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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自2007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但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质量问题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为此,我们再次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刘润清教授(访谈录一见本刊2009年第7期)。刘老围绕外国语言学博士生的培养这一主题,既谈到过去许国璋、王佐良等国内语言学大师和杰弗里·里奇(Geoffrey Leech)、米克·肖特(Mick Short)等国外著名语言学专家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又结合自己多年指导博士生的经历谈了他对外国语言学博士生培养的看法,并以小见大,对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个人对改进我国博士生培养、促进博士生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言谈中,老人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祖国教育的关心和忧虑,都让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激励我们加倍努力,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您当年曾跟随许国璋、王佐良等语言学大师学习,能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指导学生的吗?他们对您的学术发展甚至是做人方面有哪些深刻的影响?
刘润清:我对许国璋、王佐良先生感激不尽。在我的外语教育职业生涯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最大,令我终生难忘。我现在著文、讲课或与学生谈话时,如果说有什么灵感或闪光之处,每每都可以追溯到他们那里。两位先生的英语造诣、文学修养、国学功底和哲学头脑,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营养。他们的学问,从我们读硕士时学生流传的两句话中可见一斑:“It i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 Their knowledge makes us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 of ignorance.”他们那一代的英文水平可能已成为历史了,现代人很难超越。王佐良先生可以在课堂上随意背诵华兹华斯、彭斯等人的诗,一首接一首,不带犹豫和停顿,真是令人叫绝。他对雪莱和彭斯诗歌的理解和欣赏,连英国的文学专家都赞不绝口。许国璋先生则教导我们:思想要开阔,视野要宽广,不要光学习几句英文,还要有理科、文科等领域的知识。在他最后几年写的文章中,文化与哲学融入了语言学研究,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强调:“我们不培训工匠,而是培养学者。”他看到我买了哲学家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书而对我大加赞赏。我申请过一个“西方语言流派哲学评析”国家社科项目,他非常支持,申请成功后他很高兴。可惜,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我没能完成此项目。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指导十分宝贵, 不光体现了学术的深邃,还有一种学术远见。例如,1980年许老让我把图书馆有关语言测试的书都借来看看,我读完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测试的文章,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测试的文章之一(桂诗春先生同年发表了一篇)。接着,我又写了一本语言测试的小书,许老还专门为此写了序言。中国的语言测试研究也从此开始起步。1980年前后,许老给了我一本乔姆斯基的书——《英语发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说是美国的语言学专业学生必读书,我读后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了,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生成音位学的书评文章。另外,我们在1989年~1990年开展的“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国家社科项目,也是经由许老首先提议并指导而申请成功的。这个项目完成后影响很大,开启了我国外语教育中大型实证研究的先河。王佐良先生领衔编篡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不仅是宏篇巨著,而且后人难以超越,在我国文学研究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两位老先生的学术视野宏大,目及前沿,既有理论勇气,又有实践精神,他们对学生的一些指导,如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
做人方面,许老的纯真、大气、率直,给了我深刻影响。许老批评学生是严厉的,但从不为私事,而都是为了学术。许老不搞宗派,总是团结各地同仁。每次办会,他总要叮嘱我多和上外、广外、北大等学校老师商量。他在为《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写的“序”中,谈到从“引进”走到“自创”的条件时说:“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价值所在的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在日常接触中,他经常教导我们体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崇高境界。许王二老都没有学术偏见。王老曾讲,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要学点语言学;许老则说,语言学的研究生要学点文学。他们给北外留下了一个好传统:这两个专业没打过架,不争宠、不争人,互相尊重、互相交流。
记者:您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时,指导老师杰弗里·里奇和米克·肖特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专家,他们又是如何指导您的,和国内导师有什么不同?
刘润清:他们的学术水平是世界语言学界公认的。与他们亲密接触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那样谦和,从不将观点强加于人,而总是先倾听别人意见,然后启发式地教导学生。我在英国求学期间,最难忘的是那里教师的绅士风度:他们满腹文章,事事谦谦君子;友善亲切,从不媚俗;循循善诱,讲求学术公平。不像国内有些人,学问不大,架子不小,拒人于千里之外。
一次,我向里奇教授借篇文章,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翻箱倒柜地给我找。这么大的“腕”,忙我这点小事,我实在不好意思。又有一次,系里请人来做学术讲座,由里奇教授主持,等他介绍完客人之后,回头一看一个座位也没有了。这位大教授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把腿一盘就听了起来,大家都抿嘴笑了。还有一次,课堂上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那种恬淡随和、事事商榷的谦虚态度给人印象很深。
肖特教授更是友好,他曾在北外教过书,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多年的好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他总是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不知接待了多少中国留学生,常常听到回国的人夸他热情。肖特教授给我修改论文的几个月,我感觉受益最大。他很民主,不把题目强加给学生,不限定研究领域,但很善于宏观把握,清楚知道什么方向可以做,什么方向会有何困难。我说要做《红楼梦》中的语用学研究,他立刻说:“这会很有意义,但也有挑战。你要先把现有语用学理论彻底吃透;另外在遇到中西两种文化差异时要善于把握异同,能酌情批判、修正现有的理论,这样才会有理论意义。”
事实证明,他提的两点建议十分正确。语用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果然成了我绕不过的坎儿。我形成初稿后,他逐章通读了我的论文,改得极为认真,主要不是文字修改,而是思考论述的准确性、科学性。他思路敏捷,眼睛其“毒”无比,任何小错都难以逃脱。修改内容包括:第一,任何大论断都要有出处,没有出处,要自己证明,不许说“我认为”之类的话;第二,任何证明都要有说理、有例证,不能瞒天过海;第三,说理时要有逻辑,语言严谨,不可出现跳跃思维;第四,要随时随地表明,哪是别人的观点,哪是自己的贡献。他经常用的评语是“Carry me through this!I don’t see why!Is ther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m?Check all this again please!”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追问,把我的思想打磨得越来越合逻辑,句与句、段与段、节与节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文章日益合乎规范。当我思想枯竭时,他说:“到湖边玩上三天,远离论文。与论文长时间亲密接触,不会再有灵感,发现不了问题。”果不其然,玩了几天之后,我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最后一章,而且肖特批阅说“Good stuff!”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别人研究言语行为时,一般都是一句一个行为或者一句完成两个相关行为或两个相反行为;而《红楼梦》中常常一席话(20~30句)才完成一个言语行为。他很欣赏这一点,而且加了一句:“这个观点,以后我会常引用的,今天先征求你同意,以后就不再另行联系了。”
概括地说,国内导师和国外导师学问都很棒,人品也都很好,但又各有特点。国内导师国学功底、汉语文字水平、中西文化比较、哲学修养优于西方导师,但师徒如父子之等级观念重于西方。西方导师与学生平等,师生距离要近得多,他们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远远高于中国导师,更强调实地考察、实证研究、修辞逻辑等。总之,一生中能遇上几位大学者当自己的导师,而且中西元素都有涉及,真是百年修来的福呀!
