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对话机制的步伐迈得很大也很快。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中国几乎参加了亚太地区除军事联盟外所有的安全对话机制，全球的对话机制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在此基础上，中国还积极推动构建了一些新的对话机制。我觉得，中国以全面参与、深度拓展和主动构建为途径，已经充分地融入到国际上现有的各种安全对话机制之中，并成为未来新对话机制的积极构建者。
　　中国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对话机制呢？
　　一是全球化时代使主权国家的利益深度交织，降低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零和性，增加了共赢性。共同安全利益早已超越国界，互相交织；共同安全威胁上升，特别是诸如生态环境与气候问题、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海盗对国际航线的威胁，核安全隐患等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都具有跨国性质。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也不符合其它国家的利益。符合中国利益的，也符合地区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如果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国家外交的原始动力，中国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外交行为，符合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基本逻辑。
　　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自身的定位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到、并自豪于自己的能力。世界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并惊诧于中国的能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作用有了新的期待，除了有“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责任论”，就是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等等。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角色也有了新的想象。中国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对话或者国际活动的意识、主动性、责任感都今非昔比。我一直在军队工作，亲眼目睹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军队不断增长的自信，以及渴望走出国门、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愿望。
　　三是中国在其外交实践中，也深切感受到在现存国际话语体系中还处于弱势。话语权的缺失增加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时的挫败感和压迫感。比如中国在一些大规模的国际对话会中，有遭受围攻和打压的感觉。对类似情况，我们首先应抱之以平常之心，视其为“成长的烦恼”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发大声，讲正理，扩大中国的话语空间。
　　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对话，应该遵循的原则包括：坚持不结盟原则，把重点放在共同利益和最广泛的合作上面，不针对第三方；对话的目标是澄清立场、积累互信、避免冲突、探索合作途径；对话要以周边和亚太地区为重点，在已有平台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着力打造一些新的平台。
　　具体讲，首先要全面参与全球性安全对话、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对话机制，包括军控裁军领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下的相关安全合作与对话；核安全峰会机制；反恐领域的对话；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气候大会等。其次，对话的重点始终放在亚太和周边，参加所有（非同盟性质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伊斯坦布尔进程，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中国军队也参加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亚太陆军领导人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首尔防务对话、莫斯科防务对话、独联体防务对话等不同层次的合作对话机制。第三，拓展现有安全对话机制的内容，主动创办新的对话平台。如2004年中国倡导创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中的安全政策会议，成为该论坛国防官员参与级别最高的对话机制。此外，中国军队也创立了中国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10 1）、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非传统安全合作论坛、东盟地区论坛武装部队参与国际救灾法律规程建设研讨会等。最后，中国也在主导构建地区安全对话机制，比较典型的有：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下的安全对话机制、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的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而军队也有“香山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今年马上要召开第五届。
　　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对话的过程，也是融入现行国际体制的过程。但参与本身就是对国际体制的影响和改变。用百家老师的话，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或者“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
　　安全对话的场所是一个国际舞台，亮相的频率和规格决定台面的大小和话语权的多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未来参与国际安全对话应会逐步提高出席频度和规格。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应该多支持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安全论坛，为其撑腰打气。在国际上发声，既要学会运用国际话语体系，也要着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主席多次出访使用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如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等。有时，我们的发言稿写得很“中国式”，甚至把中国官场的大话空话套话搬到国际场合，让听众难以入耳更难以入心，文风中不好的一面千万不能“发扬光大”到国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