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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曾经历低潮期的电视相亲节目，如今呈现一派勃兴局面。 虽然同质化现象一直遭到严厉批评，但类似的节目依旧热潮滚滚，观众的收看热情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人们也以个案为例，对这类节目引发的系列问题展开探讨。孟梅博士的《性别意识与影像呈现——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女性主义批评》一文采用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这类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史可扬博导等的论文《电视相亲栏目的成功之道——以〈非诚勿扰〉为例》以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为切入点，梳理了相亲栏目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解析了“差异化”生存策略的具体所指。卢琳博士的《电视相亲节目的同质化因素与异质性创新研究》对电视相亲节目这一传媒热点的同质化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运用相关理论论述这一栏目类型的影响。杜莹杰博士等的《电视相亲同质化中的差异化竞争》一文通过对几个热播相亲节目的横向比较，剖析了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即明晰节目定位与提升制作水准。梁玉峰的《电视相亲节目的同质化与差异性——〈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比较分析》则从节目包装、模式、主持人和嘉宾四方面比较分析了《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的同与异，肯定了电视相亲节目同质化竞争中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摘要：电视相亲类节目在提供“相亲交友机会”和“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从栏目设置和剪辑上传递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性别理念。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舞台影像设置和节目流程的分析，探析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相亲类电视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以男性为话语權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以及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
关键词：电视相亲；性别关系；刻板印象；女性主义视角
中图分类号：G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6007005
电视相亲类节目作为生活服务与时尚娱乐相结合的“真人秀”节目，自2010年以来充斥各大电视台，形成了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栏目为代表的“电视相亲节目收视热潮”。虽然一直在极力宣称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相亲类电视节目真正吸引观众眼球的却是其中的娱乐性和“戏剧化”。观众的审美期待已经约定俗成：把上场的男女嘉宾看作一部电视剧的主角，她（他）们“处理”每一次“相亲事件”的过程，成为观众心中的悬念。“戏剧是艺术能在其中再创造出人的情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具体的形式。”[1]随着观众对连续上场的男女嘉宾熟悉程度的加深，相亲类节目的“系列剧”特征越来越被强化，由“戏剧冲突”所传递的性别关系也就越来越具体。
大多数相亲类栏目都设置“女选男”的节目程式，即由女嘉宾首先提问，并以留灯灭灯（或留牌翻牌）方式对男嘉宾进行评判和选择。表面看起来，相亲类节目在努力营造“女性优先选择”或者“男女权力均等”的视觉效果，突出对女性主体地位和女性意识的重视与塑造。然而，纵观这些从规则到流程皆有相似之处的电视相亲类节目，我们发现，以男性为话语权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依旧渗透于节目始终。在女嘉宾们纷纷唇枪舌剑展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的华丽舞台上，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让位，男权话语在栏目中时隐时现，并在某一时刻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刻板印象：女性形象的选择和塑造
刻板印象（stereotype），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ilton将其定义为：“指对某一个群体的特征所作的归纳、概括的总和。它并不一定有事实依据，也不考虑个体差异，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定看法， 但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却能产生重大的影响。”[2]女性刻板印象在电视相亲节目中，通过影像的传播和塑造，显得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参加电视类相亲节目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报名和遴选，只有被选中了的，才有机会登场参与选择与被选择。笔者的一位女性朋友曾在参加某一档相亲节目的报名环节被淘汰出局，理由是她“各方面都优秀却并不出众”。因为同样为媒体工作者，她被坦诚告知：“我们需要的是有鲜明特色的女嘉宾，哪怕是以牙尖嘴利为特色。”
