格瑞奇的意见不受欢迎，但是对于那些接受这个结果的人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也不奇怪。她可以说出至少一个政客的名字，他们都觉得随手掀起BBC年轻女人的裙子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件事不奇怪，奇怪的是对这些事情大肆宣扬的做法，甚至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在广播大楼附近有个酒吧，人们在工作中或者下班后会来这喝酒会面。路易斯·麦克奈斯（LouisMacNeice）会光顾这里，“轻娱乐”的员工也会来这喝上一杯，之后再去其他常去的地方。这其中有一个学校的男孩，曾经在这里干得不错，他告诉我，甘林对他十分亲切，是一个大好人。这个男孩曾经为了学校的杂志对他做过专访，“感谢诚实与亲切的宣传。”甘林说。他们之后一直保持接触。这个年轻人知道甘林在1955年被认为不适合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把这种宣传看得很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布莱顿”。现在这个人已经80多岁了，他说：“他是以贴身男仆的身份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代表处任职的男士中少见的绅士，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了布莱顿的沙滩，以及以后的日子，这件事一直被安格斯·威尔逊（AngusWilson）《铁杉》（犎犲犿犾狅犮犽犪狀犱犃犳狋犲狉）一书的内容所掩盖。”
威尔逊的小说，现在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叫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Sands）的人结婚了，但他却是个同性恋，后来一直与隔壁有恋童癖的女人卡莉夫人（MrsCurry）生活在一起。这本书给出版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如果考虑到其中的一些主题会变成我们国家可能的噩梦的话，它在今天所造成的冲击就更是如此。无论如何，这已经成为往事了，事实上，这在权力精英的阴暗世界里不是奇怪的事，恋童癖的盛行确实意味着制度的失范。这个世界包括寄宿学校、医院，是的，还有教会，以及我们那原始的娱乐迷宫。 现在这越来越清楚了，在All SoulsPlace公寓里的人，除了甘林和他的朋友之外，至少还有德里克·麦克洛克这位“麦克叔叔”，这个“儿童时光”节目的主管以及“玩具国里的拉里羊”节目的配音人。像一位在索姆河战役中丢了一只眼睛的老兵一样，麦克洛克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左腿。在BBC40年的时间里，他十分出名，现在依然可以在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给英国孩子的战时讲演介绍中听到他的声音，“晚上好，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是这位麦克叔叔的招牌广告语。
虽然甘林的秘密直到今天才被知晓，但是关于麦克洛克的谣言却一直不断。他1964年荣获英帝国勋章（OBE），死于1967年，这一年，甘林也死了。当我在那段时间与人们谈及这三个人时，麦克是最能引起强烈反应情绪的一个。BBC世界事务方面的编辑约翰·辛普森（JohnSimpson），在他于1998年出版的《陌生之地》（犛狋狉犪狀犵犲Place）、《可疑的人》（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犪犫犾犲犘犲狅狆犾犲）两书中提及了他早年在犅犅犆的经历。1967年，他接到了一项任务，就是给这个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写讣告。当时他称他为“狄克叔叔”（Uncle Dick）。1998年，其实直到今天，虽然辛普森觉得不应该这么直接称呼麦克洛克，但是事实上“狄克叔叔”就是“麦克叔叔”。为了准备讣告，辛普森打电话给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格拉迪斯阿姨”（AuntieGladys），“格拉迪斯阿姨”告诉他：“每周，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通过竞赛获得来BBC与麦克叔叔见面的机会。他在这接见他们，领他们参观、吃午饭，当然还有带到男厕所去侵犯骚扰他们。如果有家长对此事提出控告的话，总干事办公室会回信说，这个国家不会支持他们对于这样一个美好形象的诋毁”。“格拉迪斯阿姨”就是凯瑟琳·加斯卡登（KathleenGarscadden），她在“儿童时光”工作了很多年，1991年去世。同样，许多为她工作过的演员与歌手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那些依然健在的人可以提供些东西。像斯坦利·巴克斯特（StanleyBaxter）这样被她保护过的人再也听不到她对于麦克洛克的控诉了。