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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行业商会，从会馆公所发展至同业公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其中既有官府的干预，又有社会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实业家和商界精英锲而不舍的努力。华商纱厂联合会组建的经过，以及它发展的结果表明了这一点。
近代机器棉纺工业概况
我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发轫于1890年。1890年洋务派在上海开办机器织布局，规模为35000枚纱锭，530台布机。从1890年到1895年，短短的5年，民族棉纺厂发展至7家，纱锭达17万余枚，布机为1800台。这之后，机器棉纺工业继续发展，到1905年纱锭达36万枚，到1910年增至为50万枚。然而，1911年到1914年的4年间，新的纱厂没有增添，纱锭也没有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外进口棉纱大量减少，国内企业纺纱织布获利丰厚，吸引了各方面的投资，一时新厂纷纷涌现。在新一轮发展中，也就是1915年至1917年的3年，新建纱厂有德大、申新、鸿裕、广勤、直隶模范等5家，分布在上海、无锡、天津等地，共有纱锭14万多枚。此外，南北各省着手筹建的，至少在8家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棉纺工业的实业家，如申新纱厂的荣宗敬、恒昌源纱厂的祝兰舫、苏纶纱厂的刘柏森等，他们经常碰头，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共谋业务发展。他们不满足于少数人的联系，很希望有一个全行业的组织和集体活动的制度和会所。
一桩突发事件诱发组织团体
这一愿望，终于因一突发事件而实现。事件起因是：1917年初，欧战扩大为世界大战，日本政府有意劝说北洋政府段祺瑞，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委托正在与中国进行贷款谈判的西原龟三，专程来中国充当说客。西原离东京前，日本外务大臣本野接见了他，提出劝说中国参战日方愿意承担的四项条件：一、归还约2亿日元的庚子赔款；二、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租借地；三、提供约3000万日元援助，作参战和建军之用；四、说服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但中国应停止征收厘金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以及棉花、羊毛、生铁等物资的输出税。
西原龟三于1917年2月16日到达北京。不久，国内报刊登载了提高进口税率和免征棉花等三种物资出口税的消息。当时日本棉纺业资本家，对于我国提高进口税率，曾有反对举动。3月2 日《新闻报》报导说：“大阪纱业联合会于中国之关税增率问题，决议反对，已举代表六人赴东京联络东京同业，拟于三日与外务省当局会见。彼等务求贯彻其反对意见，然于外交上万不得已时，则拟陈请提出交换条件云。”当时舆论对提高进口关税表示欢迎，对于免征三种物资出口税，则大为震惊，群起反对。为此，上海总商会电呈北京国务院、税务处、农商部，恳切陈辞，吁请“顾全国本，万勿允准”。
与此同时，德大纱厂主要投资人穆杼斋，也以个人名义。致电北京国务院，对棉花等免征出口税，表示反对。但是荣宗敬、祝兰舫和刘柏森则主张先联合同业，而后发电呼吁。因此，他们三人联名致函上海、江苏、浙江23家纱厂，信函中说：“棉花出口免税关系中国纱厂甚巨，弟等拟发起一华商纱厂联合会，借上海总商会内设事务所，研究花纱免税事。特订于阳历3月15日下午4时，在上海总商会会所内集议。届时务请贵厂派代表早临。” 荣宗敬、祝兰舫和刘柏森等正式函请各厂推派代表出席会议，商讨对策。
信函以荣宗敬、祝兰舫、刘柏森三人的名义发出，意味着他们成为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临时召集人。
发起成立组织的一波三折
