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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的产生发展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在诸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中，总结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怀有高深学问，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具有强烈责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自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交汇处—中世纪大学的出现起，知识分子因其精神特质就与大学发生了密切联系。大学的自由、自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不谋而合，成为大学与知识分子联姻的桥梁。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降临，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新变化，实用主义的现代大学理念对大学和知识分子两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分子面临着转型的需要。
关键词：知识分子；经典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两者的关系具有某种精神共契的色彩。知识分子被视为知识的守护者，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质疑精神、批判精神恰好与大学自由、自主的内涵相契合，大学默认地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提供了制度的土壤。
一、知识分子及其精神特质
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知识分子设定为一种专业人员，作为知识、精神持有者的專业人员，“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1]由此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时（或者说是学者行会出现时）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专业人员。
目前所流行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由法国哲学家雷南所使用，在法语语境中指对体制不满的批判者，而intellectuel的另一源头出现在俄语中，指代心怀责任感，具有批判精神的精英。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属于“舶来品”，与翻译此英语“知识阶级”、“智识分子”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产生与流行来说，主要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如陶行知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伪知识”阶级》一文中便写道：“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忽然引起了世人之注意。”后来人们感到用此类词来指称个体时不便，便由“知识”与当时非常流行的“分子”一词（如革命分子、激进分子等）结合而成“知识分子”[2]。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在开篇比较了葛兰西和班达笔下的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此之后，他结合自身，“让我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身为知识分子，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他们，也关系着自己尝试作为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这些行诸言词或笔墨，是因为我经过再三省思后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总之，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我的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3]。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正直且富于批判。
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也不胜枚举。不同的研究者站在自己所处的视觉会有不同的见地，但是从不同的对知识分子的刻画、描述、定义中，也渐渐勾画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怀有高深学问，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强烈的责任感，强烈的批判精神。
1、高深学问的持有者
有高深知识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一定是有高深学问的，掌握高深知识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从对知识分子词源的考察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持有者无一不是有着高深学问为根基，继而对体制、社会等表达出自己的关切。
2、独立自主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寻到远古时代的隐士（anchorite），其哲学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体脑分离说。该学说认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为保持独立自主性而需要脱离日常感性。尤西林解读亚氏这一观点后提出，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脱离现实（文明）者，他们以疏离现实文明的生存方式保证阐释人文意义的独立性”[4]。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表现在心灵与时代的权威的主动疏离，用独立的视角审视社会的主流而不受干扰（独立的观察视域）。
3、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是紧密相连的 “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5]，但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不是为批判，是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进行的批判，是在其信念推动下进行的批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是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6]。
二、经典大学理念下的大学与知识分子
中世纪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前身，“universitas”一词在12至14世纪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词，它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Universtias的含义最接近的译法是“行为”，因此他的确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并为我们了解为什么它只能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提供了线索。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7]。作为universitas的中世纪大学，实际上就是学者行会，是知识分子为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形成的自治团体，“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8]。大学作为大量知识持有者聚集起来进行知识创生、传播的组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知识分子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分子催生了大学的产生，大学庇护了知识分子。 中世纪大学因其学者行会的性质为知识分子独立地研究高深学问，与世俗权力抗争，与教会神权抗争，打破教会对思想的垄断，提供了一个庇护的场所。身处于中世纪教权、世俗势力二元分裂环境中的大学，为寻求保护而追求自身的自治权，藉由知识分子的风骨，这一斗争造就了大学基因中的自治、自由的因子。
大学的自由、自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不谋而合，成为大学与知识分子联姻的桥梁。19世纪，洪堡推动了柏林大学的建立，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逐渐地制度化，大学基因中的自治、自由成为大学外显的标志，“大学自由集中体现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洪堡在强调大学与国家关系中指出，需要给予大学独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需国家应为公民的教育提供条件，大学为公立机构，由国家统一拨款，教授从国家领取工资，是国家公务员；另一方面，大学也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充分享受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尽可能阻止国家与社会对大学内部管理的干预”[9]，通过国家立法的干预，大学成功地获得了自治在法理上的肯定。由此，大学因其独特的制度架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为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探究场所，给予知识分子以充分的空间，使他们获得了较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更为适宜的生存土壤。免于权威的重压、利益的诱导乃至生存的压力，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和超然出世，“作为‘象牙塔’，大学意味着某种学术研究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即大学维护知识系统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认可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庇护知识分子免受政权的压力和市场的干扰”[10]，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不代表某人、某阶层，而是代表他们自身的独特风骨。
