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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陈登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从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游击队员，成为一位当代著名作家，这在中国文坛上并不多见，而他的质朴，他的憨厚，他的真实，他的粗犷，他的深情，也是中国文坛上自成特色无可替代的。
我想起一些细小的往事。
那是在苏北这块养育过他的生命和事业的大地上，我为他拍摄传记片《从战士到作家》。按照他的引领，来到一片荒凉的河滩上，显然这河已经废弃很久了，据说还是黄河夺淮入海时留下的遗迹。小道在干枯的黄土间穿行，晚风吹过，杂草摇晃，砂砾纷扬，仿佛有一种厉瑟的声音，像一些幽灵的嗟叹，又像从旷远的天边拂过大刀抨击的呐喊。这声音是当年抗击日寇兵刃厮杀的声音吗？陈老说，这里就是他们当年抗日游击队的据点，是他们的主要阵地，有很多战友牺牲在这块土地上。
踏着干涸的瘠土，散金似的砂砾，我们想像着这片土地上历史的艰险种种。陈登科四处张望，白发在风沙中飘动。他走下河滩，踏上沙丘，走一步停一步，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一会儿，他看见了河滩尽头的一大片麦田，那分明是农民在河滩上自种的麦苗，他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他径直走向那塊麦地，站在麦地边细细寻找什么，忽而自言自语地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他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神情也庄重起来，静默良久，眼睛里似有泪水溢出，他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着，陡然间不顾一切地走进麦田里，他在寻找，弯下身子，拨开麦苗，口中念念有词，他已经忘记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他在寻找中回到了遥远的历史里去了……
为陈登科拍摄传记片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论他的过去、他的成长与经历。他领我们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废弃的河滩，这一大片让他魂牵梦绕的麦田。在那稀疏的麦苗里，摄像师们发现了一些坟茔，虽然这些墓地后来经当地政府拨专款改造成了烈士陵园，但是我们拍摄到的镜头却是自然的原貌。当镜头移动时，陈登科已在其中的一块墓地上茫然驻留很久，虔诚地跪在地下，不顾膝盖上沾满泥土，磕了一个又一个头，然后找到另一块墓地，跪下磕头，最后在每块墓地前，俯下身子，参拜祷告。直到做完了一切，离开这片麦田时，他依然久久不语。他见我们这些拍摄者一直不解地望着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刚才整个魂魄都回到了过去，回到他牺牲的战友们中间，回到他的老师赵静尘和钱毅那里，他说这地下永久躺着的就是那些牺牲的先烈。他说，当初他跟赵静尘与钱毅他们闹革命，学文化受教育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蒙太奇的片段让他的灵魂再次飞远……他回到了陈老大的年代了……
将近一百年前，贫瘠的苏北大地上有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叫涟水。这里到处是龟裂的土地，不长庄稼的河滩，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镇涟水镇。每到月初月中，衣衫褴褛的农民都肩挑手提一些破烂来交易。其中有个推独轮车的，连遮身的衣服也没有，赶集只能光着赤膊推那辆吱呀乱响的破独轮车——那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帮别人推车，每天填不饱肚子，没人知道他名字，只知姓陈，只要一见那辆破独轮车就说：是“光蛋”陈老大……
陈老大从十几岁推车，推了几年半个铜子儿没赚到，斗大字不识一个，老婆娶不到，逢人就叹气：“这辈子该我苦了！”
奇事也就在他说这话时出现了。
这天他推车忽听一声炸弹响，吓出一身冷汗，就听村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来了！”他不知什么是“鬼子”，为啥要到这穷地方来。人家告诉他：年轻人都要“抽壮丁”，打“鬼子”去！正纳闷，迎面来了个戴礼帽的中年人。陈老大以为是“鬼子”的人前来探路，想绕道走，那人却把他拦住，开口说：“你是陈老大吗？”
陈老大不知所措，急得擦汗。
那人突然问：“愿不愿干革命？”陈老大愣神，胆怯问：“是‘抽壮丁’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为穷苦人闹翻身！”陈老大一听就中意，马上说：“我干！”
