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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摄影作品被印制在邮票上不仅可以伴随着邮件走遍全国，走向世界，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也被集邮爱好者们永远珍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行了不少取材于中外摄影名家之手的邮票，这类邮票现已成为集邮中的一个专题而倍受人们重视。
我国发行的以摄影作品为题材的邮票类别很多，本文中提及的邮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历史的重大事件为题材；另一类则是以领袖人物为题材。而且在这些邮票的后面，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历史事件
在这类邮票中，可以看到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历史时期的珍贵镜头。
《埋地雷》石少华摄于1943年。这张照片很好地表现了抗日敌后游击战的情形，画面上的游击队员，头戴毡帽，身穿农民的棉袄，也许他们就是当地的农民，但他们又背着枪，在黎明或黄昏的映衬下，正在紧张地挖坑埋雷，它不但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地方特色，而且很好地表现了敌后抗日战争的伟大画面，并预示了正义的抗日战争事业必胜的前景。
《平型关大捷》沙飞摄于1937年，平型关战役，全歼了日本一个师团中大队的3000余人，是抗战中的著名战役。第一次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画面上表现的是八路军获胜后挺进平型关。这张邮票由于受到解放初期印刷技术的限制，只能采取根据照片原作转化的雕刻版。
《毛主席视查黄河》是侯波在1952年所拍，地点在河南郑州的邙山，采用禄莱相机现场抓拍，当时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建的，已经过了保险期了，毛主席上山去看，并且说：应该再架一座桥。毛主席在开国初期很重视黄河的水利建设，这张照片神态自然生动，角度适当，具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
《白求恩大夫》吴印咸摄于1939年10月，吴印咸生前曾说过：“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无不被它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一个外国人却穿着中国八路军的土布军装；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却在一座中国的小庙里做手术；一场大战就在手术室外几里路的地方展开而医生却镇定自如！据吴老生前回忆：那时正是日军发动冬季大扫荡时，白求恩大夫急行70多里山路，赶到前线，在距前线五、六里路的路旁的小庙里搭起了手术台，就在做手术过程中，敌人步步逼近，情况十分危险，大家都劝白求恩大夫赶快撤离，但白求恩大夫却毫不理会，坚持为最后一个伤员缝合完毕，此时已是黄昏，夕阳的光线从小庙的侧前方照进来，这恰当的光线，精彩的瞬间，被吴老用相机记录下来，而印成邮票后，又将会永远地流传下去。在将照片印制成邮票时，为了突出白求恩的形象，画幅略有剪裁。
《火车通过大瑶山隧道》大瑶山隧道全长14.93公里，在当时是我国最长的双线铁路隧道，它穿越粤北地质复杂的山区，其建成标志着我国铁路隧道建设跨入了八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中国邮票总公司正在拟出版一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的邮票，其中一张就是大瑶山隧道，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一张合适的照片，最后从铁道部陈玉昌处选到一张，这是陈玉昌和王连甲两同志共同创作的，当时他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拍摄了大量的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大瑶山隧道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拍摄内容。从这张邮票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一个摄影者要根据自己工作的专业特性，结合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知识进行拍摄才更容易出成绩。
领袖题材
在这类邮票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摄影家镜头中的领袖风采，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是成功的人像摄影杰作。
《毛泽东在陕北》埃德加·斯诺摄。
埃德加·斯诺是著名的美国记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以报道在长征之后，抗战之初的红军题材而闻名于世。当年他独自一人，乔装改扮，冒着危险绕道内蒙古，悄悄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到大量的独家新闻，是最早向外界全面系统报道中国红军的西方记者。《毛泽东在陕北》就是他在1936年为毛泽东拍摄的肖像作品之一。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后，将原黑白照片加工为彩色，而人物的精神风貌仍丝毫不减。