大学往往被视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给予知识分子们学术身份，使他们能够与外界畅通地进行学习交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选择它。他们的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永不衰竭、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不言而喻他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科塞说：“1、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共同从事不受约束的智力追求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磨砺自己的思想。2、大学定期支付教授报酬，尽管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的报酬，但能保证他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大学向高级学院人提供任教期的权利保证，使学院人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从而免于受到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和经济压力的阻碍，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工作中。4、大学把其教师的时间安排制度化，这样，使他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作时间投入到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研究去。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科塞的论断再次证明了大学和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依附关系的合法性。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经典大学理念为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下的大学与知识分子
20世纪5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时代降临，“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以精英教育和高深学问为代表的经典大学理念受到了诸多质疑，精英大学的理想在职业主义的冲击下开始幻灭。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背景下，在概念更替和话语转换的过程中，大学精英教育的特质逐渐被高等职业教育和尖端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所取代”[11]，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像一个整体，知识生产进入爆炸时代，不论是量还是质，都在发生着飞跃，高等教育系统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大众媒介的发展使大学的高墙仅剩下了物理和历史的存在。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变迁、发展，尤其是在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心机构的背景下，大学被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侵染和影响，过度追求绩效，变得“失去灵魂的卓越”，有的学者认为以洪堡、纽曼为代表的经典大学理念已然式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信息、教育等全球化与资本市场无坚不摧的冲击力，再加上各个国家均以增强经济国力为核心价值的发展模式，对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双刃剑式的切割，以民族国家为文化特质的大学“精神围墙”已经被瓦解了”[12]，继之而来的是以布鲁贝克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大学理念，学术功利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实用主义的大学理念与强调个性修养的经典大学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受其影响，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鲜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3]，与中世纪不同的是，知识已经不是由教会控制，被牧师或教士所掌握，而是形成了专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阶层；与19世纪不同的是，知识普及的范围日益扩大，精英教育的模式已经在职业取向的冲击下日渐衰落。在过去被确定并加以整合的知识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扩充着，知识的分化、细化催生了更多的专业领域，这些新的专业领域被制度化确定下来，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这扩大了大学的知识根基。一门新学问，一个新学科，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需要高深学问作为基础，也需要研究者、出版物等等，正如经常提及的专家型学者，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知识越来越多了，但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了。
知识分子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以独立、责任、批判为标签，经典大学理念更使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社区。大学随着时代变化了，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转化，分化，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专家化的趋势，甚至变为单纯的知识生产者、传播者，“今日的高深学问在价值自由，即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性方面，已大不如前了，正在日甚一日地身不由己地卷入市场和政治舞台”[14]，曾经游离于社会主流价值之外，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们已然发生了动摇。“大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再生产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对社会的文化模式提出质疑”[15]，无疑，能够肩負起“质疑”这一任务的必将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这正是他们的角色定位引发争论的原因所在。 “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 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 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16]，同样，面对着科层化气质愈加浓厚的大学，知识分子本身也应当富于活力和弹性，主动地对自身的角色、身份做出改变，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趋势。知识分子不会也不应消亡，作为学术自治的大学的灵魂，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2]胡金平.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J].高等教育研究，2005，（10）：19.
[3]（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
[4]刘亚敏.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2005，（9）：10.
[5]（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
[6]张汝伦.思考与批判[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21- 522.
[7]（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8.
[8]（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9.
[9]张震旦，韩欣汝.洪堡的大学理念[J].学海，2001，（6）：219.
[10]邢亚珍.大学的科层化与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1，（5）：41.
[11]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1.
[12]王卓君.现代大学理念的反思与大学使命.[J].学术界.2011，，（7）：136.