记者:您如何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对学生在入学资格、学术研究以及博士论文等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或标准吗?您认为导师在博士生的培养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润清:在答复学生的报考询问时,我说过: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研究成果(文章)者优先;另外涉及30本必读书目(多为语言学中的经典著作)。考试时,一张是理论语言学卷,一张是应用语言学卷(有时还考写作)。理论卷中,我经常让学生读一段名家之作,然后释义评论,或评述一部经典,或评论一位语言学家、一份外语学术期刊等。这些题目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例如,有的考生对四种外语核心杂志无话可说,自然考不上。还没学会读杂志怎能读博士?应用卷里除涉及教学理论外,还常考到科研方法、统计学、语言测试理论等。那30本必读书目往往吓退一些人。我认为,只读过入门性书籍,没读过原著、经典,是不能攻读博士的。曾有老师质疑我的做法,但几年后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说:“入学前不读,入学后也得读。”另外,博士招生试卷还看重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表达能力。两张试卷评下来,一个学生有没有悟性,有没有灵气,清楚无疑。
关于博士论文的要求,我认为要高一些,即“要成为一本有出版价值的书”。到目前为止,我培养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大部分出版了。这就说明它们有些新意,有点创见,但要做到这些,决非易事。首先,学生读的原著和杂志文章要多,要了解不同观点并加以思考。第二,要能发现前人没有充分研究的问题,这就要有批评能力。第三,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能设法自圆其说。我鼓励学生练习写作:写得越多,争取到的指导就越多。
写毕业论文时,学生要与我多次交流才能定下题目和论文提纲。在写作过程中,这个提纲还会调整,不时伸缩,但只要不推翻重来,大调微调都允许。通常学生写一章我读一章,先看整体框架、思路和章节的分工,最后,从章到节,再到小节和更小单位,呈现一个树形图,那时论文布局很可能就比较合理了。
学生在论证中最常见的问题是“非连贯性”思维:从东扯到西,偷梁换柱,中间省去了说理或证明过程。对此,我要求学生在论证中不许偷懒,不许随随便便说“因此”、“所以”,不许用“众所周知”一类的话来代替证明,必须要有因果联系,结语要中肯、自然。
我很不喜欢学生硬翻译过来的汉语表达。硬译就是没有读懂,读懂了就会用地道汉语表达出来,而且举出自己的例子。译了一大篇的抽象句,没有一个例证,读者就会摸不着头脑。我常告诉学生“一例值千金”,一个恰当、生动的例子抵得过十句大道理,在行文中,不要靠长长的专用名词来吓唬人。
最后有一条:来参加论文答辩的必须是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懂行的人说行,才算行。有时外地学者来不了,也要请他们写个评语。这一条,从一开始就明确告知学生,答辩时切实执行。对学生而言,这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想蒙混过关是没门的,只要论文写得好,得到同行大家认可,就能在该领域有立足之地。优秀毕业论文是博士生最好的“广告”和“自我推销书”;反之,“注水”的论文是学生自我“毁容”的“快递邮件”。
谈到我对学生的影响,也许会有自吹自擂之嫌。我的博士生不多,但毕业后大都有些成就,因为他们的底子比较厚,勤于科研,治学态度严谨,没有剽窃他人或自己抄自己的毛病。另外,他们做人比较忠厚、本分,不以自我为中心,其中不少正担任外语学院院长,外语学校副校长、学术带头人、教学骨干等。我不敢说,这都是我的影响,但多少有些关系。他们之间也已形成了一个互相帮助、以诚相待、不断进取的学术集体。
记者:您曾经说过外语本身不是一门专业,那么,为什么不将外语专业整合进其他学科?设立外语语言学博士这类专业意义何在?您对语言类博士专业的细分有什么看法?
刘润清:光懂一门外语的确不算什么专业,就跟我们都会说汉语一样,没有专业可言。专业指的是一个知识系统。外语专业不太可能整合到汉语专业或其他学科中去,但外语界的研究者应该与汉语界同仁多多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英语语言文学以及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都属于二级学科,它们的一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相对。外国语言文学系里的语言学博士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需要研究国外的语言学动向。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常常受到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曾经影响到朱德熙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现在的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等都是引进的,对我们的研究很有益处。许多汉语工作者迫切希望懂外语的人员把外国的语言理论介绍过来。
现在学科划分过细的现象确实存在,这不仅仅是语言学里的现象,几乎所有学科都越分越细。我认为有两点是不争的事实:一是科学发展到今天,的确出现了越来越细的分支,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钻研许多分支;二是科学家同时发现,现在学科之间的依赖性(相互借鉴性)越来越大,一流学者通常需要跨学科知识,特别是与自己专业相邻的学科知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主张专业划分过细,防止学生一入学就钻进一个小胡同,仿佛井底之蛙,他们应该了解语言学这个大学科内的基础知识。之后,学生可以选取一个小题目去深入研究,但要十分明确这个小领域在整个语言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这就叫“小题大做”,同时要会用大学科的知识照亮那个小领域。
允许或鼓励做小题目的前提是:它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就拿重音的研究为例,乔姆斯基的生成音位,试图把英语重音的变化规律用抽象规则写出来,从而知道这种规律是否与人的心理需求、经济原则、生物学基础有什么关系。乔姆斯基从“John is easy to please”和“John is eager to please”中发现了句子表层结构相同而深层结构大相径庭的重要现象,于是就作出一篇大文章。以小见大,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是水平;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写,或为研究而研究,那是浪费精力和资源,更是没有本事和学问的表现。目前,的确有些研究过多注重技术上的操作,在测量、运算、统计方面技术含量很高,貌似非常现代化,但对最后结果的解释苍白无力,毫无人文、哲学之深度可言。博士嘛,既要博学,又要专攻。博学时不忘深入下去、不忽略细节,专攻时也要环顾四周,不忘本学科的宏观形势,切忌见树不见林,切忌用技术代替学术、用科技手段代替思考、只有结果没有解释、只顾科学性不顾人文性。
记者:这正好引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很多博士生专业水平可能很高,但人文素养方面相对欠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两者很难兼顾,您对此怎么看?