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或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此基础上选出的女嘉宾，通过化妆师在妆容和服饰上的塑造、VCR短片的展示，使场上的女嘉宾达到一种“标签效应”：冷艳者、善谑者、“萝莉型”、“御姐范儿”……在其后每一期节目里，随着和男嘉宾的互动以及对男嘉宾的选择，每位女嘉宾都逐渐强化自己的“特色”。然而，这并非对女性主体意识多元化的认同，只能说明这是一种细化了的“刻板印象”：《我们约会吧》中邻家小妹似的说着天津方言的蔡旸、画着浓妆的“美女蛇”刘琳、艳如桃李而又冷若冰霜的鞠尚宜、马祎……《非诚勿扰》中自称“横竖都是二”的女孩儿李璐，美食家张丹丹、沙画师寇烨瑄……观众见到这些女嘉宾的名字便会在脑海中自动归类，对她们“这一类”的评价和期待，以及适合什么样的男嘉宾，这就是“刻板印象”的真实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嘉宾，容貌出众、气质温柔者被选为心仪女生、接受男性表白的几率都远远大于相貌平庸者或性别气质中性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女性特质”依然是遴选和塑造女嘉宾的“底板”——只是在“底板”基础上分类细化，形成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刻板”，目的无非是为男嘉宾乃至广大电视观众提供“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消费”可能性。
而在“电视相亲”节目过程中，则充满了对这些女嘉宾的“女性特质”的赏玩和塑造。比如每一档“女选男”相亲节目都毫无例外地设置男嘉宾选择“心动女生”的环节，在男嘉宾按键的过程中，以中近景镜头反复展示女嘉宾的容貌或身材曲线；如果节目是“男选女”形式，则或者让场上的男嘉宾背转身去，凭借女嘉宾的语言表达选择是否转身；或者让女嘉宾戴面具登场，在首轮交流之后再摘下面具……种种设置都是将女嘉宾的容貌作为“悬念”，希望造成“惊艳”的戏剧效果。有人根据《非诚勿扰》2010年全年播出的、个人资料完整的344位男嘉宾为样本，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参加《非诚勿扰》的男性以80后为主体，大多数未婚，在国内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这些男性中，又以事业有成（或勇于创业）、坚强理智者最容易得到女嘉宾的青睐，从而得到超过两盏以上的留灯，进入“男生权利环节”——即灭掉不喜欢的女生的灯，留下两位女嘉宾和男嘉宾的心仪女生一起参加最后“遴选”。而根据男嘉宾对理想女生的描绘词语而作的频数统计则表明，排名前六位的词汇依次是：“温柔体贴、孝顺、善良、活泼开朗、可爱、漂亮美丽。”[3]也就是说，女性的“权力”只是以留灯灭灯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否愿意“备选”，如果愿意，则要向对方展示自己、和别的女嘉宾“竞争”。拥有以上六个词汇特征的女性更容易得到优秀男嘉宾的表白和牵手，相比起其他“类型”的女嘉宾来说，也就有了更多“被选择”的机会和“被选中”的资本。以优秀男嘉宾对理想女生的描述和对在场女嘉宾的选择为引导，对女性“美丽、温柔”的着重要求通过荧屏被强化和传播，完成了男权话语中心对女性形象的规范和塑造。女嘉宾乃至女性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为了达到优秀男性的“审美需求”，自然而然地以这六个词汇为参照，“见贤思齐”，也就向传统的“女性特质”要求作出了妥协和遵从。 二、影像效果：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
电视类相亲节目从舞台设置到镜头剪辑，都在有意无意间营造一种男性对女性“救赎”的影像效果。下文将以《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为例进行分析。
《非诚勿扰》的入场次序如下：主持人——24位女嘉宾——男嘉宾。通过影像呈现在观众眼中的是：女嘉宾成队列走出来，在镜头的注视下走过长长的T台；主持人和男嘉宾则是乘坐升降梯从高处降落，站在她们对面。在男嘉宾到来之时，女嘉宾已经各就各位并亮起灯表示“欢迎”。男嘉宾则首先扫视全场，选出自己的“心仪女生”。
《我们约会吧》依然是主持人和男嘉宾“从天而降”的设计。在男嘉宾还在高处的时候，大声宣布自己的“爱情最主张”，即“我不要……的女生”。此时，主持人和观众只能仰视才能看到男嘉宾的身影，宣布完三条“我不要”之后，男嘉宾乘坐升降梯缓缓降落，梯门打开，男嘉宾亮相。已经站立在“百女墙”后的女嘉宾则由“机器人”Mr.Right选出“最适合男嘉宾”的30位，依次排队登场……
与此类似，男性对女性的“俯视”视角也通过影像时见于别的相亲类节目：《爱情连连看》以摇号的方式随机选出12位女嘉宾，并将这12位女嘉宾放置于帘幕之后，用灯光投射出她们的身体曲线，用以“备选”；东方卫视《谁能百里挑一》由场上的男嘉宾对“参选”女嘉宾在帘幕后面的身影进行投票，选择谁先上场……在出场顺序上，几乎所有的相亲节目都是先展示女嘉宾群体，再出现男嘉宾个体登场镜头；女嘉宾则大多是两两牵手入场，扇面形围绕出舞台的中心，供“从天而降”的男嘉宾和主持人对话。虽然男嘉宾在众多女嘉宾的环绕和提问中也会产生压力和紧张感，然而从舞台效果来看，男性一直占据“高处”和“中心”位置，形成驾驭全场的视觉印象。而女嘉宾在镜头前面展现的性别（sex）特征（身材曲线、精致的妆容、或可爱或冷艳的女性气质等）以及和男嘉宾互动时出现频率最多的对自己“女性特质”（容貌、性格、对来自男性的安全感的诉求等）的涉及与描述，都在无意间纵容着男性话语权的确立。
