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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上桌时，也分辨不出来是什么鸟，店里早就酱好了，完整的一只，尖尖的嘴，长长的腿，放在脸盆大小的盘子里。”一位曾经热衷野味的食客这样描述。这只辨不出身份的鸟，叫作“长脖老等”。
“顾名思义，这类鸟总是伸长脖子站着，一动不动，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天津人看着好笑，就说这类动物是‘长脖老等’。”天津作家林希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
这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的鸟学名是什么？答案可能是白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可能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2012年11月，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迁徙中栖息于此的东方白鹳遭遇投毒。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周边，投毒者、餐馆老板、食客、售卖农药的销售商，已成利益链条。
候鸟不属于哪个国家
候鸟每年春秋两季沿着固定路线往返于繁殖地和避寒地之间，迁徙途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湿地滩涂，是它们重要的补给站。
比起内陆城市，上海能够在每年的特定月份看到候鸟，就像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在纪录片《迁徙的鸟》中说的那样：“候鸟的来临就像一个承诺。”
“在这里，鸟儿休憩觅食，补充能量，以恢复它们在飞行过程中损失的近60%的体重，作为候鸟们北迁的第一站和南归的最后一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办公室主任肖卫锋说。
崇明东滩处于全球鸟类八大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中段，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过境的候鸟比较多。食物、休憩是这片湿地能提供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最好的款待。
保护区里，能开放给游客和爱鸟者的区域有限。在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内，可供参观的部分只占保护区面积的22.41%。即使如此，这里的接待能力仍很有限。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所有的栈道被修建在滩涂上，且屋舍内不设洗手间。
在占保护区一多半面积的核心区，禁止任何人进入。该区为海三棱
草植被集中分布区域，是5大鸟类类群的主要栖息地、觅食地和越冬地。
“对于鸟类，一方面要保护它们不被偷猎，另一方面就是要保证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让系统内各物种自然生长、栖息和繁衍，这样才能给鸟类提供足够的食物和适合的生存条件。”肖卫锋说。
经历年调查，崇明东滩记录的鸟类有290种，每年均有近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保护区栖息或过境。
在核心保护区内，每天都有4名巡护人员待在船上轮流巡护，在接近零度的上海冬天，穿着工作服下滩，检查鸟及其食物的情况。
即便如此，2011年2月，包括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在内的44只候鸟还是被毒杀。在超过148平方千米的核心区，全面巡护并非易事。
候鸟不属于任何国家，它的独特迁徙旅程使其有别于其他动物。“候鸟属于全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这一环的工作，保证候鸟的食物和安全。”肖卫锋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捕鸟师傅，当他再次捕到带有我们东滩标志的同一只鸟时是多么高兴。”
重返故国的麋鹿仍是濒危物种
更多的野生动物并不像候鸟那样被全世界关注。很多野生动物区域性特征明显，比如熊猫只产在中国。而大多数的动物保护一线人员，“大半辈子都生活在野外，追随野生动物生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陈代强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可能是缘分吧。”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让他对麋鹿的保护研究感兴趣。
“真正参与保护的还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过保护措施的制定、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科学研究还是主要依靠科研人员。”陈代强说。他正驻扎在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陈代强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实验、观察。通过半控制实验的方式，用虎、狼、豹、熊等捕食者的声音、三维图像模型、粪尿气味刺激麋鹿，观察其反应。“麋鹿曾一度在中国灭绝，与天敌隔离很久了，所以要观察它们。”
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使其成功野化。“野生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保护目标物种本身，还要保护它所在的生态系统。”
