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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吴念真的时候说，
“很多人说我一脸旧社会，念真，你也差不多。”
吴念真确实如此，虽然见面的时候因为戴着眼镜，人显得斯文很多，
但是讲到兴高采烈处不时冒出的台语，加上浓厚的台湾腔，
会让人联想到大富翁游戏里的阿土伯。
吴念真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他一辈子讲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被社会忽视的矿工，去台北做工的小孩，突然被抓到台北的老兵
他写小说，也做编剧，拍电影，也演广告，是全方位的创意人，在他的作品中，
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情”字。他的作品大都是淡淡的，但总会把人弄哭。
近日他的新书推出大陆版，依然很煽情，可就像有读者说的那样：
我最反对煽情，可每次看他的东西就是要哭。
母亲许下的愿
我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的矿区。妈妈17岁生下我，非常不好带。我常常觉得我妈妈是个奇葩，一辈子命运很不好，15岁就嫁给我爸爸，16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就夭折。她很难过，但在家里还要被婆婆和爸爸骂，又因为怕鬼，不敢到没人的地方去，就在路灯下哭。她一辈子为我许下非常多的愿，有一段可以算作传奇了。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那时正好有一个中医路过，应邀出诊，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家小孩子快死了，帮忙看一下。他看过之后就开了一个药方，说如果能在什么时间之前找到这些药材也许还有救，如果没有就没救了。
后来根据我妈的形容，我吃了那服药之后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大便，而且还开始吃奶，我妈一下就哭出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我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曾经向天上的神明说，如果这个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跪拜很辛苦，但我妈妈怕我们跳着数数骗她，就特意换了100个铜板，让邻居帮她丢，跪拜一下丢一下，到60几个就不行了，但还是坚持到100下，后来就起不来了。
第二件是婚礼当天，我们得替她搭台子请乐队，她要上台唱歌，这是她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们家很穷，当年初中毕业我就跑到外面去工作。有一天她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优秀，很会念书，无论怎么波折，一定会大学毕业。我妈妈当时是背着煤炭上山，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唱歌给大家听！”
那天妈妈唱的是《旧皮箱的流浪儿》。我问她问什么，她说我要离开家去台北工作那天，她假装到厨房去洗碗，瞥见我提一个皮箱，回头看她，但她不敢看我，就一边洗碗，一边哭，心里想做爸妈的怎么这么没用，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做工。
所以我会讲故事是因为遗传到妈妈，她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说话很有画面感，像电影画面。
被遗忘的父辈
我一辈子跟爸爸讲的话不超过200句。因为那个时代的台湾人，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日本人非常严厉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很不会和小孩子沟通，他对我们几个兄妹的教育是“斯巴达式”的。
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考上了第一志愿，那时都会在广播里讲的。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广播里说，你不要看他小个子，但是再小的胡椒都辣。于是所有人跟我爸爸讲恭喜恭喜，我爸爸就说，长大以后才知道啦。可是他爱不爱我呢，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放俸那天他请朋友喝酒，隔天醒来我看到桌子上有一支钢笔。我们三兄妹就在想，这支钢笔是给谁？我妹妹小声说，我要念三年级了，要开始用钢笔了，是不是给我？我爸爸躺在床上说，你吃撑了吧；我弟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说一定不是我的，我爸爸说你知道就好；然后听到我打开钢笔的声音，他又呛我说，那个很贵哦，要是用坏了，你给我试试看！