一个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年轻艺术家”说：“为了保护我们，她那时尽一切力量在这样的事情上给我们暗示，这一定让他很难过。”当辛普森把他的报告呈送给他的老板时，老板忽然很生气地责骂他是一个“白痴、彻头彻尾的白痴”。后来，这个老板给了辛普森回复，要他在讣告中写麦克洛克“与孩子们一直相处得极好”。这样，BBC就对报告中所反映的麦克洛克的问题视而不见，正如其对萨维尔和其他人的劣迹的态度一样。但是人们知道，当时《泰晤士报》上的讣告是由诗人杰弗里·德阿姆（GeoffreyDearmer）写的，他说：“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在这个他未曾见过的公司里怡然自得”，他还写道，“BBC内部有很多问题，但是有部分人却逍遥法外”。
名人是从广播到电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忽然间，你知道了许多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比你更风趣、敏捷、聪明，而且只要在电视上，他们也更潇洒漂亮。在BBC，这些人仿佛成了神，甚至那些最错乱的令人抓狂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具有似乎是终极标准的个性。很快“人就是人”（menbeingmen）的标准被泛化了。于是，公式化的“Frankie就是Frankie”或者“Jimmy就是Jimmy”便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们永远不去问问，为什么一种错乱的特征会被看成是他们所谓天才的核心部分？
所以你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去寻找英国民族主义的古老传统时，就会看到，这不仅仅是个名字，或是一种展演活动，它实际上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英国“轻娱乐”会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问题讳莫如深？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大的热情去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通过刻意的愤怒遮掩真相，而文化自身也在它的商业娱乐刺激中变成了恋童癖？米莉·多乐 （MillyDowler）的电话窃听去迎合300万的贪财者，而且只买《世界新闻报》（犜犺犲犖犲狑狊狅犳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的人却想要去爆料。当列文森（Leveson）的报告被掩盖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大众嗜好一直未被质疑？
我们不被允许说这些。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或者，我应该问：“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喜欢，是因为潜规则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你能让开吗？因为你阻挡了我看到，当一群成年人粉碎她的理想时，会想起14岁女孩为她的英国偶像哭泣的情景么。”萨维尔在“轻娱乐”工作，并在这声名鹊起：当然他做到了，因为这些地方是按照习惯为那些含饴弄孙的人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电视的黄金年代长大的，那时“轻娱乐”正深入整个国家的潜意识中，特别是其中的性变态部分，你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一个像罗德·胡尔（RodHull）这样的成年人在台上以莉娜·扎瓦洛尼（LenaZavaroni）这样的女孩来搞噱头。你已经习惯了休吉·格林（Hughie Green）握住一个小姑娘的手问她是否想来个冰激凌。远非是想要个冰激凌，这个小姑娘实际上是厌倦对着照相机，并想还是饿死自己算了，这时她甩掉被握着的手，说：“妈妈，他在向我抛媚眼。”这时这个小姑娘才13岁。
一直以来，英国的“轻娱乐”节目都会发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飘扬着各国旗帜的污浊会场中，在岳母被绑架的紧急时刻，乔奥登（JoeOrton）（英国剧作家）却在娱乐拱廊的尽头遇到了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法国人，变态色情剧本写作者，代表作《索多玛120天》）。我们那些在这个传统中成长并乐在其中的古怪人物，并不去思考它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们都是本尼·希尔（Benny Hill，英国的滑稽喜剧演员）吗？