[13（美）]亚伯拉罕.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
[14]（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7.
[15]（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0.
[16]贾玉明.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观—布鲁贝克的现代大学理念.[J].辽宁教育研究，2006，（6），50.
关键词：知识分子；经典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两者的关系具有某种精神共契的色彩。知识分子被视为知识的守护者，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质疑精神、批判精神恰好与大学自由、自主的内涵相契合，大学默认地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提供了制度的土壤。
一、知识分子及其精神特质
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知识分子设定为一种专业人员，作为知识、精神持有者的專业人员，“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1]由此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时（或者说是学者行会出现时）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专业人员。
目前所流行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由法国哲学家雷南所使用，在法语语境中指对体制不满的批判者，而intellectuel的另一源头出现在俄语中，指代心怀责任感，具有批判精神的精英。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属于“舶来品”，与翻译此英语“知识阶级”、“智识分子”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产生与流行来说，主要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如陶行知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伪知识”阶级》一文中便写道：“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忽然引起了世人之注意。”后来人们感到用此类词来指称个体时不便，便由“知识”与当时非常流行的“分子”一词（如革命分子、激进分子等）结合而成“知识分子”[2]。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在开篇比较了葛兰西和班达笔下的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此之后，他结合自身，“让我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身为知识分子，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他们，也关系着自己尝试作为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这些行诸言词或笔墨，是因为我经过再三省思后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总之，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我的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3]。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正直且富于批判。
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也不胜枚举。不同的研究者站在自己所处的视觉会有不同的见地，但是从不同的对知识分子的刻画、描述、定义中，也渐渐勾画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怀有高深学问，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强烈的责任感，强烈的批判精神。
1、高深学问的持有者
有高深知识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一定是有高深学问的，掌握高深知识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从对知识分子词源的考察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持有者无一不是有着高深学问为根基，继而对体制、社会等表达出自己的关切。
2、独立自主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寻到远古时代的隐士（anchorite），其哲学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体脑分离说。该学说认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为保持独立自主性而需要脱离日常感性。尤西林解读亚氏这一观点后提出，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脱离现实（文明）者，他们以疏离现实文明的生存方式保证阐释人文意义的独立性”[4]。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表现在心灵与时代的权威的主动疏离，用独立的视角审视社会的主流而不受干扰（独立的观察视域）。
3、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是紧密相连的 “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5]，但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不是为批判，是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进行的批判，是在其信念推动下进行的批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是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6]。
二、经典大学理念下的大学与知识分子
中世纪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前身，“universitas”一词在12至14世纪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词，它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Universtias的含义最接近的译法是“行为”，因此他的确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并为我们了解为什么它只能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提供了线索。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7]。作为universitas的中世纪大学，实际上就是学者行会，是知识分子为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形成的自治团体，“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8]。大学作为大量知识持有者聚集起来进行知识创生、传播的组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知识分子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分子催生了大学的产生，大学庇护了知识分子。 中世纪大学因其学者行会的性质为知识分子独立地研究高深学问，与世俗权力抗争，与教会神权抗争，打破教会对思想的垄断，提供了一个庇护的场所。身处于中世纪教权、世俗势力二元分裂环境中的大学，为寻求保护而追求自身的自治权，藉由知识分子的风骨，这一斗争造就了大学基因中的自治、自由的因子。
大学的自由、自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不谋而合，成为大学与知识分子联姻的桥梁。19世纪，洪堡推动了柏林大学的建立，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逐渐地制度化，大学基因中的自治、自由成为大学外显的标志，“大学自由集中体现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洪堡在强调大学与国家关系中指出，需要给予大学独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需国家应为公民的教育提供条件，大学为公立机构，由国家统一拨款，教授从国家领取工资，是国家公务员；另一方面，大学也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充分享受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尽可能阻止国家与社会对大学内部管理的干预”[9]，通过国家立法的干预，大学成功地获得了自治在法理上的肯定。由此，大学因其独特的制度架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为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探究场所，给予知识分子以充分的空间，使他们获得了较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更为适宜的生存土壤。免于权威的重压、利益的诱导乃至生存的压力，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和超然出世，“作为‘象牙塔’，大学意味着某种学术研究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即大学维护知识系统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认可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庇护知识分子免受政权的压力和市场的干扰”[10]，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不代表某人、某阶层，而是代表他们自身的独特风骨。