“女性安于‘被看’，并主动认同主体立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是更值得社会文化反思的现象，因为这种男权的意识控制更具有隐蔽性。”[4]在2013年4月13日播出的《非诚勿扰》中，有位女嘉宾这样向男嘉宾表白：“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流浪猫流浪狗，还有许多流浪的心。……像我们这些剩女，其实也有一颗心在等着收留，收留之后不仅有依恋依赖，还有对这个家庭的强烈的感恩和付出。” 5月5日《非诚勿扰》节目中“飘柔爱转角”的女生被牵手，她对男嘉宾“致谢”：“我站了四期，说了三次被拒了两次，……谢謝，看得起我。”还有一位身材比较丰满的女嘉宾，深有感触地对男嘉宾说：“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被别人选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体型跟男嘉宾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丝毫不怀疑，我身上有一些很优质的品质。我想说的是，在我胖的时候，能够不嫌弃我的男人，在我瘦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他。”……类似言语还有很多，皆是反映出强烈的等待男性救赎甚至“收留”的心态。其实，在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人们的孤独感也在逐渐加重，带着“流浪者”的失落和伤感在社会上闯荡寻觅，渴望被爱情、被亲情所收留，这是不分性别、种族和地域的普遍心态，这也是相亲类节目大量出现且收视率持续飙升的原因。然而舞台上女嘉宾不自觉的卑微言语，却流露出女性对男权中心的自觉认同，在性别关系中，她们依然怀有强烈的渴望依附男性、被男性“收留”的“弱者”心态。女性的言语诉求与男性“从天而降”的影像构图相参照，将男性定义为“救赎”主体，共同成就了“白马王子”从天而降、吻醒并带走自己心爱公主的“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念。三、“华丽相亲”：女性情感诉求被娱乐消解毫无疑问，电视相亲类节目已经不再仅仅把节目定位为“电视红娘”，即使是“红娘”，也已经是经过精美视听包装的“时尚红娘”。这位“红娘”承载或传递的更多是娱乐和时尚，首先要“推销”的是自己的品牌和轰动效应。“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记录和加工。自愿参与、规定情境、给定的目的、特定的规则、竞争行为、记录和加工七个元素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的共同点。”[5]相亲类节目作为“真人秀”的一种，以华美时尚的包装、精彩的对话、选择与被选择的跌宕起伏为着眼点，选取性格各异、生活阅历与爱情观念各不相同的男女嘉宾，虽然以“相亲”、“交友”为旗帜，然而“特定的规则”、“规定的情境”，使男女嘉宾在“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秀”（show）——表演。一些“出色”的“演员”也随着荧屏走进观众的视野，成为耳熟能详的“明星人物”，拥有大量拥趸。而在这华丽“造星”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忽视了“相亲”的初衷——寻觅共度人生的爱人。
因为节目设置的程序大多是众多女性对一位男嘉宾的“选择”，所以只有两种情况男嘉宾才会对某个具体的女嘉宾“深情表白”：一是在最后环节，两个以上女嘉宾留灯，男嘉宾却希望和已经灭灯的心仪女生牵手，可以有一个表白过程；一是男嘉宾专为某一女嘉宾来，除此之外不做他想。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一般男嘉宾上场只需展示自己，回答女嘉宾的问题，发表对爱情的见解。女嘉宾则不然，除非在男嘉宾上场的第一轮就灭灯，否则总要有所“表白”，表白以“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挺好的……希望你多关注我”开始，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选择，留灯女嘉宾的表白越发“深情”，彼此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女嘉宾在镜头前争奇斗艳，甚至采用半真半假的相互争斗揶揄，以博得男嘉宾的青睐。如某期《我们约会吧》两位女嘉宾以“愿意为你卸妆”来表达对男嘉宾的“爱慕”：一位首先摘去假睫毛，另一位则不甘示弱地擦掉红唇……可以这样说，如果上场的是一位品貌俱佳的男嘉宾，节目则变成一部真假参半的“宫斗戏”。在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情感“表演”中，男女嘉宾大都会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心态，一方面是通过电视节目遇到自己的有缘人，一方面是以娱乐的心态“重在参与”。所以，即使为了同一男子在台上“争风吃醋”，或者痛哭流涕，也不影响彼此关系；即使遭遇灭灯（翻牌），也不会有太大的消沉，大多“相亲失败”的男女嘉宾都会以“我能来到这个台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之类的心情淡然处之。这种心理状态显示了当代人对于“电视相亲”的理性把握，却也在一定层面上消解了情感的崇高神圣。不再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执著，也不再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忠贞。当情感以娱乐的方式被展示，拥有“表白权”的女性也就成为“被展览者”，她们的语言行为放置在被审视被鉴赏的位置，她们真实的情感诉求却被遮蔽在华丽的声光电影之中，无人问津。 《非诚勿扰》节目设置了“飘柔爱转角”，即在转角处安排一些同样前来相亲的女嘉宾，当男嘉宾上场后没有成功和台上的女嘉宾牵手，转角处的女嘉宾则可以在他离场时站起来表达“爱慕”，而她们必须通过几句话打动刚刚还在台上向自己的心动女生深情表白的男嘉宾。
