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文史哲》杂志举办的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上,冯天瑜先生在发言中断定“五月二日”,即此次论坛的开幕日将会载入学术史,——这一天,除冯先生外,李伯重、汪晖、秦晖、何怀宏、萧功秦、张希清、李治安、王和、荣剑、李振宏、仲伟民、李若晖、张金光、孟祥才等20位学者齐聚山东大学,研讨“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冯先生此言实际是暗示:史学界正在发生方向性调整,即史学界正在重返对历史进程本身等宏大问题的关注之中。这种方向性调整当然不是启动于2010年5月2日,而是启动于2006年2月,也即《“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之时。
　　近三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逐渐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拷问所代替,譬如,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史学界热衷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后三十年则热衷于“历史认识论”等问题的讨论。在后三十年期间,史学界对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理论则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一变动自有其学术史意义,但这一变动所导致的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是:在中国史几乎所有局部知识点上,近三十年都有长足的进步,乃至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又陈陈相因,依然是“五种生产方式”,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在人文领域其他学科天翻地覆的同时,历史学却“我自岿然不动”!这不能不说是对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忽视综合和概括的史学风气的惩罚和报复。
　　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经济转型,但是三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回答一个与这一转型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这种独特的社会转型之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学术界必须同步奠定这一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尽快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史学界实在没有理由再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