我的意思是，在2012年的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后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变得异常，成了怪人？我们的报道使恶性迅速扩散，这引发了人们的怒气，他们想去墓地，砸掉这些已故名人（指BBC已去世的那些涉嫌丑闻的主持人）的坟墓，并将之彻底敲碎。当然，在纪念碑上乱涂鸦和拆除雕像，是因为体验咒骂的快感要匹配一些原罪，这在我们通过被伤害和伤害人的“表演者”来理解英雄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我们关注到名人比我们受到了更多的嘲讽和戏弄时，我们突然希望他们是平常人。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要破坏一些纪念类的节目，在民族记忆中潦草地写上他们的名字吗？ 公众制造了萨维尔。公众喜爱他，公众给他册封爵位。威尔士亲王赋予他一些特别的权利，布罗德莫精神病院（Broadmoor，这里的囚犯们每人都有自己房间里的钥匙，这样囚犯们可以从房间里面将自己反锁起来，他们在屋子里干什么可以不受管理人员的约束———译者注）的权威人物给予他不受管辖的特权。这个娱乐系统给他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使得他感觉很安全。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错误：娱乐像是文学作品，使得一些怪人在其中放肆成长，萨维尔进入了一种文化，大众不仅容忍他的古怪，而且发现他的古怪给人全新的感觉。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受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在BBC将近50年的工作生涯中，这是我能够回忆到的最危急的关头。”约翰·辛普森在《全景》（犘犪狀狅狉犪犿犪）中如是说。“它偏离了每个人信念系统的范围。”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保罗·甘巴奇尼（PaulGambaccini）说。
但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现在它构成了我们责备萨维尔事件的一个相同部分。不管怎样，他死了。我们责备他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责备他所做的那些我们不甚理解的事情，正如我们是怎样爱上这个怪人，正如我们怎么样选择并保护怪人来满足我们不正当的需求。为此我们也责备他，还声称我们从不知道有受害者这回事，而那时我们还依赖所谓的受害者。
对我们来说，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萨维尔没有那么重要。他受人爱戴，如此有钱，慷慨解囊并且敬爱着他的母亲———公爵夫人，所以人们爱他。没有人说，更不会有人大叫着：“那个人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干什么？”他是一个演员，而这一点被认为是特殊的。一个诚信社会将它的受害者带到了罗马斗兽场，并且欢呼喝彩。当著名喜剧演员的行为或做法明显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却认为那样做挺好。1976年，班尼海勒的母亲去世后，他把她在南安普顿的房子变成了一个神社，就像萨维尔保存着他母亲的衣服一样。这种做法或许很奇怪，但它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名人的怪癖行为。
时间一天天流逝，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晚间新闻有关萨维尔的调查中被掩盖的细节已经浮出水面。唐克罗福特儿童之家的女孩们提供了证据：她们中一些人在14岁的时候就被萨维尔强迫卖淫。她们曾以为在这么有名的人的公司里工作是一种“荣誉”。萨维尔答应她们去参观BBC工作室，其中一个人说她曾在那里看见格利特（GaryGlitter）正在BBC的更衣室里和另一个来自唐克罗福特的女孩发生关系。丹·戴维斯在他一本未出版的有关萨维尔的书中问道：“难道说唐克罗福特，这所位于绿树成荫的萨里（Surrey）地区，专为‘智能情绪失常女孩’设立的设备齐全的学校，真的需要吉米·萨维尔‘叔叔’的赞助吗？”
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所学校照顾的许多25岁左右的女孩都来自环境舒适的家庭，其中包括大使和BBC制片人的孩子。作为一所民政厅批准的学校，它的资金来自于社会资助。他们的聚会中的一个常客是演员詹姆斯·罗伯逊·贾斯蒂斯（JamesRobertsonJustice），他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著名的影视明星。据报道，他也是爱丁堡公爵一个关系亲密的朋友。据说公主玛琳娜（Marina）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都曾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其中前者的唐克罗福特女孩们已经挺身而出，一个女孩对萨维尔在学校操场上对她动手动脚的行为大声抗议之后，她在隔离病房中被关了“两三天”。“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举报他，”另一个人向我吐露，“我们甚至曾在斯塔尼斯派出所有重大发现。”
