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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碳税对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性为基点，以江苏省和山西省为例，参考了李绍荣的生产函数模型，利用Eviews6.0对碳税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碳税征收对两个地区经济及环境带来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碳税；区域差异；能源消耗
一、现状分析
随着世界气候异常，有关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有责任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而通过碳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理论上已被证明是最经济的手段。目前，中国已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我国自然资源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匹配，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是与内陆及西部地区相比，资源较为匮乏；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如果在征收碳税时采取相同政策，则会对不同经济区域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将以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省为例分析碳税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影响。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其人均GDP、综合竞争力、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均居全国各省第一。2013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161.7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46.0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9094.0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421.6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2：49.2：44.6。截至2013年，江苏矿产资源发现133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有67种，但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等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储量较低，因此江苏省需要从外省市和国外进口大量煤炭用于发展。
而被誉为煤炭大省的山西省，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种120种，其中煤炭保有资源储量2767.85亿吨，煤层气保有资源储量1825.16亿立方米，居全国前列。2013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12602.2亿元，比上年增长8.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3.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792.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035.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1：53.9：40.0。
二、模型建立
目前，我国还没有征收碳税，缺少对石化能源征收的数据。而我国目前为保护环境所设置的最重要的税种为资源税，应税资源包括矿产品和盐。其中矿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煤炭、天然气等。碳税相当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含碳资源进行征税，因此我们可以用资源税代替资源税替代碳税来分析。参考李绍荣、张明文等提出的生产函数模型，本文做出如下扩展模型，即
Yt=KtαxtLtβxtEtγxtec+δxlt+εt
对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则有
Ln（Yt）=c+αxtln（Kt）+βxtln（Lt）+γxtln（Et）+δxlt+εt
其中，变量Yt、Kt、Lt、Et、和xlt 分别表示某地区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能源消费量和资源税，xt 表示资源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参数α、β 、γ、δ为带估参数。α表示资源税比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若α 为正表明资源税所占比重越大，则固定资产投资量越大；β表示资源税比重对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若β为正则说明资源税比重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γ表示资源税比重对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若γ为正表明资源税的比重的增加能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在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能源要素的利用率提高了，因此征收碳税会减少能源的消耗量，降低整体碳排放量；δ 表示剔除资本、能源和劳动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后，资源税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若δ为正表示提高资源税会增加经济的总体规模，这就意味着征收碳税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及能源消耗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资源税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通过对上述这些参数的估计，可以分析出碳税的征收对于江苏省和山西省带来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12年的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别拟合两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总数、能源消费量、资源税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线性关系。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数据属于时间序列，因此为了确定变量的稳定性、避免得到伪回归，首先对上述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采用了ADF、PP、LLC、Im、Pesaran and Shin五种方法。检验结果显示：除了xlt为二阶单整变量，其余均为一阶单整变量，说明本文所采用变量均为不平稳变量。
对于不平稳变量，回归前应当做协整检验，本文采用Perdroni法对同阶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面板协整检验中7个统计量有5个拒绝原假设，那么可认为同阶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6.0分别对江苏省和山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总数、能源消费量、资源税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显著性水平也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能源消耗、资源税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关系显著。具体来说，资源税的增加能够增加江苏省的经济增长：资源税每增加1%，就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增加e0.017824倍。说明碳税的征收不但不会对江苏省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有效促进了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另外，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源税比重的增加造成了就业人员数量的减少，同时也导致了江苏省能源消耗的减少。因为，开征碳税一方面会淘汰竞争力弱的企业，导致失业人员的增多，另一方面征收碳税会加快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实现节能减排。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达到了0.99以上，而且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就业人员、资源税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关系相对显著。对山西省而言，资源税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资源税每增加1%，经济规模总体增加e0.02115倍。因为，碳税的征收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政府的总体财政规模，有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外，数据显示资源税比重的增加会使得山西省的失业人数增加，却不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减少。因为山西的企业大多是能源集中型企业，目前的资源税税率较低，尚不能对企业节能减排起到约束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碳税的征收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碳税比重增加在江苏省引起能源消耗的减少量要远远大于山西省；碳税比重的增加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效应，江苏省也远高于山西省。
三、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碳税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长远的积极影响。但目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到各个地区间的差异性，包括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治理能力等。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税收标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利于我国实行的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战略。
因此，面对这一现象，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税负承受能力，制定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阶梯式碳税税率。其次，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政府可以进行税收优惠，采取先征后返，税收减免等措施。这样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再次，政府可以实行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让不同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碳排放交易，从而有助于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使用清洁能源代替，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最后，政府应当采取税收中性制度，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他税种税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同时关注碳税引起的收入差距增大等问题，将碳税的部分财政收入用于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参考文献：
[1]张学敏，吕双春.碳税对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分析——以北京和甘肃为例[J].区域经济，2013（11）.
[2]金艳鸣，雷明，黄涛.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7（03）.
[3]蒋书彬，宋静波.碳税经济效应的地区间比较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05）.
[4]Baranzinla，Goldemberg J，Specks. A
future for carbon taxes[J].Ecological Econo
mics，2000（03）.