下面是今年4月14日《非诚勿扰》中的一幕：
当男嘉宾被心动女生拒绝之后，在“飘柔爱转角”站起三位女生。
第一位女生（热泪盈眶）：“男嘉宾，你好帅啊！”
主持人：“哎哟，怎么这姑娘就哭了就？”
第一位女生：“不是，我好喜欢他呀！”
情感专家：“你先确定一下，你那种喜欢是真的把他当作一个男人喜欢，还是把他当成偶像了？你觉得好像一个明星来到你面前了。”
第一位女生：“我觉得，都，都喜欢。”
主持人：“我上次看到这个情景是我女儿看到周杰伦的时候就这样。”
第二位女生：“我看到你非常喜欢吃意面，我愿意跟你一辈子吃你爱做的意面。”
第三位女生：“虽然你被心动的女孩子拒绝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这张新的船票，能否登上你孤寂的客船？”
……
无论是台上的24位或16位女嘉宾，还是在“爱转角”等候的女生，她们都需要在认识男嘉宾短短十几分钟之后，作出是否表达爱慕的决定，如果要表白，则言语必须简短、动人。在这种情境下，无论是深情款款海誓山盟还是热泪盈眶欲说还休，其中真正的“情感”诉求被强烈的“表演”成分所稀释甚至掩盖，成为观众（甚至主持人）赏玩调侃的噱头。
虽然相亲类节目在形式上试图呈现女性的主动权和选择权，然而对于“非常规女性”的个人表现则往往采取忽视或打压的态度。在林林总总的相亲类节目中，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规律：以外貌美丽为基础，温柔可爱型女嘉宾是男嘉宾的首选，高傲冷漠型女嘉宾则是男嘉宾“赢得美人一笑”的挑战目标。相反的，容貌平庸而个性张扬的女性，得到的却是不约而同的冷淡或拒绝。某期《非诚勿扰》中，当一位35岁体态相貌平常的女嘉宾为一位25岁的加拿大男嘉宾爆灯并告白：“你是那种高大英俊的男生，是我很喜欢的类型，我35岁，我并不介意你25岁。”主持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和嘲笑：“你顯然不介意他25岁，我要问一下他是否介意。”男嘉宾的回答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位子，如果我35找个25的女孩儿，我就可以不介意。”情感专家也当场对这位女嘉宾几次为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男嘉宾爆灯提出了“规劝”，网络上对她更是骂声一片……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约会吧》播出一位相貌平常年龄稍长的男嘉宾同时以两位女嘉宾的名字写下深情款款的“藏头诗”：“××我一生守护你”、“×××我喜欢你”，并将两首诗印在台历上分发给大家，女嘉宾和在场观众只是付之一笑，并未出现对这位男嘉宾“口诛笔伐”的现象。可见，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男性追求比自己年轻、容貌卓越的女性，甚至同时追求不同的女性，是风流倜傥的表现，纵使不被支持，也不会遭到苛责；而女性，尤其是相貌不出众的女性，大胆追求比自己年轻、相貌英俊的男生则被视为“不自量力”，甚至成为大众的笑料。
综上所述，电视相亲类节目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却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在对女嘉宾的选择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精神独立也并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当然，对此我们并不能苛责于某一档或几档电视栏目。毫无疑问，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电视节目，从定位到编播都是以迎合更多观众的收视期望为终极目的的，电视节目所传递的文化理念也必然是因为得到众多观众认同才得以持续播出。从对相亲类电视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大众的观念到媒介的传播，都在努力转变以适应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文化潮流，然而传统的婚恋观念和性别定位却以巨大的惯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90年代女性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遭遇，都犹如置身于一处镜的城池之中。……在这处镜城之中，对目标的逼近，间或成为一次远离；自觉的反抗常成就着不自觉的陷落。漫长的男权文化及历史中众多的女性规范，在此间犹如幢幢幻影，对某一规范与幻影的突围和奔逃，不期然间，或许成了对另一幻影或规范的遭遇与契合。”[6]从女性主义视域关注相亲类电视节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女选男”还是“男选女”的节目模式，传递的依旧是男性对女性从身材容貌到气质内涵的挑剔和选择，其实质依旧是在华丽的时尚外衣下，对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和女性“镜城”的错觉——当“她们”以为自己在掌控权力的时候，权力却依然在“他们”手中，甚至是，“她们”在不自觉中伸出手去，交出了手中的权力。
参考文献：
[1]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0.
