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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村运动被认为是带有文学理想性社会实践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激发了广大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极大丰富了当时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梳理新村主义基本理念的前提下，试图探究其与周作人新文学观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武者小路实笃 周作人 新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新村主义发源于日本，在五四时期曾盛行于中国，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潮。新村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以及活动实践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而周作人作為将新村主义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巧妙的将新村主义思想植入到其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独自的“人的文学观”。本文在探究新村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考察周作人新文学观与新村主义的内在关联。
新村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学性理想主义的实践运动，武者小路实笃于1918年7月，创办杂志《新村》，从那时起，周作人就对武者小路的新村进行持续关注，1919年7月，周作人赴日，走访新村实验基地，并成为其中一员，此后便开始在国内大力宣扬新村运动，先后发表《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等一系列介绍“新村”精神与理念的文章，成为国内“新村”的积极鼓吹者与宣扬者。
在新村内，武者小路实笃与其他文艺青年的重点并不在于劳作，他们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才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主体与重点，他们通过写作，谈论诗歌戏剧等，以谋求自由生活与自我的实现。武者小路实笃经营的新村，"村内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共有，村民们过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协调的生活"。可以说武者小路主张的新村主义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新村就是桃花源般的空想社会，也正是这充斥在知识青年中的主流思想，一味地去追求艺术与自由的活，最终致使新村于经济危机之下而被迫解散。然而周作人在初入新村之时，却并没察觉到新村潜在的危机，他所感受到的都是令人陶醉的人类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和谐的气息。
周作人笔下：“村内会员一律平等，共同劳作，共同支出。村内的生活自由且严格，人人独立，却在统一轨迹上协同的生活。”让周作人感触颇深的无异于这种无功利的劳动。在他看来劳动的愉悦，既不与人的本能相冲突，又能满足人生理的需求，以爱与理性为本，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与良心的慰藉。
这些直观体验积淀了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理解。首先是人道主义。周作人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说：“新村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安全的生活”指人类相互帮助的生活。他还认为以前的生存竞争既有不同群体异类竞争又有群体同类竞争，但是在“新村”阵营里不该有争斗应该互助和谐相处。周作人的新村思想是他人道主义的集中表现，体现出人类应互助互爱，使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得到发展。新村主义是通过创造新生活，进而创造理想社会形态，从本质上来讲是乌托邦式的“公社实验”，在周作人看来，构建平等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消灭体脑差别，来创造新的人格与生活方式，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更偏重于精神生活上的乌托邦，既强调个体独立与精神自由，又强调个体之间的协力与共同精神的发展。
“人的生活”是周作人新村主义思想的第二方面内容。周作人认为在“新村”中“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又发展了自己的个性。”这就表明周作人认为人类兼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本能，并且都应以自觉为约束，否则就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无私奉献。周作人在《新村的讨论》中提出“新村是目的不是手段，是改造社会的缩影不是利用新村达到某种目的。”这是因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新村”是在传统较和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显然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新村”思想是当时社会斗争和文学百家争鸣中的妥协产物。换言之就是，周作人倡导的新村社会重建。与当时“旧屋改造”主张所不同的是新村并非单纯的乌托邦是社会改造实践，新村所造的新的生活空间里拥有特殊的内在精神共同体意识，此外，个体与政治，社会与历史也保持着全新的有机联系。
周作人新村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自由严格。周作人提到：“新村的生活一面是自由，一面却又极严格的。村人的言动作息，却自负责任，并无规程条例，只要与别人无碍，便可一切自由。”这是他的所见所感，因此在他看来，良心上自发的制裁远比法律严格百倍千倍，所以人人独立却又在统一轨道上协同的生活。这种“良心自发制裁”的自由严格，是源自于中国儒家与西方基督思想之结合。周作人自由严格的主张是与当时五四时期中国的实际相适应，因为他在当时的中国无法找到像武者小路实笃所选的那样一块乐土，也不像武者小路实笃那等人有雄厚的资本，去开拓新村，做社会实践，周作人只能量力而行，去强调良心上的自律，以忏除生活不正当之恶，来推进新村理想的发展与实现。
新村主义虽然在中国只存续了一段时间，但却激发了广大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传统中庸色彩的新村思想曾在中国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新村思想，在思想革命运动中是对抗中国封建思想的一股强烈力量，其合理部分对于沿革时期有借鉴意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虽因过于理想化以失败告终，但却极大的丰富了当时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人的文学 [A]，艺术与生活[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6.
[2] 武者小路实笃.短诗24首 [A]. 渡边贯二编.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誕生と成長[M]. 日本：新村，1999.4.
[3]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 [A]. 新青年1920.（7-2）.