《朱总司令在太行》是徐肖冰拍摄的，时间为1939年11月“百团大战”之前，地点为太行山的王家峪。据徐先生回忆，聂帅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日本一个旅团长的马，并派人送给朱总。这匹马高大漂亮，当马夫在遛马时，徐肖冰看到了，他想，要是朱总骑上拍张照片，一定很威风。而朱总是个很随和的人，一说就同意了。当时八路军总部位于太行山的山沟里，光线较暗，徐肖冰就建议到山坡上去拍，朱总骑上马以后，显得很威风，很有气势。徐肖冰是先拍了电影，然后又摄影，都是在同一角度同一画面，摄影用的是6×4.5cm的120相机，拍16张，现在底片仍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档案室。
《周恩来》是“中国照相馆”的特级技师姚经才于1953年所摄，其年周恩来已55岁，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周总理工作极为繁忙，而照片上的周总理仍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据侯波老师回忆，当时周总理要出国访问，需要一张标准像，而中南海内也不具备拍摄条件，于是就派侯波去中国照相馆联系。为什么选中国照相馆呢？因为当时它刚由上海迁京，技术水平较高。周总理先到北京饭店理发，然后再去外交部开会，在这中间的空挡时间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在拍照时，增加了柔和的顶光和右侧光，当时一共拍了七、八张，后由侯波取走，交周总理审查，最后确定的就是这张。据张孔嘉先生回忆，当时为周总理拍照的是一架老式木制座机，镜头为德国产的海利亚牌，这张照片被搬上邮票后，同样成为集邮者的珍品。
《领袖们》是吕厚民先生1964年11月在北京国际机场拍摄的，时处深秋，当时周总理从苏联开会回来，毛主席、刘少奇和朱德到机场迎接，机场上参加迎接的还有民兵、解放军和群众，现场气氛非常好，据吕厚民先生回忆，当时用禄莱相机，目测对焦，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采用了现场抓拍的方法摄取了这幅杰出的作品。
摄影为邮票的选题和设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而邮票又使摄影杰作走进千家万户，二者相辅相成、交融生辉。事实上，从摄影杰作中挑选发行邮票的选题，是非常可行而且大有可为的，例如几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影展，其中许多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都是反映祖国建设和人物岁月的杰作，内容新颖、形象生动，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邮票设计选题；同时从以上摄影类邮票也可以看出，摄影家的作品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那么这样的摄影作品就会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小小的邮票上汇集了时代进步的足迹和风云人物的风貌时，那么精彩的瞬间就会转化为永恒的珍品，邮票中的摄影世界使人赏心悦目，令人回味无穷！
我国发行的以摄影作品为题材的邮票类别很多，本文中提及的邮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历史的重大事件为题材；另一类则是以领袖人物为题材。而且在这些邮票的后面，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历史事件
在这类邮票中，可以看到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历史时期的珍贵镜头。
《埋地雷》石少华摄于1943年。这张照片很好地表现了抗日敌后游击战的情形，画面上的游击队员，头戴毡帽，身穿农民的棉袄，也许他们就是当地的农民，但他们又背着枪，在黎明或黄昏的映衬下，正在紧张地挖坑埋雷，它不但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地方特色，而且很好地表现了敌后抗日战争的伟大画面，并预示了正义的抗日战争事业必胜的前景。
《平型关大捷》沙飞摄于1937年，平型关战役，全歼了日本一个师团中大队的3000余人，是抗战中的著名战役。第一次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画面上表现的是八路军获胜后挺进平型关。这张邮票由于受到解放初期印刷技术的限制，只能采取根据照片原作转化的雕刻版。
《毛主席视查黄河》是侯波在1952年所拍，地点在河南郑州的邙山，采用禄莱相机现场抓拍，当时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建的，已经过了保险期了，毛主席上山去看，并且说：应该再架一座桥。毛主席在开国初期很重视黄河的水利建设，这张照片神态自然生动，角度适当，具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
《白求恩大夫》吴印咸摄于1939年10月，吴印咸生前曾说过：“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无不被它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一个外国人却穿着中国八路军的土布军装；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却在一座中国的小庙里做手术；一场大战就在手术室外几里路的地方展开而医生却镇定自如！据吴老生前回忆：那时正是日军发动冬季大扫荡时，白求恩大夫急行70多里山路，赶到前线，在距前线五、六里路的路旁的小庙里搭起了手术台，就在做手术过程中，敌人步步逼近，情况十分危险，大家都劝白求恩大夫赶快撤离，但白求恩大夫却毫不理会，坚持为最后一个伤员缝合完毕，此时已是黄昏，夕阳的光线从小庙的侧前方照进来，这恰当的光线，精彩的瞬间，被吴老用相机记录下来，而印成邮票后，又将会永远地流传下去。在将照片印制成邮票时，为了突出白求恩的形象，画幅略有剪裁。
