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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文豪钦努阿·阿契贝创作的长篇小说体现了非洲不同时期的缩影。《神箭》的创作基于其著名小说《瓦解》，描写了乌姆阿若村的大祭司伊祖鲁在面临文化冲击时的抉择与行动。小说利用上帝视角讲述了西方殖民者侵入非洲本土后发生的种种事件，深刻揭露了文化殖民的荼毒。本文从东方主义以及殖民消解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分析，旨在挖掘阿契贝创作的意图，以期从中获得启示。
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已有较长历史，但直至沃尔·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文学发展才渐渐显现在大众视野里。享有非洲现代文学小说之父的钦努阿·阿契贝便是其中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是“尼日利亚甚至是非洲人民生活变迁史的生动记录，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价值”。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强烈本土意识的阿契贝在小说创作中极尽描述尼日利亚的历史，通过“四部曲”即《瓦解》《崩溃》《神箭》《人民公仆》为世人揭开非洲的神秘面纱，呈现真实的非洲。《神箭》这部小说被理解为《瓦解》的升华，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小说中的多对冲突显示了阿契贝自身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在文化洪流中寻求出路的心理。
一、后殖民主义的概念
“后殖民”一词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非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之后的殖民。后殖民与殖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侵略，而并非军事占领。后殖民主义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评色彩，“他者”术语常出现于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被称为“自我”，殖民地人民被称为“他者”，“自我”与“他者”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全盛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后殖民主义沿袭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是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话语的研究。后殖民地文学内容极其复杂，因而文学研究角度趋向多样性。后殖民主义“三剑客”即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东西方话语进行研究。爱德华·赛义德所著的《东方主义》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揭示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则主要突出女性主义视角，揭露殖民主义以及男权中心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歪曲，为女权主义文学开拓空间，也使后殖民主义得以丰富和发展。霍米·巴巴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后殖民主义进行升华，在20世纪中后叶发表了诸多著作如《表征与殖民文化》《民族与叙事》和论文集《文化的定位》，由此奠定了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学术声望。他强调了差异性、边缘性和少数话语的文化研究方式，重视文本、文化身份的“含混”性，对当代文艺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东方主义的展现
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作中揭示了权力话语及运作机制，阐述了许多有关东方文学的作品中并未展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东方，“东方总是作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他者’形象出现，在东方‘他者’形象的陪衬下，欧洲西方‘自我’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显”，这种自我他者化现象在《神箭》中尤为凸显。主人公伊祖鲁是乌姆阿若村子里的大祭司，守护着传统的文化，拥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而随着英国殖民侵入，传统的框架逐渐土崩瓦解。在白人温特波特姆上尉眼中，土埋到脖子、头顶一块烤木薯引来秃鹫的人便是非洲人确凿的形象。在上尉和在乌姆阿若修建公路和排水系统的监理发生冲突后，上尉心中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这种冲突或者残忍为非洲本土制造，他认为非洲人的心理机制中存在这种本性的残忍。在白人眼中，非洲土著居民是野蛮的、落后的、愚蠢的，因而白人长官想尽办法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即在尊重土著制度的基础上聘用当地人来管理殖民地，这样一来稳定双方的情绪，二来稳定自身的统治并且也节省了人力和财力。
爱德华·赛义德还说道：“东方无法表述自己，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只能被西方的‘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白人想要在当地修建公路，征集了众多当地人参与劳动，他们干着劳累的工作，最后却被粗暴对待。在白人长官看来，他们像宠物狗一样忠诚，而且他们即兴演唱的本领令人不可想象，劳作多少天就唱多少天的歌。非洲当地人在白人殖民者眼中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生物。爱德华·赛义德强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收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的内容。”当西方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当地居民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态度，以至最终丢失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更有甚者正中殖民者下怀，例如，小说中的木匠摩西·乌那楚克乌熟悉英语，于是他自愿当劳动者们的组织者和白人的翻译官，村民们崇拜他，他的名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这正是白人所要的间接统治。在文化融合中，一种文化趋向于或者说为了利益而屈从于另一种文化，那么最后的结果便可想而知。
