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导演在没拿到剧本之前，恨不得对编剧下跪……因为没有一个好剧本，他们没法找人投资拍摄，一分钱拿不到。可一旦剧本到手……转身就把编剧给忘在九霄云外。夸张一点，甚至连编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姜伟，慢热、大器晚成，最早入行原因是想脱贫，“我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七年，后来考了研究生，一个月就4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要自己赚钱。”在图书馆工作的七年被姜伟称之为“最荒唐的七年”，“那个工作我不喜欢，心里一直觉得要走，去哪里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正是姜伟杀进影视圈的潜伏期。
　　
　　没有话语权的编剧
　　
　　姜伟1986年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然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七年，“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淄博师专当老师。1990年，我去他家，发现他那里有好多电影方面的书，正准备考电影学院。他说：‘我就是考一下试试，估计是考不上的，但你肯定能行，你像干这个的人。’”朋友的话让姜伟受了很大刺激，从淄博回济南的路上，他心里非常不平静。3个月后，姜伟到图书馆借了所有电影方面的书，准备考试。
　　姜伟一直说张建栋是带自己入编剧这行的人，虽然两人同岁，但是姜伟总是亲切称呼张建栋“我师父”。“如果不是张建栋将我逼上梁山，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写剧本的天赋，小时候对写东西最多有点向往，但没发现多有才能，后来考上导演系，当时张建栋已经是导演系老师，大家一聊很投机，又都是济南人。那时他拍了《刑警本色》，正是如日中天，有很多人找上他，他就推到我这，说‘姜伟去写吧’，如果没有他的策动，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写剧本。”从此姜伟一发而不可收，《让爱做主》后，接着又写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及《浮华背后》，都获得不错反响。同时，他和张建栋一起拍了《绝对控制》《青鸟的天空》等剧。当被问到刚入行有没有吃过亏时，“我入行晚，年纪已经不小了，而且我又不是一个量产的人，无非有些合同里带有霸王条款，看情况量力而行。其实编剧行业在这个圈子里一直没有太多话语权。”
　　命里该你的，肯定跑不了。在别人眼里，《潜伏》成就了姜伟，但是在姜伟看来《潜伏》跟他编过、导过的每部剧都一样，“我对待自己的每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只不过《潜伏》操的心多一些。”
　　
　　从《潜伏》出名
　　
　　2006年底《潜伏》制片人张静找到了姜伟，“当制片方第一次把龙一的小说《潜伏》拿给我看时，我觉得改编难度太大了，甚至觉得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虽然小说本身写得很出彩，但不具备电视剧所需要的元素，跟一个电视剧的故事框架相比信息量太少。如果不是张静坚持，我就想撂挑子。”
　　最初《潜伏》的制片方是打算找几个编剧一起突击写剧本，再由姜伟担任导演。后来因为进度等问题，他们就极力劝说姜伟亲自担任编剧，“既然答应了，硬着头皮也得上，我先把小说看了两遍，然后就放到一边再也不看了，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动笔写。其实小说短有短的好处，我保留小说最闪光的东西，然后放开思维去创作，把它当成原创，一切重新开始。”
　　“63天完成的30集电视剧，和我以往的作品相比，还是稍显粗糙，主要是时间太紧了，相当于两天完成一集，当然比看电视剧的速度慢一些。不过基本保持了整体水平的一致，没有哪几集特别不好。结局确实是当时困扰我最多的地方。不是因为不知道选哪个结局而挠墙，而是根本当时没有结局。我当时特别希望能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结局的背景，那样能形成比较恢宏的感觉。但是天津解放的历史是非常实的，你不能去杜撰。所以有一段时间为这个结局很痛苦。”《潜伏》收视长虹带来了可观的市场价值，单集卖价超过百万，给投资方带来了千万利润，“当时《潜伏》成本是60万元一集，三十集一共2000万左右，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当时在我看来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了，我会尽力为制片方考虑，思考在如何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的同时，又能节约成本。”
　　今年姜伟新剧《借枪》又一次在荧屏上掀起了“谍战”浪潮，针对观众拿其与《潜伏》对比，“我不怕观众对比，还是那句话，都是我的‘孩子’我是分不出哪个更好。”经过掌声和鲜花的洗礼，姜伟已从一个默默的幕后工作者成为了国内一线编剧，但在姜伟看来并没有很大变化，“没感觉出名了有什么不一样，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编剧这个行业其实很简单，考虑投资方，考虑观众。注重社会效益更要注重经济效益，毕竟我们是到了商业时代了嘛”。
　　Famous：谈谈您初入行时的情况?初入行时被坑骗过吗?
