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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生产过剩的经济周期到来时，如何冲破需求瓶颈、保证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这个问题，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面对的难以破解的大问题。
相当一段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西方经济学一直产生重大影响，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反对投资主导，反对提高积累率，主张消费主导，扩大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静态地看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为此，在当前经济发展面对持续的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危机叠加发生之际，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生产、投资、供给的决定性作用，是从整个生产-消费大循环过程中进行的观察。首先，生产是消费的逻辑起点，生产决定了消费;其次，劳动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劳动造就人类的进化，劳动阶级是社会中的主体阶级;第三，人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第四，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价值取决于生产的取舍。
生产决定消费，这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个层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次，马克思主义认为：扩大再生产决定了人类的进步。
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投资，投资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的投资，一类是生活资料的投资（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投资）。前者是物质生产的扩大再生产，后者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环节——投资。《资本论》通常被认为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事实上《资本论》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即“相对剩余价值率”。
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人类的进步可以接近于无限。因为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地提高，利润、剩余价值率可以不断提高，投资率也就可以不断提高;相应地，生活资料即消费率的占比相对可以不断降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找出一个稳定合理的投资率（积累率），并认为这一比例应在30%左右。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不断上升，有时甚至冲破50%，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跃进至世界第二。当前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投资率下降明显，对投资效率的忧虑吓倒了很多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在低位徘徊。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主张低水平重复投资，而是主张根据马克思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学说，根据投资率可以不断提高的原理坚定地进行创新性的扩大再生产。
生产决定消费，在这里不仅说的是一种经济原理，同时也是一种看问题的立场。从微观层面看，生产和消费形成一个圆环，几乎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但在宏观上看，谁决定谁就有了本质的不同。如果从长时段和宏观上得出“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甚而休息决定工作”的判断，则这种循环一定是恶性循环。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许多人否定投资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地强调投资效率。在产业发展史上，投资效率确实有低水平阶段。一个阶段是新产品“研发-试生产”阶段，市场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需求。另一个阶段是产品接近饱和过剩阶段，它也是市场竞争的末段。面对这两个投资低效的阶段，西方创造了“风险投资”的方式应对第一个低投资效率区;在市场饱和阶段，西方则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应对良方，西方管理学甚至称这个阶段为“死亡谷”。
西方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面对投资风险和投资过剩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冲破不了这个瓶颈。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正是在这两个时段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优势，创造了奇迹。面对第一个风险时段，中国将跟跑变成了后发优势;面对后一个饱和过剩阶段，中国则利用大国、大市场优势形成了规模化优势和价格优势。
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决定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在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里，消费的地位甚至超过生产的地位，需求的地位超过供给的地位，研究这个“认识倒置”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更重视消费和需求，与西方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极大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规律，首先看重的是市场表层急功近利的需求，快速而当下的满足是市场主体的本能;而私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也是急功近利的;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同时又是货币金融最活跃的领域，这也是市场经济中投机最活跃的领域。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其存在的价值就将丧失，他们也就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拿到工资。
若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分析，可能会发现更有趣的结论。在经济生活中，生产的地位更接近劳动阶级的地位，消费的地位则更接近寄生者的地位，忽视生产而重视消费，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消费政治经济学兴起，消费决定论弥漫，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泥淖，另一方面也不断成为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福利主义陷阱而无法自拔。
我国经济学界对生产和供给的轻视，除了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外，也有着自身的一些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反思计划经济时期高积累导致的一些弊端，盲目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否定生产与供给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政策实施层面的批评检讨上升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放弃。
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第一个五年，中央提出“雙循环”构想和新基建战略，这为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克服疫情危机的挑战提供了正确的遵循。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重大不确定性时，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相当一段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西方经济学一直产生重大影响，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反对投资主导，反对提高积累率，主张消费主导，扩大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静态地看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为此，在当前经济发展面对持续的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危机叠加发生之际，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生产、投资、供给的决定性作用，是从整个生产-消费大循环过程中进行的观察。首先，生产是消费的逻辑起点，生产决定了消费;其次，劳动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劳动造就人类的进化，劳动阶级是社会中的主体阶级;第三，人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第四，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价值取决于生产的取舍。
生产决定消费，这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个层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次，马克思主义认为：扩大再生产决定了人类的进步。
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投资，投资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的投资，一类是生活资料的投资（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投资）。前者是物质生产的扩大再生产，后者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环节——投资。《资本论》通常被认为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事实上《资本论》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即“相对剩余价值率”。
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人类的进步可以接近于无限。因为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地提高，利润、剩余价值率可以不断提高，投资率也就可以不断提高;相应地，生活资料即消费率的占比相对可以不断降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找出一个稳定合理的投资率（积累率），并认为这一比例应在30%左右。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不断上升，有时甚至冲破50%，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跃进至世界第二。当前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投资率下降明显，对投资效率的忧虑吓倒了很多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在低位徘徊。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主张低水平重复投资，而是主张根据马克思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学说，根据投资率可以不断提高的原理坚定地进行创新性的扩大再生产。
生产决定消费，在这里不仅说的是一种经济原理，同时也是一种看问题的立场。从微观层面看，生产和消费形成一个圆环，几乎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但在宏观上看，谁决定谁就有了本质的不同。如果从长时段和宏观上得出“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甚而休息决定工作”的判断，则这种循环一定是恶性循环。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许多人否定投资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地强调投资效率。在产业发展史上，投资效率确实有低水平阶段。一个阶段是新产品“研发-试生产”阶段，市场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需求。另一个阶段是产品接近饱和过剩阶段，它也是市场竞争的末段。面对这两个投资低效的阶段，西方创造了“风险投资”的方式应对第一个低投资效率区;在市场饱和阶段，西方则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应对良方，西方管理学甚至称这个阶段为“死亡谷”。
西方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面对投资风险和投资过剩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冲破不了这个瓶颈。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正是在这两个时段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优势，创造了奇迹。面对第一个风险时段，中国将跟跑变成了后发优势;面对后一个饱和过剩阶段，中国则利用大国、大市场优势形成了规模化优势和价格优势。
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决定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在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里，消费的地位甚至超过生产的地位，需求的地位超过供给的地位，研究这个“认识倒置”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更重视消费和需求，与西方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极大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规律，首先看重的是市场表层急功近利的需求，快速而当下的满足是市场主体的本能;而私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也是急功近利的;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同时又是货币金融最活跃的领域，这也是市场经济中投机最活跃的领域。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其存在的价值就将丧失，他们也就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拿到工资。
若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分析，可能会发现更有趣的结论。在经济生活中，生产的地位更接近劳动阶级的地位，消费的地位则更接近寄生者的地位，忽视生产而重视消费，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消费政治经济学兴起，消费决定论弥漫，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泥淖，另一方面也不断成为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福利主义陷阱而无法自拔。
我国经济学界对生产和供给的轻视，除了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外，也有着自身的一些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反思计划经济时期高积累导致的一些弊端，盲目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否定生产与供给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政策实施层面的批评检讨上升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放弃。
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第一个五年，中央提出“雙循环”构想和新基建战略，这为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克服疫情危机的挑战提供了正确的遵循。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重大不确定性时，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