[5]Garbaccio R F， Ho M S， Jorgenson D W.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0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关键词：碳税；区域差异；能源消耗
一、现状分析
随着世界气候异常，有关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有责任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而通过碳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理论上已被证明是最经济的手段。目前，中国已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我国自然资源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匹配，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是与内陆及西部地区相比，资源较为匮乏；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如果在征收碳税时采取相同政策，则会对不同经济区域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将以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省为例分析碳税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影响。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其人均GDP、综合竞争力、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均居全国各省第一。2013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161.7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46.0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9094.0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421.6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2：49.2：44.6。截至2013年，江苏矿产资源发现133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有67种，但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等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储量较低，因此江苏省需要从外省市和国外进口大量煤炭用于发展。
而被誉为煤炭大省的山西省，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种120种，其中煤炭保有资源储量2767.85亿吨，煤层气保有资源储量1825.16亿立方米，居全国前列。2013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12602.2亿元，比上年增长8.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3.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792.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035.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1：53.9：40.0。
二、模型建立
目前，我国还没有征收碳税，缺少对石化能源征收的数据。而我国目前为保护环境所设置的最重要的税种为资源税，应税资源包括矿产品和盐。其中矿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煤炭、天然气等。碳税相当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含碳资源进行征税，因此我们可以用资源税代替资源税替代碳税来分析。参考李绍荣、张明文等提出的生产函数模型，本文做出如下扩展模型，即
Yt=KtαxtLtβxtEtγxtec+δxlt+εt
对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则有
Ln（Yt）=c+αxtln（Kt）+βxtln（Lt）+γxtln（Et）+δxlt+εt
其中，变量Yt、Kt、Lt、Et、和xlt 分别表示某地区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能源消费量和资源税，xt 表示资源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参数α、β 、γ、δ为带估参数。α表示资源税比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若α 为正表明资源税所占比重越大，则固定资产投资量越大；β表示资源税比重对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若β为正则说明资源税比重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γ表示资源税比重对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若γ为正表明资源税的比重的增加能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在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能源要素的利用率提高了，因此征收碳税会减少能源的消耗量，降低整体碳排放量；δ 表示剔除资本、能源和劳动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后，资源税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若δ为正表示提高资源税会增加经济的总体规模，这就意味着征收碳税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及能源消耗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资源税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通过对上述这些参数的估计，可以分析出碳税的征收对于江苏省和山西省带来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12年的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别拟合两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总数、能源消费量、资源税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线性关系。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数据属于时间序列，因此为了确定变量的稳定性、避免得到伪回归，首先对上述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采用了ADF、PP、LLC、Im、Pesaran and Shin五种方法。检验结果显示：除了xlt为二阶单整变量，其余均为一阶单整变量，说明本文所采用变量均为不平稳变量。
对于不平稳变量，回归前应当做协整检验，本文采用Perdroni法对同阶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面板协整检验中7个统计量有5个拒绝原假设，那么可认为同阶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6.0分别对江苏省和山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总数、能源消费量、资源税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显著性水平也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能源消耗、资源税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关系显著。具体来说，资源税的增加能够增加江苏省的经济增长：资源税每增加1%，就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增加e0.017824倍。说明碳税的征收不但不会对江苏省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有效促进了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另外，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源税比重的增加造成了就业人员数量的减少，同时也导致了江苏省能源消耗的减少。因为，开征碳税一方面会淘汰竞争力弱的企业，导致失业人员的增多，另一方面征收碳税会加快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实现节能减排。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达到了0.99以上，而且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就业人员、资源税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关系相对显著。对山西省而言，资源税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资源税每增加1%，经济规模总体增加e0.02115倍。因为，碳税的征收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政府的总体财政规模，有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外，数据显示资源税比重的增加会使得山西省的失业人数增加，却不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减少。因为山西的企业大多是能源集中型企业，目前的资源税税率较低，尚不能对企业节能减排起到约束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碳税的征收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碳税比重增加在江苏省引起能源消耗的减少量要远远大于山西省；碳税比重的增加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效应，江苏省也远高于山西省。
三、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碳税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长远的积极影响。但目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到各个地区间的差异性，包括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治理能力等。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税收标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利于我国实行的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战略。
因此，面对这一现象，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税负承受能力，制定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阶梯式碳税税率。其次，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政府可以进行税收优惠，采取先征后返，税收减免等措施。这样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再次，政府可以实行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让不同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碳排放交易，从而有助于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使用清洁能源代替，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最后，政府应当采取税收中性制度，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他税种税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同时关注碳税引起的收入差距增大等问题，将碳税的部分财政收入用于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参考文献：
[1]张学敏，吕双春.碳税对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分析——以北京和甘肃为例[J].区域经济，2013（11）.
[2]金艳鸣，雷明，黄涛.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7（03）.
[3]蒋书彬，宋静波.碳税经济效应的地区间比较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05）.
[4]Baranzinla，Goldemberg J，Specks. A
future for carbon taxes[J].Ecological Econo
mics，2000（03）.
[5]Garbaccio R F， Ho M S， Jorgenson D W.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0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