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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齐时期，赋以众多传播方式为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使这一文体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关键词：赋；口头；书面
作者简介：王芳（1990-），女，河南商丘人，汉族，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刘宋时代，文学开始回归本质注重文采，扭转了东晋时期文学重谈玄理的风气，抒情体物的文章渐渐多起来。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赋也重新注重抒情性，而且其传播方式也在继承汉代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口头这种最原始的传播方式发挥作用的同时，由于纸的发明，书面传播开始成为重要方式，主要包括上书、下诏、书写、注释、引用等。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传播速度加快，而且传播范围更广泛。
一、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作为文学传播中最古老的传播方式，上古时期文学作品大多是集体创作，口耳相传，产生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能够流传到后世，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流传下来，而且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加入了新的元素，以至于很多故事有着不同的版本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纸张已经产生，但是口头传播依然盛行，口头传播的即时性对于促进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这时期口头传播在它的基本功能——传递信息之外又增添了些许的审美意味，如“豹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1]南朝时期，口头传播主要是诵读。如“（庾登之）尝于晦坐诵《西征赋》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虽恨而常优容之。”[2]文人诵读自己较为欣赏的辞赋，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这种传播方式，与以往那种口耳相传讲故事不同，更加具有雅趣，也是文人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二、书面传播
（一）上书
上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其对象一般是君主或诸侯，上书的目的主要是讽谏和颂美，这是对汉朝以来献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到刘宋时期依然盛行，至刘宋末年犹有江淹献建平王刘景素的《灯赋》以为讽谏。而萧齐统治的二十五年，献赋活动依然很频繁，尤其是齐武帝萧赜统治期间更是异常繁荣。如《南史·王彬传》：“齐武帝起旧宫，彬献赋，文辞典丽。”[3]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在《南齐书·皇后传》中记载：“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4]这是在献赋中比较罕见的现象，赋作是由一位妇人献上来的，在古代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窥探到当时献赋现象的普遍性。
献赋是为了称颂朝政，夸耀帝王的贤明，其目的是为粉饰当朝，愉悦主上。因此，献赋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的除“讽谏”之外的另一种功用，那就是“颂美”。在当时的君臣情景中，君主是权威而臣子处于附属地位，献赋作为臣子对于君主的一种文学行为，在内容方面必须考虑到君主的喜好和威信，其“讽谏”功能往往会大打折扣，被“颂美”所遮蔽。
（二）下诏
下诏是帝王出于自身的喜好，以君主權威要求臣子们作赋。刘宋时期的君主大多爱好文艺，如裴子野《雕虫论》序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5]这种下诏形式命令大臣们作赋的事件，在刘宋时期非常频繁，如《宋书·谢庄传》：“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6]
这种君主以命令的形式让臣下作赋，显然易见可以促进赋的传播，这与前一种传播有类似之处，就是臣子们往往要考虑君主对内容的接受，歌功颂德就成为这类赋的主题，所以造成赋作的华而不实，空而无物。除此之外，还形成了造假的风气，就如裴子野所说“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这种雇佣他人写作，来取得名利的方式，造成很恶劣社会影响。
（三）书写传播
1、题壁
古代的交通方式虽然没有今天发达，但古代人却酷爱旅游尤其是一些名人，名山大川往往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在旅游中一方面可以陶冶情操，另一面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在旅游中诗兴大发或偶有所得，就把它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这既是一种风雅的行为也可以借助名胜古迹增加自己的诗词的传播范围。文学作品通过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这也是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在南朝，赋作依靠这种方式传播也是时常发生的。如《南史· 谢举传》：“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绩，世称为‘何吴郡’。及举为政，声迹略相比。曾要何征君讲《中论》，何难以巾褐入南门，乃从东囷进。致诗往复，为《虎丘山赋》，题于寺。”[7]
2、赠答
赠答这种传播方式古已有之，如汉代秦嘉的《赠妇诗》《赠妇诗三首》。通过诗歌的方式来赠答，文人主要出于功利目的或者纯粹是为了感情交流。承担这一功能的文体主要是诗歌，而南朝时期则出现了以赋赠答的情况，如《南史·陆倕传》：“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赠以昉，昉因此名以报之。”[8]据记载任昉则有《答陆倕感知己赋》。这一时期以赋作为赠答有很多，甚至对方赠之以诗，而作者也要以赋来回答。
可见南朝时期以赋为赠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以赋为媒介，既可以增进感情，也是切磋技艺一种方式。赋成为赠答体，是其本身社会功能的增加，同时也大大促进赋的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四）评论