父亲表达情感的层次很奇特，因为少，所以都记得。现在我处理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变成兄弟、朋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为什么越近的人，离得越远。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我是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了解到很多事。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多桑》（“父亲”一词的日语发音）。电影对我来讲，从小就很重要。那是在小山村里看世界的方式。当时看的最多的是日本电影，觉得电影是一个奇特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什么都看得到的世界。
现在回头整理以前的事情，想想人生活到这样的岁数，你完成了什么？好像只有一件—我们把父母养到老了，平安地送到山头，其他的都还没干好。很多年少的愿望落空了，但也不见得，因为还在做。
我这辈子做的所有电影我爸爸都没有看过。这是最大的伤感，他不看国语片，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特色。我现在拍我爸爸那一代人的故事，感觉到他们是不被重视的，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被割裂了，是历史孤儿。他们出生在日据时代，接受到的是日本教育，成长过程里没有接触到中国的历史，被归类为“被奴化过”的人。家里的小孩受到国民党的教育，认为倾向于日本的就是汉奸。
现在他们这一代人慢慢离去了，老实讲，在历史的归属和文化归属上，走得不清不白。
“你的小说像剧本”
文学对我来讲其实蛮遥远的。十几岁到台北，遇到困难，文字有一个好处，可以报复一下，把屈辱你的人骂一顿，我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写作这件事不错，宣泄情绪之后还能寄来稿费。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认真地在那里写。
我十几岁到台北，那时候很不容易，经常被别人看不起。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工作，觉得被侮辱，会想家，生活也困顿，想念书，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谋生都很困难。
有一次我找工作被骗了，身上钱都被骗光。几个月后在街上被人拉到一个仪式现场，叫见证，发现骗我钱的那个人就在那里念耶稣。我就觉得很讽刺，回去之后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起了一个名字叫《请来听福音》，寄到《联合报》，没想到登出来。只是他们把后面在教会的段落拿掉，题目改成《少年仔找工作》。后来就收到稿费，600块，我那时候薪水才只有300块。从此以后我就每天拼命写。其实没有什么文学理想，就是傻傻的写，一直到当兵。
当时黄春明出了一本书叫《锣》，讲的都是乡下很小的故事，我才意识到你旁边的人都可以变成故事。谁说一定要写大陆、长江黄河、松辽平原、遥远的西北沙漠，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这样改变自己写东西的方法，不再是很现实地想拿稿费，而是有意识地要写哪些题材。我当时写了非常多的矿工故事，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比如你受伤的时候医疗免费，但是家庭没人养，只能借钱生活。政府给你一笔钱，只够病好之后还债，然后还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记得爸爸说，我宁愿死亡，也不愿伤残。因为一下死掉的话钱还会多一些，很凄凉。
但是我发现自己很笨，愚笨到以为政府官员会看小说，愚笨到以为看到后很快会解决。而且你所写作的对象也得不到安慰，因为他们看不懂，阅读小说需要想象能力。
我运气比较好，当我怀疑小说的功能时，大四就有机会开始写剧本。当时制片公司的老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念真，你要不要写剧本？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写的小说很像剧本。我那时不知道剧本是什么样子，他说你的小说里面就是只有动作、事情和对话，没有很多废话，所以你可以写剧本，试试看吧。
当时台湾的电影进入一个很奇怪的阶段，琼瑶的电影开始不卖座，武侠、赌片，什么都不行。中央电影公司老板明骥很开明，他说为什么不试试新的。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台湾要让电影改变，要让很多新的导演出来。新导演拍戏找投资很难，那么一部电影就找4个导演来拍，就比较快，2部电影就是8个导演。所以出现了《光阴的故事》，四个导演的片段放在一起，这部片子很成功。