1917年3月15日，发起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会议如期举行，出席22人，代表18家纱厂。上海有恒昌源(祝兰舫、张秋园)、厚生(穆藕初)、恒丰(聂云台)、振华(薛文泰)、德大(穆杼斋)、鸿裕(郑培之)、裕通(朱斗文、宋玉书)、申新(荣宗敬)、同昌(何生云)等9家；江苏有无锡的广勤(杨翰西、戴笙甫)、业勤(杨森千)、振新(施子卿、倪壬治)、太仓的济泰(于禹九)、苏州的苏纶通记(刘柏森)等5家；浙江有杭州的鼎新(张松筠)、宁波的和丰(屠燮相)、萧山的通惠公(王晓籁)等3家；另有湖北武昌纱布局的楚兴公司，也派代表徐荣廷、陈品珊参加。
祝兰舫被推为临时议长，主持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取得如下结果，(一)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址暂设在上海如意里三弄宝兴长号（即刘柏森的企业）内。(二)公举代表进京与当局商议解决办法，并拟定代表为张季直、刘厚生、穆杼斋、聂管臣、周实之、潘馨航、杨翰西、戴笙甫等8人，俟函征本人同意后，即准备起程。(三)致电当局院、部，呼吁坚拒日本提出的棉花免税条件，电稿由刘柏森、穆杼斋、戴笙甫3人负责起草。会后，根据决议商定电稿，于3月19日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和外交、内务、财政、农商等总长，以及税务处临时国际评议会。电文内容前段与上海总商会和穆杼斋两电大致相同，后段提出：“兹由全国华商纱厂代表在申集议数次，先举代表聂其炜（即聂管臣）、刘垣（即刘厚生）、穆湘瑶（即穆杼斋）、杨寿楣(即杨翰西)君等入都，向当局详陈花纱免税利害，呼吁和恳请当局熟思审处，严行拒绝，同时提出关于花纱进出口税厘事，恳请得允许纱厂代表参与其议，以重实业，而固国本。”当时，出席会议的全部厂名和代表姓名均署名，随后，刘厚生、穆杼斋、杨翰西等3人赴京，聂管臣原打算同行，因临时有事而未同往。
1917年3月15目的集会，虽未正式成立联合会，但已决定成立并采取了共同行动，可见，我国建立棉纺业行业组织的时机已经来临。
时隔半年，9月15日再次召开会议，出席11人，代表15家纱厂，其中有3家系初次推代表与会，宝丰纱厂由刘柏森为代表，大生纱厂由吴寄尘为代表。裕中纱厂由丁伯渊为代表。穆杼斋、穆藕初、祝兰舫、荣宗敬、薛文泰因故未出席。会上，刘柏森提出“本会（即临时组织）已设立多时，毫无成绩可言，此会应否存在或取消，请公决”。接着有人指出：“纱厂关系国内棉纺业甚大，不可无一团体，急应维持成立，共同商议进行办法。”与会者一致赞成，于是讨论有关会务的具体问题，决议：（一)会员厂按纱锭数交纳常年会费，一万锭以上者年纳规元50两，二万锭以上者年纳规元100两，余类推。(二)联合会设事务所，聘用书记一人、庶务兼调查一人、工役一人。(三)事务所暂设在宝兴长号内。同时议定联合会的当前任务是继续具呈当局，要求花纱免征厘金税，并决定将上项决议纪录，用书面分送未到会诸厂，征求意见。对于以上决议，大多数代表都亲笔签名赞成，会后即将会议记录书面通知出席和未出席各厂。
通知发出后，不少厂复信表示赞成，也有些厂对成立联合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如穆藕初代表德大、厚生两厂复信，建议将设会理由及组织、选举各问题，通告全国同业，再行商议积极进行之方法。临时组织采纳了穆藕初的意见，重新草拟《华商纱厂联合会缘起》和《华商纱厂联合会简章》，于l0月20日备函寄给穆杼斋、穆藕初、张詧、张謇、聂云台、杨翰西、祝兰舫、吴寄尘、荣宗敬、戴笙甫、张秋园等人，请他们修改，并请于10月27 日到会讨论筹建事宜。
《缘起》内容大意是：“商业竞争，于今为烈，欧战告终，其势尤甚。纱为棉业主品，更属万矢之的，倾荡摇撼之举，势将层出无穷。于此以谋所以扶翼之方，兼为扩拓之计，非有统一机关，难取折冲明效。东邻成法，是我良师……以棉花出口，日国有要求免税之说，曾集全国纱厂，临时设一纱厂联合会，惟事成仓卒，规章未具，羁延三月，成绩毫无，识者憾焉……爱复再四集议，广罗众见，佥谓联合会临时机关奠若定为永固团体，俾收众擎之力，借脱波涛之险，公共利益，惟公共协力图之。”
《简章》草稿内容分定名、宗旨、职务、会员、经费、集会、职员、附则八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第三条关于“职务”的规定，分寻常职务和特别职务两种。寻常职务（实指职责）是：(一)遇花纱布市场发生重大问题或有意外危险，应详细讨论，力予维持。(二)遇花纱布市场有意外变动及印棉、美棉收成丰歉情况，应将调查所得，预告各会员。(三)对于筹办的纱布厂，给予介绍指导。(四)对于不甚发达之厂，可予以协助，改良出品。(五)对日本、印度棉纱的品质和销售情况、国内花纱布市场情况及其他商业活动，以及纱业中应兴应革事宜，应进行调查，随时报告会员。(六)经济充足时，出《纱业杂志》月刊，详载国内外花纱市营业情况。(七)征求各会员的出品，讨论改良方法，并研究制造及佣工等问题。特别职务是，因花纱布市场情况的变迁，随时开会议定，当前以下列四款为奋斗目标：(一)呈请当局蠲免花纱厘税。(二)筹减本国花纱水陆运费，收取回扣，加以奖励，其方法由会议公决。(三)商请国家银行减轻纱厂用款的利率。(四)逐年调查全国产棉之丰歉及需棉之实数，随时吁请当局斟酌情势，禁棉出口。
