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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痛感”
“见到生活不好的孩子，我就有一种天生的痛感。”这句话也许能解释杜爽最初为何从《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成为一个NGO组织的负责人。
杜爽1972 年生于北京，在大学毕业后做记者工作的同时，她还是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后来又当过职业认证规划师，给数千大学老师和企业HR做过培训，备受学员的欢迎。1997年加入好朋友陆晓娅创办的青春热线，那时她已经拥有了10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为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还曾兼职清华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时间久了，杜爽发现，成年人出现的大多数心理问题都与其童年经历有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要从青少年心理辅导开始，于是，她的重点转向了青少年心理咨询。
在不断地学习与尝试中，杜爽细微地改变着自己的工作领域。而在与孩子们接触过程中的几件事，让她的梦想又一次发生了转向。
她曾问过北京一所打工学校一个班的孩子们，对首都的印象。在普通人的印象里，大多数人觉得北京太大了，北京人太多了，不过北京人还蛮热情。但是这群孩子却说北京太小了，北京人太坏了，学校的操场就像天安门广场那样辽阔。在隔壁的四年级班上，在他们的墙上贴了一张期中考试成绩单，语文数学成绩及格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的成绩都是50多分、40多分、30多分甚至20多分，于是她就问了班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考试的分制到底是多少分制，因为她实在无法想象小学四年级的成绩怎么能如此之差，那个老师特别不好意思地告诉她说，他们只不过用了隔壁公立学校的一套考试题而已。
后来杜爽在一个15岁的初二年轻人的QQ签名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学习了，而不久前他曾离校出走。她也曾经目睹清华大学的一个女生以省状元的身份考进去，上了三个月却要退学，原因是她说本来我以为这里是全国的精英，没想到来了以后发现这里只有三类人。
第一类，想当官。
第二类，想发财。
第三类，无论如何要出国留学。
她说她是这里的第四类人，她在这里没有找到灵魂的感觉，她觉得高考成绩太好是对她的惩罚。而另外一位研究生三年级的男生，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单之后，他却觉得要崩溃，其原因是同宿舍的男生托福成绩比他好，所以拿到了比他更好的机会。杜爽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他想要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尖上，这样全世界的人都比我差、比我低。
杜爽所经历的这些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案例，让她不断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到底缺什么。这个问题她一直在思考——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制造批量的失败者到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的价值？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强制灌输式的教育，到用一些好玩儿的方式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充斥着一些符号式的教育到打开他们自己的经验世界，亲身感受到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追求统一的所谓的答案和分数，到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独立地、自由地发展，让他们可以多元地、智能地发展？我们的教育是否真的可以让他们从所谓的好孩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参与社会的新公民？
在经过这一番思考之后，她渐渐明晰了自己最终的梦想，这个梦想和教育有关，和青少年的成长有关。
成长教育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关于教育的梦想，2008年，杜爽和自己的伙伴成立了“歌路营”，他们想要“做专业化、创新型、有影响的教育NGO”。这个有点拗口的名字，来自于英文“growing”，成长、成熟的意思。最初起名时，本来商定的是“成长家”，但在审核的时候遇到困难，就只好从英文入手。杜爽念叨了几遍“growing”，“歌路营”这个名字就诞生了。杜爽觉得，做青少年成长的营地不也很酷吗，且一路高歌着更具诗意。
歌路营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最初的公益方向——建立起打工子弟和城市之间的联结，帮助这些青少年在城市中成长。机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对于这个项目名称，杜爽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定项目名字的时候没有用‘融入’或‘融合’，是因为打工子弟适应城市生活并不是被同化，也不是让他们丢掉家乡的东西，所以就用了‘学习和探索’。”
城市人尽享繁华与便利，而亲手创造这一切的人却被称为“边缘人”，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没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再次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城市，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上是一种“反哺”。