再后来拍《儿子的大玩偶》，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片段叫“苹果的滋味”。因为里面暴露了很多台湾贫穷的情况，国民党不喜欢，差一点被禁掉。好在当时时机对了，舆论一边倒，说国民党请把你的黑手从文化圈拿走。因为这部影片太卖座了，人们才发现台湾民间的情绪原来这么多。
那个阶段之后，新电影和新导演就慢慢被台湾的市场认定了。但是也暗藏一个危机，就是所有的导演好像都承担着一个责任感，要重塑台湾的历史，这样每个人所拍的类型很像。我当时觉得这样下去观众会厌倦，没想到是真的，后来票房一泻千里。
恋恋风尘
如果一个人在结婚之后，初恋的故事还硬要被拿来拍电影，而且还要在你家讨论剧本，你的太太没有拿刀砍你不打紧，还要端茶倒水、拿点心给导演、编剧，你一定不能遗弃她。
《恋恋风尘》写的就是我的初恋。那个女生晚我一年到台北，两家父母在村庄都彼此称为亲家。后来我去金门当兵，带了1000个写好她地址的信封，当时一张邮票2块钱，1000个信封是2000块，是差不多5个月的薪水。我把这个段落写在剧本里，后来被导演剪掉，说这个太煽情，不会有人相信。当时我真的是把信封扛到金门，宪兵检查之后还说，你以为金门没有纸吗？
我当兵的时候她和邮差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很想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子。营长觉得我很辛苦，批我特假，我在打包行李时就乱讲，说要刺死她。这话被勤务兵听到，就告诉营长，于是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我的放假。但是她既然成了别人的太太，我还能改变什么呢。
我当兵回来之后就开始写小说。有时我跟妹妹聊天，就把帮阿真（初恋的名字）收店这样的细节讲给她听。有一天妹妹帮我寄一本小说，把名字涂掉，改成了念真，就这样寄出去。后来我的初恋看到这篇文章，辗转找到我，讲东讲西，最后说看到我写的小说，很难过，你不要用这个名字。我就跑到杂志社找编辑，主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不要改来改去，要有积累。主编说，你加个“吴”字嘛，吴念真，就是不念真了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婚姻的困难，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个故事拿去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现在想想只是青春的沧桑啦，不然白走这一遭。
现在台湾很多人都躲避当兵，我当时没得躲避。我当了3年兵，2年在金门，不能回来。那段时期成长很多，遇到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我跟谁都可以乱讲话，他们告诉我很多故事，好像上了一个社会大学，而且读了几百本书。感觉一下子长大了10岁，获得了很多人生经验。
在那边其实老兵自成一个体系，不太和台湾兵接触，觉得我们都是小鬼。他们离开大陆很久，也没娶太太，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工作就是发给他们维他命丸，他们就说这是抑制性欲的药，都不吃。
但是一旦熟悉起来，发现再凶的人都会讲故事，他们很多都是莫名其妙被抓兵抓来的，有各种奇怪的故事。有一个老兵和我讲，你知道我最后一眼看到什么吗，是我小孩鞋子上绣的虎头。听到后眼泪都要流下来。
后来写《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我在结尾本能地写道，让他娶个老婆好了，我是在弥补这个人一生遗憾的感觉。老莫在我当兵最后一年的时候自杀了。
对于我来说，知识分子你不用替他讲话，他们自己就在讲。而中下层的人不会讲，很多时候就算讲也被切掉了。替他们讲是一个必要责任，这是我的写作原则。
沟通的转述者
就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艺术家，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艺术家经常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如果拿一种独特的创作力来衡量，我觉得在台湾电影界，杨德昌是艺术家，侯孝贤也是。我认为杨德昌是海峡两岸创作人中电影哲学最清楚、最严密的，他非常诚实地表达他此刻对社会的看法。侯孝贤的创作是以情带动，我们经常在一起讲故事，把内心隐秘的东西一直往外丢，所以才会有《恋恋风尘》，初恋的故事都讲出来了。但是杨德昌是理论先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讲什么都是在说“maybe”，永远不知道要怎样，慢慢才能厘清想要讲什么。但是他们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通常观众会少一些。你不能拍一部电影只有少数人懂，但还很卖座，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牵扯到选择的问题。我选择自己所有的创作要做一个沟通的转述者，很清楚自己是讲给谁看。我永远不会觉得那是个艺术，能做到转述人就不错了。