《简章》分送月余，10月27日集会讨论会章，到会者仅穆藕初、吴寄尘、张秋园、聂云台4人，因出席人数过少，会场气氛低沉。刘柏森主张暂不成立永久性组织，先建立一小团体。穆藕初表示：近见大众不甚踊跃，异常灰心，莫若将此会停搁。聂云台认为入会者少，经费无多，应力从减省。吴寄尘接着发言说，南通的张謇还未来信，想来不会不赞成，其他外埠各厂也已来信赞成，不可由我们发起人将其取消。于是情绪略有好转。开始讨论《会章》草案，由聂云台和刘柏森核议，提出修改意见，主要对第四条会员和第七条职员，作了修改。
11月17曰，再次召开各厂代表会议，预定议程拟通过会章和选举负责人，但只到了9家厂的代表，聂云台、穆杼斋、穆藕初、祝兰舫、荣宗敬等都未出席，因此议程无法进行。最后决定：(一)再将章程草案寄给各厂，请于12月1日以前答复，如逾期不复，则作为默认通过。（二）12月1日召开大会，通过章程，准举议董，如到时代表仍不超过半数，则将选票寄去，请投函选举。(三)选举完成后，报当局立案。
华商纱厂联合会正式成立
经过多次酝酿，商定的会议在12月1日如期召开，15家纱厂的代表出席。会上，祝兰舫力辞临时议长。聂云台提议取消联合会形式，另设一俱乐部，为各厂互通情谊之所。刘柏森认为将来与当局交涉，不能用俱乐部名义，联合会成立与否，应当机立断，不可犹疑。张秋园、洪明度赞成此说。这时书记员报告说：现时全国纱厂中有的声明暂不入会，有的根本不赞成，还有8家尚未开业，把这些厂除去，应有22家到会，今天到会的已有15家，超过半数。刘柏森当即请到会代表亲自签名，表示赞成或不赞成，结果是全体赞成入会。会议至此，才进入预定议程。对章程草案，经过讨论，只提出了定名和会费的修改意见，其余各条一致通过．选举结果：聂云台、刘柏森、薛文泰、吴寄尘、穆藕初5人当选为议董，这次大会，达成共识，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进入倒计时。
议董会成立以后，12月4日举行第一决议董会，出席议董4人。聂云台转达穆藕初的意见：一是本人不愿任议董，二是会长必推张謇先生，三是会所必须迁移。聂云台认为现在联合会成立，只是一个雏形，待明年1月，再开选举大会。当天会议，公推聂云台为总董。至此，华商纱厂联合会虽已成立，但还没有开展活动。
1918年2月12日，上海纱厂部分代表在一品香西菜馆公宴北京工商部李、俞两位佥事，到场者有聂云台、徐静仁、吴寄尘、杨翰西、薛文泰、刘柏森、荣宗敬等代表10人。宴会结束后，接着公议会务，作出决议5项：(一)定期阴历二月二日召集选举会；(二)举张謇先生为名誉会长；(三)会址迁至申报馆二楼；(四)推聂云台先生为总董；(五)创办《纱业杂志》月刊。
1918年农历二月初二即3月14日，借一品香西菜馆举行华商纱厂联合会选举会议，到会代表12人，代表13家纱厂。聂云台首先提出本人才力薄弱，难负总董责任。经过到会代表再三劝驾，聂才应允担任。选举结果：张謇选为正会长，聂云台为副会长，薛文泰、吴寄尘、刘柏森、杨翰西、徐静仁为董事。
至此，经过整整一年的酝酿，华商纱厂联合会终于正式成立。这一行业性组织，在后来几十年民族棉纺工业的发展成长中，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推广改良棉种的工作，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拨出固定经费，与高等院校农科机构长期合作，在专家的主持下，开辟棉场，培植良种，进而举办棉情预测工作，为民族棉纺工业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物质帮助，也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关链接 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取代华商纱厂联合会
1924年4月6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第七届常年大会，改选周缉之为会长，荣宗敬为副会长，杨翰西等10人为会董。1933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出席有63家纱厂代表，重新通过会章，选出郭顺等15人为执行委员，宋立峰等5人为监察委员。
