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东神学院馆藏鲁迅著作毛边本是江文汉先生生前所藏，多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沪上刊行版，其中包含一册五十年代的鲁迅纪念文集。毛边本从书籍形制、版本状态、书票钤印、阅读批注等方面，反映出鲁迅及其研究著作在设计出版、销售收藏及阅读接受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偏好与品位。
　　书芯装订成册后不切边，天头地脚留有毛边的书籍被称为“毛边本”。鲁迅对这一装帧形制情有独钟，自称“毛边党”的他在出版《集外集》时特嘱编辑曹聚仁为其制作几本毛边本留作纪念。二十到三十年代，鲁迅著作的若干单行本以毛边本形式问世，在书籍史上掀起一股“毛边热潮”。相较普及本的广泛流传，毛边本在当时便物以稀为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文学典籍中的毛边本在文献史料上的收藏价值更是与时俱增，收藏者无不以拥有为荣。华东神学院图书馆亦有此幸，藏有鲁迅著作及纪念文集共三种毛边本，包括单行本《坟》和《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此外还有一本未提名的“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好读物”，姑且暂称其为“纪念文集”。
　　单行本《坟》由上海北新书局刊行，属鲁迅著作的沪上刊本。与民国时期多数现代出版物相同，此本遵循繁体、竖排、铅印的书籍体式，封面由鲁迅友人陶元庆设计绘制，封底印有北新商标，牌记标注“一九三零年四月三版，一九三三年四月四版”。查考鲁迅著作的出版源流可知，《坟》的出版刊行最早是由北京未名社承办，在北新接手之前，已有1927年3月的初版本及1929年3月二次印刷时经作者增补修订的校订本。江文汉所藏毛边本《坟》是北新书局所出的第四版，从牌记信息可知此本发行者为青光书局，当时售价一元，由北新在北平、成都、南京、开封、重庆、广州、厦门、武汉、济南和温州的各分局经营销售。
　　此毛边本稀见之处不仅在于版本较早，还在于牌记上方天头处，贴有隶变白文朱印“鲁迅”名章，两厘米见方锯齿边的贴张酷似缩小版的藏书票，同时融合了钤印的古风，彰显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品位。比对三十年代北新所出的鲁迅著作的沪上刊本，普通铅印本书后牌记的签章是据此钤印藏票上版印刷，是流水线上的批量印制而非手工钤贴。《坟》之外，据传世的鲁迅著作的其他单行毛边本看，与此藏书票性质相同的钤印贴张，还有形制类似的另一变体，即隶变白文蓝印“鲁迅”名章，这恰似古籍中红蓝印本所暗含的初次试验性质，同时也标志着典籍在出版史上早而罕的珍稀价值。此本除带有藏书票性质的钤印贴张外，与普本牌记标注版次印数相比，还有它作为毛边本的另外一个身份特征，即无每版印量的说明。
　　根据出版史料记载，鲁迅对自己著作的出版商的要求是以毛边本行销，但市场反馈不佳，经销商分配到各地分局的均为切边普本。鲁迅著作的沪刊单行本每版印量平均稳定在一千或两千册，照此推测，当日制作的《坟》的毛边本数量当极其有限，而留存至今的更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华东神学院所藏的这本毛边《坟》就格外珍贵。
　　毛边本《坟》在出版史上的独特价值还因为它展示了三十年代沪上出版风波的一个断面，以及在那场风波中一家书局的困顿、坚守与机变。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因出版有侮蔑回教性质的书籍而被当局查封，面临停业整顿的处罚，无奈之下北新更名“青光”继续支撑经营，《坟》的出版销售恰逢其时。与同期作家文集单行本普遍标注印量的刊印惯例不同，此间更名“青光”的北新书局所推出的、与《坟》同时出版的另外几种鲁迅著作的毛边本不标印量，刊印版式与装帧形制仍依北新之旧。
　　江氏旧藏鲁迅著作的另一毛边本是《中国小说史略》，书的扉页有藏书人江文汉的购书记录“一九三一年九月购于武昌”，书内钤楷体“江文汉藏书”阳文靛蓝印。此书亦为繁体竖排印制，牌记显示，该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是1931年7月初版的订正本，“实价大洋一元”。牌记上方天头处贴有隶变白文蓝印“鲁迅”名章，有收藏本的性质。“初版订正本”这一说法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此处不得不提及此书刊行版本的流变。此书是鲁迅授课讲义，最早是油印本，后不断增补完善，由新潮社第一次铅印，后又有北新书局的印本。