晚间新闻节目来源很好也很强大，但是它的冲突体现在老式和调度感两个方面，这是BBC曾经为萨维尔做出的计划。调查将继续进行，但是在更大的故事中，有关萨维尔的议论消失了，故事的大环境，不仅存在于BBC中，而且存在于轻娱乐节目的苍穹中。
甘林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朋友，来自于AllSoulsPlace———一个过去经常有未成年男孩来访的地方，负责在BBC演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喜剧。他也是标志流行音乐最高境界的团队的一员，而且，他们在1964年新年这一天，同一个叫做吉米·萨维尔的主持人一起将这个提议付诸实践。摇滚乐的诞生与即将到来的宽容社会（permissivesociety）有着复杂的关系。阿萨·布里格斯在BBC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有关性自由和性规范被曲解的斗争：每一个宽容的时刻，都存在一个不被允许的阴影。因此，没过多久，在我们还没有款待奥顿（Orton）和斯隆先生（MrSloane）时，就被BBC轻娱乐节目的汤姆·斯隆先生威胁说要降低来自新兴流行秀节目的马蒂·怀尔德（Martywilde）“猫王肚皮舞”的排名。
名望是一种新型的许可证。BBC的主持人突然间变得比甘林更加出名。1963年———在流行音乐最高境界之前，在查泰莱夫人（LadyChatterley）审判和甲壳虫乐队第一张唱片之后的一年———假如拉金（Lakin）是你的男人的话，性关系出现了。但是，媒体也是放纵禁忌的奇怪舞蹈的一部分。它成为他们公众形象的一部分，在可接受的疑问中茁壮成长。这可能是吉米·萨维尔得到罗德莫尔（Broadmoor）钥匙的一种思维方式。1964年前后，熟悉度带来了公众的无限信任。突然间，最伟大的美德都是声望———那是在成名前同时拥有其他好和坏的名人。萨维尔如此巨大的名声掩盖了他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交易。“吉米·萨维尔等人，像摇滚明星一样被对待”，当我询问萨维尔的事情时，琼·贝克威尔（JoanBakewell）说道，“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性关系而拥有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在贝克威尔任工作室经理的那段时间，她亲眼看见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相遇并乐在其中的。“这些人活在他们生活的顶端，许多人兴高采烈地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她说，“同性恋的因素更加模糊”。以后你就再也听不到这些了。我们可能会跟在播音室拐角处的乔治喝一杯，满脸通红淫荡地躺着喝。像麦克拉伦·罗斯（MacLarenRoss）这样的人可能会骗点钱，这看起来有点过分但是实际上却很合适。 “那吉米·萨维尔呢？”
贝克威尔回答道：“后来，是的，也让人生厌。他曾经试图让我去他宾馆的房间。但是，我想有些去过他那儿的女孩可能是自愿的。”
贝克威尔说，她觉得现在的风气是如此的可怕和扭曲，以至变得古怪了。“你不能重新创造一个时代的情感取向。”她说。你不能回到以前的文化，就像我们的感情不能从今天扭转回过去一样。这就好像要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老板解释为什么他们要雇佣童工一样。这与我第一次进入BBC的感觉是相同的。它的习惯和价值观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是不能理解的。我们现在感到不能接受的东西被当时很多人所接受。
吉尔伯特·哈丁（GilbertHarding），一个“轻娱乐”文化的难民，他通过在约翰·弗里曼（JohnFreeman）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以面对面哭泣的方式进入了电视圈，通过甘林和公司，他成为了“环境居住”的台柱子。人无法停止自己的幻想，但是哈丁似乎已经不同于其他BBC恋童癖者，这是因为他保持这个习惯主要是为了自己。他在伍尔弗汉普敦孤儿院度过了童年，并且在他死去之前，已经久存死志，他最终于1960年11月16日，在录完节目步出广播室时，倒在了马路上。一个知道哈丁底细的作者告诉我，哈丁是甘林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都喜欢和小学的男孩接触。有一次，这个作者去学校采访哈丁（校长喝醉了），哈丁坚持让男孩洗澡并用肥皂擦洗自己，而他，一名智力节目竞赛的老将，就坐在那儿盯着那男孩。“哈丁其实内心相当困扰和痛苦，”BBC的主持人尼古拉斯·帕森斯（Nicholas Parsons）告诉我，“现在有这类麻烦的人应该会去做个心理治疗”。