1942年1月10日有19家华商纱厂会商另行成立“华商纱厂办事处”，推闻兰亭为理事长，常务理事7人，筹组“中华民国纱厂联合会”，后改称“苏浙皖纱厂业同业会”。同年3月正式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选出理事15人，监事5人，推闻兰亭为理事长，江上达为副理事长，郭顺为常务监事。原“华商纱厂联合会”因而结束。
苏浙皖纱厂业同业会于1943年5月改组成立“上海特别市纱厂业同业公会”，出席会员29家，修改章程，仍选闻兰亭、江上达为正副理事长，同年8月，根据《工商业同业公会暂行条例》再次改组，并经伪实业部批准成立“苏浙皖纱厂业同业公会”。此时有会员33家，改选正副理事长，常务监事，人选依旧。
抗战胜利，1945年11月当局社会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令饬，筹组“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辖苏浙皖京沪三省两市所属会员。1946年1月12日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有119家会员单位，选出理事2 5人，监事7人，推郭顺为理事长，荣鸿元、奚玉书、唐星海、王启宇为常务理事，沈燕谋为常务监事。1946年2月，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加入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成为会员。
1948年3月，依据《工业会法》改组，定名为“上海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同年7月23日社会部正式核定该会名称为“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区域范围依旧。成立大会选出郭顺为理事长，常务理事4人，理事19人，常务监事沈燕谋及监事6人，次年6月18日该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王启宇被推选为理事长。
1949年11月8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召集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理监事会议，讨论筹备成立新的同业公会。1950年1月10日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结束会务。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
近代机器棉纺工业概况
我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发轫于1890年。1890年洋务派在上海开办机器织布局，规模为35000枚纱锭，530台布机。从1890年到1895年，短短的5年，民族棉纺厂发展至7家，纱锭达17万余枚，布机为1800台。这之后，机器棉纺工业继续发展，到1905年纱锭达36万枚，到1910年增至为50万枚。然而，1911年到1914年的4年间，新的纱厂没有增添，纱锭也没有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外进口棉纱大量减少，国内企业纺纱织布获利丰厚，吸引了各方面的投资，一时新厂纷纷涌现。在新一轮发展中，也就是1915年至1917年的3年，新建纱厂有德大、申新、鸿裕、广勤、直隶模范等5家，分布在上海、无锡、天津等地，共有纱锭14万多枚。此外，南北各省着手筹建的，至少在8家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棉纺工业的实业家，如申新纱厂的荣宗敬、恒昌源纱厂的祝兰舫、苏纶纱厂的刘柏森等，他们经常碰头，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共谋业务发展。他们不满足于少数人的联系，很希望有一个全行业的组织和集体活动的制度和会所。
一桩突发事件诱发组织团体
这一愿望，终于因一突发事件而实现。事件起因是：1917年初，欧战扩大为世界大战，日本政府有意劝说北洋政府段祺瑞，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委托正在与中国进行贷款谈判的西原龟三，专程来中国充当说客。西原离东京前，日本外务大臣本野接见了他，提出劝说中国参战日方愿意承担的四项条件：一、归还约2亿日元的庚子赔款；二、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租借地；三、提供约3000万日元援助，作参战和建军之用；四、说服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但中国应停止征收厘金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以及棉花、羊毛、生铁等物资的输出税。