刘润清:是有这种现象,这是目前的应试教育造成的恶果。学生只注意学习升学考试的内容,不学与考试无关或“远水不解近渴”的知识。拿中国文学来说,很少有学生认真读名著了。即便是读,也只是为了解一下作者、故事梗概、文学地位、历史评价等,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不读原著就能得到的。现在测试题型都是选择题,内容都是一些干巴巴的事实性知识,而对读原著后的切身感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作者的钦佩、对语言魅力的欣赏等,永远考不到。受教育时头脑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常常是无形的、不可言传的,是有形测试所“鞭长末及”的。在这种制度下熏陶十几年,到了博士学习阶段时,急功近利的习惯已经养成,学生们很少享受学习中的真正乐趣,很少因书中的睿智或哲理而拍案叫绝,很少被书中的巨人智慧冲击心灵深处,很少对哲学家有关社会、人生的深邃分析赞叹不已。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这些升学(毕业)时会考吗”,博士生入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论文题目写什么”,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一种急于拿到学位的心态,至于学问能否做好,并不十分关切。在这种模式下毕业的博士生,就会出现“知识不少、学问不大”的现象,就是你讲的专业水平不低,而人文素养欠缺。佛学界有个说法发人深思:信众修内不修外,凡夫修外不修内;信众修因不修果,凡夫修果不修因。现在,学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人真是只修“外”,只修“果”,不念“真经”,难成“正果”。
请允许我多说几句。50年前,英国科学家斯诺回母校剑桥大学演讲,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把知识人分属于人文和科学两大阵地,并指责人文学者只懂史学、文学和经典,对科学一窍不通;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至于往往轻视人文学科。这些看法在今天也许很平常,但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半个世纪以来,争论就没停止过。自然科学家扬言“科学研究无界限”,人文学者坚持“科研不能违背道德原则”,如克隆人就是不道德的。人文学者把原子弹、细菌战等坏事都归罪于自然科学家,后者就嘲笑前者是一帮主张刀耕火种的迂腐无知的墨客。在自然科学占了几十年上风之后,学界又开始呼吁重视人文学科。最近,美国一所文科大学校长丽兹·科曼发表公开讲话,强烈抨击美国的教育制度不重视人文学科:“现在,所有的学科都划成小块块,日益强调技术和深奥”;“大学生要把一切兴趣扔掉,只留自己的专业,而专业却日益狭窄,对越来越小的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Learn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技术专家把通才学者挤到边缘位置,他们成了知识成就的唯一楷模”。她还说,这种教育把公平、正义、道德、礼仪等传统都扔到脑后。有人还极端地说:“总有一天人们都会成为按电钮的野兽(button-pressing animals)。公平的说,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人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文明多少,有时还因此而变得更坏了,它带来的问题往往要靠人文教育解决。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德”与“才”的关系。《资治通鉴》上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小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解决博士生缺少人文素养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教育,排除过多行政干涉,不能随便什么人拍拍脑袋就一个主意。有的地方,没有硕士学位的领导掌管硕士教学;非外语专业的领导负责外语系的全盘工作。类似的怪现象还不在少数。我建议,赶快停止应试教育,赶快停止“快餐教育”,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赶快恢复校园的宁静。如能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几年,一种平衡、正规的教育制度就会出现。
记者:2000年,您谈过关于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些看法。如今10年过去了,您对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有何新的看法,又有哪些一贯的坚持?
刘润清:这10年, 我基本上坚持自己一贯的做法,但也略有不同。第一,我最近给博士生上语言哲学课,思路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深刻了,要求学生写的东西要有点哲学深度。比如,我现在更希望他们选择深刻一点的题目,与哲学、认知科学、解释学、现象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我还希望论文题目是跨学科的,就算实验性、实证性、调查性的研究也要对数据作出人文、哲学性的解释。我更愿意看到多变量、大样本的研究,以及对数据的深层次加工和多角度解释。小打小闹的研究,充其量算是练兵,经历研究的过程,知道如何做科研,仅此而已;其结论多半不足为凭。我对学生的要求高,不是直接批评他们,而是在给他们改作业时,改得到位,改得令人信服,改得让人有启发,学生不但有收获,而且知道何为严格要求,何为高水平文章。改过一两篇作业,学生就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什么程度。这种磨炼既具体又深刻,既有普遍意义,又是因材施教,学生能受益永远。
第二,我年纪又大了些,更豁达了,对待学生更宽厚了,更理解他们的难处,更能感觉到学生的情绪波动,也更会帮助他们调解心态。我观察到学生情绪波动时,就会与他们聊聊天。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几乎是透明的:到什么阶段想什么、为什么事发愁,我基本上都知道。我告诉他们,郁闷是正常的,困难也是正常的,读博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其结果是慰藉心灵的:“你们三年的心路历程,我都大致预见到了。三年博士学习生活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那时,你的爱好变了,你的品味变了,你的价值观变了,你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变了。你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有教养的人,品味高雅、志在远方、宏观俯视、意志坚强。学会管住自己,多些理性,少为外界所动,心中有名人名言为灯塔,有方向,有力量;平静而不颓废,奋进而不争抢;入世、出世均自在,成功、失败皆平衡。”有个学生告诉我:“毕业后真的成了另一个人:失去了一帮逛商店的朋友,有了些学术方面的新交,生活方式和兴趣都不同了。思考学问的事多了,鸡毛蒜皮的事少了。谈话内容不再是孩子、老公、吃穿、物价、东家长西家短,工作学习的内容多了。”
第三,我现在更会批改学生作业了,更能洞察他们不合乎逻辑的句子,察觉跳跃性思维的句群,指出段落之间的衔接缺失,指出生硬翻译过来的句子,以及一些技术上不规范的问题。以如何写文献综述为例。学生的第一稿,通常都是写成史密斯怎么说,莱考夫怎么说,并列出一串引语。这不叫文献综述,里面看不见作者,文本与作者是两张皮。一看不出作者消化了原文,二看不出提到的几个人之间有何联系,文字“半生不熟”。作者要选择与自己题目相关的文献,要找到不同学者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作者下笔敢说类似“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关于这个问题有三派”、“关于此事的争论共分三个时期”的话,这就证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敢说这种话并不容易。好的文献综述,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要读很多书才能写出这些话;而且,每句话后面都注明出处(作品年月、页码等)。读书时能问自己“作者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深刻的句子”,对好的段落产生感叹和惊喜,就会有收获了。再比如,不成熟的文章呈现不出作者的面孔,所以才“千佛一面”,毫无特点和生气。好的文章,有作者的影子,有他的气场,有他的光环。正是这些因素冲击着读者,影响着读者,感染着读者。所以,文章的力量不在于那些专业术语,也不是术语越多学问就越大,而在于文字里渗透着的深刻思想和智慧,在于能否把话说到读者心里去,让人心悦诚服。对于实在避不开的术语,要先给出定义或解释,然后方可反复使用。另外,我不喜欢生译硬译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既亏待原作者,也亏待读者,还亏欠译者。三方都不讨好的事,还不如不做。出路是:把原文吃透,放到一边,用地道的汉语把意思解释清楚,几乎不留原文痕迹。这才是本事。
关于论文的创新,我向学生强调:第一,要多读名家经典,其中的思想更富有光辉,更能叫人“开悟”,比读那些“小儿科”的书会让人早日成熟。第二,要多读书,别怕读到不同观点,不要读一本同意一种看法,再读一本又同意另一种看法。要比较不同观点然后才能得出自己的看法。第三,要多读杂志发表文章中最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中的书评,国外的书评不太歌功颂德,而是批判性内容多,很像百家争鸣,而且观点鲜明。读书评,能培养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如果刚读了一本书,接着就读几种对它的评论,那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您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很多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您认为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哪些问题?对改进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有何看法和建议?
