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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先生出生于1930年,是新中国法学界最早一批的博士生导师。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那真是全民欢欣鼓舞,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里程。”张晋藩先生回忆道。
65载春秋,他投身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从未停歇。于他而言,时代的进步既是机遇,也是保障。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征程,他丰富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让中国在世界法制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2010年,适逢张晋藩先生八十华诞,我们有幸对先生进行了专访。时隔近十年,我们再次登门,年近九旬的他依旧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开始工作,进行新版民法史的写作。
在自传《法史人生》中,他写道:“我虽已是耄耋之年,却如伏枥的老骥,学术思想仍呈汪洋之势,还想多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工作。”但开风气不为先,是张晋藩先生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给大家的深入研究开辟一个路径,但是不可能都为先,只能是开风气。40年来我践行了这个宗旨,民法史、行政法史等都是我提倡研究、自己开始带头写文章的。”
“过去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除了民法之外,就谈不上法制史了。”张晋藩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古代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从法律体系讲,它也是由许多部门法构成的。但就一部法典来讲,它编撰的体例既有刑法(为主),也有民法,还有行政法,诸法合体,不能用一部法典的体例概括说整个法律体系只有刑法。”
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张晋藩先生关于“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建议,一场历时19年的战役打响了。
这期间,筚路蓝缕,艰苦备尝。有的主编逝世,有的感到无望而退出,编写队伍不断更新,资料几经周折。人走,人来。张晋藩先生坚持依旧。
十卷本,五百多万字,对中国五千年的法制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
“到现在还没有再编第二版,这十卷本打的基础非常好,现在仍然有它的实用价值。”张晋藩先生说,“直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藐视这套书。”他的眼里充满了骄傲,为自己的开风气之先,更为中国法制史建设的跨越之路。
如今,这套书摆放在先生家中客厅的书柜里。他站起身打开书柜—满满当当3层,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还有23本《中华大典·法律典》和一整套《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中华大典·法律典》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的,用了23年时间。”张晋藩先生说。这是他主编的书籍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著作。
他在总序中写道:“盛世修典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华大典·法律典》力争无愧于世,也无愧于后人。”
“佩服您的学术韧劲。”记者感叹道。
“我提倡这个,我也基本上做到了。”先生坦然。
學为人师,行为世范。除了著书立说,张晋藩先生也是一位师者。
他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现在,活跃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台上的教师,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记者好奇他对年轻博士会有哪些要求。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学问要为现实提供有益的、科学的、历史的借鉴。“这是学法制史的目的,史学的作用是观照当下。”
“不自满,不偷懒”这是张晋藩先生的治学格言。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他以学术的方式串联起一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他相信:“这7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虽然不平坦,但是前途光明的路。未来的道路,波折还会有,但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他一生为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西方法制文化交流不懈努力,虽历经千辛万苦,却始终没有停下前进脚步的原动力。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