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武汉市的解放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原来叫友好宫小学，因靠近武汉市中苏友好宫而得名。中苏友好宫是由苏联专家设计，1950年建成的，和苏联断交后，中苏友好宫改名为武汉展览馆，学校也更名为解放小学。
　　在我进校时，全国已全面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除参加庆祝党代会和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活动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那时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或“最新”指示，每当指示发表，不分昼夜，马上举行游行。游行车队“救火龙”从解放大道上疾驶而过，两边车门外站着头戴钢盔、手持红缨枪的“造反派”，看上去威风凛凛，煞是气派。由于看游行的人特别多，马路两边挤满了人，因此占位十分重要。记得哥哥有个同学，家住在解放大道马路旁的楼房二楼，从他家窗户看游行一目了然，令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的教室里，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教室两侧墙上一般贴几张文字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学校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校“天天读”，集体朗读毛主席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很多同学都会背。上课前，大家把长条凳往桌下一推，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然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的课本封面印有毛主席语录，课堂内容也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诗词或相关内容为主，非常单一。但在社会气氛的渲染和舆论导向的引导下，大家对此非常热衷，唯恐成为“落后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全市到处张挂着毛主席的指示：“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落实指示的重大举动是挖防空洞。挖防空壕时，我们就在壕沟上跳来跳去地玩耍，建好防空洞后，我们又在地道里钻来钻去。我们爱看小人书，宿舍周围有些路边地摊，前面码几个小板凳，架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小人书。租一本1分钱，有个1角8分的，就能在书摊耗上一个下午。
　　童年时代固然不乏趣事，不过印象最深、对我早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反标事件”，它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的人生轨迹。从那以后，我的性格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得是在1968年秋冬时节的一个晚上，父母到湖北省出版纸张仓库(简称纸库)参加学习班，哥哥照顾着我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几位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大人把我叫了起来，直接带到派出所二楼小房间，并指责我书写了“反动标语”。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不知所措。母亲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后，赶来派出所，刚刚推开房门便被挡了出去。这时我除了不停地流泪，没有了任何反应。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知道，毛主席当时被宣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应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书写“反标”可是弥天大罪。父亲的同事万迪淦叔叔的大儿子就是因为书写“反标”，被送进监狱，葬送了一生。据说当时读中学时，他与同座同学有矛盾，为了报复对方，便在同学教材上写下了“打倒毛主席”几个字，后来被查出是他所为，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然而在派出所这样的执法机构，对于我这么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成人的威胁是有效的，诱导也是成功的。得到“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家”的承诺后，我包揽了所有强加给我的罪责。
　　被迫供认所犯“错误”的当天深夜，我被带到事发现场。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犯错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给我印象极深。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主席”的字面上划了叉，一处在上方，两处在下方。这时我想起，白天曾与几个宿舍内的小朋友，在附近砖堆处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手指三处叉叉，“确认”自己所为后，我并没有被送回家，而是被送到父母单位办公大楼内留宿。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在陷害我，出于什么动机。
　　“反标”使我名扬学校，成了特殊学生，因为全校“敢”书写“反标”的仅我一人。我心里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有同学都在背后议论我。失去了朋友，也没有了欢笑，我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黑暗。
　　为了配合父母单位对我的教育，学校开始了对我的特殊“关照”。每天放学后，我必须到学校顶层通往阳台的房间里作检查，写交代，“幕后指使人”是追查的重点。压力下，我总是胡编乱造一通，但因难以自圆其说，又加以否定，最后只得咬定无人指使。我也曾试图翻供，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能。那时楼房不多，透过学校顶楼窗户，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当夜幕降临时，桥上排列有序的点点灯光，给我的心灵带来一点慰藉。
　　不久，父母单位为我和另外一位职工的子弟办了“学习班”。父母同事冷少卿叔叔的侄儿，也因“政治错误”被列为“教育对象”，于是我俩被关在父母单位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小房中。我们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同吃同住，一同接受“军代表”们的调查和“帮助”，建立起了特殊的友谊。
　　不知是否与这位小伙伴的到来有关，我的心情好转，饭量也增加了，原来的一小碗不够吃了。他比我小，吃得也少些，便每次把饭分给我一坨。“上面”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我这个“剥削者”，同时认为不能发展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于是将我俩分开，从此我再度进入一个人的世界。
　　在本应充满快乐的年龄，遭受如此打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父母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在和我相聚时，他们向我了解事情经过，得知我被迫承认“错误”后，便找机会与我谈心，帮我调节心理，减轻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许是他们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不知什么原因，父母单位的“军代表”决定把我送到北湖劳教所集中“学习”。北湖劳教所位于武汉郊外，是专门关押犯人的地方。那时外面已下起了大雪，天气十分寒冷，父母、哥哥还得轮流为我送饭。和那些犯有错误的“大人”、甚至刑事犯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沮丧。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学习班”终于结束了。当父母和哥哥踩着三轮车接我回家时，我心中兴奋极了。坐上三轮车，行进在白雪皑皑的马路上，我感到十分满足。亲人的关怀，让我忘却了冬天的寒冷。
　　孩提时代是人生的启蒙阶段，有时命运也会将人推向风暴的漩涡。是悲是喜，是祸是福，有时要用一生的成长去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的木材并不在顺境中生长。风越强，树越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比我早年处境悲惨的人多的是，只有放平心态，吸取教益，遇到的困难和坎坷才能成为未来生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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