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3世纪中期的宋（蒙）元战争，是四川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次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社会衰败，自汉唐以来直至两宋时期的经济繁荣、文化繁盛景象不复存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地方社会的重建，不得不依赖外省移民。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四川又迭次遭受持续而残酷的战乱，战后地方的恢复和发展同样依赖外省移民。因此，移民成为元明清时期四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现象被著名移民史家葛剑雄教授视为“移民与地区重新开发”的典型例子。因此，元明清时期的四川移民史研究，不仅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四川区域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实际上，若将移民现象置于“区域”变迁的脉络中来理解，将移民史与社会史研究整合起来，即可显示出四川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巨大潜力和鲜明特色，是深化理解中国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世松先生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下文简称“《大移民》”）一书昭示了这一点。
　　陈世松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早年专攻蒙元史，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投身于四川客家和移民史研究。他与他领衔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团队，为四川客家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奠基性贡献。《大移民》以川渝地区有关民众祖籍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的传言为探讨主线，通过移民史和移民传说两条路径，对元明以降四川社会历史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叙述和解读。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并以“优秀”等級结题，令人充满阅读的期望。通观全书，由导论和十章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前七章，主要研究元明时期湖广尤其是麻城籍移民迁移入川的史实以及移民在川的分布和发展情形。经历宋元战争的重创后，四川的发展有赖于屯田的大力推行，在成都路崇庆州（今成都市崇州市）境内有两处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地点。据作者考证，此“孝感乡”实为军屯的番号，其屯军人户即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元代中后期，大批长江中游的“襄、汉流民”自发迁徙入川，私开盐井或耕地垦荒，主要分布在沱江流域两翼的川中丘陵地带。元末红巾军动乱，推动了大量湖广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以及来自河南、江西的避难家族经孝感乡辗转迁徙入川，成为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的滥觞。至正十七年（1357年），随州的明玉珍率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溯江而上，占领重庆，后来建立大夏政权，入川的将士及其家属留居四川。加上明氏在家乡推行招民政策，有大量麻城一带的移民进入四川，据说其总量超过了元代四川的土著人口，使得元代中后期以来的楚人迁川活动至此达到高潮。洪武四年（1371年），明王朝将四川纳入版图，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征集一批楚籍（尤以黄州、麻城籍为多）军士屯守川内各地卫所，一方面安置明氏旧部的士卒。同时，在洪武初年“迁民之策”下，大批湖广民众被强制征发迁移入川，麻城孝感乡是迁民办理手续和出发的地点，这批迁民大多被安置在川东、川南等地的要冲地带“富、荣二邑”（今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等地）。由此可见从元初到明初湖广麻城一带移民连续迁徙入川的现象。作者完整讲述了历次移民的背景、动因、规模、路线、安置地点、分布、在迁入地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等。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该书在史实考证的精确性和事实论证的整体性上都有超越。例如对元代屯军的原籍地，前人研究并没有仔细追索；有关洪武移民的分布及其家族发展史，前人亦几乎没有涉及。