麋鹿的重新引入和培育是一个典型的动物保护成功的案例。
到19世纪时，麋鹿只剩下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极少一群。1900年，八国联军捕捉杀戮了最后一群麋鹿，麋鹿自此在中国消失。其间，英国第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从巴黎、柏林等处共收集了18只麋鹿圈养于乌邦寺公园，至1944年种群已达250只，并开始扩散到其他地区圈养。
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英国政府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种群，使麋鹿回归家乡。
1985年英方提供了22只麋鹿，放养到原皇家猎苑、如今的北京大兴区南海子，并成立北京南海子麋鹿苑。1986年又提供39只，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养。1987年英国方面又提供了18只麋鹿。
但在陈代强看来，目前麋鹿还不算野化成功，因为野外种群非常小。“麋鹿要野化成功，在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遗传多样性、行为多样性上，还有所在地生态系统健康程度，都要达标。”陈代强说。
目前中国的麋鹿总数已繁殖达1320只，但仍然是濒危物种。“目前麋鹿数量正在迅速恢复，但却没有足够的地方安置他们，现有的三个麋鹿保护区已经达到环境承载极限，甚至可能已经超载。”
得到救助的只是少数
2012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在对中国不同生态系统中的12个关键物种的健康水平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物种虽受到优先保护，但除了麋鹿和朱鹮的种群快速增长、大熊猫和亚洲象的种群有缓慢恢复趋势之外，大多数关键物种未有明显改善。 青海湖裸鲤、新疆北鲵、中国麝科动物、东北虎、野生双峰驼、扬子鳄和白鳍豚、海南长臂猿下降率几乎都在90%。而威胁濒危物种生存的因素包括盗猎、城市扩张、全球气候变化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是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联合编写。这份报告显示中国十几种“标志性和重要物种”由于捕猎、森林砍伐、栖息地丧失以及人类活动的增加，都在明显减少。
遇到野生动物保护难题的不仅仅是中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动物园及其他很多美国境内的动物园都养育有一种曾在马达加斯加普遍存在的黄眼狐猴。通过多年努力，这一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得到了实质性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曾在印度雨林里大量生存的狮尾狐猴却已几乎走到种族繁衍的尽头。目前，在野外尚存4000只狮尾狐猴，但美国的各个动物园却并未打算要对其引入并且加以保护，换言之，美国的各家动物园已基本放弃保护该物种。
除了自然保护区，动物园也被赋予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责任。但困境出现了——越来越多动物亟需获得人类帮助才能继续繁衍，而动物园在决定保护某个物种的同时，往往不得不放弃更多的物种，听凭其自生自灭。
在更加广袤却也更加贫困的非洲，盗猎、疾病、人类的入侵以及越发恶劣的自然气候，都在考验着古老大陆上的土著野生动物。
有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它们捕捉并搬运到别处。从大象到长颈鹿，每次捕捉行动内容不同，每只动物对使用在它们身上的药物也各有反应。一旦出错，项目执行者或动物都有可能丧命或受伤。
“每种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不同地区野生动物的保护方法都不同，这也提高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难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志刚说。
例如同是帮助大象迁移，非洲象的问题是数量锐减，但在亚洲的某些地区由于大象繁殖过快，不得不用直升机拖着大象的腿，从一地空运到另一个大象相对少的地方。
自然保护区申评严格，未向个人和企业放开
史密斯森生物保护协会的主管史蒂芬.蒙福特博士对美国动物园在保护动物方面的成绩并不认可。他认为动物园在决定是否应该引入某个物种并保护的时候，应当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去衡量其是否合适，而不是考虑娱乐盈利目的。
“动物园应该筹集更多资金用于保护野生动物，并改善野生动物的野外环境，并非一味通过将动物圈养来保护。”
由于地理环境和纬度跨度的因素，与野生动物保护经验更多的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面对的野生动物品种和问题更多。
在美国和欧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有些个人，也许没有几只动物，也许那几只动物也并不名贵，但他可能就自己圈起来，弄一个小型简易的自然保护区。”蒋志刚说，这种行为帮助分担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压力。
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有一套严格的申请流程，除了“必须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和重要国际影响”以及成为省级保护区两年以上的要求之外，“创收能力曾经也是考核标准之一”。
蒋志刚介绍说，目前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8%，各类保护区面积之和占国土面积的15%。“每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审批都很严格，就是为了控制保护质量，个人或企业申请都还没有放开。”
