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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拉贝日记》在尘封60年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南京正式出版发行。该日记在出版前就已经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媒体对它进行了报道。据证实， 中文版《拉贝日记》为国际首版，相继出版的，还将有德文版、日文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及法文版。一本书在未出版前即在全球如此引人注目， 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日记偶然被发现， 举世皆惊
1996年12月12日， 纽约淞际大饭店。当德国人赖茵哈特夫人向各国记者展示其外祖父约翰·拉贝（ John H.D.Robe）两千多页的“战时日记”时， 顿时引起轰动。日记详尽记载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 拉贝亲历的日军大屠杀暴行。这批日记在蒙尘半个多世纪后， 首次为世人所知。中、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电视和报纸迅疾作出报道。《人民日报》以《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为题发了消息， 并连续作了追踪报道。
拉贝的日记被发现是很偶然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为写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书而四处收集资料。当她在耶鲁大学查找当年在华美国教会资料时， 看到其中常提到德国商人拉贝的名字。于是辗转到德国柏林， 找到拉贝的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 交谈中， 始知拉贝生前留下了一批日记。当时， 这批日记正深藏在其后人的地窑里，落满了尘埃。经张纯如与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的多方努力， 促成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1908 年来到中国， 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 年。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身为西门子驻华总代表的拉贝， 与十几位外国友人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 他本人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在其住宅后院和办公室里， 藏匿了600多名中国人。同时， 他还四处奔走呼告， 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南京人民疯狂施暴， 保护了安全区大约25 万难民。拉贝因此而被当时的南京人称为“活菩萨”，今天的海内外舆论则将他形容为“中国的辛德勒”。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人和目击者， 他还以日记的形式， 逐日记下了日军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的日记， 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料。由于拉贝的祖国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盟国， 他本人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负责人， 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尤其当日本右翼势力时至今日仍企图竭力掩盖和抹煞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时候。这正是拉贝的“战时日记”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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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版权一波三折， 最终以8万美元成交
消息传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们马上掂量出日记的分量，敏锐地感觉出它的重大出版价值。吴源社长拍板： 立即谋求版权——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拉贝日记》在中国、在南京首次出版。
1997年1月， 该社精通德语的蔡玉华副总编拨通了柏林赖茵哈特夫人家的电话， 得知《拉贝日记》的国际版权已被德意志出版机构公司抢先买下。出版社随即与该公司联系中文版权转让事宜， 对方报价15万美元（预付版税）。这个价位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是罕见的， 甚至连江苏人民出版社熟知的一位德国版权代理商也认为“ 这简直是个天价” 。我方提出5 万美元反报价。为此对方称： 《拉贝日记》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献，你们的报价显然是同该日记的价值不相称的，同时又邀江苏人民出版社派代表去德国进一步商谈。
为一本书预付15万美元， 对于一家以出版社科类图书为主的国内出版社来说， 独立承担是有困难的。在出版面向市场的情况下， 出版社不得不考虑图书的制作成本和经济上的回报。但江苏人民出版社不愿放弃已开始的努力。2 月里的一天，吴源社长将困难告诉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赵所生。赵也认为此事意义重大， 不可因经费问题而搁浅。于是， 两家出版社便决定发挥联合的优势， 共同出版此书， 对外谈判仍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名义。这时， 对于两位社长来讲， 追求的已不再是一本书的经济效益， 他们看重的是《拉贝日记》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出版该书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凭的是中国出版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
