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1年,斯巴达人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为了给11年前被其斯巴达同胞抛下山谷自寻“水和土”的波斯使节偿命,面见波斯王薛西斯,当卫兵要求他们匍匐下跪时,他们拒绝了。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召见”太原隐士周党时,周党伏身不谒拜(那时都是跪坐交谈)、不通报姓名,并声称无意仕途,唯愿守志。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拒行三跪九叩之礼,除非与他官阶相当的清朝官员赴英国向英王行此同礼,乾隆皇帝虽在热河避暑山庄态度和蔼地“召见”他,但通商等使命因此未能如愿。
　　东西方对膝盖功能的看法向来迥异。
　　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拒绝向薛西斯匍匐跪拜时,声称哪怕自己被头朝下栽倒也绝不下跪,他们没有向凡人下跪的习俗。周党拒谒拜,博士范升上奏谴责周党骄横无理,应当处死。刘秀倒没计较,赐布帛四十匹送其返乡。
　　朱元璋《严光论》痛斥:“……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于他,读书人遇征召而不仕则死刑伺候。统治者如此倒也罢了,就连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中指斥周党“忿惊之气”,且认为:“故君子者,以仕为道者也,非夷狄盗贼,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
　　一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竟也如此“脑在水中央”,把仕途视为读书人的唯一之道,在天子面前膝盖除了下跪别无功能。可见中国传统罹此奴性观念毒素至深。
　　其实,从三皇五帝到辫子军入京,从“文革”忠字舞到市府衙门千人跪,中国文化中的膝盖,其文化功能一直是下跪。即使物理上的膝盖不再弯曲,精神上的膝盖也未必伸直。“天地君亲师”中,若说对“天地亲师”之跪可算信仰之虔诚、血脉亲情之敬爱以及对知识之敬畏,那么对君之跪,尤其是对官之跪,只能算是对特权、等级、权力之顺服与摇尾了。
　　即使是对亲之跪、对师之跪,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好在西学东渐以来,至少在成人之间,跪亲师的原有等级含义逐渐淡化以致消亡。
　　半个世纪前,一身傲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直斥“大跃进”:“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然而,每逢春节他却要到陈寅恪先生府上行三跪九叩大礼。其所斥者权力的荒诞颟顸,所跪者陈先生代表的大人格与大学问。
　　张思之大律师一生多舛,江平先生盛赞其傲然卓立的风骨:“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数年前,张先生奔母丧,谈及此事,他说:“在母亲坟前,很自然的,我腿一软就跪下了。”他所鏖战者法之正义,所跪者亲情至爱及生之怅惘、死之敬畏。
　　可见,现当代部分国人私人宅第跪拜于亲、师之前,荒郊墓地跪拜于先祖灵前,可归于纯粹的血脉亲情及敬畏真理之严肃。刘节们的傲骨与下跪具有统一的精神内涵:自由与敬畏。
　　然而广宇洋洋、万目睽睽之下,石狮钢门官衙前下跪求恩,绝非自由与敬畏,而是自甘奴役,人格自贱。这跪的源头还在中国古代家产官僚制下的官本位传统,其眼前之因则是当代缺乏分立制衡导致的权力侵犯人权后无法救济。
　　两希文明传统下西方文化中的膝盖,一直警惕世俗的恐吓与侵蚀,谨慎而虔诚,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希腊人、罗马人跪拜的是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跪国王,不跪执政官。基督徒跪拜者除了上帝还有耶稣圣像,而尤太教徒(中国文化习惯中谈及外族,常加“犬”边,此歧视现象应有改变,故本文改称“尤太”)、穆斯林则只跪不可有形象的上帝。这些传统都导致了他们信仰眷顾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
　　在奔赴薛西斯营帐的途中,一位亚细亚沿海居民的统帅叙达尔涅斯劝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鼓动斯巴达向波斯投降,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是用枪,还要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
　　司佩尔提亚斯、周党、马戛尔尼们用自己的膝盖诠释自由、尊严和平等,刘节、张思之们则以膝盖诠释它们原本一体、无分轩轾的另一面:深情与敬畏。膝盖的物理功能,历史赋予以其精神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