“顾名思义，这类鸟总是伸长脖子站着，一动不动，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天津人看着好笑，就说这类动物是‘长脖老等’。”天津作家林希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
这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的鸟学名是什么？答案可能是白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可能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2012年11月，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迁徙中栖息于此的东方白鹳遭遇投毒。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周边，投毒者、餐馆老板、食客、售卖农药的销售商，已成利益链条。
候鸟不属于哪个国家
候鸟每年春秋两季沿着固定路线往返于繁殖地和避寒地之间，迁徙途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湿地滩涂，是它们重要的补给站。
比起内陆城市，上海能够在每年的特定月份看到候鸟，就像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在纪录片《迁徙的鸟》中说的那样：“候鸟的来临就像一个承诺。”
“在这里，鸟儿休憩觅食，补充能量，以恢复它们在飞行过程中损失的近60%的体重，作为候鸟们北迁的第一站和南归的最后一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办公室主任肖卫锋说。
崇明东滩处于全球鸟类八大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中段，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过境的候鸟比较多。食物、休憩是这片湿地能提供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最好的款待。
保护区里，能开放给游客和爱鸟者的区域有限。在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内，可供参观的部分只占保护区面积的22.41%。即使如此，这里的接待能力仍很有限。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所有的栈道被修建在滩涂上，且屋舍内不设洗手间。
在占保护区一多半面积的核心区，禁止任何人进入。该区为海三棱
草植被集中分布区域，是5大鸟类类群的主要栖息地、觅食地和越冬地。
“对于鸟类，一方面要保护它们不被偷猎，另一方面就是要保证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让系统内各物种自然生长、栖息和繁衍，这样才能给鸟类提供足够的食物和适合的生存条件。”肖卫锋说。
经历年调查，崇明东滩记录的鸟类有290种，每年均有近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保护区栖息或过境。
在核心保护区内，每天都有4名巡护人员待在船上轮流巡护，在接近零度的上海冬天，穿着工作服下滩，检查鸟及其食物的情况。
即便如此，2011年2月，包括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在内的44只候鸟还是被毒杀。在超过148平方千米的核心区，全面巡护并非易事。
候鸟不属于任何国家，它的独特迁徙旅程使其有别于其他动物。“候鸟属于全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这一环的工作，保证候鸟的食物和安全。”肖卫锋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捕鸟师傅，当他再次捕到带有我们东滩标志的同一只鸟时是多么高兴。”
重返故国的麋鹿仍是濒危物种
更多的野生动物并不像候鸟那样被全世界关注。很多野生动物区域性特征明显，比如熊猫只产在中国。而大多数的动物保护一线人员，“大半辈子都生活在野外，追随野生动物生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陈代强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可能是缘分吧。”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让他对麋鹿的保护研究感兴趣。
“真正参与保护的还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过保护措施的制定、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科学研究还是主要依靠科研人员。”陈代强说。他正驻扎在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陈代强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实验、观察。通过半控制实验的方式，用虎、狼、豹、熊等捕食者的声音、三维图像模型、粪尿气味刺激麋鹿，观察其反应。“麋鹿曾一度在中国灭绝，与天敌隔离很久了，所以要观察它们。”
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使其成功野化。“野生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保护目标物种本身，还要保护它所在的生态系统。”
麋鹿的重新引入和培育是一个典型的动物保护成功的案例。
