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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法”，就是校规班规。初中这一基础教育阶段的“执法”，其主要作用不是为了对学生的行为作出裁断判决，它更是一种学习和训练。而且这种学习和训练需要经历很多阶段，需要不断地体认和内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细水流长的过程，绝非一位老师、一个事件、一个早晨就可以完成。
读到这里，有班主任可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破坏了集体的秩序？这样会不会纵容了孩子？不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案例之一]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最大的玫瑰花，全校学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观看。
一天清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一个4岁的女孩在花房里摘下那朵玫瑰花，把它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他很想知道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于是，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你能告诉我吗？”
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校园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可她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奶奶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
听了小女孩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于是，他牵着小女孩，从花房里摘了两朵玫瑰花，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我的回答]
如果按照我们的常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批评苏霍姆林斯基“情大于法”了，因为不能摘集体的花肯定是班级之“法”，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为那个小女孩儿担忧：因为她这次受了纵容，所以她长大后见到自己和家人喜欢的东西就会去占有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为其他的孩子鸣不平：和小女孩儿得到的包容和理解比较起来，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个学校，孩子的班级会不会因此没了章法乱了规矩？
会这样吗？当然不会！
[案例之二]
《南史·隐逸下》中有段文字：范元琰，字伯蛙，吴郡钱唐人也。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性谦故，不以所长骄人。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共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窃。
[我的解读]
按照常理，偷窃者该绳之以法。可范元琰不仅保全其名声，而且修桥为偷笋者提供方便，其结果，“一乡无复窃”。可见，范元琰的“相信人人生而向善”，起到了真正的教化作用。试想，如果范元琰乃我们平常人思维，绳之以法，加强防范。其乡，会无窃乎？
上边两则案例，他们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叫做“容错”。理解孩子犯错，让他在错误当中去认识生活，认识自我，然后自我矫正，逐渐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容错”是一种教育文化，其特点有三：第一，相信人人生而向善。第二，相信觉悟成长是个体生命的本能。第三，相信自我教育才是教育最核心的力量。
如果有了以上的“相信”，“教育”便不再单纯是一种矫正和塑造，而成为了一种帮助和引导。“雷厉风行”“疾风暴雨”似地执“法”就不再是教育的必须，“相信人人可以为尧舜”反而能够成就教育的妙谛。这是更人性的教育。
下面，我谈谈自己对一个学生作业问题的处理经历。
上学期中途接了一个初二的班级，班上总有学生拖欠周末作业，而学生S更是每周必拖。于是学生们讨论，班会通过定下班规，凡是再拖欠者，家长领回，补完周末作业再回校上课。此“法”一处，所有人都乖乖地完成作业了，除了S。
怎么办？我找来班干部了解情况。原来，初一一年，学生S都是这样拖过来的，前任班主任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也拿他莫奈其何。再找S细聊，他自己承认做事磨叽，写字很慢，而且是個小说迷，一旦小说在手，便不管不顾地沉迷其中。
他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偏上，在年级接近700人中100名开外。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可以把磨叽的毛病改掉，正确对待作业，他可以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于是我请他家长配合，如果周末作业没完成，得辛苦他来学校接他。晚上9点半来接，第二天7点前送回学校，路上开车要半小时，多辛苦啊，我希望利用苦情，帮助他改变。可是，接回去两次，效果并不理想。
我只好另想办法，跟他约定，如果答应期末考到年级前50，作业，他自己做主。他答应了。班里也针对他个人的问题，开了班会，大家都一致同意。
遗憾的是，期末掉到200名开外。没办法，他的作业，又被列入班级管理对象。找他谈，他没有多话，只表现出难为情和会努力改进的样子。
慢慢地，似乎少了科代表对他的投诉。作业交得勤快了吧。
接下来的期中考试，他从200多名，一下子跃到了年级第35名。
有学生在每日随笔里写到他，“这个学期，他勤快多了，课间，总在见他写作业，头也不抬。考到这么好的成绩，正是他努力的结果。”