有人曾经说过，艺术如果不能在此刻发生影响，还有什么意义。我很相信这句话，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达到某些效用，希望在社会层面被理解，有事情能被改变。如果这个东西的价值在百年之后才被看到，有什么意义？
有人称我做的是“国民戏剧”，有一点鄙夷在里面——妈的这么多人看，而且还是给这些人看的。但我觉得蛮好的，我要和多数人沟通，别人怎么讲我一点都不在意。被嘲笑，没关系。一个人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慢慢来。
对我来说，写书是为自己，写剧本是为别人。写剧本是因为导演要拍电影，剧本是一张蓝图，搭建完成就是导演的，编剧非常清楚成就的是导演，有人记得编剧就很好啦，认清楚就好。而写作是你独立完成的，要对它负责。而且剧本是未完成品，书就是已完成的。写作要诚实面对心里最痛的地方，需要勇气。但也有愉悦，创作完之后，倾吐之后的轻松释然。
现在我也开公司拍广告，但往往广告赚了钱之后，拿去拍电视亏得一塌糊涂。我曾经投过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叫《带我去远方》，果然把我的钱都带走了。钱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能赚多少用多少，天已经注定。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看味道对了就Ok。我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敢拒绝。很多人看到我拍很多广告，觉得我很有钱。但朋友就会问，你们案子这样接，为什么获益率还这么低？就是因为我随心情做事。之前公司规模小的时候，员工问中秋节薪水加发多少？我说加发一个月的，到端午节还是加发一个月，过年再问我，我想肯定不能比中秋节少，那就加发2个月。这样一年发16个月的薪水，还有组织去国外旅游，允许他们带女朋友，后来发现他们每年带不同的去，这是什么态度？就规定女朋友没有超过一年不准带。
虽然我现在已经60岁了，但我觉得我实际年纪和心理年龄很不一样。虽然在体力上会觉得有变化，比如以前熬夜3天都没什么，现在熬一天就会觉得很累，但是我的思维和语言一直都在适应年轻人。我在微博上叫“吴念真老先生”，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只是因为叫“吴念真”不通过，叫“吴念真欧吉桑”的话，这边人又不知道“欧吉桑”（日语里的“老头儿”）的意思。
我还会再拍电影，现在正在写的一个剧本叫《女工》，讲述那些在底层打拼的女性们。我的电影永远拍给大多数人看。
“很多人说我一脸旧社会，念真，你也差不多。”
吴念真确实如此，虽然见面的时候因为戴着眼镜，人显得斯文很多，
但是讲到兴高采烈处不时冒出的台语，加上浓厚的台湾腔，
会让人联想到大富翁游戏里的阿土伯。
吴念真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他一辈子讲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被社会忽视的矿工，去台北做工的小孩，突然被抓到台北的老兵
他写小说，也做编剧，拍电影，也演广告，是全方位的创意人，在他的作品中，
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情”字。他的作品大都是淡淡的，但总会把人弄哭。
近日他的新书推出大陆版，依然很煽情，可就像有读者说的那样：
我最反对煽情，可每次看他的东西就是要哭。
母亲许下的愿
我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的矿区。妈妈17岁生下我，非常不好带。我常常觉得我妈妈是个奇葩，一辈子命运很不好，15岁就嫁给我爸爸，16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就夭折。她很难过，但在家里还要被婆婆和爸爸骂，又因为怕鬼，不敢到没人的地方去，就在路灯下哭。她一辈子为我许下非常多的愿，有一段可以算作传奇了。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那时正好有一个中医路过，应邀出诊，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家小孩子快死了，帮忙看一下。他看过之后就开了一个药方，说如果能在什么时间之前找到这些药材也许还有救，如果没有就没救了。
后来根据我妈的形容，我吃了那服药之后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大便，而且还开始吃奶，我妈一下就哭出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我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曾经向天上的神明说，如果这个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跪拜很辛苦，但我妈妈怕我们跳着数数骗她，就特意换了100个铜板，让邻居帮她丢，跪拜一下丢一下，到60几个就不行了，但还是坚持到100下，后来就起不来了。