西原龟三于1917年2月16日到达北京。不久，国内报刊登载了提高进口税率和免征棉花等三种物资出口税的消息。当时日本棉纺业资本家，对于我国提高进口税率，曾有反对举动。3月2 日《新闻报》报导说：“大阪纱业联合会于中国之关税增率问题，决议反对，已举代表六人赴东京联络东京同业，拟于三日与外务省当局会见。彼等务求贯彻其反对意见，然于外交上万不得已时，则拟陈请提出交换条件云。”当时舆论对提高进口关税表示欢迎，对于免征三种物资出口税，则大为震惊，群起反对。为此，上海总商会电呈北京国务院、税务处、农商部，恳切陈辞，吁请“顾全国本，万勿允准”。
与此同时，德大纱厂主要投资人穆杼斋，也以个人名义。致电北京国务院，对棉花等免征出口税，表示反对。但是荣宗敬、祝兰舫和刘柏森则主张先联合同业，而后发电呼吁。因此，他们三人联名致函上海、江苏、浙江23家纱厂，信函中说：“棉花出口免税关系中国纱厂甚巨，弟等拟发起一华商纱厂联合会，借上海总商会内设事务所，研究花纱免税事。特订于阳历3月15日下午4时，在上海总商会会所内集议。届时务请贵厂派代表早临。” 荣宗敬、祝兰舫和刘柏森等正式函请各厂推派代表出席会议，商讨对策。
信函以荣宗敬、祝兰舫、刘柏森三人的名义发出，意味着他们成为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临时召集人。
发起成立组织的一波三折
1917年3月15日，发起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会议如期举行，出席22人，代表18家纱厂。上海有恒昌源(祝兰舫、张秋园)、厚生(穆藕初)、恒丰(聂云台)、振华(薛文泰)、德大(穆杼斋)、鸿裕(郑培之)、裕通(朱斗文、宋玉书)、申新(荣宗敬)、同昌(何生云)等9家；江苏有无锡的广勤(杨翰西、戴笙甫)、业勤(杨森千)、振新(施子卿、倪壬治)、太仓的济泰(于禹九)、苏州的苏纶通记(刘柏森)等5家；浙江有杭州的鼎新(张松筠)、宁波的和丰(屠燮相)、萧山的通惠公(王晓籁)等3家；另有湖北武昌纱布局的楚兴公司，也派代表徐荣廷、陈品珊参加。
祝兰舫被推为临时议长，主持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取得如下结果，(一)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址暂设在上海如意里三弄宝兴长号（即刘柏森的企业）内。(二)公举代表进京与当局商议解决办法，并拟定代表为张季直、刘厚生、穆杼斋、聂管臣、周实之、潘馨航、杨翰西、戴笙甫等8人，俟函征本人同意后，即准备起程。(三)致电当局院、部，呼吁坚拒日本提出的棉花免税条件，电稿由刘柏森、穆杼斋、戴笙甫3人负责起草。会后，根据决议商定电稿，于3月19日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和外交、内务、财政、农商等总长，以及税务处临时国际评议会。电文内容前段与上海总商会和穆杼斋两电大致相同，后段提出：“兹由全国华商纱厂代表在申集议数次，先举代表聂其炜（即聂管臣）、刘垣（即刘厚生）、穆湘瑶（即穆杼斋）、杨寿楣(即杨翰西)君等入都，向当局详陈花纱免税利害，呼吁和恳请当局熟思审处，严行拒绝，同时提出关于花纱进出口税厘事，恳请得允许纱厂代表参与其议，以重实业，而固国本。”当时，出席会议的全部厂名和代表姓名均署名，随后，刘厚生、穆杼斋、杨翰西等3人赴京，聂管臣原打算同行，因临时有事而未同往。
1917年3月15目的集会，虽未正式成立联合会，但已决定成立并采取了共同行动，可见，我国建立棉纺业行业组织的时机已经来临。
时隔半年，9月15日再次召开会议，出席11人，代表15家纱厂，其中有3家系初次推代表与会，宝丰纱厂由刘柏森为代表，大生纱厂由吴寄尘为代表。裕中纱厂由丁伯渊为代表。穆杼斋、穆藕初、祝兰舫、荣宗敬、薛文泰因故未出席。会上，刘柏森提出“本会（即临时组织）已设立多时，毫无成绩可言，此会应否存在或取消，请公决”。接着有人指出：“纱厂关系国内棉纺业甚大，不可无一团体，急应维持成立，共同商议进行办法。”与会者一致赞成，于是讨论有关会务的具体问题，决议：（一)会员厂按纱锭数交纳常年会费，一万锭以上者年纳规元50两，二万锭以上者年纳规元100两，余类推。(二)联合会设事务所，聘用书记一人、庶务兼调查一人、工役一人。(三)事务所暂设在宝兴长号内。同时议定联合会的当前任务是继续具呈当局，要求花纱免征厘金税，并决定将上项决议纪录，用书面分送未到会诸厂，征求意见。对于以上决议，大多数代表都亲笔签名赞成，会后即将会议记录书面通知出席和未出席各厂。