以上案例，是笔者本人基于“严而有格，法需有情”的执“法”实践。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一刀切，而是给他自我管理的机会唤醒他自我改变的内驱力。他以自己的进步回报了我的相信。
读到这里，有班主任可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破坏了集体的秩序？这样会不会纵容了孩子？不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案例之一]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最大的玫瑰花，全校学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观看。
一天清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一个4岁的女孩在花房里摘下那朵玫瑰花，把它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他很想知道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于是，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你能告诉我吗？”
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校园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可她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奶奶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
听了小女孩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于是，他牵着小女孩，从花房里摘了两朵玫瑰花，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我的回答]
如果按照我们的常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批评苏霍姆林斯基“情大于法”了，因为不能摘集体的花肯定是班级之“法”，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为那个小女孩儿担忧：因为她这次受了纵容，所以她长大后见到自己和家人喜欢的东西就会去占有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为其他的孩子鸣不平：和小女孩儿得到的包容和理解比较起来，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个学校，孩子的班级会不会因此没了章法乱了规矩？
会这样吗？当然不会！
[案例之二]
《南史·隐逸下》中有段文字：范元琰，字伯蛙，吴郡钱唐人也。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性谦故，不以所长骄人。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共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窃。
[我的解读]
按照常理，偷窃者该绳之以法。可范元琰不仅保全其名声，而且修桥为偷笋者提供方便，其结果，“一乡无复窃”。可见，范元琰的“相信人人生而向善”，起到了真正的教化作用。试想，如果范元琰乃我们平常人思维，绳之以法，加强防范。其乡，会无窃乎？
上边两则案例，他们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叫做“容错”。理解孩子犯错，让他在错误当中去认识生活，认识自我，然后自我矫正，逐渐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容错”是一种教育文化，其特点有三：第一，相信人人生而向善。第二，相信觉悟成长是个体生命的本能。第三，相信自我教育才是教育最核心的力量。
如果有了以上的“相信”，“教育”便不再单纯是一种矫正和塑造，而成为了一种帮助和引导。“雷厉风行”“疾风暴雨”似地执“法”就不再是教育的必须，“相信人人可以为尧舜”反而能够成就教育的妙谛。这是更人性的教育。
下面，我谈谈自己对一个学生作业问题的处理经历。
上学期中途接了一个初二的班级，班上总有学生拖欠周末作业，而学生S更是每周必拖。于是学生们讨论，班会通过定下班规，凡是再拖欠者，家长领回，补完周末作业再回校上课。此“法”一处，所有人都乖乖地完成作业了，除了S。
怎么办？我找来班干部了解情况。原来，初一一年，学生S都是这样拖过来的，前任班主任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也拿他莫奈其何。再找S细聊，他自己承认做事磨叽，写字很慢，而且是個小说迷，一旦小说在手，便不管不顾地沉迷其中。
他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偏上，在年级接近700人中100名开外。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可以把磨叽的毛病改掉，正确对待作业，他可以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于是我请他家长配合，如果周末作业没完成，得辛苦他来学校接他。晚上9点半来接，第二天7点前送回学校，路上开车要半小时，多辛苦啊，我希望利用苦情，帮助他改变。可是，接回去两次，效果并不理想。
我只好另想办法，跟他约定，如果答应期末考到年级前50，作业，他自己做主。他答应了。班里也针对他个人的问题，开了班会，大家都一致同意。
遗憾的是，期末掉到200名开外。没办法，他的作业，又被列入班级管理对象。找他谈，他没有多话，只表现出难为情和会努力改进的样子。
慢慢地，似乎少了科代表对他的投诉。作业交得勤快了吧。
接下来的期中考试，他从200多名，一下子跃到了年级第35名。
有学生在每日随笔里写到他，“这个学期，他勤快多了，课间，总在见他写作业，头也不抬。考到这么好的成绩，正是他努力的结果。”
以上案例，是笔者本人基于“严而有格，法需有情”的执“法”实践。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一刀切，而是给他自我管理的机会唤醒他自我改变的内驱力。他以自己的进步回报了我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