到19世纪时，麋鹿只剩下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极少一群。1900年，八国联军捕捉杀戮了最后一群麋鹿，麋鹿自此在中国消失。其间，英国第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从巴黎、柏林等处共收集了18只麋鹿圈养于乌邦寺公园，至1944年种群已达250只，并开始扩散到其他地区圈养。
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英国政府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种群，使麋鹿回归家乡。
1985年英方提供了22只麋鹿，放养到原皇家猎苑、如今的北京大兴区南海子，并成立北京南海子麋鹿苑。1986年又提供39只，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养。1987年英国方面又提供了18只麋鹿。
但在陈代强看来，目前麋鹿还不算野化成功，因为野外种群非常小。“麋鹿要野化成功，在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遗传多样性、行为多样性上，还有所在地生态系统健康程度，都要达标。”陈代强说。
目前中国的麋鹿总数已繁殖达1320只，但仍然是濒危物种。“目前麋鹿数量正在迅速恢复，但却没有足够的地方安置他们，现有的三个麋鹿保护区已经达到环境承载极限，甚至可能已经超载。”
得到救助的只是少数
2012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在对中国不同生态系统中的12个关键物种的健康水平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物种虽受到优先保护，但除了麋鹿和朱鹮的种群快速增长、大熊猫和亚洲象的种群有缓慢恢复趋势之外，大多数关键物种未有明显改善。 青海湖裸鲤、新疆北鲵、中国麝科动物、东北虎、野生双峰驼、扬子鳄和白鳍豚、海南长臂猿下降率几乎都在90%。而威胁濒危物种生存的因素包括盗猎、城市扩张、全球气候变化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是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联合编写。这份报告显示中国十几种“标志性和重要物种”由于捕猎、森林砍伐、栖息地丧失以及人类活动的增加，都在明显减少。
遇到野生动物保护难题的不仅仅是中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动物园及其他很多美国境内的动物园都养育有一种曾在马达加斯加普遍存在的黄眼狐猴。通过多年努力，这一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得到了实质性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曾在印度雨林里大量生存的狮尾狐猴却已几乎走到种族繁衍的尽头。目前，在野外尚存4000只狮尾狐猴，但美国的各个动物园却并未打算要对其引入并且加以保护，换言之，美国的各家动物园已基本放弃保护该物种。
除了自然保护区，动物园也被赋予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责任。但困境出现了——越来越多动物亟需获得人类帮助才能继续繁衍，而动物园在决定保护某个物种的同时，往往不得不放弃更多的物种，听凭其自生自灭。
在更加广袤却也更加贫困的非洲，盗猎、疾病、人类的入侵以及越发恶劣的自然气候，都在考验着古老大陆上的土著野生动物。
有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它们捕捉并搬运到别处。从大象到长颈鹿，每次捕捉行动内容不同，每只动物对使用在它们身上的药物也各有反应。一旦出错，项目执行者或动物都有可能丧命或受伤。
“每种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不同地区野生动物的保护方法都不同，这也提高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难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志刚说。
例如同是帮助大象迁移，非洲象的问题是数量锐减，但在亚洲的某些地区由于大象繁殖过快，不得不用直升机拖着大象的腿，从一地空运到另一个大象相对少的地方。
自然保护区申评严格，未向个人和企业放开
史密斯森生物保护协会的主管史蒂芬.蒙福特博士对美国动物园在保护动物方面的成绩并不认可。他认为动物园在决定是否应该引入某个物种并保护的时候，应当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去衡量其是否合适，而不是考虑娱乐盈利目的。
“动物园应该筹集更多资金用于保护野生动物，并改善野生动物的野外环境，并非一味通过将动物圈养来保护。”
由于地理环境和纬度跨度的因素，与野生动物保护经验更多的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面对的野生动物品种和问题更多。
在美国和欧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有些个人，也许没有几只动物，也许那几只动物也并不名贵，但他可能就自己圈起来，弄一个小型简易的自然保护区。”蒋志刚说，这种行为帮助分担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压力。
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有一套严格的申请流程，除了“必须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和重要国际影响”以及成为省级保护区两年以上的要求之外，“创收能力曾经也是考核标准之一”。
蒋志刚介绍说，目前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8%，各类保护区面积之和占国土面积的15%。“每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审批都很严格，就是为了控制保护质量，个人或企业申请都还没有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