三、殖民主义的消解
殖民主义不仅剥夺殖民地的物质财富，而且也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精神伤害。白人在当地修建公路，建造领事馆，要求当地居民主动投入项目建设中，白人长官克拉克认为这是一种恩惠，是施恩于当地人，还将他们的报酬从三便士降到二便士左右。除了物质上的压迫以外，基督教的渗入也给当地的宗教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白人建立了基督教会学堂，收入当地的孩子让其学习基督教。大祭司伊祖鲁也将他的孩子奥比卡送去基督教堂，这一举动便隐含着异变的因素。村民们听闻这件事之后，便开始质疑伊祖鲁，甚至在公众集会时也开始反对大祭司的提议。但在伊祖鲁看来，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基督教会学习是为了“以毒攻毒”。他交代他的孩子学懂西方文化，从而用本族文化来对抗异质文化。“殖民话语存在典型的‘模拟’特点，人们在描述殖民及殖民地情况时，受到了自身潜意识的影响，掺杂了一致的成分，表现出‘含混矛盾’的现象。”伊祖鲁让孩子去学习基督教文化的行为实则是一种模拟抵抗，利用这种含混性，找到两种不同质文化中的裂缝，从而实现推翻宗主话语的目的。
伊祖鲁由于拒绝成为白人的傀儡而被关进监狱，在这一段时间里，伊祖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即坚守自己大祭司的职位还是接受白人授予的长官职位，向异质文化屈服还是传承传统文化，向流言蜚语低头还是继续自己的选择。他在监狱中拒绝白人送来的食物，這实际上就表明了他保守住自己尊严的决心。他被释放出狱之后，村里遭遇饥荒，于是伊祖鲁召集村民举办一场仪式，但部族的头领之间争端不断，加上伊祖鲁的儿子在祭祀的过程中不幸离世，伊祖鲁最后的防线也崩塌了。他不再固执地坚守传统，他是牺牲品，用自己的痛苦来献祭。最后，村民们带着贡品去找基督教的神，带着自己的儿子转投基督教。两种文化的融合导致了错乱，这一时期的非洲正如疯癫的伊祖鲁一样，迷失在文化融合中。
四、结语
《神箭》中的主人公伊祖鲁在追寻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中逐渐迷茫，终而将自己献祭给最高的仪式，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便是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失衡。阿契贝通过自己的笔触描绘出了尼日利亚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到独立之后的矛盾重重的历史，带来了非洲沧桑命运的写照。他希冀世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品味出深层次的意义，更希望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等国找寻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坚定文化自信。
（长沙理工大学）
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已有较长历史，但直至沃尔·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文学发展才渐渐显现在大众视野里。享有非洲现代文学小说之父的钦努阿·阿契贝便是其中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是“尼日利亚甚至是非洲人民生活变迁史的生动记录，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价值”。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强烈本土意识的阿契贝在小说创作中极尽描述尼日利亚的历史，通过“四部曲”即《瓦解》《崩溃》《神箭》《人民公仆》为世人揭开非洲的神秘面纱，呈现真实的非洲。《神箭》这部小说被理解为《瓦解》的升华，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小说中的多对冲突显示了阿契贝自身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在文化洪流中寻求出路的心理。
一、后殖民主义的概念
“后殖民”一词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非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之后的殖民。后殖民与殖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侵略，而并非军事占领。后殖民主义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评色彩，“他者”术语常出现于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被称为“自我”，殖民地人民被称为“他者”，“自我”与“他者”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全盛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后殖民主义沿袭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是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话语的研究。后殖民地文学内容极其复杂，因而文学研究角度趋向多样性。后殖民主义“三剑客”即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东西方话语进行研究。爱德华·赛义德所著的《东方主义》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揭示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则主要突出女性主义视角，揭露殖民主义以及男权中心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歪曲，为女权主义文学开拓空间，也使后殖民主义得以丰富和发展。霍米·巴巴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后殖民主义进行升华，在20世纪中后叶发表了诸多著作如《表征与殖民文化》《民族与叙事》和论文集《文化的定位》，由此奠定了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学术声望。他强调了差异性、边缘性和少数话语的文化研究方式，重视文本、文化身份的“含混”性，对当代文艺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东方主义的展现