刘润清:我斗胆谈一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归纳起来,我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问题,大概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博士生招生和管理存在问题。有人说博士生是“自留地”,意思是说在招生和管理上,博导有很大的权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有个别导师开始滥用职权谋私利。从招生开始,有“人情分”,有“关系户”,有“交换生”(你招我外甥,我招你侄子),有“权钱交易”,有“权色交易”。更有甚者,有极个别博导扬言只招三种人:官员、大款和美女。这就逼迫学校严格控制招生过程,有的学校开始统一考试。可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统一考试并不利于招收在某些专业上有特殊天赋的学生。
第二,博士生生源也有问题,特别是在职读博问题。我对目前的在职读博有不同看法。有的学校教师短缺,没有条件让读博老师全部脱产,这是客观的事实,但学校做法却可能大不相同。有的学校给老师减一半或2/3的课,这还算比较合理。有的学校不但一个课时都不给减,而且还加班加码,这属于不重视师资发展的“鼠目寸光”。当然,也有个别官员在职读博,听说他们中有的不听课,不到校,不见人影,到时候自然毕业。这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啊!反正在职读学位,要么延长时间,要么多减工作量,否则就是“注水”。“注水”学位多了,国外大学自然不承认我们,手中的一大把证书就可能成为“地方粮票”。
第三,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放羊现象”挺严重。个别导师不见学生,不指导学生,不批改作业,看了作业没有反馈,不给学生任何思想启迪,一句话:放羊。例如,有的博导招收了30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到毕业时却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北航有个博导说得好:“博士是打磨出来的。”就是说,博士是精心指导、反复磨炼而成,流水线上的产品恐怕不行。又如,有位博导一个学期只见了学生一面,还是在他去火车站的路上,草草地谈了谈论文的事,前后不过10分钟。还有个别教授急急忙忙要了一个博导的头衔,不论好坏就招学生,招来却又不管,自己忙着去开会、挣钱、出国。此外,极个别导师甚至连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没看过一遍,上面很多错没有改。曾有一名英语专业毕业的博士写出这样的句子“His age is 45 years old”和“I am a turtle from a foreign university”。我就不相信导师看不出其中的错误,实际情况可能是根本没看。不经指导的论文就像没有装修的毛坯房一样,远远不到火候。可奇怪的是,博士生答辩时导师还可能不来听,美其名曰“是为了让委员好提意见”。下次他的另一个学生犯同样错误,导师可能仍然不知道。每次答辩都有许多人旁听,结果其他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了,导师却蒙在鼓里;听说论文通过了还沾沾自喜。
第四,个别博士生导师的素质可能存在问题。当然,指导博士生应有什么规定,我可能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现在光靠导师的良心是不行了。有些年轻博导学问不大,偏见不少,口出狂言,随便褒一派贬一派,很容易在学生中造成误导和混乱。例如,某公竟对世界著名学者乔姆斯基说三道四,在课堂上说生成语言学没什么内涵,而据说,在最经常被引用的世界人文学者中,乔氏排行第八。我们可以读不懂他,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只能暴露出博导自己的学术修养不够指导学生。难怪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这种导师自己呢?他们死守自己那块孤岛式的小领域或某学派,年复一年地让博士生从中选题。几年下来,多个题目十分相近,所用语料库也基本相同,最后写出的论文被其他人嘲笑为“多胞胎”、“近亲婴儿”。读完博士,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天地中打转转,好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种学术领域了,这无异于高级“智障儿”。英语里有句笑话“I know everything,what I don’t know is not worth knowing”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十分贴切。
第五,现在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中似乎也有猫腻。例如,有的不做外审,或做外审也不匿名;有的把投反对票的外审偷偷换下。找答辩委员也有讲究:找“哥们”、“朋友”、“同门”、“师生”——今天你“答”我的学生,明天我“答”你的学生。我国博士生教育已恢复多年,有的“同门家族”人丁兴旺。这样一来,论文通过毫无悬念。一篇篇“山寨版”论文就先后出炉了。
第六,学术腐败问题也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媒体已报道过很多案例。我只想说,剽窃的当事人固然可悲可恨,我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一部分可能还是源于制度弊病。天天统计文章发表数量,未必符合科学发展观。它逼出许多重复劳动,逼出许许多多论文集、试题集、纪念文集、校庆文集、院庆文集等。更何况,许多书还不值印刷的那些纸钱,千百棵大树就为几人评职称永远地倒下去了。在极个别单位,说他们“逼良为娼”一点都不过分。一流人才、一流科学家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考核出来的,更不是奖金奖出来的。已有研究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适用于简单劳动。对于创造性劳动、高级脑力劳动来说,重赏重罚作用都不大。宽松环境、学术自由、丰富文献、良好实验室条件才是培养学术大师的沃土。
最后,我想谈谈改进我国博士生培养工作的一点看法和建议。在大力整顿已有博士点的前提下,国家应该严格博士点审批程序,尽量不把审批权完全下放给单位,至少要有10名外单位专家评审,否则会生出一批大都“基因”不良的“家生子”。另外应该规定,在正规招生之外又在异地办博士班,是非法的。
责任编辑 陈 敏
记者:您当年曾跟随许国璋、王佐良等语言学大师学习,能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指导学生的吗?他们对您的学术发展甚至是做人方面有哪些深刻的影响?