[4] 李培艳. 新村主义与周作人的新文学观[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1
[5] 靳明全. 关于周作人的新村思想 [J]. 文学评论.1993.12
作者简介：徐竞（1984-），女，山东临沂人，南阳师范学院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阳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新村主义’比较研究”成果[18094]
关键词：武者小路实笃 周作人 新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新村主义发源于日本，在五四时期曾盛行于中国，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潮。新村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以及活动实践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而周作人作為将新村主义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巧妙的将新村主义思想植入到其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独自的“人的文学观”。本文在探究新村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考察周作人新文学观与新村主义的内在关联。
新村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学性理想主义的实践运动，武者小路实笃于1918年7月，创办杂志《新村》，从那时起，周作人就对武者小路的新村进行持续关注，1919年7月，周作人赴日，走访新村实验基地，并成为其中一员，此后便开始在国内大力宣扬新村运动，先后发表《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等一系列介绍“新村”精神与理念的文章，成为国内“新村”的积极鼓吹者与宣扬者。
在新村内，武者小路实笃与其他文艺青年的重点并不在于劳作，他们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才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主体与重点，他们通过写作，谈论诗歌戏剧等，以谋求自由生活与自我的实现。武者小路实笃经营的新村，"村内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共有，村民们过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协调的生活"。可以说武者小路主张的新村主义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新村就是桃花源般的空想社会，也正是这充斥在知识青年中的主流思想，一味地去追求艺术与自由的活，最终致使新村于经济危机之下而被迫解散。然而周作人在初入新村之时，却并没察觉到新村潜在的危机，他所感受到的都是令人陶醉的人类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和谐的气息。
周作人笔下：“村内会员一律平等，共同劳作，共同支出。村内的生活自由且严格，人人独立，却在统一轨迹上协同的生活。”让周作人感触颇深的无异于这种无功利的劳动。在他看来劳动的愉悦，既不与人的本能相冲突，又能满足人生理的需求，以爱与理性为本，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与良心的慰藉。
这些直观体验积淀了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理解。首先是人道主义。周作人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说：“新村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安全的生活”指人类相互帮助的生活。他还认为以前的生存竞争既有不同群体异类竞争又有群体同类竞争，但是在“新村”阵营里不该有争斗应该互助和谐相处。周作人的新村思想是他人道主义的集中表现，体现出人类应互助互爱，使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得到发展。新村主义是通过创造新生活，进而创造理想社会形态，从本质上来讲是乌托邦式的“公社实验”，在周作人看来，构建平等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消灭体脑差别，来创造新的人格与生活方式，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更偏重于精神生活上的乌托邦，既强调个体独立与精神自由，又强调个体之间的协力与共同精神的发展。
“人的生活”是周作人新村主义思想的第二方面内容。周作人认为在“新村”中“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又发展了自己的个性。”这就表明周作人认为人类兼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本能，并且都应以自觉为约束，否则就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无私奉献。周作人在《新村的讨论》中提出“新村是目的不是手段，是改造社会的缩影不是利用新村达到某种目的。”这是因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新村”是在传统较和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显然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新村”思想是当时社会斗争和文学百家争鸣中的妥协产物。换言之就是，周作人倡导的新村社会重建。与当时“旧屋改造”主张所不同的是新村并非单纯的乌托邦是社会改造实践，新村所造的新的生活空间里拥有特殊的内在精神共同体意识，此外，个体与政治，社会与历史也保持着全新的有机联系。
周作人新村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自由严格。周作人提到：“新村的生活一面是自由，一面却又极严格的。村人的言动作息，却自负责任，并无规程条例，只要与别人无碍，便可一切自由。”这是他的所见所感，因此在他看来，良心上自发的制裁远比法律严格百倍千倍，所以人人独立却又在统一轨道上协同的生活。这种“良心自发制裁”的自由严格，是源自于中国儒家与西方基督思想之结合。周作人自由严格的主张是与当时五四时期中国的实际相适应，因为他在当时的中国无法找到像武者小路实笃所选的那样一块乐土，也不像武者小路实笃那等人有雄厚的资本，去开拓新村，做社会实践，周作人只能量力而行，去强调良心上的自律，以忏除生活不正当之恶，来推进新村理想的发展与实现。
新村主义虽然在中国只存续了一段时间，但却激发了广大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传统中庸色彩的新村思想曾在中国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新村思想，在思想革命运动中是对抗中国封建思想的一股强烈力量，其合理部分对于沿革时期有借鉴意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虽因过于理想化以失败告终，但却极大的丰富了当时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人的文学 [A]，艺术与生活[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6.
[2] 武者小路实笃.短诗24首 [A]. 渡边贯二编.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誕生と成長[M]. 日本：新村，1999.4.
[3]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 [A]. 新青年1920.（7-2）.
[4] 李培艳. 新村主义与周作人的新文学观[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1
[5] 靳明全. 关于周作人的新村思想 [J]. 文学评论.1993.12
作者简介：徐竞（1984-），女，山东临沂人，南阳师范学院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阳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新村主义’比较研究”成果[18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