与聚焦问题不同的是，歌路营用的是“优势视角”。在和青少年，尤其是弱势青少年交流时，杜爽说，她和同事们是一定不会看到障碍或问题的。
所谓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其理论内核是抗逆力。根据这一理论，歌路营还衍生出了一个项目——培养孩子的抗逆力。
杜爽与别人的交谈中会有很多专业性术语，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管理学的。专业是歌路营一直在追求并努力践行的。歌路营的团队人数虽然不多，却都在心理学或公益领域有着丰富经验。杜爽认为“优势视角”是他们做项目背后的道理。在“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项目中，来自打工子弟学校或公立学校的孩子们被带到了城市中，进行“实地探访”，他们要靠自己适应城中的“规则”，完成提前布置的任务，例如自己买票坐地铁，主动向陌生人求助等。当然，每五个人一小组的孩子都由一名志愿者带领，以确保安全，而志愿者在探索过程中只是作为一个“隐形人”。这与真人秀《小鬼当家》有些相似，不同的是，这些孩子的体验不是一次性的，他们以后是要长期在这里生活的。
新“一千零一夜”
2012年，成立已四年的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到甘肃做项目调研，这是杜爽首次关注到农村寄宿生群体。
那里有的学校没有安排晚自习，晚上七八点，孩子们便被安排就寝。宿舍很冷，孩子们吵吵闹闹，久久无法入睡。
而在另一次农村调研中，晚上熄灯之前杜爽听到楼下传来“啪”的一声，接着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哭着跑了上来。原来，她的热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去清理现场，之后也没再过问小女孩。“我对此也表示理解，毕竟一个生活老师管着一百多学生，她首先考虑的是不要让碎片伤到其他人。” 杜爽来到小女孩的宿舍，发现她还在哭泣，杜爽询问她：“是受伤了吗？”小女孩摇头。“是担心晚上没有热水用吗？”小女孩仍旧摇头。“你在担心什么呢？”杜爽继续问。
终于，小女孩说出了她的担心，“害怕妈妈回去打我。”杜爽继续安慰她，并在之后建议学校致电小女孩母亲，不用对她太过苛责。
“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量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甚至忽略这些心理问题。”杜爽介绍，在调研中她曾经询问寄宿制老师，“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哄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杜爽心里明白，农村的老师也是无助的。在农村的学校，老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有多少时间前往孩子们的家？按常规路径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成本很高。农村学校往往无力支付。而在如今，全国70%的学校目前没有生活老师。
杜爽所在的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走遍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从心理状况、课余生活、学校环境等多个层面展示寄宿生的生活实景，揭示了寄宿制学校学生面临的多方面健康危机。调研的结果，最终整理成《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可供所有人免费下载阅读，而调研的经历也让杜爽觉得这个群体的问题严重。她决定用故事陪伴农村寄宿生在校期间的1000个夜晚，“新一千零一夜——农村住校生睡前故事公益项目”宣告立项。
2012年年底，杜爽遇到重庆顶新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周淑祯，在顶新基金会的帮助下，2013年4月，歌路营在重庆部分乡村开展了第一期新一千零一夜试点工程，项目覆盖29个区县，30所学校。这些学校每间寝室的墙角上，都挂上了一台低功率喇叭。
故事是从“树精灵”讲起的。“我们把歌路营塑造成了‘树精灵’，毛毛虫在学校遇到各种状况，每天晚上跑到树精灵那里，树精灵会为它讲一个故事，每天解决一个问题，同时长大一圈。”开篇之后，还有《吃噩梦的精灵》《巧克力的城堡》《种星星的日子》。
杜爽带领同事研究了这些寄宿孩子身上存在的200多个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编写故事。播放故事的设备极为简单——音源、导线、低功率喇叭；操作也是极为方便的“一键式”；成本相对低廉，按一县10校计算，平均每所学校需要投入5000元，而投入26元钱便可让一个孩子听6年故事。在这背后，运作过程却颇为复杂。
整个项目中的故事要独立成篇，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需要，小学版突出成长疗愈、品格哲理、人物理智、知识视野等7大类别，初中版则突出了青春成长、价值养成、人文通识等方面，字数总量超过300万字。为了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作文能力，提高普通话水平，故事都由专业编辑和播音团队制作，其中不乏得过金话筒奖的著名播音主持人。
让杜爽欣慰的是孩子们对这些故事的认可度。青海的一所学校，因为电脑故障，故事停播一个多星期。“学生找到老师，要听故事，老师没办法，好在我们送了好多故事书，老师自己拿着话筒，给孩子讲了好多天。”项目开展至今，杜爽还未听说任何一个喇叭被人为破坏。
歌路营曾对重庆市235名住校生进行了一年的跟踪评估，各项数字都有良性变化。其中，喜欢睡前故事的学生比例高达97.1%，另一个数字颇值得关注，作文具有负向意义或情绪的学生比例下降12%。
如今，新一千零一夜项目已覆盖全国70个县480多所学校的超过9万名住校生，歌路营的目标宏大——覆盖全国10万所农村学校的3000万住校生。
而这个NGO组织的“野心”可不止如此。在它的网站上，“用创新、体验、多元的手段，致力于青少年公民力、生涯发展力、抗逆力、创造力、领导力”这句话标在醒目的位置。