刘润清:我对许国璋、王佐良先生感激不尽。在我的外语教育职业生涯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最大,令我终生难忘。我现在著文、讲课或与学生谈话时,如果说有什么灵感或闪光之处,每每都可以追溯到他们那里。两位先生的英语造诣、文学修养、国学功底和哲学头脑,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营养。他们的学问,从我们读硕士时学生流传的两句话中可见一斑:“It i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 Their knowledge makes us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 of ignorance.”他们那一代的英文水平可能已成为历史了,现代人很难超越。王佐良先生可以在课堂上随意背诵华兹华斯、彭斯等人的诗,一首接一首,不带犹豫和停顿,真是令人叫绝。他对雪莱和彭斯诗歌的理解和欣赏,连英国的文学专家都赞不绝口。许国璋先生则教导我们:思想要开阔,视野要宽广,不要光学习几句英文,还要有理科、文科等领域的知识。在他最后几年写的文章中,文化与哲学融入了语言学研究,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强调:“我们不培训工匠,而是培养学者。”他看到我买了哲学家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书而对我大加赞赏。我申请过一个“西方语言流派哲学评析”国家社科项目,他非常支持,申请成功后他很高兴。可惜,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我没能完成此项目。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指导十分宝贵, 不光体现了学术的深邃,还有一种学术远见。例如,1980年许老让我把图书馆有关语言测试的书都借来看看,我读完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测试的文章,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测试的文章之一(桂诗春先生同年发表了一篇)。接着,我又写了一本语言测试的小书,许老还专门为此写了序言。中国的语言测试研究也从此开始起步。1980年前后,许老给了我一本乔姆斯基的书——《英语发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说是美国的语言学专业学生必读书,我读后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了,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生成音位学的书评文章。另外,我们在1989年~1990年开展的“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国家社科项目,也是经由许老首先提议并指导而申请成功的。这个项目完成后影响很大,开启了我国外语教育中大型实证研究的先河。王佐良先生领衔编篡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不仅是宏篇巨著,而且后人难以超越,在我国文学研究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两位老先生的学术视野宏大,目及前沿,既有理论勇气,又有实践精神,他们对学生的一些指导,如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
做人方面,许老的纯真、大气、率直,给了我深刻影响。许老批评学生是严厉的,但从不为私事,而都是为了学术。许老不搞宗派,总是团结各地同仁。每次办会,他总要叮嘱我多和上外、广外、北大等学校老师商量。他在为《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写的“序”中,谈到从“引进”走到“自创”的条件时说:“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价值所在的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在日常接触中,他经常教导我们体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崇高境界。许王二老都没有学术偏见。王老曾讲,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要学点语言学;许老则说,语言学的研究生要学点文学。他们给北外留下了一个好传统:这两个专业没打过架,不争宠、不争人,互相尊重、互相交流。
记者:您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时,指导老师杰弗里·里奇和米克·肖特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专家,他们又是如何指导您的,和国内导师有什么不同?
刘润清:他们的学术水平是世界语言学界公认的。与他们亲密接触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那样谦和,从不将观点强加于人,而总是先倾听别人意见,然后启发式地教导学生。我在英国求学期间,最难忘的是那里教师的绅士风度:他们满腹文章,事事谦谦君子;友善亲切,从不媚俗;循循善诱,讲求学术公平。不像国内有些人,学问不大,架子不小,拒人于千里之外。
一次,我向里奇教授借篇文章,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翻箱倒柜地给我找。这么大的“腕”,忙我这点小事,我实在不好意思。又有一次,系里请人来做学术讲座,由里奇教授主持,等他介绍完客人之后,回头一看一个座位也没有了。这位大教授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把腿一盘就听了起来,大家都抿嘴笑了。还有一次,课堂上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那种恬淡随和、事事商榷的谦虚态度给人印象很深。
肖特教授更是友好,他曾在北外教过书,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多年的好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他总是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不知接待了多少中国留学生,常常听到回国的人夸他热情。肖特教授给我修改论文的几个月,我感觉受益最大。他很民主,不把题目强加给学生,不限定研究领域,但很善于宏观把握,清楚知道什么方向可以做,什么方向会有何困难。我说要做《红楼梦》中的语用学研究,他立刻说:“这会很有意义,但也有挑战。你要先把现有语用学理论彻底吃透;另外在遇到中西两种文化差异时要善于把握异同,能酌情批判、修正现有的理论,这样才会有理论意义。”
事实证明,他提的两点建议十分正确。语用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果然成了我绕不过的坎儿。我形成初稿后,他逐章通读了我的论文,改得极为认真,主要不是文字修改,而是思考论述的准确性、科学性。他思路敏捷,眼睛其“毒”无比,任何小错都难以逃脱。修改内容包括:第一,任何大论断都要有出处,没有出处,要自己证明,不许说“我认为”之类的话;第二,任何证明都要有说理、有例证,不能瞒天过海;第三,说理时要有逻辑,语言严谨,不可出现跳跃思维;第四,要随时随地表明,哪是别人的观点,哪是自己的贡献。他经常用的评语是“Carry me through this!I don’t see why!Is ther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m?Check all this again please!”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追问,把我的思想打磨得越来越合逻辑,句与句、段与段、节与节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文章日益合乎规范。当我思想枯竭时,他说:“到湖边玩上三天,远离论文。与论文长时间亲密接触,不会再有灵感,发现不了问题。”果不其然,玩了几天之后,我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最后一章,而且肖特批阅说“Good stuff!”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别人研究言语行为时,一般都是一句一个行为或者一句完成两个相关行为或两个相反行为;而《红楼梦》中常常一席话(20~30句)才完成一个言语行为。他很欣赏这一点,而且加了一句:“这个观点,以后我会常引用的,今天先征求你同意,以后就不再另行联系了。”
概括地说,国内导师和国外导师学问都很棒,人品也都很好,但又各有特点。国内导师国学功底、汉语文字水平、中西文化比较、哲学修养优于西方导师,但师徒如父子之等级观念重于西方。西方导师与学生平等,师生距离要近得多,他们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远远高于中国导师,更强调实地考察、实证研究、修辞逻辑等。总之,一生中能遇上几位大学者当自己的导师,而且中西元素都有涉及,真是百年修来的福呀!