与此同时， 国内的中国社科院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单位也拟同德方商谈《拉贝日记》的版权， 并积极开展工作。但是， 让《拉贝日记》在南京出版， 显然有着无可非议的合理性。在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外交部及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终赢得了对德的独家谈判权。
3月31日， 以蔡玉华为组长的三人谈判小组飞往德国， 直接与斯图加特的德意志出版机构公司谈判。从4月1日至3日，整整三天，谈得非常艰难，有时一天连续谈判10个小时。最终以8万美元成交， 江苏人民出版社获得了拉贝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8日所记的全部日记，以及拉贝当年收集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文献资料（包括百余幅照片）的全球中文版权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权利。
拉贝的日记本和文献资料为16 开， 分为8卷10本， 共2460页。日记是用打字机打成的， 工整、清晰， 间或有拉贝亲笔手书，所有照片均有详细文字说明。日记和资料均装订整齐完好， 体现了拉贝典型的德国人严谨、认真的风格。
精译精编， 力争国际首版
版权到手后， 出版社立即组织专门班子投人翻译和出版工作。总要求是： 一要快， 力争国际首版；.二要树立精品意识， 翻译、编校、装帧、印制等每个环节都必须按照精品图书的标准进行操作。翻译组由经过挑选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七名德语教师组成。责任编辑由蔡玉华等三人担任， 其中两人精通德语，一人为文学博士。为确保该书质量， 在翻译初稿完成后， 出版社又组织有关译者、编辑和两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集中住宿， 对全稿进行审阅和校订。 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 遇到的最大麻烦是， 如何将日记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用中文恢复原貌。这些名称，少量是熟知的， 大部分是生僻的。由于上世纪30年代还没有汉语拼音方案， 拉贝在用德文写中国人名和地名时， 只是根据某个人的发音模拟拼成， 这就给恢复原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该书的译者和责任编辑往往为了一个名称， 要查找十几种工具书或其他资料， 有时还要核实30 年代的档案资料和地图， 直至找到准确无误的答案才罢休。有一个插曲： 日本著名的出版机构讲谈社在中国之后购买了《拉贝日记》的日本版权， 但在翻译过程中面对大量的人名、地名时， 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专门致函江苏人民出版社， 恳求给予帮助。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也曾使出版社的总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由于拉贝受时间和活动空间的局限， 有些记述明显与已成定论的历史事实不符。怎么办？如果原封不动出版， 就会在读者中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将个别字句删去， 明显是不严肃的， 反而会授人以柄。经过反复考虑， 并报有关部门同意， 出版社采取了慎重的、目前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1）翻译出版以忠于原文为原则，不做任何删除和改动；（2）采取注释的形式， 正面表明我们的观点和拉贝的局限， 注释以当年日、伪、国民党政府有关历史档案的记载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反复调查确认的事实为依据， 不空发议论。这一处理， 既体现了出版社对历史的严肃态度， 更表明了中国人道义上的力量。
按照常规， 一般图书出三次校样后即可付印，为了精益求精，《拉贝日记》共出了六次校样， 又在付印前组织专人进行了审读。该书的封面， 则是从十几个设计稿中精选后确定的。《拉贝日记》的出版经过， 对出版社来讲， 也是一次成功地实施“精品战略” 的实践。
省委书记三次批示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吴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一再强调《拉贝日记》之所以能顺利出版， 这里面凝聚着各级领导和许多方面人士的心血， 作为出版者， 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情况也正如吴源所说的那样。
《拉贝日记》从购买版权到编辑出版， 始终受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陈焕友先后三次作出批示， 指出， “拉贝日记是宝贵的史料， 是日本侵略者对南京人民大屠杀的又一重要历史见证” ， 要求千方百计购买版权并抓紧做好翻译出版工作。
省委副书记顾浩多次约见出版社的负责同志， 详细询问《拉贝日记》的出版情况， 并对如何出好书做好宣传工作给予指导。江苏省委宜传部和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的负责同志多次组织有关方面与出版社一起会谈， 帮助解决购买版权和编辑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出版社的工作还得到了我前驻德大使王殊的热心帮助， 王大使不顾年事已高，为争取《拉贝日拉》的版权做了许多牵线搭桥的工作。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应出版社之约， 抱病为《拉贝日记》作序。关注《拉贝日记》 出版的， 还有国内及海外的众多新闻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几乎每天都要接到询问《拉贝日记》进展情况的电话， 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批记者……这方方面面， 构成了1997年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出版行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中文版《拉贝日记》终于以其准确流畅的译文和精美的装帧印制质量面世了， 并赶在德、日、美等国之前， 成为该书在国际上的第一个版本。本书的责任编辑和有关专家确信， 它也将是国际上最权威的一个版本。
拉贝于1937年（ 丁丑年） 9月在南京开始了他的“战时日记”。历经沧桑， 日记在德国尘封60 年后， 于又一个丁丑年回到了它的起始地——南京正式出版。1997年5月， 南京市还征得拉贝后人的同意， 由我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将拉贝在柏林的墓碑运至南京， 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真应了中国“60年一轮回” 的说法。拉贝带着他的日记又回来了！ 中国人， 尤其是南京人为了这一天， 已等待了60年。胡绳同志在专门为《拉贝日记》 所作序言的最后写道：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的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斗争事迹的传播， 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日记偶然被发现， 举世皆惊