《火车通过大瑶山隧道》大瑶山隧道全长14.93公里，在当时是我国最长的双线铁路隧道，它穿越粤北地质复杂的山区，其建成标志着我国铁路隧道建设跨入了八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中国邮票总公司正在拟出版一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的邮票，其中一张就是大瑶山隧道，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一张合适的照片，最后从铁道部陈玉昌处选到一张，这是陈玉昌和王连甲两同志共同创作的，当时他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拍摄了大量的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大瑶山隧道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拍摄内容。从这张邮票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一个摄影者要根据自己工作的专业特性，结合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知识进行拍摄才更容易出成绩。
领袖题材
在这类邮票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摄影家镜头中的领袖风采，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是成功的人像摄影杰作。
《毛泽东在陕北》埃德加·斯诺摄。
埃德加·斯诺是著名的美国记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以报道在长征之后，抗战之初的红军题材而闻名于世。当年他独自一人，乔装改扮，冒着危险绕道内蒙古，悄悄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到大量的独家新闻，是最早向外界全面系统报道中国红军的西方记者。《毛泽东在陕北》就是他在1936年为毛泽东拍摄的肖像作品之一。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后，将原黑白照片加工为彩色，而人物的精神风貌仍丝毫不减。
《朱总司令在太行》是徐肖冰拍摄的，时间为1939年11月“百团大战”之前，地点为太行山的王家峪。据徐先生回忆，聂帅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日本一个旅团长的马，并派人送给朱总。这匹马高大漂亮，当马夫在遛马时，徐肖冰看到了，他想，要是朱总骑上拍张照片，一定很威风。而朱总是个很随和的人，一说就同意了。当时八路军总部位于太行山的山沟里，光线较暗，徐肖冰就建议到山坡上去拍，朱总骑上马以后，显得很威风，很有气势。徐肖冰是先拍了电影，然后又摄影，都是在同一角度同一画面，摄影用的是6×4.5cm的120相机，拍16张，现在底片仍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档案室。
《周恩来》是“中国照相馆”的特级技师姚经才于1953年所摄，其年周恩来已55岁，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周总理工作极为繁忙，而照片上的周总理仍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据侯波老师回忆，当时周总理要出国访问，需要一张标准像，而中南海内也不具备拍摄条件，于是就派侯波去中国照相馆联系。为什么选中国照相馆呢？因为当时它刚由上海迁京，技术水平较高。周总理先到北京饭店理发，然后再去外交部开会，在这中间的空挡时间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在拍照时，增加了柔和的顶光和右侧光，当时一共拍了七、八张，后由侯波取走，交周总理审查，最后确定的就是这张。据张孔嘉先生回忆，当时为周总理拍照的是一架老式木制座机，镜头为德国产的海利亚牌，这张照片被搬上邮票后，同样成为集邮者的珍品。
《领袖们》是吕厚民先生1964年11月在北京国际机场拍摄的，时处深秋，当时周总理从苏联开会回来，毛主席、刘少奇和朱德到机场迎接，机场上参加迎接的还有民兵、解放军和群众，现场气氛非常好，据吕厚民先生回忆，当时用禄莱相机，目测对焦，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采用了现场抓拍的方法摄取了这幅杰出的作品。
摄影为邮票的选题和设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而邮票又使摄影杰作走进千家万户，二者相辅相成、交融生辉。事实上，从摄影杰作中挑选发行邮票的选题，是非常可行而且大有可为的，例如几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影展，其中许多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都是反映祖国建设和人物岁月的杰作，内容新颖、形象生动，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邮票设计选题；同时从以上摄影类邮票也可以看出，摄影家的作品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那么这样的摄影作品就会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小小的邮票上汇集了时代进步的足迹和风云人物的风貌时，那么精彩的瞬间就会转化为永恒的珍品，邮票中的摄影世界使人赏心悦目，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