记者:您如何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对学生在入学资格、学术研究以及博士论文等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或标准吗?您认为导师在博士生的培养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润清:在答复学生的报考询问时,我说过: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研究成果(文章)者优先;另外涉及30本必读书目(多为语言学中的经典著作)。考试时,一张是理论语言学卷,一张是应用语言学卷(有时还考写作)。理论卷中,我经常让学生读一段名家之作,然后释义评论,或评述一部经典,或评论一位语言学家、一份外语学术期刊等。这些题目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例如,有的考生对四种外语核心杂志无话可说,自然考不上。还没学会读杂志怎能读博士?应用卷里除涉及教学理论外,还常考到科研方法、统计学、语言测试理论等。那30本必读书目往往吓退一些人。我认为,只读过入门性书籍,没读过原著、经典,是不能攻读博士的。曾有老师质疑我的做法,但几年后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说:“入学前不读,入学后也得读。”另外,博士招生试卷还看重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表达能力。两张试卷评下来,一个学生有没有悟性,有没有灵气,清楚无疑。
关于博士论文的要求,我认为要高一些,即“要成为一本有出版价值的书”。到目前为止,我培养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大部分出版了。这就说明它们有些新意,有点创见,但要做到这些,决非易事。首先,学生读的原著和杂志文章要多,要了解不同观点并加以思考。第二,要能发现前人没有充分研究的问题,这就要有批评能力。第三,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能设法自圆其说。我鼓励学生练习写作:写得越多,争取到的指导就越多。
写毕业论文时,学生要与我多次交流才能定下题目和论文提纲。在写作过程中,这个提纲还会调整,不时伸缩,但只要不推翻重来,大调微调都允许。通常学生写一章我读一章,先看整体框架、思路和章节的分工,最后,从章到节,再到小节和更小单位,呈现一个树形图,那时论文布局很可能就比较合理了。
学生在论证中最常见的问题是“非连贯性”思维:从东扯到西,偷梁换柱,中间省去了说理或证明过程。对此,我要求学生在论证中不许偷懒,不许随随便便说“因此”、“所以”,不许用“众所周知”一类的话来代替证明,必须要有因果联系,结语要中肯、自然。
我很不喜欢学生硬翻译过来的汉语表达。硬译就是没有读懂,读懂了就会用地道汉语表达出来,而且举出自己的例子。译了一大篇的抽象句,没有一个例证,读者就会摸不着头脑。我常告诉学生“一例值千金”,一个恰当、生动的例子抵得过十句大道理,在行文中,不要靠长长的专用名词来吓唬人。
最后有一条:来参加论文答辩的必须是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懂行的人说行,才算行。有时外地学者来不了,也要请他们写个评语。这一条,从一开始就明确告知学生,答辩时切实执行。对学生而言,这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想蒙混过关是没门的,只要论文写得好,得到同行大家认可,就能在该领域有立足之地。优秀毕业论文是博士生最好的“广告”和“自我推销书”;反之,“注水”的论文是学生自我“毁容”的“快递邮件”。
谈到我对学生的影响,也许会有自吹自擂之嫌。我的博士生不多,但毕业后大都有些成就,因为他们的底子比较厚,勤于科研,治学态度严谨,没有剽窃他人或自己抄自己的毛病。另外,他们做人比较忠厚、本分,不以自我为中心,其中不少正担任外语学院院长,外语学校副校长、学术带头人、教学骨干等。我不敢说,这都是我的影响,但多少有些关系。他们之间也已形成了一个互相帮助、以诚相待、不断进取的学术集体。
记者:您曾经说过外语本身不是一门专业,那么,为什么不将外语专业整合进其他学科?设立外语语言学博士这类专业意义何在?您对语言类博士专业的细分有什么看法?
刘润清:光懂一门外语的确不算什么专业,就跟我们都会说汉语一样,没有专业可言。专业指的是一个知识系统。外语专业不太可能整合到汉语专业或其他学科中去,但外语界的研究者应该与汉语界同仁多多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英语语言文学以及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都属于二级学科,它们的一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相对。外国语言文学系里的语言学博士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需要研究国外的语言学动向。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常常受到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曾经影响到朱德熙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现在的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等都是引进的,对我们的研究很有益处。许多汉语工作者迫切希望懂外语的人员把外国的语言理论介绍过来。
现在学科划分过细的现象确实存在,这不仅仅是语言学里的现象,几乎所有学科都越分越细。我认为有两点是不争的事实:一是科学发展到今天,的确出现了越来越细的分支,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钻研许多分支;二是科学家同时发现,现在学科之间的依赖性(相互借鉴性)越来越大,一流学者通常需要跨学科知识,特别是与自己专业相邻的学科知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主张专业划分过细,防止学生一入学就钻进一个小胡同,仿佛井底之蛙,他们应该了解语言学这个大学科内的基础知识。之后,学生可以选取一个小题目去深入研究,但要十分明确这个小领域在整个语言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这就叫“小题大做”,同时要会用大学科的知识照亮那个小领域。
允许或鼓励做小题目的前提是:它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就拿重音的研究为例,乔姆斯基的生成音位,试图把英语重音的变化规律用抽象规则写出来,从而知道这种规律是否与人的心理需求、经济原则、生物学基础有什么关系。乔姆斯基从“John is easy to please”和“John is eager to please”中发现了句子表层结构相同而深层结构大相径庭的重要现象,于是就作出一篇大文章。以小见大,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是水平;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写,或为研究而研究,那是浪费精力和资源,更是没有本事和学问的表现。目前,的确有些研究过多注重技术上的操作,在测量、运算、统计方面技术含量很高,貌似非常现代化,但对最后结果的解释苍白无力,毫无人文、哲学之深度可言。博士嘛,既要博学,又要专攻。博学时不忘深入下去、不忽略细节,专攻时也要环顾四周,不忘本学科的宏观形势,切忌见树不见林,切忌用技术代替学术、用科技手段代替思考、只有结果没有解释、只顾科学性不顾人文性。
记者:这正好引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很多博士生专业水平可能很高,但人文素养方面相对欠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两者很难兼顾,您对此怎么看?