　　第二部分包括后三章，主要研究“麻城孝感乡”这一祖籍传说的形成过程、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和当前精神家园建设的意义。在川渝民间广为流传的“麻城孝感乡”，与“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矶巷”“宁化石壁村”等“祖先同乡传说”一样，与移民事实并非一回事。以往学者多将“麻城孝感乡”视为一种本质化的对象，故以移民中转站或冒籍现象，或者泛泛的“认同论”来解释这一传说的形成和流传机制。该书却提供了另一种更具实证性和创新性的解释。书中第八章《移民记忆的符号建构》详细阐释了“麻城孝感乡”传说的形成、流播机制及其原因。作者指出，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由此撒播了川人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即以此为源头。随着时间流逝，到明代中晚期，移民后裔一方面对原祖籍地的记忆渐趋模糊，一方面对祖籍地的记述却渐趋确切，说明此时移民对于祖籍记忆已经具有很浓的传说色彩了。因此，明末“麻城孝感乡”的传说已见雏形。明清易代造成四川社会的集体失忆，但却为明末就已存在的“麻城孝感乡”祖籍传说的延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因为越来越多不知祖籍的人附和称自己祖先亦从麻城孝感乡迁来。此时，不断有各种故事元素（如“张献忠剿四川”）加入进来，内容愈加丰富生动。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孝感乡”传说不断泛化，成为四川民众广泛认同的移民祖籍地。从明初到民国，前后持续了五六百年的时间，“麻城孝感乡”由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为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这种“过程”式的解读，值得赞赏和仔细品味。作者重点解释了明末该传说初见雏形以及清末民国传说泛化的原因。前者在于嘉靖“大礼议”改革开启了小宗祭祀和始祖祭祀的风潮、湖广移民家族修建家庙祠堂的带动作用、文化名流的宣传以及孝感乡资源的示范作用。后者在于清代中后期商贸的发展促进了“麻城孝感乡”传说的传播、清末在建构国族过程中的乡土志编撰与收集族姓祖籍的工作，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不知祖籍家族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此祖籍地。这些推理性说明，颇具见识和解释力。但在我看来，这些原因未必是充分的，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空间。
　　就整体而言，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移民原乡的考察、采用文献解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文字写作通俗易懂、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等等，都是其从事相关研究以来的显著特征。“麻城孝感乡”与当前川渝民间的修谱、寻根的热切举动密切相关，该传说有利于推动地域文化的整合，进而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价值，该项研究凸显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移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有三：
　　第一，移民史研究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史料的缺失，作者却能另辟蹊径，发掘更多可资利用的史料，并对某些关键材料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比如作者对《元史·兵志》《经世大典·屯田》、邹知新《都碑记》、吴登启《招民榜文示》和朱燮元《抚蜀疏草》中相关记载，以及个别族谱的深入分析对坐实书中结论具有重要作用。作者还使用了大量新出土的明代墓志，对理解移民事实和“麻城孝感乡”传说的形成过程都有重要价值。
　　第二，最近的移民祖籍传说研究，似乎在一种“事实”与“思想”之间摇摆，分歧其实是由于传说的形成机制不同造成的，对于移民传说的解析需要视具体历史情形而定。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指出在研究共同祖源现象时，要“充分重视南北移民区的差异，参考借鉴但不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解读模式”。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考证来自麻城孝感乡移民的事实，指出是明初的移民事实为“传说”的孕育“播撒了种子”。同时，该书也说明这一“传说”的形成、丰富、传播、泛化则是另外一套机制，这一过程已经偏离了“事实”这个核心。“传说’’从“事实”出发，做的却是“离心运动”，其运动轨迹和形态是由时下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知识脉络所决定的。这是作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第三，区别于以往按时段讲述移民史的做法，该研究立足于湖广和四川这一大区域的历史，在该区域的历史变迁中理解移民现象。这种做法不同于按时段切割划分移民进程的片段式移民史研究，也不同于将移民迁出地历史当作一种移民原因的解读。在一个大区域的长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持续的移民运动，或者说是某种移民模式的反复再现，而非孤立的移民事件。该研究所揭示的移民事实和移民传说的发生史，让我们看到的是深层次的区域社会的长时段变迁。所以，我更愿意将该书看成是一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著作，而“移民”只是切入其中的一个视角。
　　总之，《大移民》既不同于以往的地方通史、移民史和断代史著述，更与围绕家族姓氏、祖籍寻根、移民圣地展开研讨的学术成果相区别，其中颇多创新之举，堪称一部移民史视野下四川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创新力作，实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學术新突破，达到了新的研究高度。不过，“移民”虽然是研究四川区域社会史的重要视角，却非唯一视角。欲达致对四川区域社会史更为整体和深入的研究，还需学人的不懈努力。幸运的是，《大移民》为继续探索之路提供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