1996年12月12日， 纽约淞际大饭店。当德国人赖茵哈特夫人向各国记者展示其外祖父约翰·拉贝（ John H.D.Robe）两千多页的“战时日记”时， 顿时引起轰动。日记详尽记载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 拉贝亲历的日军大屠杀暴行。这批日记在蒙尘半个多世纪后， 首次为世人所知。中、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电视和报纸迅疾作出报道。《人民日报》以《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为题发了消息， 并连续作了追踪报道。
拉贝的日记被发现是很偶然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为写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书而四处收集资料。当她在耶鲁大学查找当年在华美国教会资料时， 看到其中常提到德国商人拉贝的名字。于是辗转到德国柏林， 找到拉贝的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 交谈中， 始知拉贝生前留下了一批日记。当时， 这批日记正深藏在其后人的地窑里，落满了尘埃。经张纯如与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的多方努力， 促成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1908 年来到中国， 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 年。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身为西门子驻华总代表的拉贝， 与十几位外国友人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 他本人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在其住宅后院和办公室里， 藏匿了600多名中国人。同时， 他还四处奔走呼告， 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南京人民疯狂施暴， 保护了安全区大约25 万难民。拉贝因此而被当时的南京人称为“活菩萨”，今天的海内外舆论则将他形容为“中国的辛德勒”。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人和目击者， 他还以日记的形式， 逐日记下了日军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的日记， 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料。由于拉贝的祖国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盟国， 他本人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负责人， 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尤其当日本右翼势力时至今日仍企图竭力掩盖和抹煞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时候。这正是拉贝的“战时日记”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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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版权一波三折， 最终以8万美元成交
消息传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们马上掂量出日记的分量，敏锐地感觉出它的重大出版价值。吴源社长拍板： 立即谋求版权——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拉贝日记》在中国、在南京首次出版。
1997年1月， 该社精通德语的蔡玉华副总编拨通了柏林赖茵哈特夫人家的电话， 得知《拉贝日记》的国际版权已被德意志出版机构公司抢先买下。出版社随即与该公司联系中文版权转让事宜， 对方报价15万美元（预付版税）。这个价位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是罕见的， 甚至连江苏人民出版社熟知的一位德国版权代理商也认为“ 这简直是个天价” 。我方提出5 万美元反报价。为此对方称： 《拉贝日记》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献，你们的报价显然是同该日记的价值不相称的，同时又邀江苏人民出版社派代表去德国进一步商谈。
为一本书预付15万美元， 对于一家以出版社科类图书为主的国内出版社来说， 独立承担是有困难的。在出版面向市场的情况下， 出版社不得不考虑图书的制作成本和经济上的回报。但江苏人民出版社不愿放弃已开始的努力。2 月里的一天，吴源社长将困难告诉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赵所生。赵也认为此事意义重大， 不可因经费问题而搁浅。于是， 两家出版社便决定发挥联合的优势， 共同出版此书， 对外谈判仍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名义。这时， 对于两位社长来讲， 追求的已不再是一本书的经济效益， 他们看重的是《拉贝日记》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出版该书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凭的是中国出版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
与此同时， 国内的中国社科院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单位也拟同德方商谈《拉贝日记》的版权， 并积极开展工作。但是， 让《拉贝日记》在南京出版， 显然有着无可非议的合理性。在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外交部及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终赢得了对德的独家谈判权。