[2]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55.
[3]王芳，容岩.从电视相亲节目看男性择偶——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344位男嘉宾为例[J].青年研究，2011（2）：39.
[4]单晓红.欲望都市：大众传播中女性话语的矛盾表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1）：72.
[5]尹鸿.解读电视真人秀[J].今传媒，2005（7）：14.
[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0.
摘要：电视相亲类节目在提供“相亲交友机会”和“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从栏目设置和剪辑上传递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性别理念。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舞台影像设置和节目流程的分析，探析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相亲类电视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以男性为话语權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以及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
关键词：电视相亲；性别关系；刻板印象；女性主义视角
中图分类号：G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6007005
电视相亲类节目作为生活服务与时尚娱乐相结合的“真人秀”节目，自2010年以来充斥各大电视台，形成了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栏目为代表的“电视相亲节目收视热潮”。虽然一直在极力宣称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相亲类电视节目真正吸引观众眼球的却是其中的娱乐性和“戏剧化”。观众的审美期待已经约定俗成：把上场的男女嘉宾看作一部电视剧的主角，她（他）们“处理”每一次“相亲事件”的过程，成为观众心中的悬念。“戏剧是艺术能在其中再创造出人的情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具体的形式。”[1]随着观众对连续上场的男女嘉宾熟悉程度的加深，相亲类节目的“系列剧”特征越来越被强化，由“戏剧冲突”所传递的性别关系也就越来越具体。
大多数相亲类栏目都设置“女选男”的节目程式，即由女嘉宾首先提问，并以留灯灭灯（或留牌翻牌）方式对男嘉宾进行评判和选择。表面看起来，相亲类节目在努力营造“女性优先选择”或者“男女权力均等”的视觉效果，突出对女性主体地位和女性意识的重视与塑造。然而，纵观这些从规则到流程皆有相似之处的电视相亲类节目，我们发现，以男性为话语权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依旧渗透于节目始终。在女嘉宾们纷纷唇枪舌剑展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的华丽舞台上，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让位，男权话语在栏目中时隐时现，并在某一时刻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刻板印象：女性形象的选择和塑造
刻板印象（stereotype），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ilton将其定义为：“指对某一个群体的特征所作的归纳、概括的总和。它并不一定有事实依据，也不考虑个体差异，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定看法， 但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却能产生重大的影响。”[2]女性刻板印象在电视相亲节目中，通过影像的传播和塑造，显得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参加电视类相亲节目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报名和遴选，只有被选中了的，才有机会登场参与选择与被选择。笔者的一位女性朋友曾在参加某一档相亲节目的报名环节被淘汰出局，理由是她“各方面都优秀却并不出众”。因为同样为媒体工作者，她被坦诚告知：“我们需要的是有鲜明特色的女嘉宾，哪怕是以牙尖嘴利为特色。”
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或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此基础上选出的女嘉宾，通过化妆师在妆容和服饰上的塑造、VCR短片的展示，使场上的女嘉宾达到一种“标签效应”：冷艳者、善谑者、“萝莉型”、“御姐范儿”……在其后每一期节目里，随着和男嘉宾的互动以及对男嘉宾的选择，每位女嘉宾都逐渐强化自己的“特色”。然而，这并非对女性主体意识多元化的认同，只能说明这是一种细化了的“刻板印象”：《我们约会吧》中邻家小妹似的说着天津方言的蔡旸、画着浓妆的“美女蛇”刘琳、艳如桃李而又冷若冰霜的鞠尚宜、马祎……《非诚勿扰》中自称“横竖都是二”的女孩儿李璐，美食家张丹丹、沙画师寇烨瑄……观众见到这些女嘉宾的名字便会在脑海中自动归类，对她们“这一类”的评价和期待，以及适合什么样的男嘉宾，这就是“刻板印象”的真实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嘉宾，容貌出众、气质温柔者被选为心仪女生、接受男性表白的几率都远远大于相貌平庸者或性别气质中性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女性特质”依然是遴选和塑造女嘉宾的“底板”——只是在“底板”基础上分类细化，形成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刻板”，目的无非是为男嘉宾乃至广大电视观众提供“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消费”可能性。