赋作的评论，往往在促进赋作本身传播的同时也使得评论者的观点得以传播，尤其是那些鉴赏式或者随感式的评论，有时候会产生大于文本本身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如果评价普遍比较高的话则很大程度会影响当时的作品风格。评论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作重要的传播方式，如《南史·刘杳传》：“后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晋安王府参军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而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9]王僧孺对刘杳的《林庭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出于自发，但是在增加某一具体作品的社会知名度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这种评价是出自于当时的名士。
精准的评价来源于评论者高度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而且这些评价会影响后世人们对这些辞赋的认知。普通读者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他们在选择作品时很大程度上会依赖批评者所做出的结论。评论这种传播方式对于赋作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那些被批评或者被忽视的辞赋甚至具有一定的淘汰作用。
（五）赋论
到了刘宋时期，“文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特性认识更加充分。而文学理论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关于辞赋方面的理论也蔚然成风，理论一方面对辞赋进一步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对辞赋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如沈约《谢灵运传论》：“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10]沈约对于辞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总结了各个时期辞赋的特点。正是这种高水平的赋论，在促进辞赋传播的同时，深化了人们对于辞赋本身特性和流变过程的认识。
（六）注释
注释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有着深渊的影响，从两汉时期起，文学作品就不再是原原本本地传播，很多时候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本子往往附加着各类注解。普通民众或者说资质平凡的读书人对于一些文本阅读存在障碍，而这类加有注释的本子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文本，读者在接受文本的同时无疑又接受了不少其他信息和内容，它引导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接受，但是也会限制对作品的多样化解读。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与注家的笺注有关。在古代除了政府有组织的注释文本，大多数是出于自发的一种行为，如《南史·僧虔传》：“僧虔著《书赋》，俭为注序甚工。”[11]王俭为《书赋》作注序完全出于自身的喜爱，再如何承天的《陆机<连珠>注》也是出于此等动机。
注释者或出于纯粹的喜欢这篇赋，或者出于使某篇赋广泛传播的意愿为之作注，还可能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除此之外还有《百赋音》和《赋音》二种，顾名思义，当是为赋集或选本而作的注的。不管是应命作注，还是自发作注，都已由单篇作品扩展到赋总集或选本。这表明以注释这一形式对赋进行整理编纂的工作，在南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七）引用
引用，這种传播方式是建立在引用者对所引用诗赋的深刻的理解之上，如果某一个辞赋的诗句被广泛引用，不仅可以提高诗赋的知名度，而且引用者根据自己的引用目的以及所在语境的不同，从而赋予辞赋本身含义以外的新内涵，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新内涵的广泛传播，从而使人们忘记它最初所使用的语境。这种传播方式也可以防止辞赋在历史河流中被埋没。引用也是南北朝时比较广泛的一种传播方式，如《南史·王俭传》：“时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俭曰：“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列侍，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12]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优秀的文学著作能够流传下来，与古代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文学的传播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变，从最初以口头传播为主转变为以书面传播为主，而每一种传播方式各有其优点，口头传播具有即时性和生动性，而书面传播具有持久性。而在书面传播中也有很多方式如注释型传播，不仅使文本本身流传下来，而且很多注者精彩的见解也成为了经典。古代辞赋能够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与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注释：
[1]（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988页。
[2]（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595页。
[3]（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1页。
[4]（梁）萧子显：《南齐书下》，岳麓书社，1998年，第269页。
[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6]（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439页。
[7]（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25页。
[8]（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787页。
[9]（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703页。
[10]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11]（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48页。
[12]（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40页。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隋书经籍志[M].中华书局.1985.
[2]张洪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演进及其经济动因探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
[3]秦艳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探析[J].教育现代化.2016.