这是个宏伟的梦想，杜爽当然也身在其中。
“见到生活不好的孩子，我就有一种天生的痛感。”这句话也许能解释杜爽最初为何从《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成为一个NGO组织的负责人。
杜爽1972 年生于北京，在大学毕业后做记者工作的同时，她还是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后来又当过职业认证规划师，给数千大学老师和企业HR做过培训，备受学员的欢迎。1997年加入好朋友陆晓娅创办的青春热线，那时她已经拥有了10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为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还曾兼职清华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时间久了，杜爽发现，成年人出现的大多数心理问题都与其童年经历有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要从青少年心理辅导开始，于是，她的重点转向了青少年心理咨询。
在不断地学习与尝试中，杜爽细微地改变着自己的工作领域。而在与孩子们接触过程中的几件事，让她的梦想又一次发生了转向。
她曾问过北京一所打工学校一个班的孩子们，对首都的印象。在普通人的印象里，大多数人觉得北京太大了，北京人太多了，不过北京人还蛮热情。但是这群孩子却说北京太小了，北京人太坏了，学校的操场就像天安门广场那样辽阔。在隔壁的四年级班上，在他们的墙上贴了一张期中考试成绩单，语文数学成绩及格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的成绩都是50多分、40多分、30多分甚至20多分，于是她就问了班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考试的分制到底是多少分制，因为她实在无法想象小学四年级的成绩怎么能如此之差，那个老师特别不好意思地告诉她说，他们只不过用了隔壁公立学校的一套考试题而已。
后来杜爽在一个15岁的初二年轻人的QQ签名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学习了，而不久前他曾离校出走。她也曾经目睹清华大学的一个女生以省状元的身份考进去，上了三个月却要退学，原因是她说本来我以为这里是全国的精英，没想到来了以后发现这里只有三类人。
第一类，想当官。
第二类，想发财。
第三类，无论如何要出国留学。
她说她是这里的第四类人，她在这里没有找到灵魂的感觉，她觉得高考成绩太好是对她的惩罚。而另外一位研究生三年级的男生，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单之后，他却觉得要崩溃，其原因是同宿舍的男生托福成绩比他好，所以拿到了比他更好的机会。杜爽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他想要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尖上，这样全世界的人都比我差、比我低。
杜爽所经历的这些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案例，让她不断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到底缺什么。这个问题她一直在思考——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制造批量的失败者到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的价值？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强制灌输式的教育，到用一些好玩儿的方式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充斥着一些符号式的教育到打开他们自己的经验世界，亲身感受到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从追求统一的所谓的答案和分数，到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独立地、自由地发展，让他们可以多元地、智能地发展？我们的教育是否真的可以让他们从所谓的好孩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参与社会的新公民？
在经过这一番思考之后，她渐渐明晰了自己最终的梦想，这个梦想和教育有关，和青少年的成长有关。
成长教育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关于教育的梦想，2008年，杜爽和自己的伙伴成立了“歌路营”，他们想要“做专业化、创新型、有影响的教育NGO”。这个有点拗口的名字，来自于英文“growing”，成长、成熟的意思。最初起名时，本来商定的是“成长家”，但在审核的时候遇到困难，就只好从英文入手。杜爽念叨了几遍“growing”，“歌路营”这个名字就诞生了。杜爽觉得，做青少年成长的营地不也很酷吗，且一路高歌着更具诗意。
歌路营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最初的公益方向——建立起打工子弟和城市之间的联结，帮助这些青少年在城市中成长。机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对于这个项目名称，杜爽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定项目名字的时候没有用‘融入’或‘融合’，是因为打工子弟适应城市生活并不是被同化，也不是让他们丢掉家乡的东西，所以就用了‘学习和探索’。”
城市人尽享繁华与便利，而亲手创造这一切的人却被称为“边缘人”，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没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再次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城市，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上是一种“反哺”。