虐待儿童是现在国家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但在1963年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公众所关注。这不意味着回到过去我们就能变得更好，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出公众对于是非的理解判断的变迁。我们一直有所关注，但现在的关注远不足以体现出成年人带给孩子的危害。（不难想象这种情况需要将一般的社会认知从可靠的社会概念相分离。）从另一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就像是一个由不寻常的颜色做成的一个性的万花筒。没有焦点，没有秩序。但是并不“过时”，仍存在一个认同的底线———要求批准———相对于清晰时代而言，1963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代。女人可以穿更短的裙子，并滥用药物，但是社会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对性本身有清晰的认识。
“轻娱乐”，是一个充满双关语的词语，是那些聪明的变态者兴趣所在。变态的人，我是说那些没有拥有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并在家庭中有孩子的人。1963年，当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性权利兴起和结束时，很多在那种情景下的人都是变态的。这不仅是一个克里斯蒂娜·凯勒（ChristineKeeler）、马蒂·赖斯戴维斯（MandyRiceDavies）的时代，一个克利夫登、章克深宅邸和开始露营的时代，也是伯莱利语盛行、殖民地与石像鬼俱乐部的时代，那里的人们都在由尤里安和仙蒂建立的、BBC周围的霍恩宅邸中。约翰·皮尔（John Peel）是最近的广播一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包括他自己）会不会为他的女朋友很年轻而感到烦恼（皮尔直接和一个15岁的美国人结婚，并且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们不愿说，也不愿别人问，自己年纪到底多大。）？但是皮尔描述这种虐待在寄宿学校很常见，几乎没有人抱怨。他自己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但是他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特定时期的自由有时确实更令人困惑。20世纪60年代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宽容，事情很混乱：人们感受到尽管性自由的开放程度在上升，但存在很多怪癖，并且是用一种怪异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怪癖。这是朱利安（Julian）和桑迪（Sandy）的有趣世界，但是，在这背后，这也是一个乔·奥登、肯尼斯·侯利维尔（KennethHalliwell）两人和一群14岁的男孩们有规律的两性生活的世界。佩吉·拉姆齐（PeggyRamsay）鼓励奥登写“纪德日记”，记录他们在摩洛哥的时光。这些日记全篇记录了大麻和性，记录了《奥登日记》编辑约翰·拉尔（JohnLahr）所说的“那段时期的荒唐自由”。奈杰尔（Nigel）是一位熟悉丹吉尔情况的45岁英国人，他告诉奥登他喜欢年轻的男孩子。
有多年轻？
噢，很年轻。
但是有多年轻呢？12岁？
噢，不是，14岁左右。
噢，那很正常。
当你看着奥登的朋友肯尼斯·威廉斯（KennethWilliams）日记的时候，这种行为很明显是荒唐的，当时肯尼斯·威廉斯很开心地去摩洛哥，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却记录对性自由的思考。
1963年9月26日，星期二：关于普罗富莫病房案例（ProfumoWardcase）的丹宁报告（TheDenningReport）有结果了。报告中明确指出，很多著名的演员都曾经出现在这些污秽的社交聚会中。这些人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令他们的职业变得不光彩，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感谢这些在我个人头脑中的幻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我的良心相斗争，并且不是用一种身体行为的方式和其他人进行斗争。
奥登以“吴普提叔叔”（UncleWhuppity）名义给威廉斯写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人为儿童提供关于如何避免别人质疑的行为的建议。我向尼古拉斯·帕森斯询问了肯尼斯·威廉斯的情况。帕森斯说：“他曾经被控制、被虐待，他曾试着去拥抱新的自由，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做才好。一些人都不能摆脱父母附加的态度和条件，而肯尼斯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非常不幸的童年的人。”