关键词：赋；口头；书面
作者简介：王芳（1990-），女，河南商丘人，汉族，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刘宋时代，文学开始回归本质注重文采，扭转了东晋时期文学重谈玄理的风气，抒情体物的文章渐渐多起来。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赋也重新注重抒情性，而且其传播方式也在继承汉代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口头这种最原始的传播方式发挥作用的同时，由于纸的发明，书面传播开始成为重要方式，主要包括上书、下诏、书写、注释、引用等。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传播速度加快，而且传播范围更广泛。
一、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作为文学传播中最古老的传播方式，上古时期文学作品大多是集体创作，口耳相传，产生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能够流传到后世，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流传下来，而且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加入了新的元素，以至于很多故事有着不同的版本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纸张已经产生，但是口头传播依然盛行，口头传播的即时性对于促进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这时期口头传播在它的基本功能——传递信息之外又增添了些许的审美意味，如“豹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1]南朝时期，口头传播主要是诵读。如“（庾登之）尝于晦坐诵《西征赋》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虽恨而常优容之。”[2]文人诵读自己较为欣赏的辞赋，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这种传播方式，与以往那种口耳相传讲故事不同，更加具有雅趣，也是文人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二、书面传播
（一）上书
上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其对象一般是君主或诸侯，上书的目的主要是讽谏和颂美，这是对汉朝以来献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到刘宋时期依然盛行，至刘宋末年犹有江淹献建平王刘景素的《灯赋》以为讽谏。而萧齐统治的二十五年，献赋活动依然很频繁，尤其是齐武帝萧赜统治期间更是异常繁荣。如《南史·王彬传》：“齐武帝起旧宫，彬献赋，文辞典丽。”[3]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在《南齐书·皇后传》中记载：“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4]这是在献赋中比较罕见的现象，赋作是由一位妇人献上来的，在古代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窥探到当时献赋现象的普遍性。
献赋是为了称颂朝政，夸耀帝王的贤明，其目的是为粉饰当朝，愉悦主上。因此，献赋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的除“讽谏”之外的另一种功用，那就是“颂美”。在当时的君臣情景中，君主是权威而臣子处于附属地位，献赋作为臣子对于君主的一种文学行为，在内容方面必须考虑到君主的喜好和威信，其“讽谏”功能往往会大打折扣，被“颂美”所遮蔽。
（二）下诏
下诏是帝王出于自身的喜好，以君主權威要求臣子们作赋。刘宋时期的君主大多爱好文艺，如裴子野《雕虫论》序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5]这种下诏形式命令大臣们作赋的事件，在刘宋时期非常频繁，如《宋书·谢庄传》：“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6]
这种君主以命令的形式让臣下作赋，显然易见可以促进赋的传播，这与前一种传播有类似之处，就是臣子们往往要考虑君主对内容的接受，歌功颂德就成为这类赋的主题，所以造成赋作的华而不实，空而无物。除此之外，还形成了造假的风气，就如裴子野所说“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这种雇佣他人写作，来取得名利的方式，造成很恶劣社会影响。
（三）书写传播
1、题壁
古代的交通方式虽然没有今天发达，但古代人却酷爱旅游尤其是一些名人，名山大川往往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在旅游中一方面可以陶冶情操，另一面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在旅游中诗兴大发或偶有所得，就把它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这既是一种风雅的行为也可以借助名胜古迹增加自己的诗词的传播范围。文学作品通过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这也是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在南朝，赋作依靠这种方式传播也是时常发生的。如《南史· 谢举传》：“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绩，世称为‘何吴郡’。及举为政，声迹略相比。曾要何征君讲《中论》，何难以巾褐入南门，乃从东囷进。致诗往复，为《虎丘山赋》，题于寺。”[7]
2、赠答
赠答这种传播方式古已有之，如汉代秦嘉的《赠妇诗》《赠妇诗三首》。通过诗歌的方式来赠答，文人主要出于功利目的或者纯粹是为了感情交流。承担这一功能的文体主要是诗歌，而南朝时期则出现了以赋赠答的情况，如《南史·陆倕传》：“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赠以昉，昉因此名以报之。”[8]据记载任昉则有《答陆倕感知己赋》。这一时期以赋作为赠答有很多，甚至对方赠之以诗，而作者也要以赋来回答。
可见南朝时期以赋为赠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以赋为媒介，既可以增进感情，也是切磋技艺一种方式。赋成为赠答体，是其本身社会功能的增加，同时也大大促进赋的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四）评论
赋作的评论，往往在促进赋作本身传播的同时也使得评论者的观点得以传播，尤其是那些鉴赏式或者随感式的评论，有时候会产生大于文本本身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如果评价普遍比较高的话则很大程度会影响当时的作品风格。评论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作重要的传播方式，如《南史·刘杳传》：“后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晋安王府参军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而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9]王僧孺对刘杳的《林庭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出于自发，但是在增加某一具体作品的社会知名度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这种评价是出自于当时的名士。