刘润清:是有这种现象,这是目前的应试教育造成的恶果。学生只注意学习升学考试的内容,不学与考试无关或“远水不解近渴”的知识。拿中国文学来说,很少有学生认真读名著了。即便是读,也只是为了解一下作者、故事梗概、文学地位、历史评价等,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不读原著就能得到的。现在测试题型都是选择题,内容都是一些干巴巴的事实性知识,而对读原著后的切身感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作者的钦佩、对语言魅力的欣赏等,永远考不到。受教育时头脑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常常是无形的、不可言传的,是有形测试所“鞭长末及”的。在这种制度下熏陶十几年,到了博士学习阶段时,急功近利的习惯已经养成,学生们很少享受学习中的真正乐趣,很少因书中的睿智或哲理而拍案叫绝,很少被书中的巨人智慧冲击心灵深处,很少对哲学家有关社会、人生的深邃分析赞叹不已。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这些升学(毕业)时会考吗”,博士生入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论文题目写什么”,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一种急于拿到学位的心态,至于学问能否做好,并不十分关切。在这种模式下毕业的博士生,就会出现“知识不少、学问不大”的现象,就是你讲的专业水平不低,而人文素养欠缺。佛学界有个说法发人深思:信众修内不修外,凡夫修外不修内;信众修因不修果,凡夫修果不修因。现在,学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人真是只修“外”,只修“果”,不念“真经”,难成“正果”。
请允许我多说几句。50年前,英国科学家斯诺回母校剑桥大学演讲,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把知识人分属于人文和科学两大阵地,并指责人文学者只懂史学、文学和经典,对科学一窍不通;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至于往往轻视人文学科。这些看法在今天也许很平常,但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半个世纪以来,争论就没停止过。自然科学家扬言“科学研究无界限”,人文学者坚持“科研不能违背道德原则”,如克隆人就是不道德的。人文学者把原子弹、细菌战等坏事都归罪于自然科学家,后者就嘲笑前者是一帮主张刀耕火种的迂腐无知的墨客。在自然科学占了几十年上风之后,学界又开始呼吁重视人文学科。最近,美国一所文科大学校长丽兹·科曼发表公开讲话,强烈抨击美国的教育制度不重视人文学科:“现在,所有的学科都划成小块块,日益强调技术和深奥”;“大学生要把一切兴趣扔掉,只留自己的专业,而专业却日益狭窄,对越来越小的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Learn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技术专家把通才学者挤到边缘位置,他们成了知识成就的唯一楷模”。她还说,这种教育把公平、正义、道德、礼仪等传统都扔到脑后。有人还极端地说:“总有一天人们都会成为按电钮的野兽(button-pressing animals)。公平的说,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人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文明多少,有时还因此而变得更坏了,它带来的问题往往要靠人文教育解决。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德”与“才”的关系。《资治通鉴》上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小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解决博士生缺少人文素养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教育,排除过多行政干涉,不能随便什么人拍拍脑袋就一个主意。有的地方,没有硕士学位的领导掌管硕士教学;非外语专业的领导负责外语系的全盘工作。类似的怪现象还不在少数。我建议,赶快停止应试教育,赶快停止“快餐教育”,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赶快恢复校园的宁静。如能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几年,一种平衡、正规的教育制度就会出现。
记者:2000年,您谈过关于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些看法。如今10年过去了,您对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有何新的看法,又有哪些一贯的坚持?
刘润清:这10年, 我基本上坚持自己一贯的做法,但也略有不同。第一,我最近给博士生上语言哲学课,思路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深刻了,要求学生写的东西要有点哲学深度。比如,我现在更希望他们选择深刻一点的题目,与哲学、认知科学、解释学、现象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我还希望论文题目是跨学科的,就算实验性、实证性、调查性的研究也要对数据作出人文、哲学性的解释。我更愿意看到多变量、大样本的研究,以及对数据的深层次加工和多角度解释。小打小闹的研究,充其量算是练兵,经历研究的过程,知道如何做科研,仅此而已;其结论多半不足为凭。我对学生的要求高,不是直接批评他们,而是在给他们改作业时,改得到位,改得令人信服,改得让人有启发,学生不但有收获,而且知道何为严格要求,何为高水平文章。改过一两篇作业,学生就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什么程度。这种磨炼既具体又深刻,既有普遍意义,又是因材施教,学生能受益永远。
第二,我年纪又大了些,更豁达了,对待学生更宽厚了,更理解他们的难处,更能感觉到学生的情绪波动,也更会帮助他们调解心态。我观察到学生情绪波动时,就会与他们聊聊天。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几乎是透明的:到什么阶段想什么、为什么事发愁,我基本上都知道。我告诉他们,郁闷是正常的,困难也是正常的,读博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其结果是慰藉心灵的:“你们三年的心路历程,我都大致预见到了。三年博士学习生活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那时,你的爱好变了,你的品味变了,你的价值观变了,你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变了。你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有教养的人,品味高雅、志在远方、宏观俯视、意志坚强。学会管住自己,多些理性,少为外界所动,心中有名人名言为灯塔,有方向,有力量;平静而不颓废,奋进而不争抢;入世、出世均自在,成功、失败皆平衡。”有个学生告诉我:“毕业后真的成了另一个人:失去了一帮逛商店的朋友,有了些学术方面的新交,生活方式和兴趣都不同了。思考学问的事多了,鸡毛蒜皮的事少了。谈话内容不再是孩子、老公、吃穿、物价、东家长西家短,工作学习的内容多了。”
第三,我现在更会批改学生作业了,更能洞察他们不合乎逻辑的句子,察觉跳跃性思维的句群,指出段落之间的衔接缺失,指出生硬翻译过来的句子,以及一些技术上不规范的问题。以如何写文献综述为例。学生的第一稿,通常都是写成史密斯怎么说,莱考夫怎么说,并列出一串引语。这不叫文献综述,里面看不见作者,文本与作者是两张皮。一看不出作者消化了原文,二看不出提到的几个人之间有何联系,文字“半生不熟”。作者要选择与自己题目相关的文献,要找到不同学者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作者下笔敢说类似“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关于这个问题有三派”、“关于此事的争论共分三个时期”的话,这就证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敢说这种话并不容易。好的文献综述,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要读很多书才能写出这些话;而且,每句话后面都注明出处(作品年月、页码等)。读书时能问自己“作者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深刻的句子”,对好的段落产生感叹和惊喜,就会有收获了。再比如,不成熟的文章呈现不出作者的面孔,所以才“千佛一面”,毫无特点和生气。好的文章,有作者的影子,有他的气场,有他的光环。正是这些因素冲击着读者,影响着读者,感染着读者。所以,文章的力量不在于那些专业术语,也不是术语越多学问就越大,而在于文字里渗透着的深刻思想和智慧,在于能否把话说到读者心里去,让人心悦诚服。对于实在避不开的术语,要先给出定义或解释,然后方可反复使用。另外,我不喜欢生译硬译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既亏待原作者,也亏待读者,还亏欠译者。三方都不讨好的事,还不如不做。出路是:把原文吃透,放到一边,用地道的汉语把意思解释清楚,几乎不留原文痕迹。这才是本事。
关于论文的创新,我向学生强调:第一,要多读名家经典,其中的思想更富有光辉,更能叫人“开悟”,比读那些“小儿科”的书会让人早日成熟。第二,要多读书,别怕读到不同观点,不要读一本同意一种看法,再读一本又同意另一种看法。要比较不同观点然后才能得出自己的看法。第三,要多读杂志发表文章中最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中的书评,国外的书评不太歌功颂德,而是批判性内容多,很像百家争鸣,而且观点鲜明。读书评,能培养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如果刚读了一本书,接着就读几种对它的评论,那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您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很多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您认为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哪些问题?对改进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有何看法和建议?
