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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转向“我们”
《综艺》：与你之前的影片相比，《重来》有哪些突破或创新？
王超：首先是题材的突破，关注点从之前的边缘人群转为城市主流人群的生活和情感；其次，更加注重展示人物内心，从以往的环境批判写实转为人物心理写实，让影片中的情感脉络更加清晰。影片的镜头语言不再一味冷静客观，而是体察人物的情感变化；由故事中的“失忆”展开对时间的探索，展现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不确定性的交织、碰撞，这些都是我在创作上的创新。
实际上，《重来》能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上映，是我入行以来的最大创新。
《综艺》：对普通观众来说，你认为《重来》最大的亮点或者说看点是什么？
王超：可能观众看到的几款电影宣传海报是最大亮点（笑）。
现在很多观众或主动或被动地消费着“电影快餐”，尤其在我国没有专门艺术院线的环境下，观众更难通过影院感受艺术电影的魅力。让观众恢复其应有的感知力，并丰富其观影经验和体验，是《重来》的使命。
《综艺》：你多次强调，“以前我是把镜头对准别人，现在则对准我们”？
王超：做电影导演十年了，一开始我把镜头更多的对准社会边缘人群，希望借此吸引主流社会的注意，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这几乎把自己和所拍摄的对象隔绝开来，形成“他们”和“我们”。当我凭借几部作品拿了国际奖项后，反而开始思考：这样的奖项是否帮助到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成就了我的创作。
《重来》在法国上映时，片方着重宣传“退一步海阔天空、对爱需要包容”等这样饱含东方智慧的价值观。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拍摄对象是“我们”， 而国内的“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这部电影。这是刺激我特别希望将影片“带回”国内市场的原因。
所谓“我们”，不仅仅指镜头对准的群体，更指国内的观众。从接收美学的角度，电影拍摄完并不算完，只有将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才是完整的。《重来》在国内上映，是我践行“对准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拍“我们”的电影，回到“我们”中间，影片才有存在意义。
“私房菜”也可以大声吆喝
《综艺》：《重来》表现的是都市中青年人的情感、婚姻危机，其实这样的题材“很大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用更炫丽的镜头和更快的节奏，可能会更吸引观众？
王超：作为一门艺术，电影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将电影的表現形式“固化”为某一类型，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导演自主创作能力的阉割，甚至是对艺术的阉割，很可能在迎合潮流的过程中丢失原本的特色，反而不能吸引观众。
在拍摄《重来》时，我其实已经不再过多地迷恋个人风格。与之前几部影片相比，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更丰富，节奏也更明快。
《综艺》：但影片中大量的固定机位和空镜头，以及过于沉默的主人公，都会给观众带来理解上的阻力。
王超：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不想太过于迁就观众，观众也需要接触不同的电影，从而更好地理解影片传达的讯息。
导演创作时应考虑观众的感知度，观众也可以适当“迁就”电影艺术本身。如果将艺术电影比作私房菜，它是需要特定的制作流程的，也需要食客细细品味。同样，私房菜也可以大声吆喝，让观众知道电影作为艺术也可以被消费。我这次高调宣传，就是这个目的。
寻求艺术与市场的平衡
《综艺》：你如何评价自己的电影创作？
王超：电影永远不只是一门艺术，它还可以感染大众，因此电影创作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市场的准备，比如在影片的选角上启用一些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演员等，只不过因为多重原因这一点没能在《重来》上实现。在电影院里，我也考虑如何在今后的电影创作中更加“接地气”，让观众接受起来更顺畅，看起来更愉悦。尊重市场但不刻意逢迎市场，我希望今后执导的影片既能赢得观众，也能够承栽一定的社会意义。
《综艺》：影片终于在国内大银幕上映，心情如何？
王超：当我看到《重来》出现在各地院线、影院的排片表上时，不论排片场次多少，排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我都由衷地高兴和激动；当然，不尽如人意的票房表现也令我反思——如何加强与院线、影院等各方的沟通、合作，如何更好的使观众对电影产生共鸣。
即便票房不佳，我也期待通过这次高调、密集的宣传，传达给国内电影市场、观众一个信息：这样的艺术影片也可以进入市场，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反映自身群体情感生活的影片。我更希望通过《重来》，呼吁国内尽快建立艺术院线，促进艺术影片创作、入市和观影的良性循环发展。
《综艺》：当前急速发展的内地电影市场，对中青年导演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王超：这需要一个过程。在《重来》中，我花大价钱买来皮拉佐拉的探戈曲，增强了影片的商业性，可看性、可听性也得到提升。《重来》是我第一部有意识地走进市场的电影，让我更接地气，对市场有了更直观的认知。通过这次尝试，哪怕是失败，对我今后拍出观众认可、市场认可的好电影也很有帮助。
坚持有自我特色的艺术创作，同时愿意接受市场的检验，这本身就需要不断平衡。我有面向市场的姿态，有对创作清醒的认识。今后我要做的，是学习让商业元素更好地融入艺术创作，让艺术更顺畅地贯穿创作过程，寻求电影艺术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综艺》：与你之前的影片相比，《重来》有哪些突破或创新？