精准的评价来源于评论者高度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而且这些评价会影响后世人们对这些辞赋的认知。普通读者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他们在选择作品时很大程度上会依赖批评者所做出的结论。评论这种传播方式对于赋作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那些被批评或者被忽视的辞赋甚至具有一定的淘汰作用。
（五）赋论
到了刘宋时期，“文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特性认识更加充分。而文学理论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关于辞赋方面的理论也蔚然成风，理论一方面对辞赋进一步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对辞赋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如沈约《谢灵运传论》：“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10]沈约对于辞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总结了各个时期辞赋的特点。正是这种高水平的赋论，在促进辞赋传播的同时，深化了人们对于辞赋本身特性和流变过程的认识。
（六）注释
注释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有着深渊的影响，从两汉时期起，文学作品就不再是原原本本地传播，很多时候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本子往往附加着各类注解。普通民众或者说资质平凡的读书人对于一些文本阅读存在障碍，而这类加有注释的本子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文本，读者在接受文本的同时无疑又接受了不少其他信息和内容，它引导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接受，但是也会限制对作品的多样化解读。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与注家的笺注有关。在古代除了政府有组织的注释文本，大多数是出于自发的一种行为，如《南史·僧虔传》：“僧虔著《书赋》，俭为注序甚工。”[11]王俭为《书赋》作注序完全出于自身的喜爱，再如何承天的《陆机<连珠>注》也是出于此等动机。
注释者或出于纯粹的喜欢这篇赋，或者出于使某篇赋广泛传播的意愿为之作注，还可能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除此之外还有《百赋音》和《赋音》二种，顾名思义，当是为赋集或选本而作的注的。不管是应命作注，还是自发作注，都已由单篇作品扩展到赋总集或选本。这表明以注释这一形式对赋进行整理编纂的工作，在南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七）引用
引用，這种传播方式是建立在引用者对所引用诗赋的深刻的理解之上，如果某一个辞赋的诗句被广泛引用，不仅可以提高诗赋的知名度，而且引用者根据自己的引用目的以及所在语境的不同，从而赋予辞赋本身含义以外的新内涵，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新内涵的广泛传播，从而使人们忘记它最初所使用的语境。这种传播方式也可以防止辞赋在历史河流中被埋没。引用也是南北朝时比较广泛的一种传播方式，如《南史·王俭传》：“时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俭曰：“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列侍，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12]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优秀的文学著作能够流传下来，与古代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文学的传播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变，从最初以口头传播为主转变为以书面传播为主，而每一种传播方式各有其优点，口头传播具有即时性和生动性，而书面传播具有持久性。而在书面传播中也有很多方式如注释型传播，不仅使文本本身流传下来，而且很多注者精彩的见解也成为了经典。古代辞赋能够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与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注释：
[1]（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988页。
[2]（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595页。
[3]（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1页。
[4]（梁）萧子显：《南齐书下》，岳麓书社，1998年，第269页。
[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6]（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439页。
[7]（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25页。
[8]（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787页。
[9]（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703页。
[10]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11]（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48页。
[12]（唐）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40页。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隋书经籍志[M].中华书局.1985.
[2]张洪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演进及其经济动因探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
[3]秦艳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探析[J].教育现代化.2016.