北新刊印本自1925年始，至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之前已经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多次修订刊印，故“初版”之初是针对北新的沪刊本而言。所谓“订正”即在此前各版本基础上又有所修订，这反映出鲁迅在学术著作上不断修正完善的著述状态。北新所出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内容上有个显著的变动，与此前诸本比较，增写了《题记》，并将此前版本中的《再版附识》补进篇章。而这内容上的变化在此书的版本谱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此后诸版的文本样态。
　　第三种毛边本未提名，集合了鲁迅身后友朋、弟子、同好的纪念文章，姑且称之为“纪念文集”，根据时间判断是五十年代的出版物。书的内容提要是：“这个集子共包含三十五篇文章，作者有鲁迅先生的同时代人，也有鲁迅先生的学生和后辈，还有三个外国人。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描绘了鲁迅先生的生活、工作情况和他的丰采，其中有记述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各时期生活的许多文章，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里很清楚地认识这个伟大的作家，这个伟大的人。这是一本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好读物。”此书所收文章多已见诸当时报刊，发表的时间下限是1956年，据此可断定结集在当年，应当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出版物。该毛边本虽保留繁体字，但已改变民国书籍竖排的出版形制，变成横排，内置插图若干，但版本信息缺失，或许此汇编文集只是辑录报端文字结集成册，尚未出版发行。

二

　　包括毛边本在内的这批书籍文献，多钤楷體“江文汉藏书”阳文靛蓝印，证明它们曾经为江氏所有。毛边本书后的“廉”、“上海旧书店价牌”透露出特定年代的古旧书籍递藏信息。这批文献是藏书主人江文汉从旧书市场上购得，售价信息对当时的图书市场状况有最直接的反映，其中夹杂的一些购书发票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史料价值。在毛边本中就夹存这样一张发票：抬头“上海旧书店门市发票”，包含书店的工商登记字号、地址、发票编号，时间是1965年6月29日。购书发票清楚标记着购书的金额：四角。翻检江氏藏书，票据信息较完整，此细节透露出收藏购书发票和标记购买信息是藏书人江文汉的习惯。寻时间地点的蛛丝马迹，亦可追寻江氏的收书之旅。 　　江先生的购书经历与藏书始末，在他夫人、已故姚贤慧女士的一篇手稿《文汉和他的书》中有详细记载。据姚文所记，江的藏书前期以线装古书为主，涵盖经、史、子、集四部，门类齐全且版本精善。江文汉自十几岁开始积书，三十年雅风不辍，多达几千册。“文革”被抄家，他和他的书跟那个时代一起被迫流离失所，历经劫难，不知所踪。“文革”后，江文汉恢复人身自由，重新回归学术之路，他又开始因着自己的兴趣、专业、研究需要广泛收书。这期间他曾囊中羞涩、落魄不堪、被迫割爱，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对书的钟爱，对经典、对文化、对传统、对真理眷恋和憧憬。
　　江文汉的藏书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购买和国外友人的赠送。部类相对集中在三个方面：历史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与基督教的史料文献；文学类，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部分外文文献，多为英文、法文、德文工具书或历史类、宗教类的研究资料。江文汉身后，这批文献全部被捐赠，一部分归藏上海市社科院，一部分归藏华东神学院图书馆，其中后者获赠的多为中国近现代史文献和江氏平日兴趣所在的古典文学类图书。
　　捐赠给华东神学院的江氏旧藏还有一显著特点——大量书籍刊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恰逢“文革”，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與文化氛围。因此，这批文献在“文革”以后大部分遭到读者的摒弃，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被人为忽略甚至遮蔽，对理性认识与准确理解民族文化历史是十分不利的，这段历史的断裂、空缺对以出版史、学术史研究来说可以算得上一大遗憾。