通知发出后，不少厂复信表示赞成，也有些厂对成立联合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如穆藕初代表德大、厚生两厂复信，建议将设会理由及组织、选举各问题，通告全国同业，再行商议积极进行之方法。临时组织采纳了穆藕初的意见，重新草拟《华商纱厂联合会缘起》和《华商纱厂联合会简章》，于l0月20日备函寄给穆杼斋、穆藕初、张詧、张謇、聂云台、杨翰西、祝兰舫、吴寄尘、荣宗敬、戴笙甫、张秋园等人，请他们修改，并请于10月27 日到会讨论筹建事宜。
《缘起》内容大意是：“商业竞争，于今为烈，欧战告终，其势尤甚。纱为棉业主品，更属万矢之的，倾荡摇撼之举，势将层出无穷。于此以谋所以扶翼之方，兼为扩拓之计，非有统一机关，难取折冲明效。东邻成法，是我良师……以棉花出口，日国有要求免税之说，曾集全国纱厂，临时设一纱厂联合会，惟事成仓卒，规章未具，羁延三月，成绩毫无，识者憾焉……爱复再四集议，广罗众见，佥谓联合会临时机关奠若定为永固团体，俾收众擎之力，借脱波涛之险，公共利益，惟公共协力图之。”
《简章》草稿内容分定名、宗旨、职务、会员、经费、集会、职员、附则八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第三条关于“职务”的规定，分寻常职务和特别职务两种。寻常职务（实指职责）是：(一)遇花纱布市场发生重大问题或有意外危险，应详细讨论，力予维持。(二)遇花纱布市场有意外变动及印棉、美棉收成丰歉情况，应将调查所得，预告各会员。(三)对于筹办的纱布厂，给予介绍指导。(四)对于不甚发达之厂，可予以协助，改良出品。(五)对日本、印度棉纱的品质和销售情况、国内花纱布市场情况及其他商业活动，以及纱业中应兴应革事宜，应进行调查，随时报告会员。(六)经济充足时，出《纱业杂志》月刊，详载国内外花纱市营业情况。(七)征求各会员的出品，讨论改良方法，并研究制造及佣工等问题。特别职务是，因花纱布市场情况的变迁，随时开会议定，当前以下列四款为奋斗目标：(一)呈请当局蠲免花纱厘税。(二)筹减本国花纱水陆运费，收取回扣，加以奖励，其方法由会议公决。(三)商请国家银行减轻纱厂用款的利率。(四)逐年调查全国产棉之丰歉及需棉之实数，随时吁请当局斟酌情势，禁棉出口。
《简章》分送月余，10月27日集会讨论会章，到会者仅穆藕初、吴寄尘、张秋园、聂云台4人，因出席人数过少，会场气氛低沉。刘柏森主张暂不成立永久性组织，先建立一小团体。穆藕初表示：近见大众不甚踊跃，异常灰心，莫若将此会停搁。聂云台认为入会者少，经费无多，应力从减省。吴寄尘接着发言说，南通的张謇还未来信，想来不会不赞成，其他外埠各厂也已来信赞成，不可由我们发起人将其取消。于是情绪略有好转。开始讨论《会章》草案，由聂云台和刘柏森核议，提出修改意见，主要对第四条会员和第七条职员，作了修改。
11月17曰，再次召开各厂代表会议，预定议程拟通过会章和选举负责人，但只到了9家厂的代表，聂云台、穆杼斋、穆藕初、祝兰舫、荣宗敬等都未出席，因此议程无法进行。最后决定：(一)再将章程草案寄给各厂，请于12月1日以前答复，如逾期不复，则作为默认通过。（二）12月1日召开大会，通过章程，准举议董，如到时代表仍不超过半数，则将选票寄去，请投函选举。(三)选举完成后，报当局立案。
华商纱厂联合会正式成立
经过多次酝酿，商定的会议在12月1日如期召开，15家纱厂的代表出席。会上，祝兰舫力辞临时议长。聂云台提议取消联合会形式，另设一俱乐部，为各厂互通情谊之所。刘柏森认为将来与当局交涉，不能用俱乐部名义，联合会成立与否，应当机立断，不可犹疑。张秋园、洪明度赞成此说。这时书记员报告说：现时全国纱厂中有的声明暂不入会，有的根本不赞成，还有8家尚未开业，把这些厂除去，应有22家到会，今天到会的已有15家，超过半数。刘柏森当即请到会代表亲自签名，表示赞成或不赞成，结果是全体赞成入会。会议至此，才进入预定议程。对章程草案，经过讨论，只提出了定名和会费的修改意见，其余各条一致通过．选举结果：聂云台、刘柏森、薛文泰、吴寄尘、穆藕初5人当选为议董，这次大会，达成共识，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进入倒计时。
议董会成立以后，12月4日举行第一决议董会，出席议董4人。聂云台转达穆藕初的意见：一是本人不愿任议董，二是会长必推张謇先生，三是会所必须迁移。聂云台认为现在联合会成立，只是一个雏形，待明年1月，再开选举大会。当天会议，公推聂云台为总董。至此，华商纱厂联合会虽已成立，但还没有开展活动。