“那奥登和他的伙伴怎么样？”我问。
帕森斯说：“他们可能允许肯尼斯展现他的另一面天性。”“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自由：拥有自由感觉棒极了，但是同样包括拒绝它的自由。我们不能放纵我们的欲望就像不能不穿裤子。并且，现在仍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因素。我记得，在查泰莱夫人案件之前，我在萨伏伊工作，当时的《沃芬敦报告》（这个报告认为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刚刚公开发表。按照这种说法，有一个奥妙洗衣粉的广告，我开玩笑地说这是‘人类增光添彩’（HomoAddsBrightness），而他们的管理很恐怖。” 他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打算成为一名娱乐他人之人，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是一个怪人。你不得不有一点点疯狂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
我说：“是的，是怪异的，甚至是疯狂的，但是算变态（deviant）吗？”
“不，”他说，“绝对不是，不是所有在BBC的人，或者其他地方这样做的人就是正直的典范。BBC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尽管这些怪异的期望不能玷污它。对于我来说，萨维尔是不道德的，是令人厌恶的，但他并不是典型的。”
人们有可能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宠爱孩子。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所以，当你看到哈丁为他那不能实现的自我而哭泣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伤心。就像很多和甘林有类似感受的人一样，你可能感觉这些人都是聪明的人，恋童癖对于他们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困扰。这就是当萨维尔离开卢森堡电台后，所进入的环境，而这在至今为止的轩然大波中还没有被提及。但是却没有人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按公众的期望而做，同时也为那些惯常将公众的迷死狂想和最深的耻辱印制出来的街头小报的说明书而做。4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萨维尔是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StokeMandevilleHospital）的英雄；40年来，所有低俗报纸都把他推崇为国家最滑稽的小丑与最受人尊敬的捐赠者。尽管他可能在那段时间虐待了200多个儿童。
丹·达夫斯（DanDavies）是萨维尔的传记作者，当时他担任《时尚先生》（犈狊狇狌犻狉犲）副主编，正在写书的时候，我遇见了他。他总是说这个故事不精彩、很怪异，当这本书公开发表的时候，他称这本书为《现代启示录》（电影名）。他在Transport咖啡馆或者斯卡伯勒的家中遇见萨维尔，和他在Athenaeum餐馆吃晚饭，跟随他上了QE2。戴维斯好多年前说过：“这是一个灰暗的故事，但是就像你所知的，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萨维尔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同样他对别人有些防备，他自私、易怒。在某种程度上，他远离了一切，因为这个国家使他必须这样做，就像长期犯罪一样。那些知道他的行为的老板和同事们都说他只是偷窥狂。并且他也只是在公共场所中的偷窥者。这是一种让步，一个感伤的社会对其中的变态的让步。待人宽厚，和平共处：他仅仅是个偷窥者。并且如果这是一种困扰，那么就将这种困扰埋藏，就像BBC埋藏了“新闻之夜”的故事。
为受害人提供支持的律师现在正在讨论在BBC电台中的不当性行为的风土文化问题。（“什么？在BBC电台中有恋童癖的圈子？”在《全景》中，一名深感震惊的记者雪莱·霍夫雷（ShelleyJofre）问道。）但是，当律师想要寻找证据的时候，他们必须关注文化本身以便寻找到可能的答案。直到如今，没有人想到去调查“儿童时光”和关于它的一切，更不用说在萨维尔第一次名声大噪的时候，包括很多电台广播人员在内的贿赂丑闻了。珍妮·琼斯（Janie Jones），一名歌手，1973年在弓街地方法庭被指控犯有26项罪名，包括操纵妓女并将她们作为贿赂给BBC中的人，引诱他们玩耍并暗中录像。在这个案子中的人常常涉及像是Z先生或者Y先生或者一些匿名的广播员。在法庭中还得知，一名电视制作人Y是如何让一名14岁的女孩怀孕从而对她进行敲诈勒索。还有X承认他给其中一名女孩一张100元的支票，但他并不知道她是一名妓女。