刘润清:我斗胆谈一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归纳起来,我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问题,大概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博士生招生和管理存在问题。有人说博士生是“自留地”,意思是说在招生和管理上,博导有很大的权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有个别导师开始滥用职权谋私利。从招生开始,有“人情分”,有“关系户”,有“交换生”(你招我外甥,我招你侄子),有“权钱交易”,有“权色交易”。更有甚者,有极个别博导扬言只招三种人:官员、大款和美女。这就逼迫学校严格控制招生过程,有的学校开始统一考试。可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统一考试并不利于招收在某些专业上有特殊天赋的学生。
第二,博士生生源也有问题,特别是在职读博问题。我对目前的在职读博有不同看法。有的学校教师短缺,没有条件让读博老师全部脱产,这是客观的事实,但学校做法却可能大不相同。有的学校给老师减一半或2/3的课,这还算比较合理。有的学校不但一个课时都不给减,而且还加班加码,这属于不重视师资发展的“鼠目寸光”。当然,也有个别官员在职读博,听说他们中有的不听课,不到校,不见人影,到时候自然毕业。这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啊!反正在职读学位,要么延长时间,要么多减工作量,否则就是“注水”。“注水”学位多了,国外大学自然不承认我们,手中的一大把证书就可能成为“地方粮票”。
第三,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放羊现象”挺严重。个别导师不见学生,不指导学生,不批改作业,看了作业没有反馈,不给学生任何思想启迪,一句话:放羊。例如,有的博导招收了30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到毕业时却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北航有个博导说得好:“博士是打磨出来的。”就是说,博士是精心指导、反复磨炼而成,流水线上的产品恐怕不行。又如,有位博导一个学期只见了学生一面,还是在他去火车站的路上,草草地谈了谈论文的事,前后不过10分钟。还有个别教授急急忙忙要了一个博导的头衔,不论好坏就招学生,招来却又不管,自己忙着去开会、挣钱、出国。此外,极个别导师甚至连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没看过一遍,上面很多错没有改。曾有一名英语专业毕业的博士写出这样的句子“His age is 45 years old”和“I am a turtle from a foreign university”。我就不相信导师看不出其中的错误,实际情况可能是根本没看。不经指导的论文就像没有装修的毛坯房一样,远远不到火候。可奇怪的是,博士生答辩时导师还可能不来听,美其名曰“是为了让委员好提意见”。下次他的另一个学生犯同样错误,导师可能仍然不知道。每次答辩都有许多人旁听,结果其他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了,导师却蒙在鼓里;听说论文通过了还沾沾自喜。
第四,个别博士生导师的素质可能存在问题。当然,指导博士生应有什么规定,我可能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现在光靠导师的良心是不行了。有些年轻博导学问不大,偏见不少,口出狂言,随便褒一派贬一派,很容易在学生中造成误导和混乱。例如,某公竟对世界著名学者乔姆斯基说三道四,在课堂上说生成语言学没什么内涵,而据说,在最经常被引用的世界人文学者中,乔氏排行第八。我们可以读不懂他,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只能暴露出博导自己的学术修养不够指导学生。难怪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这种导师自己呢?他们死守自己那块孤岛式的小领域或某学派,年复一年地让博士生从中选题。几年下来,多个题目十分相近,所用语料库也基本相同,最后写出的论文被其他人嘲笑为“多胞胎”、“近亲婴儿”。读完博士,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天地中打转转,好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种学术领域了,这无异于高级“智障儿”。英语里有句笑话“I know everything,what I don’t know is not worth knowing”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十分贴切。
第五,现在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中似乎也有猫腻。例如,有的不做外审,或做外审也不匿名;有的把投反对票的外审偷偷换下。找答辩委员也有讲究:找“哥们”、“朋友”、“同门”、“师生”——今天你“答”我的学生,明天我“答”你的学生。我国博士生教育已恢复多年,有的“同门家族”人丁兴旺。这样一来,论文通过毫无悬念。一篇篇“山寨版”论文就先后出炉了。
第六,学术腐败问题也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媒体已报道过很多案例。我只想说,剽窃的当事人固然可悲可恨,我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一部分可能还是源于制度弊病。天天统计文章发表数量,未必符合科学发展观。它逼出许多重复劳动,逼出许许多多论文集、试题集、纪念文集、校庆文集、院庆文集等。更何况,许多书还不值印刷的那些纸钱,千百棵大树就为几人评职称永远地倒下去了。在极个别单位,说他们“逼良为娼”一点都不过分。一流人才、一流科学家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考核出来的,更不是奖金奖出来的。已有研究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适用于简单劳动。对于创造性劳动、高级脑力劳动来说,重赏重罚作用都不大。宽松环境、学术自由、丰富文献、良好实验室条件才是培养学术大师的沃土。
最后,我想谈谈改进我国博士生培养工作的一点看法和建议。在大力整顿已有博士点的前提下,国家应该严格博士点审批程序,尽量不把审批权完全下放给单位,至少要有10名外单位专家评审,否则会生出一批大都“基因”不良的“家生子”。另外应该规定,在正规招生之外又在异地办博士班,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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