而在“电视相亲”节目过程中，则充满了对这些女嘉宾的“女性特质”的赏玩和塑造。比如每一档“女选男”相亲节目都毫无例外地设置男嘉宾选择“心动女生”的环节，在男嘉宾按键的过程中，以中近景镜头反复展示女嘉宾的容貌或身材曲线；如果节目是“男选女”形式，则或者让场上的男嘉宾背转身去，凭借女嘉宾的语言表达选择是否转身；或者让女嘉宾戴面具登场，在首轮交流之后再摘下面具……种种设置都是将女嘉宾的容貌作为“悬念”，希望造成“惊艳”的戏剧效果。有人根据《非诚勿扰》2010年全年播出的、个人资料完整的344位男嘉宾为样本，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参加《非诚勿扰》的男性以80后为主体，大多数未婚，在国内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这些男性中，又以事业有成（或勇于创业）、坚强理智者最容易得到女嘉宾的青睐，从而得到超过两盏以上的留灯，进入“男生权利环节”——即灭掉不喜欢的女生的灯，留下两位女嘉宾和男嘉宾的心仪女生一起参加最后“遴选”。而根据男嘉宾对理想女生的描绘词语而作的频数统计则表明，排名前六位的词汇依次是：“温柔体贴、孝顺、善良、活泼开朗、可爱、漂亮美丽。”[3]也就是说，女性的“权力”只是以留灯灭灯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否愿意“备选”，如果愿意，则要向对方展示自己、和别的女嘉宾“竞争”。拥有以上六个词汇特征的女性更容易得到优秀男嘉宾的表白和牵手，相比起其他“类型”的女嘉宾来说，也就有了更多“被选择”的机会和“被选中”的资本。以优秀男嘉宾对理想女生的描述和对在场女嘉宾的选择为引导，对女性“美丽、温柔”的着重要求通过荧屏被强化和传播，完成了男权话语中心对女性形象的规范和塑造。女嘉宾乃至女性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为了达到优秀男性的“审美需求”，自然而然地以这六个词汇为参照，“见贤思齐”，也就向传统的“女性特质”要求作出了妥协和遵从。 二、影像效果：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
电视类相亲节目从舞台设置到镜头剪辑，都在有意无意间营造一种男性对女性“救赎”的影像效果。下文将以《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为例进行分析。
《非诚勿扰》的入场次序如下：主持人——24位女嘉宾——男嘉宾。通过影像呈现在观众眼中的是：女嘉宾成队列走出来，在镜头的注视下走过长长的T台；主持人和男嘉宾则是乘坐升降梯从高处降落，站在她们对面。在男嘉宾到来之时，女嘉宾已经各就各位并亮起灯表示“欢迎”。男嘉宾则首先扫视全场，选出自己的“心仪女生”。
《我们约会吧》依然是主持人和男嘉宾“从天而降”的设计。在男嘉宾还在高处的时候，大声宣布自己的“爱情最主张”，即“我不要……的女生”。此时，主持人和观众只能仰视才能看到男嘉宾的身影，宣布完三条“我不要”之后，男嘉宾乘坐升降梯缓缓降落，梯门打开，男嘉宾亮相。已经站立在“百女墙”后的女嘉宾则由“机器人”Mr.Right选出“最适合男嘉宾”的30位，依次排队登场……
与此类似，男性对女性的“俯视”视角也通过影像时见于别的相亲类节目：《爱情连连看》以摇号的方式随机选出12位女嘉宾，并将这12位女嘉宾放置于帘幕之后，用灯光投射出她们的身体曲线，用以“备选”；东方卫视《谁能百里挑一》由场上的男嘉宾对“参选”女嘉宾在帘幕后面的身影进行投票，选择谁先上场……在出场顺序上，几乎所有的相亲节目都是先展示女嘉宾群体，再出现男嘉宾个体登场镜头；女嘉宾则大多是两两牵手入场，扇面形围绕出舞台的中心，供“从天而降”的男嘉宾和主持人对话。虽然男嘉宾在众多女嘉宾的环绕和提问中也会产生压力和紧张感，然而从舞台效果来看，男性一直占据“高处”和“中心”位置，形成驾驭全场的视觉印象。而女嘉宾在镜头前面展现的性别（sex）特征（身材曲线、精致的妆容、或可爱或冷艳的女性气质等）以及和男嘉宾互动时出现频率最多的对自己“女性特质”（容貌、性格、对来自男性的安全感的诉求等）的涉及与描述，都在无意间纵容着男性话语权的确立。
“女性安于‘被看’，并主动认同主体立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是更值得社会文化反思的现象，因为这种男权的意识控制更具有隐蔽性。”[4]在2013年4月13日播出的《非诚勿扰》中，有位女嘉宾这样向男嘉宾表白：“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流浪猫流浪狗，还有许多流浪的心。……像我们这些剩女，其实也有一颗心在等着收留，收留之后不仅有依恋依赖，还有对这个家庭的强烈的感恩和付出。” 5月5日《非诚勿扰》节目中“飘柔爱转角”的女生被牵手，她对男嘉宾“致谢”：“我站了四期，说了三次被拒了两次，……谢謝，看得起我。”