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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在从备受争论到享誉国际的过程中，除了其出众的文学才能，作品传播的成功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促成福克纳成功的传播学因素包括发表作品期刊自身的影响力、作品的电影改编、作品发表后不断引发的论争，以及作品在海外的译介并不断获奖等。考察福克纳作品成功传播的因素，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意义空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人类传播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四个阶段。《喧哗与骚动》能在时空中流动、共享、互动，最终满载盛誉，一定程度上就是搭乘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快车，从而在国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在美国的研究与传播
（一）文本传播中的学界论争
文字传播是印刷时代的主要传播方式，而文字作为载体记录着每一个时期的现象和观点，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评点使《喧哗与骚动》成为了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被注入着不同时代的思维与智慧。
20世纪70年代之前，文学界对福克纳的评论褒贬不一，部分美国学者仅仅肯定福克纳小说形式的创新，却忽视了作品中深刻的主题思想与历史意识。而另一部分批评家则不遗余力地抨击着福克纳作品中的恐怖与暴力，美国学界对福克纳作品的评述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显著特征。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出版了《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将福克纳与他的作品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摆上了价值和声誉的天平，为人们的正确认识提供了些许引导。随后罗伯特·潘·沃伦评点的论文发表在《新共和》上，在肯定考利的基础上提出福克纳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所共同的问题……”还强调了注重福克纳“每一部作品里的结构情况”，以及他笔下的自然、黑人、幽默等主题。此后，对福克纳的赞美在学界逐渐流行起来，也仍然不乏有贬斥的声音。直到1950年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极大地肯定了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的付出，令福克纳作品的探讨与论争持续升温，人们的偏见亦逐步缓和。
20世纪60年代伊始，在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流派的推波助澜之下，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正面评价成为了主力。西方的文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繁荣时期，对福克纳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开拓：人们不再用极端的角度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中客观看待，得到理性的新启示。经久不衰的批评赋予了《喧哗与骚动》长久的生命活力，推动着福学向前发展，使它在文本传播的学者论争之中得以流传和延续。
（二）电子传播中的文本电影化
《喧哗与骚动》曾被两次改编为电影，虽然尚未得到热烈的反响，但这种改编本身就是双赢的尝试。对于作家作品而言，电影的改编首先就是对作家和作品的一种肯定;其次，电影语言是一种直观的感官语言，它的流通性也大于印刷传播，一定程度上来说更有利于打开海外市场，扩大影响力。而导演对经典作品的选用与改编不仅为作品赋予新的生命，也是对导演专业素养的考察，只有在失败和批评声中寻找经验和思考，才能提高自身水平，然后在媒介助推下实现本土文化的文化输出，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
1959年，导演马丁·利特首次尝试将文本电影化，他的改编完全打碎了原著的敘事框架，以小昆丁与演员私奔作为主线来串联家族往事。虽然这次不太成功的电影化过多地依赖于舞台艺术的营造，忽视了电影语言，却出乎意料地表达着与原文文本相似的气质与味道。
2015年詹姆斯·弗兰科将《喧哗与骚动》再次搬上银幕，该片还作为展映片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作为弗兰克最崇拜的偶像，福克纳的创作深深吸引和影响着同样内向的弗兰科，性格的相似使他们在对世界的感知与表述上不谋而合。《喧哗与骚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无法电影化的作品，意识流的表述如果不能把握好分寸，找到一条合适的表述途径，很容易变成故作玄虚、使人难以理解。虽然弗兰科未能找到有力的电影手段将其转化为能够打动观众的故事，但他使用大量的闪回蒙太奇来表达班吉无理性的思维跳跃，并将故事的主线阐述得清晰明朗，再现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他的大胆改编体现了他的自信与智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求新精神。
二、《喧哗与骚动》的跨文化传播
（一）在中国新时期背景下的译介
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拓宽学术视野，我国对美国文化及美国文学艺术的翻译和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而实现文本的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译介。《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国学者对《喧哗与骚动》的评介最早要追溯到1981年7月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翻译了《喧哗与骚动》第二章，并作了简要评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福克纳这位在美国被广泛研究且褒贬不一的作家。1980年至1984年，李文俊完成了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并于同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涌现出大量的高质量评述，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外国文学尤其是英语意识流小说的热潮。