　　经笔者粗略目验，江氏旧藏的“文革”出版物大致可分两类：文史旧典与史地新编。所谓的文史旧典以供群众批判为主，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儒、道与法占大部分，比如《论语》、《庄子》、《韩非子》，有笺注本、白话译文本和以供批判学习的重点篇目的节选本，署名多冠以厂矿、街道、大学的“某某批判小组”、“某某革命委员会”、“某某大学某某系某某级工农兵学员”，属于当时集体加工的成果。据周勋初先生回忆，当时为配合评法批儒运动，他承接了法家代表作《韩非子》的校注工作，除了笺注以外，还整理出版了适合广大群众阅读学习的普及选本。整理小组中除参与其中的部分专家之外，还包括工农群众组织，这种合作方式被称为“三结合”。江氏旧藏的诸子笺注、评校本基本是此时期“三结合”的产物，笺注为辅、评论为主，古典、今典两相参合，其中虽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亦不乏一定领域诸多专家的真知灼见。
　　江氏旧藏“文革”出版物的另一大端在史地新编读本，除介绍本国边疆史地、民族风情的单行本之外，还有一系列世界史地著作，其中大部分又以介绍东欧小国或亚、非国家为主，皆以当时与我国建交的邦国为主。可以说，在世界史、民族史、边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略的时期就是“文革”，在十年浩劫整个学术氛围普遍陷于低落的时期，边疆史地之学因特定历史原因自身获得了一个长足发展的繁荣小周期，这是其他学科在当日难以相媲的优势所在。即使是普及读物，其编著者皆是当时所在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且因以介绍为主，书刊评论的意味相对薄弱，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客观、准确，对今天的读者、研究者而言依然具有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力。江氏的这批旧藏，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保存了这批被今天广泛摒弃的一代之典，良莠自有慧眼者甄别识之。此外，藏书者本人在阅读收藏中留下的历史痕迹，包括折页、剪拼、批注、夹条，其中的票据、签条，甚至不知来自某年春秋的树叶、鲜花，或多或少讲述着江文汉与他的时代。

三

　　浩浩典籍，匆匆阅客，驻足沧桑世事中的点滴人事，今天的我们所了解的，终究是十不足一，但历史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特定的时代向我们暗示存在其中的意义与昭显其内的价值，今人有必要、有责任去遥望那疏淡在时光深处的背影，一窥全貌，梳理其全部藏书，并对此做出中肯的评价。书刊曾经的主人江文汉现今早已作古，他的履历如此简单：江文汉，生于1908年，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后留学美国，193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既是学者，又是基督徒，研究志趣在基督教史，在明、清以来直至近代的基督教耶稣会士的研究领域，他的专著《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具有开创之功。
　　很难说在江文汉的学术研究中，他的藏书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些看似无关的文献似乎对他的学术成就并无直接的助力，但确是他最珍爱、最挂念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书在风雨如晦、命运飘摇的时代对江文汉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他在书籍所打开的另一个世界中安顿自己的灵魂，得到慰藉。
　　可惜的是，他的自然生命终结过早，他还有学术上未竟的事业。他宏大的学术愿景、精准的研究目标、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在1984年被迫再一次终止，死神已经不允许满怀信心的他继续向前走。据其夫人的回忆，生病住院直到去世之前，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研究，是这批他钟爱的藏书。江文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对书为他打开的这扇门一定有无限的眷恋。
　　书比人寿，相信曾经为他开启真理之门的典籍，在他身后仍可滋养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