大学往往被视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给予知识分子们学术身份，使他们能够与外界畅通地进行学习交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选择它。他们的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永不衰竭、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不言而喻他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科塞说：“1、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共同从事不受约束的智力追求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磨砺自己的思想。2、大学定期支付教授报酬，尽管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的报酬，但能保证他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大学向高级学院人提供任教期的权利保证，使学院人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从而免于受到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和经济压力的阻碍，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工作中。4、大学把其教师的时间安排制度化，这样，使他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作时间投入到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研究去。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科塞的论断再次证明了大学和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依附关系的合法性。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经典大学理念为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下的大学与知识分子
20世纪5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时代降临，“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以精英教育和高深学问为代表的经典大学理念受到了诸多质疑，精英大学的理想在职业主义的冲击下开始幻灭。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背景下，在概念更替和话语转换的过程中，大学精英教育的特质逐渐被高等职业教育和尖端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所取代”[11]，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像一个整体，知识生产进入爆炸时代，不论是量还是质，都在发生着飞跃，高等教育系统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大众媒介的发展使大学的高墙仅剩下了物理和历史的存在。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变迁、发展，尤其是在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心机构的背景下，大学被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侵染和影响，过度追求绩效，变得“失去灵魂的卓越”，有的学者认为以洪堡、纽曼为代表的经典大学理念已然式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信息、教育等全球化与资本市场无坚不摧的冲击力，再加上各个国家均以增强经济国力为核心价值的发展模式，对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双刃剑式的切割，以民族国家为文化特质的大学“精神围墙”已经被瓦解了”[12]，继之而来的是以布鲁贝克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大学理念，学术功利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实用主义的大学理念与强调个性修养的经典大学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受其影响，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鲜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3]，与中世纪不同的是，知识已经不是由教会控制，被牧师或教士所掌握，而是形成了专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阶层；与19世纪不同的是，知识普及的范围日益扩大，精英教育的模式已经在职业取向的冲击下日渐衰落。在过去被确定并加以整合的知识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扩充着，知识的分化、细化催生了更多的专业领域，这些新的专业领域被制度化确定下来，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这扩大了大学的知识根基。一门新学问，一个新学科，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需要高深学问作为基础，也需要研究者、出版物等等，正如经常提及的专家型学者，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知识越来越多了，但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了。
知识分子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以独立、责任、批判为标签，经典大学理念更使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社区。大学随着时代变化了，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转化，分化，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专家化的趋势，甚至变为单纯的知识生产者、传播者，“今日的高深学问在价值自由，即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性方面，已大不如前了，正在日甚一日地身不由己地卷入市场和政治舞台”[14]，曾经游离于社会主流价值之外，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们已然发生了动摇。“大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再生产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对社会的文化模式提出质疑”[15]，无疑，能够肩負起“质疑”这一任务的必将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这正是他们的角色定位引发争论的原因所在。 “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 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 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16]，同样，面对着科层化气质愈加浓厚的大学，知识分子本身也应当富于活力和弹性，主动地对自身的角色、身份做出改变，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趋势。知识分子不会也不应消亡，作为学术自治的大学的灵魂，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2]胡金平.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J].高等教育研究，2005，（10）：19.
[3]（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
[4]刘亚敏.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2005，（9）：10.
[5]（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
[6]张汝伦.思考与批判[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21- 522.
[7]（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8.
[8]（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9.
[9]张震旦，韩欣汝.洪堡的大学理念[J].学海，2001，（6）：219.
[10]邢亚珍.大学的科层化与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1，（5）：41.
[11]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1.
[12]王卓君.现代大学理念的反思与大学使命.[J].学术界.2011，，（7）：136.
[13（美）]亚伯拉罕.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
[14]（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7.
[15]（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0.
[16]贾玉明.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观—布鲁贝克的现代大学理念.[J].辽宁教育研究，2006，（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