部分学者开始从事对福克纳的研究工作、撰写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与福克纳相关的研究论文近300篇，其中分析《喧哗与骚动》的论文高达100篇，主题囊括了人物、艺术结构、写作手法、主题思想、创作动机等多个角度。综上，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译介外来作品、考察其艺术特征与主题思想能为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毫无疑问，《喧哗与骚动》对新时期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二）《喧哗与骚动》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译介加速了英语意识流小说在中国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影响着新时期以后许多作家如王濛、王安忆、莫言等人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一些模仿意识流的作品也应运而生。
在阅读《喧哗与骚动》之后，莫言感叹道：“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题材的广阔使莫言备受启发，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莫言大胆地将他的家乡写到了稿纸上，从此东北高密乡成为了莫言创作中的一个典型标志，生动又鲜活。
作家苏童亦认可自己的创作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我也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有一个邮票大的一块地方”，于是“枫杨树村”成为了他的笔下农村的大多数场景，“香椿树街”则是城市的象征，一系列以此发散的中短篇小说如《少年血》《城北地带》《刺青时代》等被创作出来。
余华在离开家乡海盐多年后在自传中无不感慨，“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亦肯定了地域及地域文化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
意识流小说写作手法的渗入为当时的小说写作开辟了一种新模式，也为作者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通过译介与传播，中国作家和研究者们开始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从而生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评介行为。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完成了文化输出，实现了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三、结语
广义上的文学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但外来文化的侵入与接受必然会受到受体民族文化的阻抗，所以如何实现中国文学的国际化，怎样与受体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媒介贯穿于当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着一个与人们物质、文化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信息化时代，研究者们的人际传播、媒介作用下的大众传播为福克纳打开了知名度，围绕作家及其作品的论争使其更有影响力，而期刊推介及电影改编扩大了知名度，最后获奖与海外译介是其成功的重要推力。毫无疑问，传播对于福克纳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传播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助推作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长沙理工大学）
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意义空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人类传播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四个阶段。《喧哗与骚动》能在时空中流动、共享、互动，最终满载盛誉，一定程度上就是搭乘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快车，从而在国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在美国的研究与传播
（一）文本传播中的学界论争
文字传播是印刷时代的主要传播方式，而文字作为载体记录着每一个时期的现象和观点，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评点使《喧哗与骚动》成为了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被注入着不同时代的思维与智慧。
20世纪70年代之前，文学界对福克纳的评论褒贬不一，部分美国学者仅仅肯定福克纳小说形式的创新，却忽视了作品中深刻的主题思想与历史意识。而另一部分批评家则不遗余力地抨击着福克纳作品中的恐怖与暴力，美国学界对福克纳作品的评述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显著特征。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出版了《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将福克纳与他的作品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摆上了价值和声誉的天平，为人们的正确认识提供了些许引导。随后罗伯特·潘·沃伦评点的论文发表在《新共和》上，在肯定考利的基础上提出福克纳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所共同的问题……”还强调了注重福克纳“每一部作品里的结构情况”，以及他笔下的自然、黑人、幽默等主题。此后，对福克纳的赞美在学界逐渐流行起来，也仍然不乏有贬斥的声音。直到1950年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极大地肯定了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的付出，令福克纳作品的探讨与论争持续升温，人们的偏见亦逐步缓和。
20世纪60年代伊始，在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流派的推波助澜之下，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正面评价成为了主力。西方的文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繁荣时期，对福克纳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开拓：人们不再用极端的角度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中客观看待，得到理性的新启示。经久不衰的批评赋予了《喧哗与骚动》长久的生命活力，推动着福学向前发展，使它在文本传播的学者论争之中得以流传和延续。