还有一位身材比较丰满的女嘉宾，深有感触地对男嘉宾说：“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被别人选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体型跟男嘉宾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丝毫不怀疑，我身上有一些很优质的品质。我想说的是，在我胖的时候，能够不嫌弃我的男人，在我瘦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他。”……类似言语还有很多，皆是反映出强烈的等待男性救赎甚至“收留”的心态。其实，在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人们的孤独感也在逐渐加重，带着“流浪者”的失落和伤感在社会上闯荡寻觅，渴望被爱情、被亲情所收留，这是不分性别、种族和地域的普遍心态，这也是相亲类节目大量出现且收视率持续飙升的原因。然而舞台上女嘉宾不自觉的卑微言语，却流露出女性对男权中心的自觉认同，在性别关系中，她们依然怀有强烈的渴望依附男性、被男性“收留”的“弱者”心态。女性的言语诉求与男性“从天而降”的影像构图相参照，将男性定义为“救赎”主体，共同成就了“白马王子”从天而降、吻醒并带走自己心爱公主的“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念。三、“华丽相亲”：女性情感诉求被娱乐消解毫无疑问，电视相亲类节目已经不再仅仅把节目定位为“电视红娘”，即使是“红娘”，也已经是经过精美视听包装的“时尚红娘”。这位“红娘”承载或传递的更多是娱乐和时尚，首先要“推销”的是自己的品牌和轰动效应。“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记录和加工。自愿参与、规定情境、给定的目的、特定的规则、竞争行为、记录和加工七个元素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的共同点。”[5]相亲类节目作为“真人秀”的一种，以华美时尚的包装、精彩的对话、选择与被选择的跌宕起伏为着眼点，选取性格各异、生活阅历与爱情观念各不相同的男女嘉宾，虽然以“相亲”、“交友”为旗帜，然而“特定的规则”、“规定的情境”，使男女嘉宾在“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秀”（show）——表演。一些“出色”的“演员”也随着荧屏走进观众的视野，成为耳熟能详的“明星人物”，拥有大量拥趸。而在这华丽“造星”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忽视了“相亲”的初衷——寻觅共度人生的爱人。
因为节目设置的程序大多是众多女性对一位男嘉宾的“选择”，所以只有两种情况男嘉宾才会对某个具体的女嘉宾“深情表白”：一是在最后环节，两个以上女嘉宾留灯，男嘉宾却希望和已经灭灯的心仪女生牵手，可以有一个表白过程；一是男嘉宾专为某一女嘉宾来，除此之外不做他想。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一般男嘉宾上场只需展示自己，回答女嘉宾的问题，发表对爱情的见解。女嘉宾则不然，除非在男嘉宾上场的第一轮就灭灯，否则总要有所“表白”，表白以“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挺好的……希望你多关注我”开始，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选择，留灯女嘉宾的表白越发“深情”，彼此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女嘉宾在镜头前争奇斗艳，甚至采用半真半假的相互争斗揶揄，以博得男嘉宾的青睐。如某期《我们约会吧》两位女嘉宾以“愿意为你卸妆”来表达对男嘉宾的“爱慕”：一位首先摘去假睫毛，另一位则不甘示弱地擦掉红唇……可以这样说，如果上场的是一位品貌俱佳的男嘉宾，节目则变成一部真假参半的“宫斗戏”。在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情感“表演”中，男女嘉宾大都会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心态，一方面是通过电视节目遇到自己的有缘人，一方面是以娱乐的心态“重在参与”。所以，即使为了同一男子在台上“争风吃醋”，或者痛哭流涕，也不影响彼此关系；即使遭遇灭灯（翻牌），也不会有太大的消沉，大多“相亲失败”的男女嘉宾都会以“我能来到这个台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之类的心情淡然处之。这种心理状态显示了当代人对于“电视相亲”的理性把握，却也在一定层面上消解了情感的崇高神圣。不再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执著，也不再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忠贞。当情感以娱乐的方式被展示，拥有“表白权”的女性也就成为“被展览者”，她们的语言行为放置在被审视被鉴赏的位置，她们真实的情感诉求却被遮蔽在华丽的声光电影之中，无人问津。 《非诚勿扰》节目设置了“飘柔爱转角”，即在转角处安排一些同样前来相亲的女嘉宾，当男嘉宾上场后没有成功和台上的女嘉宾牵手，转角处的女嘉宾则可以在他离场时站起来表达“爱慕”，而她们必须通过几句话打动刚刚还在台上向自己的心动女生深情表白的男嘉宾。
下面是今年4月14日《非诚勿扰》中的一幕：
当男嘉宾被心动女生拒绝之后，在“飘柔爱转角”站起三位女生。
第一位女生（热泪盈眶）：“男嘉宾，你好帅啊！”
主持人：“哎哟，怎么这姑娘就哭了就？”
第一位女生：“不是，我好喜欢他呀！”
情感专家：“你先确定一下，你那种喜欢是真的把他当作一个男人喜欢，还是把他当成偶像了？你觉得好像一个明星来到你面前了。”
第一位女生：“我觉得，都，都喜欢。”
主持人：“我上次看到这个情景是我女儿看到周杰伦的时候就这样。”