第二件是婚礼当天，我们得替她搭台子请乐队，她要上台唱歌，这是她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们家很穷，当年初中毕业我就跑到外面去工作。有一天她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优秀，很会念书，无论怎么波折，一定会大学毕业。我妈妈当时是背着煤炭上山，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唱歌给大家听！”
那天妈妈唱的是《旧皮箱的流浪儿》。我问她问什么，她说我要离开家去台北工作那天，她假装到厨房去洗碗，瞥见我提一个皮箱，回头看她，但她不敢看我，就一边洗碗，一边哭，心里想做爸妈的怎么这么没用，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做工。
所以我会讲故事是因为遗传到妈妈，她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说话很有画面感，像电影画面。
被遗忘的父辈
我一辈子跟爸爸讲的话不超过200句。因为那个时代的台湾人，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日本人非常严厉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很不会和小孩子沟通，他对我们几个兄妹的教育是“斯巴达式”的。
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考上了第一志愿，那时都会在广播里讲的。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广播里说，你不要看他小个子，但是再小的胡椒都辣。于是所有人跟我爸爸讲恭喜恭喜，我爸爸就说，长大以后才知道啦。可是他爱不爱我呢，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放俸那天他请朋友喝酒，隔天醒来我看到桌子上有一支钢笔。我们三兄妹就在想，这支钢笔是给谁？我妹妹小声说，我要念三年级了，要开始用钢笔了，是不是给我？我爸爸躺在床上说，你吃撑了吧；我弟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说一定不是我的，我爸爸说你知道就好；然后听到我打开钢笔的声音，他又呛我说，那个很贵哦，要是用坏了，你给我试试看！
父亲表达情感的层次很奇特，因为少，所以都记得。现在我处理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变成兄弟、朋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为什么越近的人，离得越远。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我是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了解到很多事。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多桑》（“父亲”一词的日语发音）。电影对我来讲，从小就很重要。那是在小山村里看世界的方式。当时看的最多的是日本电影，觉得电影是一个奇特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什么都看得到的世界。
现在回头整理以前的事情，想想人生活到这样的岁数，你完成了什么？好像只有一件—我们把父母养到老了，平安地送到山头，其他的都还没干好。很多年少的愿望落空了，但也不见得，因为还在做。
我这辈子做的所有电影我爸爸都没有看过。这是最大的伤感，他不看国语片，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特色。我现在拍我爸爸那一代人的故事，感觉到他们是不被重视的，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被割裂了，是历史孤儿。他们出生在日据时代，接受到的是日本教育，成长过程里没有接触到中国的历史，被归类为“被奴化过”的人。家里的小孩受到国民党的教育，认为倾向于日本的就是汉奸。
现在他们这一代人慢慢离去了，老实讲，在历史的归属和文化归属上，走得不清不白。
“你的小说像剧本”
文学对我来讲其实蛮遥远的。十几岁到台北，遇到困难，文字有一个好处，可以报复一下，把屈辱你的人骂一顿，我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写作这件事不错，宣泄情绪之后还能寄来稿费。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认真地在那里写。
我十几岁到台北，那时候很不容易，经常被别人看不起。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工作，觉得被侮辱，会想家，生活也困顿，想念书，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谋生都很困难。