（二）电子传播中的文本电影化
《喧哗与骚动》曾被两次改编为电影，虽然尚未得到热烈的反响，但这种改编本身就是双赢的尝试。对于作家作品而言，电影的改编首先就是对作家和作品的一种肯定;其次，电影语言是一种直观的感官语言，它的流通性也大于印刷传播，一定程度上来说更有利于打开海外市场，扩大影响力。而导演对经典作品的选用与改编不仅为作品赋予新的生命，也是对导演专业素养的考察，只有在失败和批评声中寻找经验和思考，才能提高自身水平，然后在媒介助推下实现本土文化的文化输出，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
1959年，导演马丁·利特首次尝试将文本电影化，他的改编完全打碎了原著的敘事框架，以小昆丁与演员私奔作为主线来串联家族往事。虽然这次不太成功的电影化过多地依赖于舞台艺术的营造，忽视了电影语言，却出乎意料地表达着与原文文本相似的气质与味道。
2015年詹姆斯·弗兰科将《喧哗与骚动》再次搬上银幕，该片还作为展映片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作为弗兰克最崇拜的偶像，福克纳的创作深深吸引和影响着同样内向的弗兰科，性格的相似使他们在对世界的感知与表述上不谋而合。《喧哗与骚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无法电影化的作品，意识流的表述如果不能把握好分寸，找到一条合适的表述途径，很容易变成故作玄虚、使人难以理解。虽然弗兰科未能找到有力的电影手段将其转化为能够打动观众的故事，但他使用大量的闪回蒙太奇来表达班吉无理性的思维跳跃，并将故事的主线阐述得清晰明朗，再现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他的大胆改编体现了他的自信与智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求新精神。
二、《喧哗与骚动》的跨文化传播
（一）在中国新时期背景下的译介
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拓宽学术视野，我国对美国文化及美国文学艺术的翻译和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而实现文本的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译介。《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国学者对《喧哗与骚动》的评介最早要追溯到1981年7月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翻译了《喧哗与骚动》第二章，并作了简要评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福克纳这位在美国被广泛研究且褒贬不一的作家。1980年至1984年，李文俊完成了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并于同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涌现出大量的高质量评述，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外国文学尤其是英语意识流小说的热潮。
部分学者开始从事对福克纳的研究工作、撰写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与福克纳相关的研究论文近300篇，其中分析《喧哗与骚动》的论文高达100篇，主题囊括了人物、艺术结构、写作手法、主题思想、创作动机等多个角度。综上，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译介外来作品、考察其艺术特征与主题思想能为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毫无疑问，《喧哗与骚动》对新时期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二）《喧哗与骚动》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译介加速了英语意识流小说在中国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影响着新时期以后许多作家如王濛、王安忆、莫言等人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一些模仿意识流的作品也应运而生。
在阅读《喧哗与骚动》之后，莫言感叹道：“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题材的广阔使莫言备受启发，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莫言大胆地将他的家乡写到了稿纸上，从此东北高密乡成为了莫言创作中的一个典型标志，生动又鲜活。
作家苏童亦认可自己的创作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我也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有一个邮票大的一块地方”，于是“枫杨树村”成为了他的笔下农村的大多数场景，“香椿树街”则是城市的象征，一系列以此发散的中短篇小说如《少年血》《城北地带》《刺青时代》等被创作出来。
余华在离开家乡海盐多年后在自传中无不感慨，“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亦肯定了地域及地域文化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
意识流小说写作手法的渗入为当时的小说写作开辟了一种新模式，也为作者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通过译介与传播，中国作家和研究者们开始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从而生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评介行为。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完成了文化输出，实现了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三、结语
广义上的文学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但外来文化的侵入与接受必然会受到受体民族文化的阻抗，所以如何实现中国文学的国际化，怎样与受体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媒介贯穿于当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着一个与人们物质、文化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信息化时代，研究者们的人际传播、媒介作用下的大众传播为福克纳打开了知名度，围绕作家及其作品的论争使其更有影响力，而期刊推介及电影改编扩大了知名度，最后获奖与海外译介是其成功的重要推力。毫无疑问，传播对于福克纳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传播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助推作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