第二位女生：“我看到你非常喜欢吃意面，我愿意跟你一辈子吃你爱做的意面。”
第三位女生：“虽然你被心动的女孩子拒绝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这张新的船票，能否登上你孤寂的客船？”
……
无论是台上的24位或16位女嘉宾，还是在“爱转角”等候的女生，她们都需要在认识男嘉宾短短十几分钟之后，作出是否表达爱慕的决定，如果要表白，则言语必须简短、动人。在这种情境下，无论是深情款款海誓山盟还是热泪盈眶欲说还休，其中真正的“情感”诉求被强烈的“表演”成分所稀释甚至掩盖，成为观众（甚至主持人）赏玩调侃的噱头。
虽然相亲类节目在形式上试图呈现女性的主动权和选择权，然而对于“非常规女性”的个人表现则往往采取忽视或打压的态度。在林林总总的相亲类节目中，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规律：以外貌美丽为基础，温柔可爱型女嘉宾是男嘉宾的首选，高傲冷漠型女嘉宾则是男嘉宾“赢得美人一笑”的挑战目标。相反的，容貌平庸而个性张扬的女性，得到的却是不约而同的冷淡或拒绝。某期《非诚勿扰》中，当一位35岁体态相貌平常的女嘉宾为一位25岁的加拿大男嘉宾爆灯并告白：“你是那种高大英俊的男生，是我很喜欢的类型，我35岁，我并不介意你25岁。”主持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和嘲笑：“你顯然不介意他25岁，我要问一下他是否介意。”男嘉宾的回答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位子，如果我35找个25的女孩儿，我就可以不介意。”情感专家也当场对这位女嘉宾几次为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男嘉宾爆灯提出了“规劝”，网络上对她更是骂声一片……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约会吧》播出一位相貌平常年龄稍长的男嘉宾同时以两位女嘉宾的名字写下深情款款的“藏头诗”：“××我一生守护你”、“×××我喜欢你”，并将两首诗印在台历上分发给大家，女嘉宾和在场观众只是付之一笑，并未出现对这位男嘉宾“口诛笔伐”的现象。可见，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男性追求比自己年轻、容貌卓越的女性，甚至同时追求不同的女性，是风流倜傥的表现，纵使不被支持，也不会遭到苛责；而女性，尤其是相貌不出众的女性，大胆追求比自己年轻、相貌英俊的男生则被视为“不自量力”，甚至成为大众的笑料。
综上所述，电视相亲类节目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却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在对女嘉宾的选择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精神独立也并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当然，对此我们并不能苛责于某一档或几档电视栏目。毫无疑问，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电视节目，从定位到编播都是以迎合更多观众的收视期望为终极目的的，电视节目所传递的文化理念也必然是因为得到众多观众认同才得以持续播出。从对相亲类电视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大众的观念到媒介的传播，都在努力转变以适应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文化潮流，然而传统的婚恋观念和性别定位却以巨大的惯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90年代女性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遭遇，都犹如置身于一处镜的城池之中。……在这处镜城之中，对目标的逼近，间或成为一次远离；自觉的反抗常成就着不自觉的陷落。漫长的男权文化及历史中众多的女性规范，在此间犹如幢幢幻影，对某一规范与幻影的突围和奔逃，不期然间，或许成了对另一幻影或规范的遭遇与契合。”[6]从女性主义视域关注相亲类电视节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女选男”还是“男选女”的节目模式，传递的依旧是男性对女性从身材容貌到气质内涵的挑剔和选择，其实质依旧是在华丽的时尚外衣下，对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和女性“镜城”的错觉——当“她们”以为自己在掌控权力的时候，权力却依然在“他们”手中，甚至是，“她们”在不自觉中伸出手去，交出了手中的权力。
参考文献：
[1]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0.
[2]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55.
[3]王芳，容岩.从电视相亲节目看男性择偶——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344位男嘉宾为例[J].青年研究，2011（2）：39.
[4]单晓红.欲望都市：大众传播中女性话语的矛盾表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1）：72.
[5]尹鸿.解读电视真人秀[J].今传媒，2005（7）：14.
[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