那人是游击区大队长赵静尘。
陈老大推车出身，腿勤、手勤、力气大、胆子壮，游击队有时每天要抓到六七十个“大鬼子”（日本人）和“二鬼子”（汉奸），不管三七二十一，逮到就杀头。陈老大当了有名的“刽子手”，他把大砍刀绑扎在胳膊上，像切萝卜一样，一眨眼就让几十颗人头落地了。
他当区委通讯员，跑得比谁都快。但因不识字，常把人名字搞错。赵静尘对他说：“你是个闲不住的人，学点文化，识几个字吧……”
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找到河滩的那块被黄沙掩埋的土地。
就在这个河滩沙堆上，陈老让年轻人搬来了一些砖头，临时搭起个黑洞洞的土窑洞，很高兴地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他很快就回到当年打游击之余学习文化的场所，在这个一平米的砖头堆砌的游击队岗哨里，学习文化，狙击敌人，钻进去一待就是一天。他称这里“两用岗”：狙击敌人和学习文化。用土坯垒起来当桌子、板凳。土窑墙有个能活动的砖坯，抽下来就有孔放进光亮。夜里就在昏暗的菜籽油灯下学字。用刺刀尖在墙上地下划字，还从几十里外弄来一本初级识字本，把书页都啃烂了……赵静尘有一次对他打趣说：“像这样下去，说不定将来能‘一举登科’呢！”
陈老大从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陈登科。
他是个永远不会忘恩的人。他说他最难忘的是最初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两个恩人：赵静尘和钱毅。
苏北那时候有张小报叫《盐阜大众》。陈登科只认得“大众”两个字。别人就告诉他：“《盐阜大众》是张大众的报纸，要大众读，大众写……”陈登科这时满打满算也就认得一百来个字，可他突发奇想：既是大众写，我何不写点自己的见闻给报上去？他写了个新闻叫《鬼子抓壮丁》，总共六十个字，就有二十六个字不会写，全用“符号”代替。例如文中写到趴下的“趴”不会写，他就写成“”，他想，马失去四只腿，不就趴下了吗？又例如开门吱呀声的“吱呀”两字不会写，他就想“门”开了不就发出吱呀声了吗？于是就用分开的两扇门代替，写成“”、“”;又例如河坎的“坎”字不会写，他想河坎是大埂底下的地方，地低，就用“”代替;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他想人都叫“大头鬼子”，于是就画一个“”代替……他把稿子寄给了编辑部的钱毅，钱毅帮他一字一字改正，还亲自找到他，当面为他讲解写作的窍门。以后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先给钱毅看，钱毅一句一句教他改正，成了他的恩师。
我想起一些细小的往事。
那是在苏北这块养育过他的生命和事业的大地上，我为他拍摄传记片《从战士到作家》。按照他的引领，来到一片荒凉的河滩上，显然这河已经废弃很久了，据说还是黄河夺淮入海时留下的遗迹。小道在干枯的黄土间穿行，晚风吹过，杂草摇晃，砂砾纷扬，仿佛有一种厉瑟的声音，像一些幽灵的嗟叹，又像从旷远的天边拂过大刀抨击的呐喊。这声音是当年抗击日寇兵刃厮杀的声音吗？陈老说，这里就是他们当年抗日游击队的据点，是他们的主要阵地，有很多战友牺牲在这块土地上。
踏着干涸的瘠土，散金似的砂砾，我们想像着这片土地上历史的艰险种种。陈登科四处张望，白发在风沙中飘动。他走下河滩，踏上沙丘，走一步停一步，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一会儿，他看见了河滩尽头的一大片麦田，那分明是农民在河滩上自种的麦苗，他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他径直走向那塊麦地，站在麦地边细细寻找什么，忽而自言自语地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他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神情也庄重起来，静默良久，眼睛里似有泪水溢出，他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着，陡然间不顾一切地走进麦田里，他在寻找，弯下身子，拨开麦苗，口中念念有词，他已经忘记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他在寻找中回到了遥远的历史里去了……