1918年2月12日，上海纱厂部分代表在一品香西菜馆公宴北京工商部李、俞两位佥事，到场者有聂云台、徐静仁、吴寄尘、杨翰西、薛文泰、刘柏森、荣宗敬等代表10人。宴会结束后，接着公议会务，作出决议5项：(一)定期阴历二月二日召集选举会；(二)举张謇先生为名誉会长；(三)会址迁至申报馆二楼；(四)推聂云台先生为总董；(五)创办《纱业杂志》月刊。
1918年农历二月初二即3月14日，借一品香西菜馆举行华商纱厂联合会选举会议，到会代表12人，代表13家纱厂。聂云台首先提出本人才力薄弱，难负总董责任。经过到会代表再三劝驾，聂才应允担任。选举结果：张謇选为正会长，聂云台为副会长，薛文泰、吴寄尘、刘柏森、杨翰西、徐静仁为董事。
至此，经过整整一年的酝酿，华商纱厂联合会终于正式成立。这一行业性组织，在后来几十年民族棉纺工业的发展成长中，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推广改良棉种的工作，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拨出固定经费，与高等院校农科机构长期合作，在专家的主持下，开辟棉场，培植良种，进而举办棉情预测工作，为民族棉纺工业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物质帮助，也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关链接 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取代华商纱厂联合会
1924年4月6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第七届常年大会，改选周缉之为会长，荣宗敬为副会长，杨翰西等10人为会董。1933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出席有63家纱厂代表，重新通过会章，选出郭顺等15人为执行委员，宋立峰等5人为监察委员。
1942年1月10日有19家华商纱厂会商另行成立“华商纱厂办事处”，推闻兰亭为理事长，常务理事7人，筹组“中华民国纱厂联合会”，后改称“苏浙皖纱厂业同业会”。同年3月正式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选出理事15人，监事5人，推闻兰亭为理事长，江上达为副理事长，郭顺为常务监事。原“华商纱厂联合会”因而结束。
苏浙皖纱厂业同业会于1943年5月改组成立“上海特别市纱厂业同业公会”，出席会员29家，修改章程，仍选闻兰亭、江上达为正副理事长，同年8月，根据《工商业同业公会暂行条例》再次改组，并经伪实业部批准成立“苏浙皖纱厂业同业公会”。此时有会员33家，改选正副理事长，常务监事，人选依旧。
抗战胜利，1945年11月当局社会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令饬，筹组“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辖苏浙皖京沪三省两市所属会员。1946年1月12日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有119家会员单位，选出理事2 5人，监事7人，推郭顺为理事长，荣鸿元、奚玉书、唐星海、王启宇为常务理事，沈燕谋为常务监事。1946年2月，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加入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成为会员。
1948年3月，依据《工业会法》改组，定名为“上海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同年7月23日社会部正式核定该会名称为“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区域范围依旧。成立大会选出郭顺为理事长，常务理事4人，理事19人，常务监事沈燕谋及监事6人，次年6月18日该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王启宇被推选为理事长。
1949年11月8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召集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理监事会议，讨论筹备成立新的同业公会。1950年1月10日上海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结束会务。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