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作中揭示了权力话语及运作机制，阐述了许多有关东方文学的作品中并未展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东方，“东方总是作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他者’形象出现，在东方‘他者’形象的陪衬下，欧洲西方‘自我’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显”，这种自我他者化现象在《神箭》中尤为凸显。主人公伊祖鲁是乌姆阿若村子里的大祭司，守护着传统的文化，拥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而随着英国殖民侵入，传统的框架逐渐土崩瓦解。在白人温特波特姆上尉眼中，土埋到脖子、头顶一块烤木薯引来秃鹫的人便是非洲人确凿的形象。在上尉和在乌姆阿若修建公路和排水系统的监理发生冲突后，上尉心中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这种冲突或者残忍为非洲本土制造，他认为非洲人的心理机制中存在这种本性的残忍。在白人眼中，非洲土著居民是野蛮的、落后的、愚蠢的，因而白人长官想尽办法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即在尊重土著制度的基础上聘用当地人来管理殖民地，这样一来稳定双方的情绪，二来稳定自身的统治并且也节省了人力和财力。
爱德华·赛义德还说道：“东方无法表述自己，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只能被西方的‘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白人想要在当地修建公路，征集了众多当地人参与劳动，他们干着劳累的工作，最后却被粗暴对待。在白人长官看来，他们像宠物狗一样忠诚，而且他们即兴演唱的本领令人不可想象，劳作多少天就唱多少天的歌。非洲当地人在白人殖民者眼中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生物。爱德华·赛义德强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收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的内容。”当西方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当地居民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态度，以至最终丢失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更有甚者正中殖民者下怀，例如，小说中的木匠摩西·乌那楚克乌熟悉英语，于是他自愿当劳动者们的组织者和白人的翻译官，村民们崇拜他，他的名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这正是白人所要的间接统治。在文化融合中，一种文化趋向于或者说为了利益而屈从于另一种文化，那么最后的结果便可想而知。
三、殖民主义的消解
殖民主义不仅剥夺殖民地的物质财富，而且也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精神伤害。白人在当地修建公路，建造领事馆，要求当地居民主动投入项目建设中，白人长官克拉克认为这是一种恩惠，是施恩于当地人，还将他们的报酬从三便士降到二便士左右。除了物质上的压迫以外，基督教的渗入也给当地的宗教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白人建立了基督教会学堂，收入当地的孩子让其学习基督教。大祭司伊祖鲁也将他的孩子奥比卡送去基督教堂，这一举动便隐含着异变的因素。村民们听闻这件事之后，便开始质疑伊祖鲁，甚至在公众集会时也开始反对大祭司的提议。但在伊祖鲁看来，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基督教会学习是为了“以毒攻毒”。他交代他的孩子学懂西方文化，从而用本族文化来对抗异质文化。“殖民话语存在典型的‘模拟’特点，人们在描述殖民及殖民地情况时，受到了自身潜意识的影响，掺杂了一致的成分，表现出‘含混矛盾’的现象。”伊祖鲁让孩子去学习基督教文化的行为实则是一种模拟抵抗，利用这种含混性，找到两种不同质文化中的裂缝，从而实现推翻宗主话语的目的。
伊祖鲁由于拒绝成为白人的傀儡而被关进监狱，在这一段时间里，伊祖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即坚守自己大祭司的职位还是接受白人授予的长官职位，向异质文化屈服还是传承传统文化，向流言蜚语低头还是继续自己的选择。他在监狱中拒绝白人送来的食物，這实际上就表明了他保守住自己尊严的决心。他被释放出狱之后，村里遭遇饥荒，于是伊祖鲁召集村民举办一场仪式，但部族的头领之间争端不断，加上伊祖鲁的儿子在祭祀的过程中不幸离世，伊祖鲁最后的防线也崩塌了。他不再固执地坚守传统，他是牺牲品，用自己的痛苦来献祭。最后，村民们带着贡品去找基督教的神，带着自己的儿子转投基督教。两种文化的融合导致了错乱，这一时期的非洲正如疯癫的伊祖鲁一样，迷失在文化融合中。
四、结语
《神箭》中的主人公伊祖鲁在追寻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中逐渐迷茫，终而将自己献祭给最高的仪式，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便是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失衡。阿契贝通过自己的笔触描绘出了尼日利亚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到独立之后的矛盾重重的历史，带来了非洲沧桑命运的写照。他希冀世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品味出深层次的意义，更希望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等国找寻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坚定文化自信。
（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