有一次我找工作被骗了，身上钱都被骗光。几个月后在街上被人拉到一个仪式现场，叫见证，发现骗我钱的那个人就在那里念耶稣。我就觉得很讽刺，回去之后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起了一个名字叫《请来听福音》，寄到《联合报》，没想到登出来。只是他们把后面在教会的段落拿掉，题目改成《少年仔找工作》。后来就收到稿费，600块，我那时候薪水才只有300块。从此以后我就每天拼命写。其实没有什么文学理想，就是傻傻的写，一直到当兵。
当时黄春明出了一本书叫《锣》，讲的都是乡下很小的故事，我才意识到你旁边的人都可以变成故事。谁说一定要写大陆、长江黄河、松辽平原、遥远的西北沙漠，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这样改变自己写东西的方法，不再是很现实地想拿稿费，而是有意识地要写哪些题材。我当时写了非常多的矿工故事，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比如你受伤的时候医疗免费，但是家庭没人养，只能借钱生活。政府给你一笔钱，只够病好之后还债，然后还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记得爸爸说，我宁愿死亡，也不愿伤残。因为一下死掉的话钱还会多一些，很凄凉。
但是我发现自己很笨，愚笨到以为政府官员会看小说，愚笨到以为看到后很快会解决。而且你所写作的对象也得不到安慰，因为他们看不懂，阅读小说需要想象能力。
我运气比较好，当我怀疑小说的功能时，大四就有机会开始写剧本。当时制片公司的老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念真，你要不要写剧本？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写的小说很像剧本。我那时不知道剧本是什么样子，他说你的小说里面就是只有动作、事情和对话，没有很多废话，所以你可以写剧本，试试看吧。
当时台湾的电影进入一个很奇怪的阶段，琼瑶的电影开始不卖座，武侠、赌片，什么都不行。中央电影公司老板明骥很开明，他说为什么不试试新的。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台湾要让电影改变，要让很多新的导演出来。新导演拍戏找投资很难，那么一部电影就找4个导演来拍，就比较快，2部电影就是8个导演。所以出现了《光阴的故事》，四个导演的片段放在一起，这部片子很成功。
再后来拍《儿子的大玩偶》，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片段叫“苹果的滋味”。因为里面暴露了很多台湾贫穷的情况，国民党不喜欢，差一点被禁掉。好在当时时机对了，舆论一边倒，说国民党请把你的黑手从文化圈拿走。因为这部影片太卖座了，人们才发现台湾民间的情绪原来这么多。
那个阶段之后，新电影和新导演就慢慢被台湾的市场认定了。但是也暗藏一个危机，就是所有的导演好像都承担着一个责任感，要重塑台湾的历史，这样每个人所拍的类型很像。我当时觉得这样下去观众会厌倦，没想到是真的，后来票房一泻千里。
恋恋风尘
如果一个人在结婚之后，初恋的故事还硬要被拿来拍电影，而且还要在你家讨论剧本，你的太太没有拿刀砍你不打紧，还要端茶倒水、拿点心给导演、编剧，你一定不能遗弃她。
《恋恋风尘》写的就是我的初恋。那个女生晚我一年到台北，两家父母在村庄都彼此称为亲家。后来我去金门当兵，带了1000个写好她地址的信封，当时一张邮票2块钱，1000个信封是2000块，是差不多5个月的薪水。我把这个段落写在剧本里，后来被导演剪掉，说这个太煽情，不会有人相信。当时我真的是把信封扛到金门，宪兵检查之后还说，你以为金门没有纸吗？
我当兵的时候她和邮差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很想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子。营长觉得我很辛苦，批我特假，我在打包行李时就乱讲，说要刺死她。这话被勤务兵听到，就告诉营长，于是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我的放假。但是她既然成了别人的太太，我还能改变什么呢。
我当兵回来之后就开始写小说。有时我跟妹妹聊天，就把帮阿真（初恋的名字）收店这样的细节讲给她听。有一天妹妹帮我寄一本小说，把名字涂掉，改成了念真，就这样寄出去。后来我的初恋看到这篇文章，辗转找到我，讲东讲西，最后说看到我写的小说，很难过，你不要用这个名字。我就跑到杂志社找编辑，主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不要改来改去，要有积累。主编说，你加个“吴”字嘛，吴念真，就是不念真了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婚姻的困难，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个故事拿去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现在想想只是青春的沧桑啦，不然白走这一遭。