“我认为她年纪太小，不可能被卷入诸如这样的事情当中。”他在法庭上说。其他一些人被保释候审，包括“全球家庭之爱”（WorldwideFam ilyFavourites）广播节目的前任制片人杰克·达布斯（JackDabbs）、剧院代理人莱恩·塔克（LenTucker）和所有发起人。在进行追捕的时候，发放了搜查令是为了要逮捕“新词汇”（NewWord）这个流行音乐团体的成员，他们曾经获得电视台的幸运大奖10次之多。随后，最重要的追捕如今已经被遗忘了。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据G小姐所述，一名18岁售货员昨日在中央刑事法庭中说到琼斯小姐时，说她可以在模特行业和电视节目中获得工作机会，但是她必须做好牌局。”“玩她的牌（Playing hercards）”的意思就是同制片人和演艺商人上床。
“我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但并不是与制作人上床。”她说。G小姐同意琼斯小姐可以带走她一些日子，去上德布什剧场的theTopofthePops表演，“而我所看到的是一群小孩子在上蹿下跳。”
质量总监彼得·唐（PeterDow）问琼斯小姐：“他们有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机会吗？”
“和珍妮一起生活，”G小姐回答道，“我从内到外看到这景象，并且当我想起它时我还会感到很恶心。”
“广播一台由于其自身的存在法规而知名。”一名20世纪60年代的BBC广播员告诉我。吉米·萨维尔在那里几乎安全度过将近50年，“BBC是一个大家庭，”萨维尔对路易斯·泰鲁（LouisTheroux）说，“翻看任何一个家族的石头，你都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再发生，我们的家族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更糟糕。”萨维尔不仅仅是陷入性焦虑的文化当中：他就是焦虑文化当中的一员。这项事实是被一名焦虑的老板汤姆·斯隆（TomSloan）发现的，他在1961年变成“轻娱乐”的首领，数据也来自那个时候。他担心马提·怀德（MartyWilde）摇摆的屁股会惹出事端，但是他还同样担心萨维尔，他还担心很多很多事情。在1959年，约翰尼·斯图尔特（JohnnieStewart）制作了新的流行节目自动唱片点唱机。“我想聘请吉米·萨维尔来作一些变化，同时可以给戴维·雅各布森（DavidJacobs）一个休息的时间，”斯图尔特在解释“TopofthePops”的故事时说道。我的老板在那个时候，汤姆·斯隆的晚些时候，说：“我不想让那个男人出现在电视上。”我说：“对不起宝贝，但是那个人就是票房。用他自己最美的方式———男孩子就是他的票房。”可以这么说，吉米·萨维尔那双色无规律的头发，某些在服饰上奇特的品位和他那相当活跃的个性并不是典型的更适合不过的BBC任命者。
可能还需要另一个53年才能让萨维尔脱去假面具。BBC电视台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全时聘用了他，整个国家都爱他。如果萨维尔的事情———整个事情在BBC内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结果便是牵连出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它将是一个使整个国家都卷进来的阴谋集团。总是会有一系列关于萨维尔难堪窘迫的事曝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的确做了。为了知道书籍出版的情况，我联系了丹·达夫斯。结果是，所有的主流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它仍旧放在那里，”达夫斯说，“这传记每个人都想要去读，但是没有出版商有权出版。仅仅采访就历经了6年，记录了14万字，花费数日夜在他不同的住所与他交谈，跨越几千里的海洋到他的公司，并且加上穷追不舍和严加盘问大量的朋友。这重担变得越来越沉重。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就联系我”———证据、背景、详情或者是1962年“猫王”给他的一个牛仔帽。我立刻给他回复了邮件，告诉他坚持住。然后我问他是否知道甘林和广播节目室里老手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个老演员，是不是？”达夫斯回复说，“我推测，恋童癖中的一个人给BBC打电话了。”
在那晚之后，我去查看了All SoulsPlace。BBC最近大兴土木，那栋房子不见了，换成了一幢闪亮的新建筑。在楼外，记者们裹着围巾用相机传递着有关这次危机的信息。我想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本文选自《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ofBooks）34卷，21期（2012年11月出版）]
译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