　　姜伟：其实我给人的感觉一直不像业内人士，刚入行时就更不像了(笑)。编剧签合同写剧本，就签署过很多霸王合同，合同内容限定了很多编剧无法得到的利益保障。但是对于一个新人编剧来说，只要能够按期交活，拿到报酬也不会再考虑太多。但就是这其中的许多条款限制了你的权利和资格，相对来讲你所应该得到的报酬就会受到损失。我说的这种现象在业内是很常见的。可能知名编剧在这方面会好一些，但是其他人真的是很难去抗争。
　　Famous：现在创作和接洽过程中，行业中的种种不规范?
　　姜伟：其实很多，毕竟这个行业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维护。你比如说像抄袭这件事有多少字词、多少内容上的相似叫做抄袭，没有明确的明文限定，而且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弄的。更关键的是很多东西它是抄袭你的主意，它是抄袭你耗尽心血所发挥的智慧工作，它不是说我抄你多少字，有多少字相似，有多少词相同的，有几个人名是一样的，几个细节是一样的，几个故事结构是一样的，这些都可以是模糊的东西。虽然抄袭和剽窃这些人人喊打的行为一定要严厉惩治，但是一旦发生后你怎么去界定它?
　　Famous：目前编剧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现状如何?
　　姜伟：编剧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中的地位急需改善。一些导演在没拿到剧本之前，恨不得对编剧下跪，恳求编剧为他们写剧本，或把剧本写得好一些。因为没有一个好剧本，他们没法找人投资拍摄，也就意味着一分钱拿不到。可一旦剧本到手，一些导演在拿到投资方的钱后，转身就把编剧给忘在九霄云外。夸张一点，甚至连编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至于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找人去改动剧本，在改动过程中更不会去征求作者的意见，已是圈内的普遍现象。
　　Famous：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的成立对于编剧权益保障是否更完善和健全?
　　姜伟：我比较看重这个机构的可行性和操作起来的难度，以及所带来的实际价值。对于行业来讲，它肯定是维护委员会成员及行业的利益，这个行业的利益对整个中国来讲是编剧队伍，编剧队伍中包含的无数个个体，那就是说如何为个体做好服务工作，谈到服务这事，可能大家概念比较模糊，其实服务就是提供方便提供支持。
　　Famous：对未来整个编剧行业的发展，有何期待?比如说协会的作用，运作模式的探讨?
　　姜伟：这个行业需要维权，我觉得最终需要落实到立法上去。比如像知识产权，或者版权保护，这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去确立，确立之后委员会才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去保护你、去帮助你，如果是很多东西在法律的条文上没有给予说明那么你依旧无法获得帮助，比如说一个剧本，它的版权究竟归谁，合同中没有写，没有写意味着双方都有呢还是双方都没有，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你给一家写了剧本这个版权是谁的，如果你把剧本给了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几年没拍，那这个版权是否自然回到编剧手里，这些都没有，你让委员会去帮助维权，这些都谈不上，所以这个不可能短时期内形成法律条文的。所以还是得首先要有立法，难点依然是法律问题。
　　Famous：对培养年轻编剧人才的看法?
　　姜伟：借助委员会的建立，我希望够形成一个健康编剧培养系统。首先要给年轻的编剧人才大量实践的机会，这不等同于大量不断的写，所谓实践，第一是写，第二是在创作过程中要有交流。要有跟取得一定经验的同行们探讨和交流，再有就是跟自己身边的有经验的人学习，比如一些制片人的观点，一些演员的创作感受，一些导演对剧本的看法等等，这一系列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编剧的经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培养机制，但是缺乏官方的培养机构，希望编剧委员会能够充当好这样一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