王超：首先是题材的突破，关注点从之前的边缘人群转为城市主流人群的生活和情感；其次，更加注重展示人物内心，从以往的环境批判写实转为人物心理写实，让影片中的情感脉络更加清晰。影片的镜头语言不再一味冷静客观，而是体察人物的情感变化；由故事中的“失忆”展开对时间的探索，展现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不确定性的交织、碰撞，这些都是我在创作上的创新。
实际上，《重来》能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上映，是我入行以来的最大创新。
《综艺》：对普通观众来说，你认为《重来》最大的亮点或者说看点是什么？
王超：可能观众看到的几款电影宣传海报是最大亮点（笑）。
现在很多观众或主动或被动地消费着“电影快餐”，尤其在我国没有专门艺术院线的环境下，观众更难通过影院感受艺术电影的魅力。让观众恢复其应有的感知力，并丰富其观影经验和体验，是《重来》的使命。
《综艺》：你多次强调，“以前我是把镜头对准别人，现在则对准我们”？
王超：做电影导演十年了，一开始我把镜头更多的对准社会边缘人群，希望借此吸引主流社会的注意，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这几乎把自己和所拍摄的对象隔绝开来，形成“他们”和“我们”。当我凭借几部作品拿了国际奖项后，反而开始思考：这样的奖项是否帮助到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成就了我的创作。
《重来》在法国上映时，片方着重宣传“退一步海阔天空、对爱需要包容”等这样饱含东方智慧的价值观。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拍摄对象是“我们”， 而国内的“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这部电影。这是刺激我特别希望将影片“带回”国内市场的原因。
所谓“我们”，不仅仅指镜头对准的群体，更指国内的观众。从接收美学的角度，电影拍摄完并不算完，只有将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才是完整的。《重来》在国内上映，是我践行“对准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拍“我们”的电影，回到“我们”中间，影片才有存在意义。
“私房菜”也可以大声吆喝
《综艺》：《重来》表现的是都市中青年人的情感、婚姻危机，其实这样的题材“很大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用更炫丽的镜头和更快的节奏，可能会更吸引观众？
王超：作为一门艺术，电影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将电影的表現形式“固化”为某一类型，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导演自主创作能力的阉割，甚至是对艺术的阉割，很可能在迎合潮流的过程中丢失原本的特色，反而不能吸引观众。
在拍摄《重来》时，我其实已经不再过多地迷恋个人风格。与之前几部影片相比，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更丰富，节奏也更明快。
《综艺》：但影片中大量的固定机位和空镜头，以及过于沉默的主人公，都会给观众带来理解上的阻力。
王超：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不想太过于迁就观众，观众也需要接触不同的电影，从而更好地理解影片传达的讯息。
导演创作时应考虑观众的感知度，观众也可以适当“迁就”电影艺术本身。如果将艺术电影比作私房菜，它是需要特定的制作流程的，也需要食客细细品味。同样，私房菜也可以大声吆喝，让观众知道电影作为艺术也可以被消费。我这次高调宣传，就是这个目的。
寻求艺术与市场的平衡
《综艺》：你如何评价自己的电影创作？
王超：电影永远不只是一门艺术，它还可以感染大众，因此电影创作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市场的准备，比如在影片的选角上启用一些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演员等，只不过因为多重原因这一点没能在《重来》上实现。在电影院里，我也考虑如何在今后的电影创作中更加“接地气”，让观众接受起来更顺畅，看起来更愉悦。尊重市场但不刻意逢迎市场，我希望今后执导的影片既能赢得观众，也能够承栽一定的社会意义。
《综艺》：影片终于在国内大银幕上映，心情如何？
王超：当我看到《重来》出现在各地院线、影院的排片表上时，不论排片场次多少，排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我都由衷地高兴和激动；当然，不尽如人意的票房表现也令我反思——如何加强与院线、影院等各方的沟通、合作，如何更好的使观众对电影产生共鸣。
即便票房不佳，我也期待通过这次高调、密集的宣传，传达给国内电影市场、观众一个信息：这样的艺术影片也可以进入市场，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反映自身群体情感生活的影片。我更希望通过《重来》，呼吁国内尽快建立艺术院线，促进艺术影片创作、入市和观影的良性循环发展。
《综艺》：当前急速发展的内地电影市场，对中青年导演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王超：这需要一个过程。在《重来》中，我花大价钱买来皮拉佐拉的探戈曲，增强了影片的商业性，可看性、可听性也得到提升。《重来》是我第一部有意识地走进市场的电影，让我更接地气，对市场有了更直观的认知。通过这次尝试，哪怕是失败，对我今后拍出观众认可、市场认可的好电影也很有帮助。
坚持有自我特色的艺术创作，同时愿意接受市场的检验，这本身就需要不断平衡。我有面向市场的姿态，有对创作清醒的认识。今后我要做的，是学习让商业元素更好地融入艺术创作，让艺术更顺畅地贯穿创作过程，寻求电影艺术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