3月31日， 以蔡玉华为组长的三人谈判小组飞往德国， 直接与斯图加特的德意志出版机构公司谈判。从4月1日至3日，整整三天，谈得非常艰难，有时一天连续谈判10个小时。最终以8万美元成交， 江苏人民出版社获得了拉贝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8日所记的全部日记，以及拉贝当年收集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文献资料（包括百余幅照片）的全球中文版权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权利。
拉贝的日记本和文献资料为16 开， 分为8卷10本， 共2460页。日记是用打字机打成的， 工整、清晰， 间或有拉贝亲笔手书，所有照片均有详细文字说明。日记和资料均装订整齐完好， 体现了拉贝典型的德国人严谨、认真的风格。
精译精编， 力争国际首版
版权到手后， 出版社立即组织专门班子投人翻译和出版工作。总要求是： 一要快， 力争国际首版；.二要树立精品意识， 翻译、编校、装帧、印制等每个环节都必须按照精品图书的标准进行操作。翻译组由经过挑选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七名德语教师组成。责任编辑由蔡玉华等三人担任， 其中两人精通德语，一人为文学博士。为确保该书质量， 在翻译初稿完成后， 出版社又组织有关译者、编辑和两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集中住宿， 对全稿进行审阅和校订。 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 遇到的最大麻烦是， 如何将日记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用中文恢复原貌。这些名称，少量是熟知的， 大部分是生僻的。由于上世纪30年代还没有汉语拼音方案， 拉贝在用德文写中国人名和地名时， 只是根据某个人的发音模拟拼成， 这就给恢复原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该书的译者和责任编辑往往为了一个名称， 要查找十几种工具书或其他资料， 有时还要核实30 年代的档案资料和地图， 直至找到准确无误的答案才罢休。有一个插曲： 日本著名的出版机构讲谈社在中国之后购买了《拉贝日记》的日本版权， 但在翻译过程中面对大量的人名、地名时， 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专门致函江苏人民出版社， 恳求给予帮助。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也曾使出版社的总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由于拉贝受时间和活动空间的局限， 有些记述明显与已成定论的历史事实不符。怎么办？如果原封不动出版， 就会在读者中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将个别字句删去， 明显是不严肃的， 反而会授人以柄。经过反复考虑， 并报有关部门同意， 出版社采取了慎重的、目前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1）翻译出版以忠于原文为原则，不做任何删除和改动；（2）采取注释的形式， 正面表明我们的观点和拉贝的局限， 注释以当年日、伪、国民党政府有关历史档案的记载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反复调查确认的事实为依据， 不空发议论。这一处理， 既体现了出版社对历史的严肃态度， 更表明了中国人道义上的力量。
按照常规， 一般图书出三次校样后即可付印，为了精益求精，《拉贝日记》共出了六次校样， 又在付印前组织专人进行了审读。该书的封面， 则是从十几个设计稿中精选后确定的。《拉贝日记》的出版经过， 对出版社来讲， 也是一次成功地实施“精品战略” 的实践。
省委书记三次批示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吴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一再强调《拉贝日记》之所以能顺利出版， 这里面凝聚着各级领导和许多方面人士的心血， 作为出版者， 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情况也正如吴源所说的那样。
《拉贝日记》从购买版权到编辑出版， 始终受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陈焕友先后三次作出批示， 指出， “拉贝日记是宝贵的史料， 是日本侵略者对南京人民大屠杀的又一重要历史见证” ， 要求千方百计购买版权并抓紧做好翻译出版工作。
省委副书记顾浩多次约见出版社的负责同志， 详细询问《拉贝日记》的出版情况， 并对如何出好书做好宣传工作给予指导。江苏省委宜传部和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的负责同志多次组织有关方面与出版社一起会谈， 帮助解决购买版权和编辑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出版社的工作还得到了我前驻德大使王殊的热心帮助， 王大使不顾年事已高，为争取《拉贝日拉》的版权做了许多牵线搭桥的工作。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应出版社之约， 抱病为《拉贝日记》作序。关注《拉贝日记》 出版的， 还有国内及海外的众多新闻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几乎每天都要接到询问《拉贝日记》进展情况的电话， 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批记者……这方方面面， 构成了1997年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出版行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中文版《拉贝日记》终于以其准确流畅的译文和精美的装帧印制质量面世了， 并赶在德、日、美等国之前， 成为该书在国际上的第一个版本。本书的责任编辑和有关专家确信， 它也将是国际上最权威的一个版本。
拉贝于1937年（ 丁丑年） 9月在南京开始了他的“战时日记”。历经沧桑， 日记在德国尘封60 年后， 于又一个丁丑年回到了它的起始地——南京正式出版。1997年5月， 南京市还征得拉贝后人的同意， 由我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将拉贝在柏林的墓碑运至南京， 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真应了中国“60年一轮回” 的说法。拉贝带着他的日记又回来了！ 中国人， 尤其是南京人为了这一天， 已等待了60年。胡绳同志在专门为《拉贝日记》 所作序言的最后写道：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的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斗争事迹的传播， 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