现在台湾很多人都躲避当兵，我当时没得躲避。我当了3年兵，2年在金门，不能回来。那段时期成长很多，遇到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我跟谁都可以乱讲话，他们告诉我很多故事，好像上了一个社会大学，而且读了几百本书。感觉一下子长大了10岁，获得了很多人生经验。
在那边其实老兵自成一个体系，不太和台湾兵接触，觉得我们都是小鬼。他们离开大陆很久，也没娶太太，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工作就是发给他们维他命丸，他们就说这是抑制性欲的药，都不吃。
但是一旦熟悉起来，发现再凶的人都会讲故事，他们很多都是莫名其妙被抓兵抓来的，有各种奇怪的故事。有一个老兵和我讲，你知道我最后一眼看到什么吗，是我小孩鞋子上绣的虎头。听到后眼泪都要流下来。
后来写《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我在结尾本能地写道，让他娶个老婆好了，我是在弥补这个人一生遗憾的感觉。老莫在我当兵最后一年的时候自杀了。
对于我来说，知识分子你不用替他讲话，他们自己就在讲。而中下层的人不会讲，很多时候就算讲也被切掉了。替他们讲是一个必要责任，这是我的写作原则。
沟通的转述者
就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艺术家，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艺术家经常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如果拿一种独特的创作力来衡量，我觉得在台湾电影界，杨德昌是艺术家，侯孝贤也是。我认为杨德昌是海峡两岸创作人中电影哲学最清楚、最严密的，他非常诚实地表达他此刻对社会的看法。侯孝贤的创作是以情带动，我们经常在一起讲故事，把内心隐秘的东西一直往外丢，所以才会有《恋恋风尘》，初恋的故事都讲出来了。但是杨德昌是理论先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讲什么都是在说“maybe”，永远不知道要怎样，慢慢才能厘清想要讲什么。但是他们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通常观众会少一些。你不能拍一部电影只有少数人懂，但还很卖座，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牵扯到选择的问题。我选择自己所有的创作要做一个沟通的转述者，很清楚自己是讲给谁看。我永远不会觉得那是个艺术，能做到转述人就不错了。
有人曾经说过，艺术如果不能在此刻发生影响，还有什么意义。我很相信这句话，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达到某些效用，希望在社会层面被理解，有事情能被改变。如果这个东西的价值在百年之后才被看到，有什么意义？
有人称我做的是“国民戏剧”，有一点鄙夷在里面——妈的这么多人看，而且还是给这些人看的。但我觉得蛮好的，我要和多数人沟通，别人怎么讲我一点都不在意。被嘲笑，没关系。一个人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慢慢来。
对我来说，写书是为自己，写剧本是为别人。写剧本是因为导演要拍电影，剧本是一张蓝图，搭建完成就是导演的，编剧非常清楚成就的是导演，有人记得编剧就很好啦，认清楚就好。而写作是你独立完成的，要对它负责。而且剧本是未完成品，书就是已完成的。写作要诚实面对心里最痛的地方，需要勇气。但也有愉悦，创作完之后，倾吐之后的轻松释然。
现在我也开公司拍广告，但往往广告赚了钱之后，拿去拍电视亏得一塌糊涂。我曾经投过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叫《带我去远方》，果然把我的钱都带走了。钱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能赚多少用多少，天已经注定。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看味道对了就Ok。我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敢拒绝。很多人看到我拍很多广告，觉得我很有钱。但朋友就会问，你们案子这样接，为什么获益率还这么低？就是因为我随心情做事。之前公司规模小的时候，员工问中秋节薪水加发多少？我说加发一个月的，到端午节还是加发一个月，过年再问我，我想肯定不能比中秋节少，那就加发2个月。这样一年发16个月的薪水，还有组织去国外旅游，允许他们带女朋友，后来发现他们每年带不同的去，这是什么态度？就规定女朋友没有超过一年不准带。
虽然我现在已经60岁了，但我觉得我实际年纪和心理年龄很不一样。虽然在体力上会觉得有变化，比如以前熬夜3天都没什么，现在熬一天就会觉得很累，但是我的思维和语言一直都在适应年轻人。我在微博上叫“吴念真老先生”，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只是因为叫“吴念真”不通过，叫“吴念真欧吉桑”的话，这边人又不知道“欧吉桑”（日语里的“老头儿”）的意思。
我还会再拍电影，现在正在写的一个剧本叫《女工》，讲述那些在底层打拼的女性们。我的电影永远拍给大多数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