与聚焦问题不同的是，歌路营用的是“优势视角”。在和青少年，尤其是弱势青少年交流时，杜爽说，她和同事们是一定不会看到障碍或问题的。
所谓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其理论内核是抗逆力。根据这一理论，歌路营还衍生出了一个项目——培养孩子的抗逆力。
杜爽与别人的交谈中会有很多专业性术语，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管理学的。专业是歌路营一直在追求并努力践行的。歌路营的团队人数虽然不多，却都在心理学或公益领域有着丰富经验。杜爽认为“优势视角”是他们做项目背后的道理。在“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项目中，来自打工子弟学校或公立学校的孩子们被带到了城市中，进行“实地探访”，他们要靠自己适应城中的“规则”，完成提前布置的任务，例如自己买票坐地铁，主动向陌生人求助等。当然，每五个人一小组的孩子都由一名志愿者带领，以确保安全，而志愿者在探索过程中只是作为一个“隐形人”。这与真人秀《小鬼当家》有些相似，不同的是，这些孩子的体验不是一次性的，他们以后是要长期在这里生活的。
新“一千零一夜”
2012年，成立已四年的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到甘肃做项目调研，这是杜爽首次关注到农村寄宿生群体。
那里有的学校没有安排晚自习，晚上七八点，孩子们便被安排就寝。宿舍很冷，孩子们吵吵闹闹，久久无法入睡。
而在另一次农村调研中，晚上熄灯之前杜爽听到楼下传来“啪”的一声，接着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哭着跑了上来。原来，她的热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去清理现场，之后也没再过问小女孩。“我对此也表示理解，毕竟一个生活老师管着一百多学生，她首先考虑的是不要让碎片伤到其他人。” 杜爽来到小女孩的宿舍，发现她还在哭泣，杜爽询问她：“是受伤了吗？”小女孩摇头。“是担心晚上没有热水用吗？”小女孩仍旧摇头。“你在担心什么呢？”杜爽继续问。
终于，小女孩说出了她的担心，“害怕妈妈回去打我。”杜爽继续安慰她，并在之后建议学校致电小女孩母亲，不用对她太过苛责。
“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量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甚至忽略这些心理问题。”杜爽介绍，在调研中她曾经询问寄宿制老师，“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哄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杜爽心里明白，农村的老师也是无助的。在农村的学校，老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有多少时间前往孩子们的家？按常规路径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成本很高。农村学校往往无力支付。而在如今，全国70%的学校目前没有生活老师。
杜爽所在的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走遍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从心理状况、课余生活、学校环境等多个层面展示寄宿生的生活实景，揭示了寄宿制学校学生面临的多方面健康危机。调研的结果，最终整理成《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可供所有人免费下载阅读，而调研的经历也让杜爽觉得这个群体的问题严重。她决定用故事陪伴农村寄宿生在校期间的1000个夜晚，“新一千零一夜——农村住校生睡前故事公益项目”宣告立项。
2012年年底，杜爽遇到重庆顶新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周淑祯，在顶新基金会的帮助下，2013年4月，歌路营在重庆部分乡村开展了第一期新一千零一夜试点工程，项目覆盖29个区县，30所学校。这些学校每间寝室的墙角上，都挂上了一台低功率喇叭。
故事是从“树精灵”讲起的。“我们把歌路营塑造成了‘树精灵’，毛毛虫在学校遇到各种状况，每天晚上跑到树精灵那里，树精灵会为它讲一个故事，每天解决一个问题，同时长大一圈。”开篇之后，还有《吃噩梦的精灵》《巧克力的城堡》《种星星的日子》。
杜爽带领同事研究了这些寄宿孩子身上存在的200多个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编写故事。播放故事的设备极为简单——音源、导线、低功率喇叭；操作也是极为方便的“一键式”；成本相对低廉，按一县10校计算，平均每所学校需要投入5000元，而投入26元钱便可让一个孩子听6年故事。在这背后，运作过程却颇为复杂。
整个项目中的故事要独立成篇，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需要，小学版突出成长疗愈、品格哲理、人物理智、知识视野等7大类别，初中版则突出了青春成长、价值养成、人文通识等方面，字数总量超过300万字。为了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作文能力，提高普通话水平，故事都由专业编辑和播音团队制作，其中不乏得过金话筒奖的著名播音主持人。
让杜爽欣慰的是孩子们对这些故事的认可度。青海的一所学校，因为电脑故障，故事停播一个多星期。“学生找到老师，要听故事，老师没办法，好在我们送了好多故事书，老师自己拿着话筒，给孩子讲了好多天。”项目开展至今，杜爽还未听说任何一个喇叭被人为破坏。
歌路营曾对重庆市235名住校生进行了一年的跟踪评估，各项数字都有良性变化。其中，喜欢睡前故事的学生比例高达97.1%，另一个数字颇值得关注，作文具有负向意义或情绪的学生比例下降12%。
如今，新一千零一夜项目已覆盖全国70个县480多所学校的超过9万名住校生，歌路营的目标宏大——覆盖全国10万所农村学校的3000万住校生。
而这个NGO组织的“野心”可不止如此。在它的网站上，“用创新、体验、多元的手段，致力于青少年公民力、生涯发展力、抗逆力、创造力、领导力”这句话标在醒目的位置。
这是个宏伟的梦想，杜爽当然也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