为陈登科拍摄传记片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论他的过去、他的成长与经历。他领我们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废弃的河滩，这一大片让他魂牵梦绕的麦田。在那稀疏的麦苗里，摄像师们发现了一些坟茔，虽然这些墓地后来经当地政府拨专款改造成了烈士陵园，但是我们拍摄到的镜头却是自然的原貌。当镜头移动时，陈登科已在其中的一块墓地上茫然驻留很久，虔诚地跪在地下，不顾膝盖上沾满泥土，磕了一个又一个头，然后找到另一块墓地，跪下磕头，最后在每块墓地前，俯下身子，参拜祷告。直到做完了一切，离开这片麦田时，他依然久久不语。他见我们这些拍摄者一直不解地望着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刚才整个魂魄都回到了过去，回到他牺牲的战友们中间，回到他的老师赵静尘和钱毅那里，他说这地下永久躺着的就是那些牺牲的先烈。他说，当初他跟赵静尘与钱毅他们闹革命，学文化受教育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蒙太奇的片段让他的灵魂再次飞远……他回到了陈老大的年代了……
将近一百年前，贫瘠的苏北大地上有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叫涟水。这里到处是龟裂的土地，不长庄稼的河滩，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镇涟水镇。每到月初月中，衣衫褴褛的农民都肩挑手提一些破烂来交易。其中有个推独轮车的，连遮身的衣服也没有，赶集只能光着赤膊推那辆吱呀乱响的破独轮车——那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帮别人推车，每天填不饱肚子，没人知道他名字，只知姓陈，只要一见那辆破独轮车就说：是“光蛋”陈老大……
陈老大从十几岁推车，推了几年半个铜子儿没赚到，斗大字不识一个，老婆娶不到，逢人就叹气：“这辈子该我苦了！”
奇事也就在他说这话时出现了。
这天他推车忽听一声炸弹响，吓出一身冷汗，就听村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来了！”他不知什么是“鬼子”，为啥要到这穷地方来。人家告诉他：年轻人都要“抽壮丁”，打“鬼子”去！正纳闷，迎面来了个戴礼帽的中年人。陈老大以为是“鬼子”的人前来探路，想绕道走，那人却把他拦住，开口说：“你是陈老大吗？”
陈老大不知所措，急得擦汗。
那人突然问：“愿不愿干革命？”陈老大愣神，胆怯问：“是‘抽壮丁’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为穷苦人闹翻身！”陈老大一听就中意，马上说：“我干！”
那人是游击区大队长赵静尘。
陈老大推车出身，腿勤、手勤、力气大、胆子壮，游击队有时每天要抓到六七十个“大鬼子”（日本人）和“二鬼子”（汉奸），不管三七二十一，逮到就杀头。陈老大当了有名的“刽子手”，他把大砍刀绑扎在胳膊上，像切萝卜一样，一眨眼就让几十颗人头落地了。
他当区委通讯员，跑得比谁都快。但因不识字，常把人名字搞错。赵静尘对他说：“你是个闲不住的人，学点文化，识几个字吧……”
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找到河滩的那块被黄沙掩埋的土地。
就在这个河滩沙堆上，陈老让年轻人搬来了一些砖头，临时搭起个黑洞洞的土窑洞，很高兴地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他很快就回到当年打游击之余学习文化的场所，在这个一平米的砖头堆砌的游击队岗哨里，学习文化，狙击敌人，钻进去一待就是一天。他称这里“两用岗”：狙击敌人和学习文化。用土坯垒起来当桌子、板凳。土窑墙有个能活动的砖坯，抽下来就有孔放进光亮。夜里就在昏暗的菜籽油灯下学字。用刺刀尖在墙上地下划字，还从几十里外弄来一本初级识字本，把书页都啃烂了……赵静尘有一次对他打趣说：“像这样下去，说不定将来能‘一举登科’呢！”
陈老大从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陈登科。
他是个永远不会忘恩的人。他说他最难忘的是最初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两个恩人：赵静尘和钱毅。
苏北那时候有张小报叫《盐阜大众》。陈登科只认得“大众”两个字。别人就告诉他：“《盐阜大众》是张大众的报纸，要大众读，大众写……”陈登科这时满打满算也就认得一百来个字，可他突发奇想：既是大众写，我何不写点自己的见闻给报上去？他写了个新闻叫《鬼子抓壮丁》，总共六十个字，就有二十六个字不会写，全用“符号”代替。例如文中写到趴下的“趴”不会写，他就写成“”，他想，马失去四只腿，不就趴下了吗？又例如开门吱呀声的“吱呀”两字不会写，他就想“门”开了不就发出吱呀声了吗？于是就用分开的两扇门代替，写成“”、“”;又例如河坎的“坎”字不会写，他想河坎是大埂底下的地方，地低，就用“”代替;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他想人都叫“大头鬼子”，于是就画一个“”代替……他把稿子寄给了编辑部的钱毅，钱毅帮他一字一字改正，还亲自找到他，当面为他讲解写作的窍门。以后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先给钱毅看，钱毅一句一句教他改正，成了他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